书无完书——对《靖海澄疆》的诸多疑问
《靖海澄疆》再版了，多年前借读留下了不少的疑问，新版似乎没有改动，疑问依旧，遗憾很多，记录如下。
一、到底能不能叫“北洋水师学堂”？
马幼垣先生在《靖海澄疆》里批评得最多的学者之一就是王家俭先生。其中一条如下：“该栏又说第三届留英学生很多人返国后在北洋水师学堂当教习；但清季的海校根本没有一所取名北洋水师学堂！一个研究中国近代海军史三十多年，著述丰富，享誉弥远的学者怎么会连这类基本常识都没有！”（《刘步蟾和东乡平八郎》注36）
说一个在自己领域钻研几十年的老学者没有常识是非常严重的。我对此不由得产生了疑问。随手翻检手边的书和资料，我认为作者的说法是有点站不住脚的,马幼垣先生对王家俭先生的其他批评都有理有据，但在这个问题上有点冤。
首先，确实没有一个海校的正式名称叫北洋水师学堂。正式名称叫天津水师学堂。
但是，北洋水师学堂这个称呼能不能用？是不是错误用法？是不是生造的词？会不会造成误会？这些还值得讨论。
姜鸣先生在《秋风宝剑孤臣泪》中有一文——《男儿怀抱谁人知？——细说严复和呂耀斗的仕途之路》，文中引用了《清德宗实录》中的一条记载：“以北洋水师学堂办学有成效，予教习都司严宗光、游击卞长胜······奖叙有差”。此中明确使用了北洋水师学堂一词。我心中一惊，难道古人就已经有了这个别称来称呼天津水师学堂？如果是，那王家俭先生使用有什么不妥呢？我抱着更深的疑问翻检《清实录》，发现原来是姜鸣抄错了。《清德宗实录》原文如下：“以天津水师学堂办有成效，予教习都司严宗光、游击卞长胜、学生伍光鑑王学廉等奖叙有差”。（短短一句话，抄错2处，马幼垣先生看见不知道会发多大火！）再核对了一下姜鸣的注释，我较为肯定他和我用的《清实录》为同一版本，不会有版本差异。那是不是姜鸣和王家俭一样没有常识？
再细看姜鸣的文章，他在此文中有两处都使用了北洋水师学堂，其余各处均使用天津水师学堂，说他没常识显然不可能。正好手边还有王家俭先生的《洋员与北洋海防建设》一书，其中仅第十章就多次提及天津水师学堂，可以说王家俭先生也不太可能没有常识。
而后通过姜鸣的文章查到《历史研究》2004年第2期上有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副教授马自毅女士一文——《“总教习”还是“洋文正教习”——严复任职北洋水师学堂期间若干史实考证》，该文不仅正文中出现北洋水师学堂一词，连标题、摘要、关键词也有该词。该文还引起其他学者讨论，史春林在《严复任职北洋水师学堂期间若干史实再考证》（《福建论坛：人文社科版》2005年第3期）一文中，就诸多事项与马自毅商榷，该文更是满篇都在使用北洋水师学堂一词。我还在网络上查询到《近代史研究所集刊》中所载黄克武《走向翻译之路:北洋水师学堂时期的严复》一文，也不断使用该词。网络上的科普文章就更不用说了，直接将北洋水师学堂与天津水师学堂并用。
我想再查下去可能会越来越多。多位清季历史的研究者、学者都用了“北洋水师学堂”，甚至在抄写错误时也没发现不对，而且可以明确是将北洋水师学堂和天津水师学堂视为一物的，那是不是可以说明这词早已成为了部分学者的一个习惯性称呼，或者是“北洋所建天津水师学堂”的一个简称？我认为大概率是如此。因为天津水师学堂本是李鸿章上奏所建，所用经费为北洋支出，所建地址在北洋重镇天津，所教学生后来多在北洋就职。有此别称从用词上说是很正常的。
后来我还在姜鸣文章中看到了一条消息，天津建了一个纪念馆，馆名居然是“严复与北洋水师学堂纪念馆”（见图），据说诸多学者教授都来捧场，却无人指出用词错误。可见已习以为常，不是大家都无常识。个人认为北洋水师学堂一词不是生造，也没有引起误会，很多学者都在用，和学者的素质、见识无关。
最后有一点奇怪，该词的使用都和严复有关，是不是严复研究学者最先使用而后泛滥开来呢？
二、甲午时超勇、扬威两舰到底有多慢？
马幼垣先生在《甲午战争期间李鸿章谋速购外舰始末》一文中，对超勇、扬威两舰的速度是非常愤恨的。他说“刚建成时，最高时速可达16.5浬；······但因长期维修失当，甲午时此两舰时速仅得可怜的6浬（6节）。”（此文注229）关于6浬的记载，他所引资料为“Fred T.Jane,The Imperial Japanese Navy(London:W.Thacker Company,1904)”
然而，查阅其他学者的研究，这个数据差距就大了。
1.陈悦在《北洋海军舰船志》中说：“昔日的飞毛腿几乎成了北洋主力舰中速度最慢者，连12节都跑不到了。”（山东画报出版社2015年版第50页）书中并未注明出处。
2.同样是陈悦，在《碧血千秋：北洋海军甲午战史》一书认为“然而此时，两艘军舰因为十余年高强度的使用，机器设备老化严重，配备的锅炉都到了即将报废的边缘，以至最高航速只能达到7节左右······”（吉林大学出版社2008版第101页）同样书中没给出处。
3.再来看看张黎源的研究，他在《泰恩河上的黄龙旗》一书中引用《布莱克伍德爱丁堡杂志》的记载（The Chinese Navy I.The Battle of the Yalu,Blackwood’s Edinburgh Magazine,Vol.CLVIII,July-December 1895,William Blackwood&sons,P.471），认为“由于保养不善，二舰的锅炉基本报废，······原本16节的航速降到了11节······”（三联书店2020年版246页）。
4.戚其章在这个问题上比较夸张，《甲午战争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版）直接用图表列出了战前北洋舰队的战术参数，从文字看应该是引用的日方资料。在120页至121页的图表中，超勇、扬威两舰的“速力”是15节。
这些都是比较有代表性的学者给出的数据，如果继续查，估计还会五花八门。那么上述哪个数据比较靠谱呢？
首先排除的戚其章的数据，纵观全表，他把所有战舰下水时的原始速度全部认为是黄海海战前的数据，根本不考虑多年使用造成的衰减。不仅如此，他在122页开列日本战舰数据时也是这样。还堂而皇之拿中日两方的数据做了平均比较，他认为“中国军舰与日舰本队的平均航速虽然差不多，却比其第一游击队每小时差3.9海里。”这种认知和比较的荒谬程度无需赘述了。因此15节的数据首先排除。需要说明的是，15节的数据也是不准确的，两舰下水时测得的数据是14.3节，强通风下16.5节。其实这样写书的作者远不止戚其章先生一人，诸如宗泽亚之流的学者都是这样，把下水时的参数当作战前数据来使用，还比较一番，这样的风气真是让人咋舌。
剩下4个数据差距依然很大，但没有找到直接分辨真假的资料或办法。我尝试从侧面求证。
从姜鸣、陈悦、戚其章等多人的研究中可以得到一个一致的结论，北洋舰队是9月16日凌晨1时许从大连湾出发的，16日午后到达大东沟洋面。按陈悦所引，16日下午2时，北洋舰队已经开始护航登陆，那么他们达到的时间应该在1点之前后，也就是说整个航程花了12个多小时。我查阅了中国地图出版社和成都地图出版社的2本《中国地图册》，它们都标注了大连湾至大东港的航线，距离都为135海里（250公里），见下图。
根据陈悦等多人的研究，舰队主力达到大东沟后，停在了大东沟口外10-12海里的地方，沟口据港口还有一段距离。也就是说他们的实际航程应在120海里左右，如果时间按13时计算，整个航程的平均时速大致为9.2节。也就是说，舰队中最慢的船也不会跑出低于此数据的平均航速。我可以推测，超勇、扬威两舰的航速可能在9节左右。
又根据黄海海战前舰队变换阵型时，北洋舰队的航速由5节逐步提升至7、8节，本来在舰队末尾的超勇、扬威就要横向移动航行最远距离到达横阵的末端，不可能不考虑它们的航速问题，所以7、8节应该是考虑了这个因素的，它们的航速如果是6节或多一点，那么它们就位时会被拉的很远。从陈悦《黄海大海战》书中收录的日本各舰事后战斗报告中的图看，超勇、扬威在纵向距离上并没有被拉太远。
综合这两个推测，我认为两舰的航速可能就是9节左右。当然这完全是我个人不严谨的推测。其实这个数据依然有无法解决的问题，那就是同行的镇中，镇南蚊船，虽然它们都曾入坞存放多年，使用强度不如其他舰只，但能否跑出9节也是存在疑问的，是否需要考虑洋流和风帆助力问题。
那两舰速度可不可能为11节以上呢？从文献看，两舰锅炉几近报废已经是人人皆知的事情，而日本同型号的“筑紫”舰，根据日本资料战前测试最高能跑出13.5节，战争中从来没有跑出10节以上，以双方维护的差距看，如果两舰都能达到11节以上的水准，那李鸿章、丁汝昌估计也不至于如此焦急。
总之，马幼垣先生不可能不知道对于两舰战前航速的其他各种不同表述，他直接就采信了6节的说法，不做任何的辨析，这既不符合他的风格，也确实留下了疑问。两舰战前到底有多慢只有期待其他学者来解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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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便说一下平远舰战前航速的同类问题。在《靖海澄疆》第194页（2025新版），作者认为“到甲午战争爆发时，‘平远’的时速只有6-7浬（甚至连能否达到6浬都不无疑问）······”如果不足6浬，那9月16日平远舰从大连湾出发的航程起码要20小时以上，这个怀疑不知道从何而来，感觉不是十分靠谱。而且，在199页，作者又认为如果平远替换上场，其航速和超勇、扬威持平，也不会影响阵型，既然作者都怀疑是不是有6节，那么替换的方案又怎么能站住脚？我感觉这是书中一个明显的矛盾。而陈悦在《碧血千秋》一书中认为，战时平远舰的航速“可能在8节左右”（137页）。我认为这个数据和推测的超勇、扬威数据接近，可能还稍有低估。
从本人所见的甲午海战书中，都没有一个战前北洋舰队航速的深入研究，都是含糊的说，很慢，锅炉维护不当，锅炉几近报废等等，所用数据也是少的可怜，多是猜测，也无辨析。北洋舰队的覆灭与其舰只航速严重落后日本有很大关系，而在每艘战舰的具体航速这个问题上，学者们居然没有一个彻底说清楚了（不排除本人孤陋寡闻），包括马幼垣先生，实在是非常遗憾。
三、 马幼垣先生的“万舟齐发”战术会不会奏效呢？
上述两个问题还只是存有疑问，那么这个问题，本人明确表示反对。马幼垣先生在本书第一章《鸦片战争期间的侵华英舰》的末尾说道：“这并不等于说中国只有挨打的份儿，更不等于说中国应采弃外洋，守内河，专赖岸上炮台的被动策略。聪明之法当是利用沿海地形设伏，候英舰驶近时，万舟齐发（各船拆下炮械，以增加速度，根本不准备和英方打彼优我劣之海上炮战），效果必可期。彼方一轮炮火的破坏力是有限的。那时的舰炮都是单发的，每舰复只有不超过半数的炮械能用以应对来自陆上方向的攻击，加上舰只数目本来就很有限，不可能发射一次排炮便结束战斗。再装弹，手续繁琐，未必有此机会。我方未毁船艇一旦靠近彼舰，即可飞索攀登，短兵攻击。那时我众彼寡，情势就大不同了（只有一发的步枪和手枪也难让英人占大便宜）。这比仅宜在近海采用的战术，用于内河就会自受环境所困。”（新版第25页）
对马幼垣先生这种幻想，我只能用茅海建先生在《天朝的崩溃》中批评林则徐的四个字形容——书生议兵！这种战术之荒诞让人不知从何说起，我就可行性梳理几条如下。
第一，英国舰队实力不强是否可以支撑这种战术？
马幼垣先生提出此种战术的重要前提是，鸦片战争中英国舰队的实力并不是他们能拿出手最强的舰队。他在梳理侵华舰只后认为，这只英国舰队是“儿戏”“杂牌军”“镴枪头”，并且舰队配备了大量落后的火炮——短程重弹轻炮，这种炮射程短，不适合对岸攻击。
首先，战争中军队实力的强弱是一个相对概念。随便查阅一下19世纪前半段的英国海军研究书籍，你会发现这只侵华舰队确实实力平平，在《鸦片战争中的中英船炮比较研究》（人民出版社2011版）一书中，作者张建雄得出了和马幼垣先生同样的结论。但是从这本书的介绍也可以看到，那时的英国海军执行的是“两强标准”，即英国海军实力要等于两个次级海军强国的海上力量之和。据张建雄所引，到了1840年英国战列舰总吨位到了25.7万吨，比当时美国、法国、荷兰、西班牙、丹麦、瑞典六国战列舰的总吨位之和，还要多出8.8万吨。（详细参考《风帆时代的海上战争》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版）其海军实力之强，作战经验之丰富，就算没有一只一等二等战列舰，但三等战列舰正是殖民侵略的主力，派出以四艘三等舰为主的百艘军舰小分队，恐怕都不是以缉拿海盗为主要目标的中国海军可以比拟的（具体比较可参考《鸦片战争中的中英船炮对比研究》）。仅仅因为纵向比较，认为这只英国舰队不强，就觉得横向比较中国也可以 “赢得漂漂亮亮”（马幼垣语），这是毫无根据的。
其次，武器先进与否也是一个相对概念。书中马幼垣先生一再贬低一种短程重弹轻炮，认为此炮过时，英军大量装备导致实力减弱。这种炮学名叫carronade，中文译为卡龙炮或卡隆炮，通俗讲它是一种舰队对决中，近距离破坏敌方舰体结构的轻便炮。这种炮是18世纪70年代出现，在拿破仑战争时期达到了其顶峰，二三十年后就被视为过时炮种，到鸦片战争时如马幼垣先生所讲已经是面临淘汰的境地，但在侵华舰队依然大量装备。
不过，卡龙炮的过时是相对于西方列强的海军而言，丁拱辰在道光21年出版的《演炮图说》中仍介绍这种炮，甚至到同治2年的黄胜，还在《火器略说》中介绍此炮。鸦片战争的镇海之战中，英军还曾缴获中国仿制的卡龙炮。满清中期承平日久，火器发展几乎停滞甚至倒退，对西方列强而言的淘汰装备，对中国而言还是先进的。不能说不是西方最先进的东西就对我们没优势。
还有一点，马幼垣先生在梳理英国侵华舰队时，几乎没有介绍舰队火炮种类。英军当时的舰炮，除了卡龙炮，还有大量不同口径的前装滑膛加农炮，小型舰只上有多种榴弹炮，还有舢板用的臼炮、火箭发射器等等。火器种类很多，这些火炮的威力不小，清朝官员作为亲历者留下了大量的文献描述，在此不赘述，怎么能因为一种炮过时，就判定英国舰队的实力很弱呢？
而且据刘鸿亮所引，英军的舰用火炮的有效距离最远超过1英里，并不是都如卡龙炮一般在400米左右。英军舰队在长远距离上依旧有相当的杀伤力，1814年美国的“埃塞克斯”号就是被英国海军“月神”号在远距离上击败。
总之，从以上两点来看，认为英军派出的不是最强舰队，有过时火炮，当时中国海军就有机可乘，这个前提结论是无法成立的。
第二、万舟齐发如何靠近英国军舰？
按马幼垣先生的设想，中国海军应该是用小舟小船靠近后，用兵勇“飞索攀登，短兵攻击”。个人认为这简直是幻想，理由如下：
1.如何躲过火力网？马幼垣先生说了，小舟小船要拆除火炮求得速度，快速靠近。那么在整个接近过程中，这些舟船只有被动挨打的份儿。从17世纪后半叶，列强海军的主要战术就是“线性列阵”战术，即所有舰只侧面对敌，排成首尾相接的长队，利用侧舷火炮攻击，再利用船体运动转向实现另一侧火炮攻击，然后循环攻击的模式。扬威将军奕经奏报如此描述这种战术：英舰炮“系两面排列，······光从大船桅顶开炮数声，各船大炮即接连同时开炮，声如迅雷，势如骤雨。······兼之逆船随时掉转，可以两面轮替开炮，其势更属不敌······”而侵华舰队的大小船只，火炮数量绝大多数在20门至74门不等，几只或十几只军舰排成一列，如果两面来敌，将出现在一个线列上数百门炮次第轰击的场面。试想，小舟小船从远处靠近，大约在1英里处开始将受到远距离加农炮的轰击，即使不直接击中这些小船，炮火冲击海面形成的巨大水浪也容易把这些船掀翻，在“万舟”密集冲锋下，就算只射一次估计也会有大量损失；剩下的幸运者冲破这一轮攻击，到几百米的距离，他们还会受到卡龙炮、小型加农炮等近距离火炮的密集射击，据张建雄所引《英法海战》（美国惠普尔，海洋出版社1986版27页）一书描述，“除普通炮弹外，军舰的火炮还可以发射各种各样的武器：一粒粒滑膛枪子弹大小的葡萄弹，一串串飞啸的链弹、火箭、炙热弹，以及暴雨般呼啸而来的铁钉子、废弃的锐利铁片。······其威力之大，以至最大的军舰在一小时之内可以连续发射30吨炮弹；其战斗力之强，以至炮弹发射往往持续数小时之久。”即使侵华舰队没有这种最大的军舰，其近距离火力网也很可怕，剩下的小舟小船在这种火网下，还能生存多少是存疑的；就算有部分小船冲破了前两轮射击，冲到了英军船下，他们还会面临底层甲板和上层甲板上人员的小口径步枪、火炮的射击，很难猜想会有很多人员在这一轮射击中毫发无伤。
再来看看中国海军此时能拿得出手的“万舟”都可能是些什么船只。据《清文献通考》记载，至清中期，沿海各省有舰只千余艘，其中外海战船28种，内河战船34种，主要品种为双蓬船、同安梭船、米艇、艍船、桨船等等，大小不一，快慢有别，载炮各异。这些船，航速慢、火力弱、难经风浪、操控笨拙，已经是共识，连道光帝在朱批也承认上述事实。
但是，按照马幼垣先生的设想，恐怕双蓬船、米艇此类中国的大船是不会参加此类行动的，只会是些更弱的小帆小桨，这些船规格也不同，质量更差。为求数量恐怕要大量雇佣沙船之类的民船。试想，一大群大小不一，质量低劣，航速各异的军民小船混合部队会是一个什么场景？它们会用什么队形？怎么统一指挥？采用什么航速？风向风力是否合适？怎么隐蔽发起突然袭击？恐怕在一片混乱之中，不停地遭受英国海军大炮轰击才是它们最可能的宿命!这些自杀小舟小船到达之前要经受多久的地狱之旅，简直难以想象。而且，我想问马幼垣先生，你将用什么办法保证在这个过程中士兵和民勇的心理不崩溃，他们是人，不是超人。
2、如何爬上英国军舰甲板？肯定有人会说，只要数量大，总会有中国船只能够靠近英国舰只。好，就以此为前提。那么这些幸存的小船也会面临以下问题。
一是如何和英国船只保持同向同速。英国海军的线列阵不可能保持不动吧？19世纪英国战列舰的航速根据等级不同舰龄不同有差别，但大致在7-10节之间，就算风速风向不好，在海口会降速，估计也在3-5节，相对中国的小船，这些巨舰的冲击力是巨大的。其他等级船只的航速一般更高，蒸汽明轮军舰速度更快，且受洋流影响更小，其冲击力对小船只也很大，很容易掀翻靠近的小船只。要保持和英国军舰的同向同速和适当距离你才能爬上去，而这种操作比登天还难。而且，你周围还有其它小船只，混乱之中无疑又增加了难度。
二是怎么克服海浪的颠簸。海面就算平静如镜，英军船只的行驶也会掀起海浪，这些小船怎么在上下颠簸之中，保持平稳，完成抛绳索沿船壳攀爬的动作？更难的是，英国舰只的水面高度在3-6米之间。比如参赞大臣齐慎奏报：“大夷船······出水一丈六尺（5.1米）。”我想问，在颠簸船壳上攀爬要多好的功夫才能不落水？就算功夫好，他们要多久才能上去？而中间又如何躲避来自甲板上英军士兵的射击？如果不是大量人员集中涌上甲板，就算少数人上去，会是什么下场？
用清朝官员的观察来结束这个疑问吧。广东巡抚黄恩彤在所写的《抚夷论》中写道：“夷船在海中，浪涌如山，束薪灌脂之小舟，岂能靠近？即近矣而彼随带三板多只，不难即时扑灭，至于草钢轮之法，或可施之小小轮船，若近日内地所造之水轮船耳。夷人以十余丈之火轮船，大船水激轮飞，奋迅飘忽，木排大链，且不能遏，而欲以盈尺径寸叶柔干弱之腐草，投入茫茫巨浸之中，将以缚其轮而灭之，此真梦呓之语，不足值一遽者也。”
虽然黄巡抚说的是用小舟小船火攻之法的荒谬，但可以看到如此小船只要靠近英军舰船实施攻击是多么的不可能！面对英国舰只的冲力，是多么的无力！
第三、19世纪有如此“万舟齐发”歼灭舰队的先例吗？马幼垣先生在《靖海澄疆》中最诟病各位学者的一点就是研究近代海军，不懂世界海军史，不懂海军技术，不懂外文文献。这确实是击中了此领域研究者们的要害。不过就这个“万舟齐发”的战术而言，我想问问马幼垣先生，在19世纪上半页的风帆战舰时代，有哪一个国家的弱势海军采用此战术干掉过英国人的舰队？或者放宽泛一点，自17世纪末风帆战列舰装备战术基本定型以来，有哪一个国家的海军用此战术干掉过别国海军的主力舰只？我查阅了资料没有找到，当然我孤陋寡闻的可能性存在，不过，如果有这类战例，我想史书肯定会大书特书，肯定会被人们津津乐道，而不是隐没不闻。我相信，有此辉煌先例，马幼垣先生熟知海军史，肯定会信手拈来的。然而没有！
先例没找到，反对马幼垣先生类似战术的先例倒是有。比如茅海建先生《天朝的崩溃》中（1995年版136-139页）详细批驳了林则徐的四大战术，其中就详细分析了跳船拼杀的可能性。他也指出三点，第一、靠近损失极大，第二、与英舰保持同向可能性极低，第三、根本跳不上去。要知道这还是跳帮战，爬上甲板那更难。
其实在多层甲板的战列舰被发明后，战舰侧舷火力的投射量出现了成倍增长，靠近后跳帮拼杀的可能性极具降低，而低层甲板火炮对小型船只的威胁非常大，所以接舷战变成了一种辅助战术，只有在炮火攻击中双方相等的战舰接近缠斗才有可能。而且，在接近后，双方都会用霰弹枪进行密集对射，想想那些爬船的士兵，他们真的能生存？据关天培的奏报，清军是专门训练过爬杆跳帮的，然而现实中一次都没有实现过。这就是典型的用冷兵器时代的思维去应对近代战术的悲剧。
再看一个历史中的例子。1839年11月，中英双方爆发穿鼻海战，英军载炮28门的六等舰volage（飞驰号，旧译窝拉疑号）和载炮20门的hyacinth（海安仙芙号，旧译海阿新号），与中国海军29艘舰只发生了战斗。29比2，中国海军完全可以围歼英国人，然而两艘英国军舰穿过中国海军阵型，一阵短暂的接触后，就击沉了3艘，重创1艘，击伤几艘。试想一下，如果一群小船只冲上去会是什么下场？
最后总结一下，在海上、陆上用人海战术与英国人交换，当时的清朝官员在奏疏中就无数次提及了，真不知道为什么马幼垣先生在两百年之后还会有这种落后战术的幻想？他在书中一再反对用民族主义、爱国主义为借口去粉饰甲午中的历史错误，为什么又幻想“土法”真的可以打败洋人，而不是催生出推动近代化才是出路这样的命题。一再强调要尊重海军史，又发明出这样脱离历史经验的招数。百思难解，百思难解。
其他疑问
对于这本书，本人还有不少疑问之处，比如马幼垣先生对戚其章先生评价甚好，但是他批评别的学者说北洋海军在黄海大战尾声追击日本舰队是无稽之谈，十分严厉。然而，这种说法早在1981年戚其章就提出了（详细参考《北洋舰队》），还取了个名字“反败为功”，让人哭笑不得。而且他本人坚持这种说法几十年，马先生居然视而不见，我只能怀疑他可能对戚其章的著作不太熟悉。不熟悉而评价，恐怕不妥。
还有各舰管带对舰只维护的责任问题，管带平日维护是否尽职？在整个维护、更换制度中他们究竟有多大责任？是不是都是他们的担子？锅炉老化没有及时更新是他们的责任吗？
购舰的样式问题真的就是一无是处吗？ 对官兵评价也有失偏颇，在战争中殉国都谈不上爱国，而水平不高，履职不当，这些错误就可以否定他们为国牺牲的一切？等等。
总之，这本书无疑是近代海军研究的顶流，但是它依然存在太多的疑问和遗憾留待以后，近代史研究依然是仍重而道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