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得佳作，极具启发

5年前初读，感觉十分平常，甚至非常反感作者套用西方理论剖析古代战争，对于作者在内政方面的疏略不无微词。5年后有了军事理论和宋辽战争史实的积累，回头再看本书，方知其高明和可贵，极具启发性。虽然在文体方面稍显粗糙，一些论证可以更加深入，但已然具备名家气象，诚为中国古代战争史中极为难得一见的佳作，可惜作者英年早逝，不然恐怕会有更加经典之名著。

作者从战略、战略文化、战役、战斗等多层次，分析宋辽战争中宋方军事灾难之原因。一定程度上颠覆了传统史家以“强本弱枝”、“重文轻武”、“先南后北”解释宋代失败的论断。

对于“强本弱枝”，首先边将仍然具有一定自主性，且可以在日常防御中发挥应有作用。而大的会战，则以禁军为主要力量，因此禁军力量得到加强并没有削弱宋军战力。而中央指挥权的加强，反而是更加“现代化”的制度，并不应被反对。不应将指挥权集中与宋太宗低劣的指挥统御能力相混淆。

对于“重文轻武”，则不符合宋初事实，武将仍然是宋辽战争中的主要中坚，这一论点放在宋中后期或许更加符合事实。

至于“先南后北”战略的批判，这只是一种后见之明的总结，当时并不存在宋朝廷上下达成共识且一以贯之执行的明确战略。

在作者看来：

战略上，文臣赞成“内政优先论”，认为必须营造和平之环境，进而专注于提升内部治理，进而实现综合国力超越辽国，在此大形势下，即可实现“远人来服”。

但“内政优先论”无力抗衡“武力收复论”，原因有三点：1.该论不排斥战争，但反对长期战争；2.对于如何将经济优势转化为军事优势，如何通过和平手段收复幽燕则缺少具体方略，只能以含糊的“远人来服”应对；3.如何与占据汉唐旧疆的“猃狁”“北狄”和平相处，缺少传统理论的依据。

皇帝及武臣偏好的“武力收复幽燕”论，因有着恢复汉唐旧疆以及实现大一统的意识形态支持，所以具有极强的合法性。但由于面临着国内亟需和平的压力，不能不对“内政论”加以兼顾，这就导致其在战和问题上存在摇摆，往往偏向以短期的决定性会战，来兼顾“收复幽燕”和“保持和平”的目标。

军事文化上，由于五代政权基础薄弱，往往通过一次奇袭即可实现“灭国”，由此形成了军队偏好野战、奇袭的军事文化，宋军继承了该战略文化，并与现实战略困境发生了化学反应，加速了以短促会战解决幽燕问题战略的定型。同时，五代崇尚武勇，将领喜好斗将，军事首领往往需要通过个人武艺和身先士卒等方式才能获得军队认可，这也导致宋太宗偏好至战场一线指挥。

然而辽根基稳固、幅员辽阔，非经长期斗争难以获胜，宋方在战略上已然偏离了正确道路。

这点特别体现在宋太宗第一次经略幽燕的战役上，在消灭北汉之后，由于短促会战的战略影响，宋太宗选择在回师途中奇袭幽燕，在战役初期形成了极佳的震动效果。但随着辽国援军到来，宋军前期部署失当，叠加宋太宗至一线战斗受伤，致使高粱河惨败。

战役上：岐沟关目标与手段脱节，主力曹彬在河北佯动吸引辽国主力，中路、东路两军趁机收复“山后”之地，如果战役目标仅是如此，则不失为一次堪称经典的战役。然而宋太宗却未止步于此，要求山后之军转而向东，与曹彬汇合围攻燕京，这就大大增加了组织风险，最终也正因为协同问题，导致战役失败。而曹彬却在退回雄州后再次硬闯，则造成了溃败。君子馆战役，主帅盲目应战，在不利的天气、地形条件下，选择了正面对抗，致使惨败。

在战术上，在具体战役部署中未能充分发挥宋军擅长弹性防御的优势，致使失败。

另外，在指挥上，作者也通过材料显示，宋太宗有意形成一种阵前将领互不统属的指挥格局，保持皇帝随时可能至前线指挥的格局，这导致大量战役决策只能通过战前军事会议来决定，加剧了决策不当的风险。

最后，作者还检讨了宋朝对辽采取其他战略的可能性，即和平赎买、和平共处、持久战等。

本书对我启发极大，有以下几点：

1.“内政决定论”效用有限。中国传统思想中偏好以内政治理的优越，赢得对外斗争的优势，应当说是高明之论，但如果夸大其决定性作用，则将成空泛的书生之见。其中关键，就是要解决经济优势如何转化为军事优势、战略优势。特别是在转化为军事优势过程中，不能只关注后勤优势而忘记了军队战斗力的维持、军事指挥人才的培养；只有明确了转化通道，才能在对外斗争中真正获得优势，不然就如通宋一样，经济虽强，但对外积弱。 另外，古代大臣过于太高内政之重要性，所以对敌国出现的内部分歧十分看重，认为是取得决定性胜利的先决条件，这也要分情况分析，必须看分歧的程度如何，严重的分裂才可能是进攻的最佳时机；同时也必须注意到分歧可能在外部压力下被弥合。不利的战场态势才是加剧敌方内部分裂并影响最终胜负的条件，因此不能将胜利简单归因于敌方的分裂或内乱。

2.关键时刻指出正确战略十分重要且十分困难。

从大战略上来说：诚如作者分析，宋辽之争，相较于五代战争，实为迥异之战略格局，宋朝统治者必须超越现实束缚、突破战略文化惯性，实现战略转换。这其中尤为困难的是，突破战略文化惯性，提出超越常人认知、超出现有条件的具有引领性的决策。很可惜，只有少数人能做到

从军事战略上说：岐关沟战败后，宋应该立即转为守势，但宋廷从上到下无人指出这点，依旧在维持攻势和浪战，最终迎来君子馆大惨败。相反，志愿军在第五次战役中出现了一系列问题，教员能够及时指出应当转换战略，由大战役变为“零敲牛皮糖”，由运动战转为阵地战，最终逐步改善了战场态势，当时读来只觉平常，如今两相对比，方知其非同凡响。

3.战役必须做到目标与手段相匹配。

特别是岐关沟战役，宋太宗设定了两个战役目标（攻下山后地区，围攻幽燕），同时设定了非常复杂的佯动路线，致使军队机动协同非常复杂，组织风险极高。在这点上，克劳塞维茨的“阻力”概念便十分具有解释力。战场上的阻力，使得一切简单动作都变得非常难。因此，战役目标要尽量简单，选择最具价值最能对敌威胁的目标展开；其次，目标和手段必须做好协同，有多大能力做多大事情；最后，在选择种种出人意料的机动时，必须计算该机动给自己造成的“阻力”，并以相应举措对冲。

4.必须打通战术优势转化为战役优势的渠道

宋军在弹性防御上非常擅长，但宋廷上下没有一个人找到将此战术优势转化为战役甚至战略优势的道路。这点上，辽国做得也一般，仅仅是利用骑兵优势在战场上采用迂回方式包抄赢得胜利；未能如蒙古一样，实施战役级甚至战略级的迂回，打出大的歼灭战。

5.战略、战役、战术是成套体系，用明确的目标和原则上下贯通，同时在每个层面依据目标和原则进行设定、调试，进而形成一套系统性的打法，只有这样才能实现1+1＞2的效果，一旦出现错配和脱节，那就有很大可能造成失败甚至灾难。德国因处四战之地，也偏好急战，但形成了一套打法：战役上以歼敌为目标，擅长迂回作战，建立任务指挥体系，培养军官的战场全局解读能力和进攻意识。宋军问题就在于没有形成体系，如果围绕五代奇袭法打造成体系的战法，未尝不能成功。

6.战争既是政治的延续，也因此具有政治效力。比如五代突袭，使得政权崩溃，即是如此，因此必须注意战争的政治效力，并努力使之发挥更大政治效用。

7.治理体系成熟与否，决定了其能否承受战争失败的冲击。五代一战而亡，宋虽屡败，但仍能胜利。以此作为标准，检讨史书上的胜败便有更多新见，比如刘邦屡败但依旧能胜利，除了其个人因素外，就是治理体系完善，项羽则是纯粹的军事首领，一旦在军事上失败便失去了立身之本。

8.读史书，特别是国际斗争和战争史，必须要学会利用战略、军事理论来分析，要注意到史料所忽视、轻视的军事方面的内容，只有这样才能使得分析更加深入、全面、系统，获得真正有益的教训。

9.持久战当然非常考验领导人的意志力，但这主要是和其识量有关，正如王夫之所说“欲速成之病皆始于识量之小”，可见成败之决定性因素，还是识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