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评｜《大地中心的人》里的叙述者的位置

在小说的第121页，第七章的第一个段落的开始，括号中突兀地出现了第一人称复数的叙述声音，同时其中包含了一个比喻，使用“铁哈”这个名字被比作穿上“早已无法蔽体的衣裳”，主人公即将脱离自己在诺苏社会之中的身份。小说到此处已经完成了缓慢的铺垫和背景的说明，耐心的读者应当已经习惯并知晓了诺苏社会的风貌，习俗，以及其所在的地理空间，还有大部分主要人物的名字与他们的个人经历。一般来说，在小说的叙述中，“我们”是一个相当特殊的叙述角度，较少作为主流小说主要的叙述人称去使用，而全知视角和“我们”的短暂转换，则很早就出现在小说文体尚未稳定下来的年代，就如《堂吉诃德》的开篇，“我们”总是叙述者和隐含读者的合集，当“我们”迫使阅读状态的读者远离逼真的小说世界，而是面对着叙述者的手中文字契约的胁迫，身在文本之中的叙述者将读者纳入到文本的边缘，这种契约让读者不能只作为一个没有反应的沉默听众，小说退场，讲故事的说书的嘈杂场景再一次出现，附身在小说身上。 当然，作为一部当代小说，无法以陈旧的目光看待这一绝非无意之举的写作手法，我们可以很容易地注意到，这个突兀的第一人称复数的叙述声音短暂出现之后，它消失了，而接下来小说进入了另一种叙述的速度，主要的情节和戏剧冲突也加速展开，在这另一种模式中，小说开始陆续将对同一现象截然不同的认识交织进了文本，形成了生者和亡者混合，巫术和神话与科学的交替，并通过主要人物的内聚焦视角，加剧了两极之间的摇摆，与此同时，全知叙述者本身所具备的能力也越来越克制地使用。因此我想，对于这一括号内的文本的分析，是评论这部小说相当关键的进路。因为这一个细微之处，是整部小说叙述者的一次自我暴露，也不得不要求读者和评论者加以注意，并将叙述者告诉我们的，放入共同的生活和语境加以考察。 在被概括为后现代主义的大规模文本实验之后，“我们”的出现，早不止是为了旧日讲故事场景的模拟，在后殖民小说的叙事里，“我们”是对族群身份的追问，在实验文本里，“我们”是叙述的诡计，以期实现新的艺术效果，而可以追认的最为著名也最特别的一次涉及到第一人称复数的人称转换，则是在福楼拜被视为现代小说的先驱作品《包法利夫人》的开头部分，在包法利医生的第一次出场中，“我们”最初被具体限定在了身为小包法利同学的目击者中，叙述者可被视作其集体也可以被视为其中的一个，而在第一部的第二章之后，小说进入了全知视角，“我们”也并没有消失，而是在第一部第六章再次出现，对艾玛个人经历的详细描述中，变成了叙述者与福楼拜的同时代读者的共同体，表达了基于常识的俗见。 在《大地中心的人》里，这个特殊的“我们”的构成，首先必定包含前面一直存在的全知叙述者，括号之中的内容是对全知叙述者继续使用“铁哈”作为主人公名字的解释，而“我们”之中其他的部分呢，这个其他部分的指认直接关乎这部小说根本上的定义。无法否认的是，当代读者被包含了其中，作为自明的小说文本，写作者之外，只有阅读者可以看见“铁哈”，那么“我们”之中即使还包括其他的部分，这部小说自身也永远无法将同时代和未来的读者从它的叙事结构抛弃。另一方面，小说的结尾部分，在情节上，“铁哈”被叙述者放入了“讲故事的人”的位置，暗含了叙述者对故事的延续，也彻底断绝了其自身成为所谓“故事”的可能。 也就是说，仅仅因为“我们”的出现，《大地中心的人》里，小说未出场的角色被小说的结构纳入了进去，叙述者暴露了自我，且在情节上被视为以小说延续（或断裂后再生）的角色，而当代汉语读者必须带着他们全部的语境进入小说之中，这个集体是其中最飘忽不定的，他可以是其他国家的汉语使用者，也是绝大多数中国汉族人，也是同时代的彝族人。当松散的差异化的当代汉语读者，被叙述者和作者，一同带入小说所创的其自身的真实之中，于是，《大地中心的人》虽然在讲述一段历史也讲述了一个不发生在当代社会的故事，几个人物的经历，且包含了史诗的材料，却只能被视作一部波德莱尔意义上的“当代小说”，它是作者当下生活里的瞬间思想的集合，而本书的后记几乎可以被视作小说的一部分，在那里，全知叙述者进一步完全暴露了背后的作者。 正如福楼拜在他的“当代小说”里，用“我们”要求巴黎的读者和他一同进入叙述完成体验，去对庸常外省风俗的内部风景深入阅读，在《大地中心的人》里，童末则要求当代的汉语读者，跟随她所创造的叙述者去完成一次往返徘徊，直至“斯涅”的蔓延和末日的闪现，去体验其中的距离，包括小说主要人物行走的距离，当代与当代之中非当代部分的距离，以及本民族与另一个民族的距离——在后记中，她讲述了距离是如何通过实践行动“缩小”，但是，是以虚构的方式，也就是想象的客体化，对这个“距离”完成了固定，而这种固定，呈现的是距离而非“彻底的差异”。在这种情况之下，这部小说的全知叙述者的叙述必然是非自然的，它不可能是一个诺苏的声音，也不可能是自我传记所具备的亲历者口吻，不是小说里出现的任何一个人物，更不可能是对历史的一次充满信心的还原，比如新历史主义者与被遗忘的档案之间的同盟关系。 后记里的彝族朋友之问是作为作者的童末需要回答的，“你为什么会想到写凉山彝族”，作为读者的我和其他人阅读这本书的人，则面临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我要读一本汉族人写凉山彝族的小说”。 但即使不阅读这部小说，冷静下来，我发现自己可以找到充足的理由进入这个文本之中，也就是，我发现我所携带的语境，和接受的这个时代的信息，在我意识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会因为这个对必要性的疑问，产生更多，关于我们当下现实的困惑，这些困惑，值得我们花费半天或者两个半天的时间，进入到这个小说文本之中，去试着进一步的思索这些困惑，我意识到会因为这样一个念头，并逐渐发现的对距离的标识。 从题材上来说，也就是广义的“少数民族小说”，很长一段时间都是中国小说的主流之一，它们数次获得中国小说（Novel）体裁的最高奖项茅盾文学奖。其中影响力最为巨大的是《尘埃落定》和《额尔古纳河右岸》这两部小说，值得一提的是，它们都是以“王者”作为第一人称叙述者展开的小说，消除了作者和叙述者的距离。它们并没有对民族传统的形式有过多留念，而是极力完善了小说体裁的艺术，是自传形式的伪自传，实际上对编年史的模拟，用“回忆”和“希望”，如同巴洛克戏剧一样，着力表现了“王者”的绝对之姿，又小说里时间构建性带来的幻灭之感。更具当下时效和轰动性的信息则是，董宇辉的直播导购的推荐下，《额尔古纳河右岸》数以百万记的销量，董宇辉的推荐理由也符合他所推荐的小说内部所包含的强大的吸引力，“看了这本书之后，心里燃起了对一种遥远的地方、可爱的人们，对他们生活的一种尊重和期待。”相比于《尘埃落定》对实用主义政治的纠结，从头到尾的暴力与阴谋，《额尔古纳河右岸》的编年纪事更温和也更轻描淡写，借用特殊的第一人称叙述者，作家用修辞把现代历史也一道转化为了自然风物。 另一个将我带向仔细阅读《大地中心的人》的动机，则是对中国说唱音乐的关注，2024年4月开始逐渐走红的彝族说唱歌手诺米么lodmemo制造了典型的“亚文化—大众文化”事件，通过对“抽象”亚文化（特指一种网络直播亚文化及其延伸）有意识地戏仿，诺米制造了大众文化领域自己独特的说唱角色，并通过综艺中的戏剧冲突，和一个卡通式的diss曲MV，取得了自己在大众文化领域的一席之地与短时间的大量话语权，而诺米的抵抗仪式尚未完成，几天之后推出的单曲《枯木逢春》，直接地将自己民族史诗的碎片嵌入了美式文化工业的形式，时兴的type beat，对Auto-tune的使用，却相当集中地传达了与形式惯常所背离的内容，在这首歌里，彝语，汉语，英语被交替使用，歌词在快速的节奏里呈现了较为复杂内容，主流听众需要暂停乃至阅读延伸文本才能对其含义理解。于是，在社交媒体，对于歌词内容的解读被大量传播，对许多听众来说，这可能是他们第一次与“孜孜普乌”，“毕摩”，《指路经》，《勒俄特依》这些作为他者的文化内容相遇。 与《大地中心的人》类似，《额尔古纳河右岸》也是由汉族女性作者所写的少数民族题材小说，在这样的相似性里，可以预料的，市场反应与话语位置之间的悬殊，也意味着两者语言结构的巨大差异。而诺米lodmemo是当下彝族青年自己借助“亚文化—大众文化”的辩证法完成的有效的艺术实践。从对“文化批判”角度的中国大众文化领域的观察，可以说，不论是抖音平台的图书导购还是诺米的说唱音乐，都制造了鲜明的大众文化事件，其影响力借助于新媒介和互联网资本以及文化工业的技术得到扩大，同时对民族异质性的关注成为了潜在的主题。 因此在进入文本之前，从文化分析的角度看待《大地中心的人》这一小说，作为一个文化产品而不是文本，《大地中心的人》从它的宣传以及写作意图，从装帧上的艺术木刻，宣传活动里独立文化小共同体的参与，让它代表着一种更个体化的复杂文化立场，是现实政治在中国所塑造的一种，非体制化的精英文化的产物，全球化和中国传统夹缝之中的更具体的自我政治辨认，面对这样一个，或许可以说，具备新鲜气息和严肃意图与付出的文化产品，其中的数年前就已经确认的主题与当下的轰动的文化事件的合题，在一个敏感却不断吸引社会情绪，又与当下时代的中国文化息息相关的主题里，我们可以发现它在当前中国当代文化之中所制造的一种张力，从这样的张力之中，读者的期待视野或许会被进一步的扩展。 这种合题，包含了一个露出水面的文化逻辑，某种意义上，主流话语和主流受众对于国家和民族的内部问题，正在全方位的大漩涡之中，由于该叙事的官方版本未得到主观和客观的统一，主流文化不断在大众文化领域生成文化产品，以对官方叙事进行补充和完善，不论是李娟诙谐自然的游客视角，借助人情和道德训诫，对现代生活与哈萨克部落平衡的乌托邦化，还是董宇辉—作家协会—文旅局构成的经济—文化—地理的稳定三角都试图达成这样的补救。而大众文化边缘地带生成的青年亚文化，对类似叙事和现实的偏差，已经造成了大规模的解构与再生产，比如，汉族的压抑青年对民族政策的不满与真实的少数族裔青年偶像在说唱音乐中的敌对关系，不得不以一种蜷缩在一块的共存方式存在 。当“抽象”亚文化借助技术手段源源不断制造丁真声线的说唱歌曲，大众创作者满怀激情地在歌词里加入对丁真事件的不满情绪和批判，特别是对丁真—电子烟，这一强烈的符号对立的凸显，诺米开始借助已经逐渐被大众文化收编的“抽象”亚文化获取自己的声量，同时类似于Athree等其他的少数族裔的年轻说唱歌手使用汉语的说唱音乐进一步反击了主流社会的刻板印象，然而在总是容易产生冲突的说唱音乐文化里，真正的矛盾无法被突出，身份的发声被淹没在音乐与视频的流媒体的无止境中，无法完成进一步的讨论和沟通。 因此当我们开始进入文本，《大地中心的人》的写作所使用的语言也就直接地显示出这一文化张力的具体形式。作为汉族作者使用现代汉语写作一个关于诺苏的现代小说，在清醒的前提下，正如我们前面所讨论的那些距离和现状，不存在可以完全依循的语言，最后形成的小说文本，它的语言由于这种对新语言的诉求，变成了一种在中国语境里，生硬却具备异质性的小说语言。 在这部小说里，巴赫金所说的多声部体现为一种翻译文本和不同的现代话语的混杂。从小说的开头，名词就处于不稳定的状态，不仅是由于主人公铁哈的角色身份，也因为写作者的伦理自觉则使叙述者不断调整了语言之中的距离和秩序，诺苏宇宙观和现代汉语只能以翻译构成的语言共存，另一方面，对于诺苏时代居住的山地，全知叙述者也只是提供了有限的，陌生化的视角，并让读者跟随它一同缓解这种陌生，于是全知叙述者也屡次展开说明式的描述，能指范围更大的自然地理名词描述着小说里的环境，“山”，“大地”，“树林”。正如我们前面讨论的，我认为《大地中心的人》里的全知叙述者，如果我们把后记和小说文本一同，视作一个的元小说结构，那么这个全知叙述者无疑是不那么无所不知的。 句法复杂的比喻，快节奏的叙述视角的转变这些自福楼拜以来渐渐成熟的小说技术被放弃了，不过福楼拜的幽灵没有彻底消失，体现在小说里内聚焦的体验化叙述和“农展会”式的声画蒙太奇上，但在语言构成已然是前面所说的各种部分的混合的时候，现代小说的技巧也失去了它们在大多数现代小说里至高无上的位置，变成了服从于人物的功能。这一切都在消除了作者个性和艺术风格的形成，写作者让叙述者在虚构的时间进程里也持续地转变，并将自己的疑问和跟随放入虚构，最终也客体化为小说的一个部分。 小说作为一种体裁，总是包含了那些更古老的体裁的痕迹，也许直至小说形式消亡，我们还是会讨论它和史诗的关系，这一点，在这部小说里体现得十分明显。在《大地中心的人》里，史诗的来源自两个方面，一是经过翻译，成为现代汉语一部分的外国史诗，一方面是嵌入小说情节的诺苏史诗。小说的开头场景，让人想起《神曲》的开场，昼夜交替的时刻，两个人的旅程，小说里体现主要人物与“山地宇宙”主观和客观的统一的那些描述，也接近史诗的状态。然而鲜明的小说的体裁还是提醒了我们，这不可能是新的史诗，叙述者也在告诉我们这一点，新的话语侵入了对史诗的怀念与作为关键背景的诺苏史诗的传统。 而从史诗的角度出发，我们可以更具体感受到这部小说的形态，作为贯穿始终的主人公的铁哈，在“山地宇宙”的移动，出山和入山，在三条道的经历，从情节上十分靠近《神曲》所代表的史诗类型，但在具体表现上，是不同的。在铁哈的“史诗”里，他并非如《神曲》里的但丁，遵循至高的指引，在彼岸世界历险，而是作为堂吉诃德那样的小说角色，唯一的此岸世界，用肉身撞击物理法则，完成自己的历险，而过程中的一切彼岸世界都只能以薄弱的方式存续于幻觉和热情之中。特殊的全知叙述者反而扮演了但丁式的角色，在虚构的世界安全历险，并试图从行动中解惑。但叙述者也没有得到但丁式的圆满和统一，小说最终陷入了未可知的末日悬置。 末日来了，但不是期待的那种末日，线性时间还在继续，然后小说结束，理想被寄托在文本所形成的人的连接。 这部小说的情节并不是所谓的复杂的，而描写是相当细致缓慢的，时间跨度也不大，更由于对诺苏时间观念的接受，因此小说体裁所包含的现代时间的构建性并没有在这部小说里肆意发挥它绝对的威力，让这部小说更多的是营造了一种特异的空间，也就是说被虚构的山地宇宙，成为了戏剧发生的舞台，由于主要情节相当特殊，时间也相对集中，发生一个相对隔绝的空间，让小说获得了一些古典戏剧的氛围。当铁哈之外的主要人物，逐渐出场，叙述者为了贴合这些人物连同他们的经历，让断裂在小说整体的叙述的节奏里产生。第七章之后，密集的戏剧冲突让小说进入了戏剧的节奏，首先是那场雪地里残酷的冲突，然后是小说的戏剧高潮——俄切的入侵，让一场战争完全清晰地展开了，而不再是叙述者之前对战争的旁敲侧击，隐隐地对战争暴力的担忧与无奈地语气。当铁哈从一个置身事外，怀有个人目标的历险者，在情节中，转变为怀有集体目标的人物，且不是那种传统血缘或意识形态理想所联系的集体，而是出于偶然和情感所构建的集体，他和山洞里的被遗弃的苦弱之人站在了一起，小说在元小说内部的虚构之主题便出现了，且这个主题非常地严肃，涉及到人类生活最根本的问题。当然，我们无法完全根据小说内部所设置的主题去谈论这个主题相关的问题，那么就会变成一种循环论证，而是必须考虑到作者去虚构这个主题意味着什么。 小说的主要情节构成了一个无可回避的“神话学”问题，这个“神话学”问题却是在他者的宗教文化里进行讨论的，然而当我们注意到，在无神论文化占据绝对权威的当代中国，这个主题又会变得更加复杂。通常上，神学只涉及到基督教的讨论，也是无可置疑的上帝的问题，而在上帝没有照耀的地方，也许我们面对近似的状况，必须找到一种更基于具体情况的方式谈论这些问题，不过，在中国，近似问题总是处于无法公开谈论的情况。从一种勉强的角度，可以发现，人类社会所信仰的神，无论是什么神，都将制造意义，且意义只与信仰相关，只要信仰坚定的形成，意义就会出现。《大地中心的人》里，神并非无所不能，而是逐渐虚弱的，这个情节就像流行的魔幻小说《美国众神》里的核心机制，众神的神力依赖于现世信仰，而背后将折射出，后殖民世界里，弱小民族的神也面临民族的弱小，和不平等待遇。事实上这种叙事的类似，折射的是同一现实，而《美国众神》则将这种现实再次的“魔幻”化，成为一种娱乐刺激，当然，其中讽喻也没有完全消失。而《大地中心的人》并不是一种“魔幻”化，甚至不是“魔幻现实主义”，其实，大部分魔幻现实主义小说里已经放弃了物理现实，《大地中心的人》，只是用内聚集叙述的心理体验，反应了另一种现实，而最终，情节上的“神学”问题不断上升，达到了对创世和末日，彻底的困惑。 在小说里，救赎的重任落到了另一种超自然力量的形象上，也就是完全与诺苏众神对立的“鬼”之始祖，孜孜尼乍。“斯涅”是末日的一种指称，小说情节里，当“斯涅”与“一切会重新开始”相伴而来，形成了一种“弥赛亚情结”。而作为现代小说，《在大地中心的人》将现代时间并入了叙述，也就是说，其中的心理上的超自然感知，总在背后具有物质性的现代表征，比如最后的“怪鸟”与战斗机。“斯涅”也在结尾与人类世界的普遍灾难——第二次世界大战，汇合。但是，在小说里，叙述者告诉我们，现世的救赎并没有到来，而救赎的潜能在于历史诞生于故事的时刻。当我们考虑到这一倡议在今日提出，这样的言说，意味着本雅明的警惕尚未被历史主义者消解，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危机仍然没有得到解决，另一方面，在西方危机的背景下，没有历史的地方所诞生的历史，或许同样意味着对现代的线性时间的逆反。 于是作为他者，深入到另一种文化（且这种文化在地理上位于中国之内）谈论具有普遍性的严肃主题，在当下再次用虚构的方式显现那些异质化的时间，让这部小说成为了一种寓言。让它不单单带读者，经历驷匹尕伙的山岭中的故事，更呼唤对于当下和更复杂的内部关联的启迪。小说的人物和情节，总是具有一些古典的，和典型的形象，毋宁说小说陷入了情节上的俗套，不如说这些俗套是“虚构-负责任的自我”这一结构产生的机体，作者在伦理的要求下，拒绝了猎奇式的情节，拒绝了那种流行化的新，而选择了更直面，更纯化的连贯画面。这部小说并没有对于主流历史的补充有过大的兴趣，不是一种历史叙事，也不是一种民族叙事，同样地，它比那些兼具地域特色和世界主流文学风格的小说更能被放到当代汉语小说的具体范围之内言说其意义。而这种意义背后的，从不断重复的学术生产的视野里的中国当代小说，从第三世界的内部的混沌中，勾勒出更具体的现实关系，也就是我们当下，在那些碎片里，捕获的真实感觉，那真实的感觉甚至在大众文化里不断成为幽灵，而从不得到表达，于是，这部小说，某种意义上，通过对叙述者位置的极端内省，和对内部他者的结构性对话，从一个詹明信所标注的书写第三世界的民族寓言的国家，完成了另一种与民族有关的寓言的言说方式。 也许在当下，完成某些秩序和总体上的再构建依然是困难的，一部作品，依然可以切实地开辟了一个寓言化的当代空间，在这个空间里，也许作为中国的主体民族，并不能太多地谈论救赎这个词语的意义，但那些不可能性，是有可能以行动和想象转化为互相连接的个体所创造的实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