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锡克警察》——红头阿三

建国前的上海可谓鱼龙混杂，看似平静的租界往往暗流汹涌。之前读过一本讲二战时逃亡上海的犹太难民的书籍，书名是《上海之声》，其中提到了“日犹同源论”，揭示了近代日本与犹太合作的历史。而上海租界的另一个标志性群体，就是所谓的红头阿三，来自旁遮普的锡克警察，有时难以想象，在这群锡克警察身上，也牵扯着一段来自印度的民族抗争史。可惜的是，虽然这些锡克人早年投身共产国际，最终却把宝押在了日本法西斯的身上。

1962年，香港作家曹聚仁在一系列文章中追忆了20世纪20-40年代他在上海的生活过往。他在一篇文章中写道，“初到上海，我对这个城市的第一印象是，满大街的警察都是头缠红巾、面容黝黑的锡克人”。曹聚仁对锡克警察的描述颇能引起许多当代中国人的共鸣。一位作家曾这样描写20世纪上海滩的街头风景，“裹着红头巾的锡克警察是上海滩的权威。他们指挥当地交通，维持当地社会秩序”。

第一次鸦片战争(1840-1842)后，依《南京条约》，上海开埠，英、美、法在上海分别成立了英租界、美租界和法租界，三国公民在租界范围内享有治外法权。于是，上海工部局也因此成立，不久之后就开始着手组建自己的市政警察队伍。上海工部局的主要任务是制止猖獗的暴力、管控难民的涌入，以及为西方居民提供环卫服务。工部局在1854年的全部预算为25000墨西哥银圆，然而在警察队伍上的算开支竟然高达15000墨西哥银圆。

上海工部局先是仿效香港警察，于是从香港调任了20多位英国警察来上海。但是从19世纪50年代开始，由于大量难民涌入上海公共租界，居民区也随即得以极度扩展，上海工部局职员超负荷工作严重，在这种情况下，大量欧洲人应召加入警察队伍。由于从香港招募警察成本高昂，所以大部分招募进警察队伍的欧洲人都是被解雇的水手。显而易见，这些水手既不具备做警察的资质，也没打算认真对待警务工作。他们酗酒成瘾，玩忽职守，渎职贪腐。

19世纪60年代，维持警察队伍的开支占了上海工部局总开支的大部分，从而让纳税人难以承受，于是，华人开始逐渐被招募进入警察队伍。然而，上海警察本土化政策的弊端，也很快暴露无遗。华人警察并不比欧洲籍同行贪腐得少。招聘的大多数华人很会要手段，敲诈勒索华人居民，他们上任伊始就凭借自己的职权鱼肉邻里。而且，这些华人警察在乡亲们面前好像也没什么威慑力，有时即便在执行任务之际也会遭到乡亲们的羞辱和攻击。

实际上，那个时期的英国大部分殖民地、殖民统治地区、租界都同样面临着上海工部局的两难困境。解决之道，就是让异国人管理其他异国人，也就是说从一个殖民地、殖民统治地区、租界招募被殖民者，再把他们分配到其他殖民、殖民统治地区、租界地当警察，管理陌生之地的民众。19世纪末，巴哈马群岛的看守，刚开始雇用的看守是来自非洲的外来户，后来则雇用从巴巴多斯移居过来的警察，就是从来没有想过要招募本地人当看守。

由于印度被认为是英国在东非和亚洲殖民地、殖民统治地区、租界统治的奠基石，所以，印度人被指派到从乌干达到中国等世界各地，维护英国人的利益。自19世纪以来，印度警察被部署到了毛里求斯、特立尼达、斐济和马来亚，镇压所在地的叛乱，维持社会秩序。然而，在英国人看来，并非所有印度人都适合服兵役。实际上，那些部署在海外的看守都来自“战斗民族”。1857年的印度叛乱使得锡克人作为“战斗民族”的典型口耳相传。

早在两次英国-锡克战争（1845-1849)时期，锡克士兵英勇善战的特性，给英士官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就此获得了具有顽强战斗精神的优秀战士这个伟大名声。然而，在印度叛乱之前，锡克人并没有被派遣到印度之外的地区，在印度叛乱发生的时候，锡克人表现出对英属印度的无比忠贞，他们不仅跟随英国殖民军官对抗叛乱者，而且还积极地加入英属印度政府军中。英国殖民者把锡克人勇敢和忠诚的属性与达尔文种族理论整合在一起，给锡克人贴上了“战斗民族”的标签，作为殖民统治的中坚力量。

最早组建锡克警察部队的是香港殖民政府，时任香港总督麦当奴爵士批评香港警察局的时候戟指怒目毫不留情，他认为香港警察是他全部职业生涯中所了解到的最为腐败无能的警察。1867-1868年的香港警察局从旁遮普招募了200名锡克人。虽然据报道这些锡克人不能完全胜任香港这种都市风格的警察职责，但是他们在平息骚乱、打击秘密会党以及调解邻里冲突等方面表现出了高超的技能。

因此，香港的锡克人警队“为英帝国效忠时，一片丹心，将勇兵强，从而在英国长官眼里博得了煊赫声名"。接下来，其他民地、殖民统治地区和租界也都纷纷效仿香港经验，试图组建自己的锡克警察队。而在雇用锡克警察方面，上海租界则是香港的另一名“学生”。上海警察局监察委员会于1883年开始寻求改革上海警察局，此时在上海公共租界外国侨民眼里一直是“优等生”的香港，立即吸引了委员们的注意力。

上海警察局监察委员会建议成立一个上海警察局锡克警察分队。据读方案、新的警察队伍将由81名欧洲人、65名锡克人和120名华人组成。监察委员会主任霍利迪强调，锡克人语言能力强，学习外语很快便能上手。在香港，据说锡克警察在一两年内就学会了本地话，比其欧洲同行们要快得多。倘若对这些锡克警察加以正规训练并且教会他们使用武器，锡克警察还可以组成一支互补的防御力量。

事情获得关键推动在于，1884年，中国士兵驻扎在静安寺(上海最早的一条越界筑路)，一夜之间，当地居民群情激昂。静安寺的居民们向上海工部局请愿，他们愿意为自己社区自费支付3个月的额外巡逻费用。静安寺并不在租界范围之内，更有可能遭受骚乱之苦，所以上海工部局立即批准了这项请求。既然该巡逻费用是由居民们支付，不占用工部局自己的预算，所以上海工部局也就试用了6名锡克人。

静安寺的实验操作事实证明大获成功，锡克人跟同事交流起来也不费劲，锡克人也不像某些工部局委员先前所担忧的那样具有攻击性。这些锡克人不但给静安寺社区提供了有效的保护，还帮助稳定了租界的局势。于是，上海工部局授权警察局长再从香港招募五六位锡克警察，很快便在10月份成功地聘请到了6名锡克警察来上海租界。另外，还游说了一位已经在香港工作了十年之久、会说一口流利的英语的锡克人警长来到上海。

19世纪后期，在新加坡，锡克警察的平均年薪约为120块墨西哥银圆。与此同时，在香港警察局工作的锡克警察一人一年可以挣到166块港元。在上海警察局，锡克警察每人每年可以得到168块中国银两。然而，由于汇率差距，将三地的工资换算成卢比可知，在上海工作的锡克警察，其收入要远远高于在新加坡和中国香港工作的锡克警察，可以有更多的卢比汇给家人。新加坡200卢比/年，中国香港237卢比/年，中国上海525下卢比/年。

当旁遮普省的锡克人得知，他们在上海的老乡比在他地方打工的老乡能挣到更多钱的时候，许多人就蜂拥前往上海。1906年，当这些锡克人抵达上海时，他发现这个大都市已经有了一个商业发达、设施完善的锡克人社区。比如，有一所专门为锡克人看病的医院，几年前就已经建成且投入使用了。而且，为了满足锡克人的宗教需要，一座锡克人的宗教礼拜场所，“谒师所”也正在建设中。此外，还有一所警察学校，定期为锡克警察提供必要的特定培训和教学。

这些锡克人经过强化培训后，被派往虹口警察房，负责清查虹口地区的非法活动。他被安置在一个专门为新雇用的锡克警察而建造的兵营里。这个营地不对外开放，它更像是一个军事堡垒因为上海工部局本来就打算把它建造成为租界的防御总部。住在这个营房里，生活难免枯燥乏味，而且工作也很艰辛，平时每天工作8个小时，在街上追贼、指挥交通、逮捕醉汉，风尘仆仆又危机四伏。

酗酒是当时沪上锡克人最常见的休闲活动。事实上，生活在旁遮普的锡克教徒有一个传统，在繁重的体力劳动过后，他们会肆意饮酒来缓解自己的疲惫不堪。在20世纪早期，有一项社会调查表明，100名贾特锡克人平均每年可以消费掉5加仑的酒精而整个旁遮普的平均水平仅为2.25加仑。锡克侨民们把这种嗜酒习性也带到了海外。上海租界的锡克人也不例外。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些锡克人的主要工作之一就是上街检查醉汉。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上海是亚洲最大和最繁忙的港口之一。来自世界各地的水手在上海口岸登陆消遣，他们特别喜欢饮酒取乐。酩酊大醉的水手，是破坏上海租界秩序的极端危险分子。水手们喝醉了酒，或是彼此拳打脚踢，或是欺负华人，或是破坏财物。水手们的粗暴行为激起了上海公共租界外国侨民的强烈不满。锡克警察们负责纠正这些惹是生非的海员的不当行为，逮捕那些在公共场所制造事端的人。

但是，在上海，锡克警察对华人的严厉态度也经常引起当地人的反感，甚至引发抗议和示威。比如，当锡克警察试图用武力没收无证马车或无证黄包车时，该警察通常会召集更多的锡克警察过来，他们一哄而上对华人马夫或黄包车苦力大打出手，有时仅仅因为华人的人力车堵塞了交通或是走错了方向。此外，由于锡克警察很少能用中文交流，这些警察跟治安管理对象之间常常产生误解并导致争吵。

大多数被解雇或退休的锡克警察都会选择留在上海，寻找另一份差事。可以选择继续留在了上海，做门卫看守或是放债人的营生。由于锡克人作为“战斗民族”名扬天下，上海本地人也都愿意将他们聘作看守。也可以移居到世界的其他地方。20世纪中期，有关北美国家、澳大利亚和俄罗斯给锡克人开高工资的传闻开始在世界各地的锡克人中流传。仅在1906年的一年光景里，旁遮普就有2400名锡克人移民到加拿大。

到了20世纪初，成千上万的锡克教徒从旁遮普家乡开始往五湖四海迁徙。他们的定居点遍布全球，从缅甸和英属马来亚再到中国的通商口岸如上海和汉口，不一而足。由于蒸汽船和火车带来的便捷交通，锡克移民可以很方便地在几天之内从一个地区远行到达另一个地区。此外，锡克人在某个地区发出的讯息，借助电报可以即刻为其他地区的锡克人所知晓。现代快捷的交通和通信编造了一张大网，把海外锡克人群体紧密地网罗在一起。

大约在1905年，有关美国和加拿大高薪工作的报道，开始在南亚和东亚的锡克侨民中流传。北美普通工人的日薪为1~2美元。而在当时1美元相当于3卢比，所以，在北美的印度工人，一个月工作20天可以挣到60~120卢比。可是，20世纪在香港做警察的印度人，同样的工作量，每月只能挣到30卢比。在如此美好“钱途”的诱惑下，从1906年开始，东南亚和东亚的大量锡克人开始前往加拿大和美国西海岸。

1914年，锡克人格迪特·辛格租下一艘日本轮船“驹形号”，船上载有346名锡克人，抵达温哥华海岸。然而，因为加拿大政府禁止它的乘客登陆，“驹形丸号”轮船最终并没有在温哥华靠泊。1914年7月，“驹形丸号”在加拿大水域徒劳地等待了两个月后不得不掉头返航驶回加尔各答。印度人的涌入惹怒了当地的加拿大工人，因为他们的工作机会本来就已经被来自中国和日本的移民抢走了一部分，现在又有锡克移民来抢他们的饭碗。

在征询了英国和印度的意见后，加拿大于1908年发布了两枢密令，旨在限制移民人数。第一项枢密令是，移民登船前往加拿大时必须随身携带的现金由25美元提高到200美元。因为很少有移民能够筹集到这笔钱款，所以这实际上关闭了他们移民到加拿大的大门。第二项枢密令是，新移民法还要求若不是从母国启程的移民将被禁止入境。因为当时印度并没有直达加拿大的航线，所以这一法令进一步降低了印度人移民的可能性。

加拿大人的歧视，英国和印度政府的冷漠，共同激发了加拿大锡克侨民的反英情绪。这种情绪，随着锡克人在1909年左右从加拿大越境进入美国而传播到了美国，特别是传播到了美国的加州。到那时为止，北美的锡克移民普遍认为，他们在国外遭受的各式虐待和种族歧视应归咎于印度国内的高压殖民统治，所以他们在北美反抗政治压迫的斗争应该跟印度国内的民族独立运动紧密联系起来。

于是，锡克人的反英活动组织，于1910年左右接二连三地在美国和加拿大崛起。最终，印度人太平洋海岸协会(PCHA)于1914年6月初在阿斯托利亚成立了。1914年11月，北印度人太平洋海岸协会出版了一份周报《戈达尔报》来传播其革命思想。由于该报纸在世界各地的影响力巨大，印度人太平洋海岸协会后来就被称作戈达尔党。“今天，这场战争虽然从外国开始，但是用的却是我们国家的语言，这是一场反对英国统治印度的战争。”

在1920年之前，上海的锡克人通常不会接触到激进的印度民族主义思想。事实上，上海工部局1913年的年度报告表明，锡克警队纪律相当严明。然而，在“驹形丸号”事件之后，锡克人对英国的态度完全改变了，这起事件让海外印度人意识到，如果没有自己国家的政府来保护他们的利益，那么他们在世界各地都可能会被羞辱。这种感觉在上海尤其强烈，因为“驹形丸号”上将近三分之一的乘客都是曾经在上海居住过的锡克人。

在上海的锡克同胞幡然醒悟，是英国人背叛了整个锡克人族群。戈达尔党抓住这个契机，尽力扩大它在上海的影响力。1914年年底，在四川北路的锡克教寺庙里出现了多份《戈达尔报》报纸。随着上海越来越多的锡克人加入戈达尔党，1914年年底，戈达尔党上海支部成立了。戈达尔分子以锡克教寺庙为中心，开始散发煽动性出版物，发表讲，募集捐款，号召当地的锡克人返回印度去推翻英国殖民统治。

1914年7月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使得锡克人可以加快重返亚洲的步伐。由于英国大部分军队被困在欧洲，戈达尔党认为这是天赐良机，特别是在德国承诺给他们提供物资之后，戈达尔党革命者认为他们采取行动的绝佳机会到来了。由于上海是位于北美印度之间的一个自由港，同时接纳了大量的锡克人，所以自然成了戈达尔党的密谋中心。所有从北美返回亚洲的戈达尔分子都被指定到上海集合、然后再回到印度国内。

然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戈达尔分子将上海建成一个革命中心的努力功亏一篑，同样在印度也是功败垂成。当戈达尔分子试图动员旁表民来支持他们的革命事业时，他们沮丧地发现，旁遮善的群众没有做好革命的准备。于1915年2月都的策反兵变谋划，因为安排不妥当走漏了风声，最终宣告失败，63名戈达尔分子被逮捕，余下的逃离印度亡命天涯。1915年密谋的溃败标志着印度戈达尔党主动运动的结束。

革命运动失败后，戈达尔分子就此开展自我批评，总结经验教训。他们分子高度赞扬了俄国布尔什维克革命的成功经验，大多数戈达尔分子都同意，他们的失败主要归咎于缺乏群众基础，旁遮普鲜有政治自省的群众，为了提高民众的政治觉悟，他们的政党即戈达尔党应该提升自己的系统性和组织性，首先应该有一个更加吸引人的政治议程。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几年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意识形态成了一个不得不尝试的选择。

随着戈达尔党转向“左倾”，共产国际也将目光投向亚洲，试图找到摧毁世界资本主义的突破口。共产国际当机立断：印度不仅是英帝国的重要角色，也是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重要角色。当时认为，印度的共产主义革命会拖垮英国的经济，也会为亚洲殖民地、殖民统治地区和租界人民树立榜样。于是，1920年左右，美国的戈达尔党与共产国际建立了直接联系。从1926年起超100名戈达尔分子被派遣到莫斯科的东方大学接受教育和培训。

1925年年中发生在上海的“五卅运动”，为中国民族主义者和戈达尔党之间的合作搭建了平台。1927年1月达桑德哈·辛格抵达汉口，不久之后便创办了一家印刷厂，出版了煽动性报纸《印度斯坦·戈达尔·丹多拉》。《印度斯坦·戈达尔·丹多拉》曾有一期发文称：“中国的爱国者们正在为他们祖国的自由而战斗。印度的自由与中国的自由，手手心连心，休戚相关。中国自由了，印度的自由之日还会远吗?"

1927年1月，英国从加尔各答派遣了一个旁遮普军团赶赴上海，以应对国共联盟的反英示威活动。这个军团的锡克士兵，很快成了戈达尔党争取的对象，戈达尔党的党魁们谋划了一个计策，诱使这些锡克士兵投奔汉口的戈达尔党支部。虽然桑加特·辛格终究未能说动士兵，但是这一举动令英国惶惶不安。由于担心印度士兵可能受到印度民族主义宣传而哗变，英国削减了增援部队，并且将援兵限制在上海租界的兵营里。

为了在上海推进反英活动，1923年12月，上海印度民族主义动的头目哈巴克什·辛格，在上海法租界成立了印度斯坦协会。哈巴克什·辛格擅长宣责工作。他开始编辑一份《印度贾戈瓦报》，该报刊发了《英国在印度的野蛮行径》和(英国司法已经破产》等文章，目的是动摇那些在上海警察局服役的锡克警察们对英国的忠心。到1924年4月，位于四川路的易盛印刷厂已经印刷了近六百份的《印度贾戈瓦报》。

哈巴克什·辛格被驱逐之后，印度民族主义运动在上海的力最被严重削弱，尽管如此，在共产国际的指示下，戈达尔党从汉口和旧金山再派人手赶赴上海，帮助中国人实施收回上海公共租界的计划。1927年2月，近40名戈达尔分子离开旧金山前往上海。这些戈达尔分子抵达上海之后即刻获悉，上海警察局内部某些有影响力的人物挫败了戈达尔同志的努力，尽管如此，他们的到来还是给戈达尔革命事业注入了新鲜血液。

1927年1月，戈达尔分子仔细研究了上海总工会发起罢工的方法。戈达尔子从倪天生案例中得到的经验是，把反对派中某些关键人物干掉，可以杀鸡儆猴，从而为罢工扫清障碍。于是，上海警察局中地位与倪天生旗鼓相当的尉官督察员布达·辛格被锁定为下一个主要目标，布达·辛格在巡捕房的门口被哈宾特·辛格枪杀了。哈宾特·辛格在法庭上没有透露任何同谋们的信息，反复只有一句话：“我杀他(布达·辛格)，因为他不是好人”。

虽然布达·辛格被杀死了，但是锡克警察的罢工却从未发生。这起暗杀事件发生之后，上海警察局立即采取行动，在上海到处追潮度民族主义者，两个月的时间就把几乎所有重要的戈达尔分子应收尽收。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开始在上海公开肃清共产党员和上海总工会成员。戈达尔分子失去了共产党的保护，处境危险、十分脆弱。对于留驻上海的印度革命者来说，他们的处境也是凶多吉少不容乐观。

1927年镇压行动之后，戈达尔党的重要人物，要么被驱逐出境，要么逃离了上海。直到抗日战争前夕，印度革命者依然无法到达上海，他们在上海的同志也无计可施、斗争不成。上海警察局报道说，1929年以后由于缺乏资源，在上海的印度叛乱分子几乎不可能制造任何麻烦。从这个意义上说，1929-1941年间上海成为印度民族主义运动的一个孤岛。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初，曼谷取代了上海，成为印度民族主义者在海外的新基地。

当印度独立联盟正在寻求外部帮助的时候，正在东亚侵略，张的日本政府为了削弱英国在亚洲的主导地位，也在计划谋求与印度民族主义者结盟。1941年10月，日军情报人员藤原岩市奉命前往曼谷，与印度独立联盟的领导人进行会谈。由于共同的反英议程，双方很快便建立了合作关系，日本承诺为印度独立联盟提供装备，以便赢取在马来亚的英属印度军队中印度籍士兵的支持。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印度独立联盟与日本军队一起挺进马来亚和新加坡，煽动印度侨民反抗英帝国殖民统治。与此同时，印度独立联盟打算通过雇用投降或被俘的印度籍士兵来组建自己的军事力量。1941年12月31日，印度国民军在马来亚成立了。虽然印度国民军没有在马来亚和新加坡直接参与任何军事行动，但它努力在英属印度军队的印度籍士兵中鼓动反英情绪，竭力赢得他们的忠心。

在1942年2月新加坡被日本占领的时候，印度国民军已经有了大约8000名战士，他们几乎都是印度兵战俘，大部分是在马来亚战役和新加坡战役中被日军俘虏或投降的。然而，印度民族主义者意识到，一支由战俘组成的军队尚不定以有能力在印度开展一场对抗英国人的战役。独立战争需要一个合法性的来源，这种合法性必须来自人民的支持。然而，这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因为东南亚和东亚的印度人社区千姿百态，而且各个社区里的民族主义组织也是五花八门。

为了扩大影响并调动一切可用的资源，印度独立联盟要求各地印度人社区在当地设立分支机构。在上海租界的锡克人同样受到了这场运动的影响。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不久，日本人随即占领了上海的公共租界。刚开始，锡克人并没有受到这个政权更迭的影响，因为锡克警察和看守继续履行着他们的职责。然而，随着印度国民军在日本人的支持下发展壮大后成为海外印度人的实际代表，上海的锡克人不得不首先解决他们内部的分歧。

上海的锡克人社区，远没有统一起来。事实上，锡克警察长官与锡克普通警察之间，以及马杰哈锡克人与马尔瓦锡克人之间的分歧由来已久。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上海警察局的锡克警察分队已经有了自己的委员会，该委员会由33名锡克警察长官组成。然而，锡克警察长期以来一直对这个锡克侨民委员会使用资金的方式感到不安。大多数锡克警察认为，他们自己是更加亲民族主义的，可是锡克侨民委员会的管理层则甘愿充当英国人的鹰犬。

20世纪早期，在上海警察局服役的锡克人主要有两个派系。一派来自旁遮普比阿斯河和拉维河间的马杰哈地区；另一派来自旁遮普萨特雷季河南的马尔瓦地区。虽然这两个派系拥有相同的宗教信仰，而且在印度都是生活在一起的邻居，但由于对种姓制度的看法不同以及经济利益之间的矛盾激化，这两派之间的相互歧视、争吵甚至冲突由来已久。当他们背井离乡漂泊海外谋生时，这两个地区的锡克人又把这种旧的敌意带到了这片新的土地上，旧恨生新仇。

就在上海的锡克人准备为印度独立斗争奋力一搏之际，印度国民军却陷入了重大危机。印度独立联盟会长拉什和印度国民军司令莫汉这两个最高长官之间的博弈，极大地削弱了印度国民军的合法性，损害了将士们的斗志。在莫汉·辛格看来，拉什只不过是日本人的傀儡罢了。于是，他在1942年12月起草了一份解散印度国民军的计划。到了1943年2月，印度国民军只剩下8000名士兵，而莫汉·辛格时期印度国民军士兵人数高达45000名。

经过几番讨论之后，各方达成一致意见，由印度民族主义者苏巴斯·钱德拉·博斯接管印度独立联盟和印度国民军的领导权。博斯身在东京的时候就强调，印度若要自由唯有浴血奋战一条道，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所有印度人都应该积极参与到对英国的战斗中去。当甘地运动在20世纪30年代末停滞不前的时候，博斯已经开始将法西斯主义路线视为印度的独立之路和独立后的发展之道。

1943年11月，博斯应汪精卫的邀请访华。在南京和上海，博斯会见了南京政权的领导人，此外，他还对重庆作无线电宣传，对居住在中国的印度侨民发表演讲，参观了一个印度国民军的营地。博斯在上海向锡克人社区发表演讲时，鼓励他们利用上海作为亚洲交通通信“中枢神经”的地位，为印度独立而奋战。在博斯看来，上海是自由印度临时政府动员大计的关键所在，自由印度临时政府是依托印度侨民在东南亚和东亚的散居网络而存在的。

自从自由印度临时政府发起全面动员以来，动员策略的流动招募人员的流动、印度独立联盟网络中培训机构的流动等诸般流都对上海锡克人社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943年7月，印度独立盟上海分会会长访问了新加坡，研究如何发动群众，从那时起相关部门经常举行群众大会。为了显摆印度独立运动的军事力量，印度国民军新兵经常在上海的主要街道上游行，每次都有200~300人全副武装地游行，印度侨民奉命夹道欢呼。

1943年11月21日，当博斯访问上海时，一场戏剧性的群众动员集会发生了。当天下午，上海整个印度人社区(高达2000人)聚集在上海最大、最著名的电影院之一，上海大剧院，欢迎博斯的到来。上海当地的印度国民军干部要求聚集群众高唱自由印度临时政府的国歌，高呼支持印度独立的口号。为了响应这一号召所有在上海的印度侨民都被要求加入印度独立联盟这个组织，同时还被要求在印度国民军的预备役部队中登记注册。

为了把招募的平民训练成战士，军事训练营必不可少。1944年2月，由布·纳拉因上尉率领的十名印度国民军教官，从新加坡出发赶赴上海。他们的任务是要在上海建立一个军事训练营。1944年6月，印度上海培训学校在闸北区宝山路举行了开学典礼。纳拉因上尉挑选了大约300名印度人，其中大多数都是被解雇的锡克警察和锡克人看守。上海培训学校免费向所有受训人员提供口粮和制服。

然而，新兵军训结束后并没有谁被派到印度一缅甸边境的前线，因为当时战争形势对日本不利，况且也没有找到合适的交通工具可以把他们送过去。1944年春，日本在缅甸地区的军队打算在印度东北部曼尼普尔首府英帕尔市一举摧毁盟军，以便加强对缅甸的防御。印度国民军几乎把自己所有的部队召集到缅甸，与日军联手。然而，1945年年初，盟军攻入了缅甸，而印度国民军则投降的投降，散伙的散伙。

博斯如梦方醒，眼看日本人已经靠不住了，遂将目光转向了苏联。博斯判断苏联在战后可能会跟英国发生冲突，自由印度临时政府当借机实现印度独立。1945年5月，博斯已经计划把所有的部队都先转移到中国，然后再把他们转移到苏联，他甚至下令上海印度国民军分部加强战备，以迎接他下所有将士们的转移，然而事与愿违，博斯这一妙招没能落实，因为就在几个月之后日本投降了。

1945年8月16日，博斯听闻日本投降后急忙从新加坡奔赴西贡,日军在东南亚的指挥官寺内寿一随即安排了一架飞机，让博斯飞往大连，在那里，博斯可以与俄国人取得联系。然而，由于飞机发动机出现了故障，该架飞机于1945年8月1日在台北坠毁，博斯受了重伤，当天晚些时候死在了医院里。博斯的突然死亡，标志着印度国民军运动的结束。上海警察局也不复存在。到1946年年底，几乎所有锡克人都返回了印度。上海锡克侨民的传说就此便成了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