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官制·元稹的一生·官制视野中重新理解唐诗（一篇学习笔记，非书评）

这是一本讲唐朝官制的书，原本应该属于枯燥无味的那一种，但一开打就很难放下，一口气读下来，居然有都侦探小说的阅读快感。为什么会这样呢？

一、“职务”是一个人社会关系的总和

作者在自序中引用自己老师杜希德先生的一段话说：“我们读传统的传记时应当留意，那些看起来好像是无血无肉的骨架式履历（skeleton curriculum vitae），只有连串的官名，但是，史官在写这些传记时，他心目中的“内行”读者（即同个官场上的未来官员），必定会发现这仕历中的每一段，都有它的意义和内涵。唐代一个官员的履历，即使被简化到仅剩连串的官名，没有任何背景资料，也能让跟他接近的同时代人读得“很有意义”（meaningfully），就像我们今人读报章上同个专业同行的讣文，或阅读某个求职者的履历表，也能从字里行间，轻易解读（那人从前的专业经历和就业状况）一样。”作者赖瑞和接着说：“如果我们今天可以像唐人那样，在阅读唐人的官历，能够读到“很有意义”，读到“津津有味”，读到像我们读今天同个专业同行的履历表那样一目了然，达到一种“心照不宣”的境界，那该有多好！”

对啊，那该有多好！历史典籍中干巴巴的官职名称背后，其实通向一个沉睡着的政治—文化世界，如果通过官职官制能把这个世界苏醒过来，很多古籍记载、诗赋文章，读来便会完全不同，很多看似枯燥的文字就会呈现出它原本具有的鲜活信息。这本书就是在做这样一个工作，而且做得极为出色，因此读来趣味盎然。

这本书首先让我意识到一个现象，古人和今人一样（或者说今人和古人一样），往往会把官职或职务加在人名之后，构成对人的正式称谓。以杜甫的诗为例，《房兵曹胡马》《寄韩谏议注》《奉赠王中允维》《过郭代公故宅》《故武卫将军挽歌三首》等，其他耳熟能详的如《送杜少府之任蜀州》《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等，诗歌标题中都有姓氏＋官职的表述。如果转换成今人的表述习惯，我们立刻会从这些熟悉的诗题中获得不一样的感受：《送发改委王主任还京》《首都机场送李处长赴美调研》《赞王参谋新式越野车》《经过原人大常委会赵主任故居有感》……是不是觉得有点怪怪的？唐诗的很多标题，就是这样的写法，在写诗为文的场合，唐人一定会以职务相称。意识到这一点，就会发现，像《房兵曹胡马》这样的诗，写得固然好极了，但出发点其实就是赞美一个基层武官新得到的一匹胡马，放在今天，不就是《赞王参谋新式越野车》这样的意思吗？

官本位的社会里，“职务”实际代表着一个人社会关系的总和，对这个人的认知和评价都要围绕他的职务展开，或者说，明确了一个人是“干什么的”，认知和评价才容易展开。显然，官职和官制中包含着丰富的社会政治文化信息。

二、从元稹的官历看唐朝的官制

借助从作者的三本书中学到的知识，我检索了元稹一生的主要官历，看看唐人的官职中能有哪些隐含的信息。之所以选择元稹，是因为它从最基层的小官校书郎一直做到了宰相，且是唐朝有名的大诗人，他的为官经历能给理解元稹的为人和为文带来不少启发。

贞元十九年（803），十五岁的元稹“明经及第”，后被宣歙观察使荐授为“校书郎”，这是一个正九品上的职事官，相当于今天国家图书馆初级小编辑，但属于常参官，地位重要，可去参加早朝，是读书人心目中公认的美职，作为释褐官，预示着仕途亨通。为官走的是“藩镇奏荐—中央敕准”的合法程序，不同于吏部常调。

永贞元年（805）唐宪宗即位，急需文学之士，由皇帝直接“征召”入翰林院，成为“翰林学士”。这种征召可绕开吏部，属于“特恩除拜”。唐中后期，成为“翰林学士”便意味着接近了权力中心。

元和元年（806），任右拾遗，从八品上，兼翰林学士，这是供奉官、本官，大概类同今天的副处级监察员兼任领导材料写作班子秘书成员。

元和五年（810），任河南尉，正九品，职事官、地方官，差不多相当于今天的公安局局长。

元和十年（815）任通州司马，从六品下，贬谪、职事官。

长庆二年（822）任工部侍郎，正四品下，同平章事，职事官、检校官、赐金鱼袋。“同平章事”就是指当了宰相。这一年，元稹的正式官历当写为“检校工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检校”的本意是“处理”，这个词在不同时期意思也有不同，大体上可作“代理”“试用”解，或加在各种中央职事官前，用作在外任使职者等情况的加衔或寄禄用的本官，后一种情况，“检校”的意思类同“享受某某待遇级”的意思。元稹任“检校工部侍郎”，表示“工部侍郎”只是挂名，表示他的待遇等级，并不真的去工部坐堂，实际在政事堂办公，为百官之首，也就是宰相。我们熟悉的另一个检校官是杜甫，曾任“检校工部员外郎”，这也就是“杜工部”的来历。但实际上，杜甫并不是真的在工部任职，“工部员外郎”只标志了他能享受的待遇级别，比如，因为“检校工部员外郎”的身份，好友严武为他奏请到了五品官员才能用的绯鱼袋。

大和三年（829）任越州刺史兼御史大夫浙东观察使，使职、检校官、宪衔、食封。地方大员，这是典型的“使职”。它无品级，权力却大于本道的“越州刺史”。 翰林学士、知制诰均属使职，无品级，随事而设，事毕即罢，是真正的权力职位。

831年卒，赠尚书右仆射，这是赠官、散官，无爵，相当于追授“国务院副总理”。

上述官历中，大体涉及到唐朝职事官、散官、勋官、爵位四条线索的官制。

首先，职事官，大体可理解为真正管事的岗位。如校书郎、右拾遗、河南尉、通州司马、工部侍郎等，均有固定员额、品级、职掌，由吏部“奏授”，相当于今天的组织部正式任命。

其次，散官，可大体上理解为“资历”，决定上朝时“坐第班位”，类似今天的谁在前面谁在后面的桌签顺序。元稹在任校书郎时，散官阶可能是“承务郎”，从八品下，比职事官低，于是出现“官卑而职高”的现象，也就是上朝的班次比较靠后，但工作岗位很重要——这在今天也是常有的事情。

再说勋官，这是奖励战功的荣誉勋级。元稹无军功，未获勋官。如果获得像“上轻车都尉”这样得勋官，则可在告身最前列上勋号，不过这仅仅表示荣誉，可得少量俸绢，相当于今天得了一个荣誉奖项，拿一次性奖金。

最后是爵位与食封，这是血统与皇恩的象征。元稹也没有未封爵，假设他封了相应爵位，可享有数百户不等的食封，但唐朝时候的所谓封地已经和先秦及汉的封地完全不可同日而语了，即便是食实封，被封者本人也不临民，只挂名收租，由朝廷从州租税中划拨，相当于增加了一级工资。

此外，还可以从常参官、供奉官、登朝官、鱼袋、章服等角度看元稹的官历。

简单说，常参官、供奉官、登朝官决定着“谁有资格上朝”，就像今天，同样是为官，开会时有没有资格和市委书记、市场一个会场开会，也能说明很多问题。

元稹任“右拾遗”时，属于“常参官”，每日五更赴宣政殿前上班。他也是供奉官，翰林学士又称“内供奉”，可在便殿召对，非正式朝班，故称“供奉”。他也是登朝官：凡五品以上职事官皆称“登朝官”，可在元日大朝会时穿绯袍、佩鱼袋立于丹墀。

再看元稹的“鱼袋、章服”，也就是他的“制服”——一眼就能看到官大关小的物质形态。紫金鱼袋在唐宋时期属于官员身上的佩戴的一种装饰，是皇帝赏赐臣下的物品，凡受赏者都可以佩鱼袋，但颜色不同。元和元年任右拾遗时，只能佩“铜鱼袋”；长庆二年拜相后，赐“金鱼袋”，紫袍玉带，“紫金鱼袋”是宰相标配。再看章服，唐朝三品以上紫袍、五品以上绯袍、七品以上绿袍。元稹贬通州司马时，阶降至从六品下，只能穿“深绿袍”，此即“夺章服”的惩罚，还有我们熟悉的“江州司马青衫湿”，都是司马，服色自然也一样。

元稹一生，先以荐授入仕，再经征召入翰林，随后因党争贬职，又凭使职掌一方财政，最终检校宰相、卒后赠三公。通过元稹的官历可以看到，唐人的为官很像搭积木，底座是职事官也就是基础的工作职务，属于领工资所依靠的那个饭碗；框架是散官、勋官、爵位，显示资历与血统；外挂件是检校、加官、员外、使职等随时加减。但使职值得高度重视，尤其唐后期，官职高度使职化，唐人甚至说：为官则轻，为使则重。皮肤是章服和鱼袋，官大官小，一眼可见。

唐人的官衔就是在这套精密的官制积木系统里，不断拆装、升级、降级的动态过程。

三、在官制视野中重新理解唐诗

中国人从小到大的教育中，“唐诗”已成为重要的审美符号，谈到李白、杜甫，也必会先说他们是“唐朝诗人”。但“诗人”这个称呼很容易引起误解，在现代的语境中已被高度浪漫化、职业话了。但事实上，唐朝并没有今天意义上的“诗人”，除了少数如孟浩然这样终身未仕的“布衣诗人”，耳熟能详的李白、杜甫、白居易、李商隐等等绝大多数诗人的命运都和仕途起伏紧密相连，他们的创作动机、审美取向与精神世界，都与当时的政治文化、官制生态息息相关。意识到这一点，才不会把唐诗简单化约为纯粹的审美对象，忽视了诗歌中其实有唐朝士人的整个人生境遇。

还是以元稹为例，看看诗歌的价值世界同诗人的生活世界之间存在什么样的张力。

元稹在820年5月出任知制诰，大概相当于给皇帝草拟圣旨的“全国第一材料写手”，地位当然很重要。不到一年，元稹又被召入翰林，入翰林的同一天得到了三样东西：迁为中书舍人，升为翰林学士，赐紫金鱼袋。（见赖书p238-239）“一日之中，三加新命”，尤其是紫金鱼袋，原是三品高官才能有得章服，元稹官品未到，也被赐命可“衣紫”，自然是前所未有的皇恩荣耀，对这样的升迁，元稹本人也说：“拔令承旨，不顾班资，近日荣宠，无臣此例”，并且接着说：“发言感泣，指日誓心，苟无死节之诚，愿受鬼诛之祸”，这样一把鼻涕一把泪地表忠心的肉麻话，实在是生动无比，放在今天的官场也一点都不违和：“王主任，您的栽培赏识让我受宠若惊，以后您指示办的事儿，我一定掏心掏肺给您办好，这一壶酒，我干了！”古今对照，让人莞尔。

政治上的快速升迁一定会带来很多是非，许多宦官“争与稹交”，不久之后，唐穆宗又下诏任命元稹为宰相，“诏下之日，朝野无不轻笑之”。显然，过快的升迁也给元稹招来不少恶名，时人世人皆以为元稹善钻营、人品不太好，为官善钻营，为人轻感情。只说官大德的话，这其中，恐怕也不全是元稹个人品性因素，同侪的羡慕嫉妒恨应当也是人之常情。他的《遣悲怀三首》，抒发对亡妻的怀念，情辞恳切，第一首诗中先言“嫁与黔娄百事乖”，写自己当年只是穷书生，尾联写“今日俸钱过十万”，今天已然飞黄腾达。穷与达，浮与沉，都无不和仕途有关，但一入仕途，很多事情都不是自己说了算的，仕途曲折的元稹对此肯定深有体会。

所以对于元稹这样诗里诗外两重人格的现象，钱钟书的评价算得公允：“常有言出于至诚，而行牵于流俗。”这不是为元稹开脱，而是说，在社会关系中理解人，才会更丰富更立体，更能免于标签化。

不只是官德人品。唐诗中常歌颂隐逸、气节、清高等精神价值，仿佛诗人都无一例外的是品性高洁的世外高人，但如果仅从字面理解，容易陷入空洞的道德想象，结合唐人的政治文化、官制背景，这些诗歌立刻便会呈现出更复杂的现实底色。

比如说隐逸传统。

赖瑞和在书中点到为止提出了唐朝的隐逸文化可能和唐朝官制中的“守选”制度存在关联，这实在是大学问家的启发洞见。

唐人为官实行任期制，六品以下官员通常四年秩满必须离任，在一定的期限后，再到吏部参加铨选，才可能获派新的官职，这中间可能要等待很长时间，两年、三年、五年甚至更长的时间，这就是“守选”，也就是等着到下一个职位上任职。

时长不定的守选期间，士人既无官职在身，又对未来充满不确定性，这是一种很特殊的生命状态，处在此种状态的士人，大概闲适、期待、焦虑等诸多心理兼而有之。但不论怎样，这种制度性的短期失业催生了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隐居或远游。唐人大量的隐居诗和山水田园诗如果放在唐朝的官制视野中，立刻就丰富了理解的维度。

至少，唐诗中的很多“隐”的观念，已和先秦时期伯夷、叔齐那样决然选择物理逃离的隐士不同，唐人的“隐”更多是一种权宜之计，是繁忙公务之后的身心休整，是仕途的间歇状态，也是制度性的迫不得已。“隐居文化”甚至可以说是唐朝守选制度下的一种文化亚形态。

不过赖瑞和在书中并没有展开论述，学界似乎也没有更多专题的论述，著名学者陈铁民有相关的论述，但止于现象描述，深度广度都不让人满意。当然，或许有更多优秀的研究我还不知道罢了。不论如何，这都是一个绝妙的题目，值得深入挖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