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官制·元稹的一生·官制视野中重新理解唐诗(一篇学习笔记,非书评)
这是一本讲唐朝官制的书,原本应该属于枯燥无味的那一种,但一开打就很难放下,一口气读下来,居然有都侦探小说的阅读快感。为什么会这样呢?
一、“职务”是一个人社会关系的总和
作者在自序中引用自己老师杜希德先生的一段话说:“我们读传统的传记时应当留意,那些看起来好像是无血无肉的骨架式履历(skeleton curriculum vitae),只有连串的官名,但是,史官在写这些传记时,他心目中的“内行”读者(即同个官场上的未来官员),必定会发现这仕历中的每一段,都有它的意义和内涵。唐代一个官员的履历,即使被简化到仅剩连串的官名,没有任何背景资料,也能让跟他接近的同时代人读得“很有意义”(meaningfully),就像我们今人读报章上同个专业同行的讣文,或阅读某个求职者的履历表,也能从字里行间,轻易解读(那人从前的专业经历和就业状况)一样。”作者赖瑞和接着说:“如果我们今天可以像唐人那样,在阅读唐人的官历,能够读到“很有意义”,读到“津津有味”,读到像我们读今天同个专业同行的履历表那样一目了然,达到一种“心照不宣”的境界,那该有多好!”
对啊,那该有多好!历史典籍中干巴巴的官职名称背后,其实通向一个沉睡着的政治—文化世界,如果通过官职官制能把这个世界苏醒过来,很多古籍记载、诗赋文章,读来便会完全不同,很多看似枯燥的文字就会呈现出它原本具有的鲜活信息。这本书就是在做这样一个工作,而且做得极为出色,因此读来趣味盎然。
这本书首先让我意识到一个现象,古人和今人一样(或者说今人和古人一样),往往会把官职或职务加在人名之后,构成对人的正式称谓。以杜甫的诗为例,《房兵曹胡马》《寄韩谏议注》《奉赠王中允维》《过郭代公故宅》《故武卫将军挽歌三首》等,其他耳熟能详的如《送杜少府之任蜀州》《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等,诗歌标题中都有姓氏+官职的表述。如果转换成今人的表述习惯,我们立刻会从这些熟悉的诗题中获得不一样的感受:《送发改委王主任还京》《首都机场送李处长赴美调研》《赞王参谋新式越野车》《经过原人大常委会赵主任故居有感》……是不是觉得有点怪怪的?唐诗的很多标题,就是这样的写法,在写诗为文的场合,唐人一定会以职务相称。意识到这一点,就会发现,像《房兵曹胡马》这样的诗,写得固然好极了,但出发点其实就是赞美一个基层武官新得到的一匹胡马,放在今天,不就是《赞王参谋新式越野车》这样的意思吗?
官本位的社会里,“职务”实际代表着一个人社会关系的总和,对这个人的认知和评价都要围绕他的职务展开,或者说,明确了一个人是“干什么的”,认知和评价才容易展开。显然,官职和官制中包含着丰富的社会政治文化信息。
二、从元稹的官历看唐朝的官制
借助从作者的三本书中学到的知识,我检索了元稹一生的主要官历,看看唐人的官职中能有哪些隐含的信息。之所以选择元稹,是因为它从最基层的小官校书郎一直做到了宰相,且是唐朝有名的大诗人,他的为官经历能给理解元稹的为人和为文带来不少启发。
贞元十九年(803),十五岁的元稹“明经及第”,后被宣歙观察使荐授为“校书郎”,这是一个正九品上的职事官,相当于今天国家图书馆初级小编辑,但属于常参官,地位重要,可去参加早朝,是读书人心目中公认的美职,作为释褐官,预示着仕途亨通。为官走的是“藩镇奏荐—中央敕准”的合法程序,不同于吏部常调。
永贞元年(805)唐宪宗即位,急需文学之士,由皇帝直接“征召”入翰林院,成为“翰林学士”。这种征召可绕开吏部,属于“特恩除拜”。唐中后期,成为“翰林学士”便意味着接近了权力中心。
元和元年(806),任右拾遗,从八品上,兼翰林学士,这是供奉官、本官,大概类同今天的副处级监察员兼任领导材料写作班子秘书成员。
元和五年(810),任河南尉,正九品,职事官、地方官,差不多相当于今天的公安局局长。
元和十年(815)任通州司马,从六品下,贬谪、职事官。
长庆二年(822)任工部侍郎,正四品下,同平章事,职事官、检校官、赐金鱼袋。“同平章事”就是指当了宰相。这一年,元稹的正式官历当写为“检校工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检校”的本意是“处理”,这个词在不同时期意思也有不同,大体上可作“代理”“试用”解,或加在各种中央职事官前,用作在外任使职者等情况的加衔或寄禄用的本官,后一种情况,“检校”的意思类同“享受某某待遇级”的意思。元稹任“检校工部侍郎”,表示“工部侍郎”只是挂名,表示他的待遇等级,并不真的去工部坐堂,实际在政事堂办公,为百官之首,也就是宰相。我们熟悉的另一个检校官是杜甫,曾任“检校工部员外郎”,这也就是“杜工部”的来历。但实际上,杜甫并不是真的在工部任职,“工部员外郎”只标志了他能享受的待遇级别,比如,因为“检校工部员外郎”的身份,好友严武为他奏请到了五品官员才能用的绯鱼袋。
大和三年(829)任越州刺史兼御史大夫浙东观察使,使职、检校官、宪衔、食封。地方大员,这是典型的“使职”。它无品级,权力却大于本道的“越州刺史”。 翰林学士、知制诰均属使职,无品级,随事而设,事毕即罢,是真正的权力职位。
831年卒,赠尚书右仆射,这是赠官、散官,无爵,相当于追授“国务院副总理”。
上述官历中,大体涉及到唐朝职事官、散官、勋官、爵位四条线索的官制。
首先,职事官,大体可理解为真正管事的岗位。如校书郎、右拾遗、河南尉、通州司马、工部侍郎等,均有固定员额、品级、职掌,由吏部“奏授”,相当于今天的组织部正式任命。
其次,散官,可大体上理解为“资历”,决定上朝时“坐第班位”,类似今天的谁在前面谁在后面的桌签顺序。元稹在任校书郎时,散官阶可能是“承务郎”,从八品下,比职事官低,于是出现“官卑而职高”的现象,也就是上朝的班次比较靠后,但工作岗位很重要——这在今天也是常有的事情。
再说勋官,这是奖励战功的荣誉勋级。元稹无军功,未获勋官。如果获得像“上轻车都尉”这样得勋官,则可在告身最前列上勋号,不过这仅仅表示荣誉,可得少量俸绢,相当于今天得了一个荣誉奖项,拿一次性奖金。
最后是爵位与食封,这是血统与皇恩的象征。元稹也没有未封爵,假设他封了相应爵位,可享有数百户不等的食封,但唐朝时候的所谓封地已经和先秦及汉的封地完全不可同日而语了,即便是食实封,被封者本人也不临民,只挂名收租,由朝廷从州租税中划拨,相当于增加了一级工资。
此外,还可以从常参官、供奉官、登朝官、鱼袋、章服等角度看元稹的官历。
简单说,常参官、供奉官、登朝官决定着“谁有资格上朝”,就像今天,同样是为官,开会时有没有资格和市委书记、市场一个会场开会,也能说明很多问题。
元稹任“右拾遗”时,属于“常参官”,每日五更赴宣政殿前上班。他也是供奉官,翰林学士又称“内供奉”,可在便殿召对,非正式朝班,故称“供奉”。他也是登朝官:凡五品以上职事官皆称“登朝官”,可在元日大朝会时穿绯袍、佩鱼袋立于丹墀。
再看元稹的“鱼袋、章服”,也就是他的“制服”——一眼就能看到官大关小的物质形态。紫金鱼袋在唐宋时期属于官员身上的佩戴的一种装饰,是皇帝赏赐臣下的物品,凡受赏者都可以佩鱼袋,但颜色不同。元和元年任右拾遗时,只能佩“铜鱼袋”;长庆二年拜相后,赐“金鱼袋”,紫袍玉带,“紫金鱼袋”是宰相标配。再看章服,唐朝三品以上紫袍、五品以上绯袍、七品以上绿袍。元稹贬通州司马时,阶降至从六品下,只能穿“深绿袍”,此即“夺章服”的惩罚,还有我们熟悉的“江州司马青衫湿”,都是司马,服色自然也一样。
元稹一生,先以荐授入仕,再经征召入翰林,随后因党争贬职,又凭使职掌一方财政,最终检校宰相、卒后赠三公。通过元稹的官历可以看到,唐人的为官很像搭积木,底座是职事官也就是基础的工作职务,属于领工资所依靠的那个饭碗;框架是散官、勋官、爵位,显示资历与血统;外挂件是检校、加官、员外、使职等随时加减。但使职值得高度重视,尤其唐后期,官职高度使职化,唐人甚至说:为官则轻,为使则重。皮肤是章服和鱼袋,官大官小,一眼可见。
唐人的官衔就是在这套精密的官制积木系统里,不断拆装、升级、降级的动态过程。
三、在官制视野中重新理解唐诗
中国人从小到大的教育中,“唐诗”已成为重要的审美符号,谈到李白、杜甫,也必会先说他们是“唐朝诗人”。但“诗人”这个称呼很容易引起误解,在现代的语境中已被高度浪漫化、职业话了。但事实上,唐朝并没有今天意义上的“诗人”,除了少数如孟浩然这样终身未仕的“布衣诗人”,耳熟能详的李白、杜甫、白居易、李商隐等等绝大多数诗人的命运都和仕途起伏紧密相连,他们的创作动机、审美取向与精神世界,都与当时的政治文化、官制生态息息相关。意识到这一点,才不会把唐诗简单化约为纯粹的审美对象,忽视了诗歌中其实有唐朝士人的整个人生境遇。
还是以元稹为例,看看诗歌的价值世界同诗人的生活世界之间存在什么样的张力。
元稹在820年5月出任知制诰,大概相当于给皇帝草拟圣旨的“全国第一材料写手”,地位当然很重要。不到一年,元稹又被召入翰林,入翰林的同一天得到了三样东西:迁为中书舍人,升为翰林学士,赐紫金鱼袋。(见赖书p238-239)“一日之中,三加新命”,尤其是紫金鱼袋,原是三品高官才能有得章服,元稹官品未到,也被赐命可“衣紫”,自然是前所未有的皇恩荣耀,对这样的升迁,元稹本人也说:“拔令承旨,不顾班资,近日荣宠,无臣此例”,并且接着说:“发言感泣,指日誓心,苟无死节之诚,愿受鬼诛之祸”,这样一把鼻涕一把泪地表忠心的肉麻话,实在是生动无比,放在今天的官场也一点都不违和:“王主任,您的栽培赏识让我受宠若惊,以后您指示办的事儿,我一定掏心掏肺给您办好,这一壶酒,我干了!”古今对照,让人莞尔。
政治上的快速升迁一定会带来很多是非,许多宦官“争与稹交”,不久之后,唐穆宗又下诏任命元稹为宰相,“诏下之日,朝野无不轻笑之”。显然,过快的升迁也给元稹招来不少恶名,时人世人皆以为元稹善钻营、人品不太好,为官善钻营,为人轻感情。只说官大德的话,这其中,恐怕也不全是元稹个人品性因素,同侪的羡慕嫉妒恨应当也是人之常情。他的《遣悲怀三首》,抒发对亡妻的怀念,情辞恳切,第一首诗中先言“嫁与黔娄百事乖”,写自己当年只是穷书生,尾联写“今日俸钱过十万”,今天已然飞黄腾达。穷与达,浮与沉,都无不和仕途有关,但一入仕途,很多事情都不是自己说了算的,仕途曲折的元稹对此肯定深有体会。
所以对于元稹这样诗里诗外两重人格的现象,钱钟书的评价算得公允:“常有言出于至诚,而行牵于流俗。”这不是为元稹开脱,而是说,在社会关系中理解人,才会更丰富更立体,更能免于标签化。
不只是官德人品。唐诗中常歌颂隐逸、气节、清高等精神价值,仿佛诗人都无一例外的是品性高洁的世外高人,但如果仅从字面理解,容易陷入空洞的道德想象,结合唐人的政治文化、官制背景,这些诗歌立刻便会呈现出更复杂的现实底色。
比如说隐逸传统。
赖瑞和在书中点到为止提出了唐朝的隐逸文化可能和唐朝官制中的“守选”制度存在关联,这实在是大学问家的启发洞见。
唐人为官实行任期制,六品以下官员通常四年秩满必须离任,在一定的期限后,再到吏部参加铨选,才可能获派新的官职,这中间可能要等待很长时间,两年、三年、五年甚至更长的时间,这就是“守选”,也就是等着到下一个职位上任职。
时长不定的守选期间,士人既无官职在身,又对未来充满不确定性,这是一种很特殊的生命状态,处在此种状态的士人,大概闲适、期待、焦虑等诸多心理兼而有之。但不论怎样,这种制度性的短期失业催生了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隐居或远游。唐人大量的隐居诗和山水田园诗如果放在唐朝的官制视野中,立刻就丰富了理解的维度。
至少,唐诗中的很多“隐”的观念,已和先秦时期伯夷、叔齐那样决然选择物理逃离的隐士不同,唐人的“隐”更多是一种权宜之计,是繁忙公务之后的身心休整,是仕途的间歇状态,也是制度性的迫不得已。“隐居文化”甚至可以说是唐朝守选制度下的一种文化亚形态。
不过赖瑞和在书中并没有展开论述,学界似乎也没有更多专题的论述,著名学者陈铁民有相关的论述,但止于现象描述,深度广度都不让人满意。当然,或许有更多优秀的研究我还不知道罢了。不论如何,这都是一个绝妙的题目,值得深入挖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