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解城市的一个新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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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究竟是怎样的一座城市?在上海生活十多年后,我面对类似的问题,已经越发难以回答。究其原因,是已无法找到一个恰当的词汇或精准的句子来形容。固然,可用“海派”或小资情调来形容之,而这些词汇又与我切身所体会的空间与日常相距甚远。上海构建着无数人的生命肌理,承载着无数人的日常生活。于我而言,上海不再是一个抽象的、固定的词汇,而是一个具体的、流动的空间,是真实生活的所在。
青年作家水笑莹的短篇小说集《到上海去》给我们提供了理解上海的一种新角度。准确地说,是理解城市的一个新角度。在水笑莹笔下,在某个时刻,上海是人们寄托他岸生活的所在,但更多的时候,上海是个日常的、世情的空间。诚如项静所言,是“附近的生活与当下的世情”。
与土生土长的上海作家不同,水笑莹对上海的观察,始终是站在外来者的位置上。其中原因,一是她本人有着相当丰富的“沪漂”履历;二是上海是她父母辈求职谋生的所在,父母辈们由乡镇进入上海,成为保姆、护工、建筑工人等。他们虽不起眼,却也是上海这座城市运作的不可或缺的存在。水笑莹以谦卑而克制的叙述,试图为他们的生活张目。我们亦会在小说人物流动的生活里体察到生命中的喜怒哀乐。
那么,从父母辈到自己,这批人在上海的处境有无变化?答案自然是有的。
在老一辈眼中,上海或北京这样的大城市,只是纯粹的谋生所在。他们对自我的定位,是城市里的过客,家乡永远是自身的来处。即使是得以留在上海或城市,亦是某种“幸运”的结果。在《珠穆朗玛》这个故事中,朱丽、陈青、陈荷叶三姐妹同时进城,同时以“保姆”的职业开启自己的进城后的人生,但命运的走向却截然不同。陈青以婚恋的方式,成为了城里人;陈荷叶获得雇主家赞助,得到继续学业的机会,最终成为一名医生,跳出农门;朱丽则无多大变化,仍在家乡与城市之间,为生活、为家庭、为孩子来回奔波着。看起来,陈青与陈荷叶的生活最为光明,然而所有的命运的礼物都标好了价码。成为城市居民的陈青,只是表面光鲜,生活并不见得真比朱丽好——到处向老乡借钱,丈夫患有乙肝,孩子亦被感染。而陈荷叶之所以能得到赞助,原因据说是“那家女主人不能生,她给人生了个儿子”。
她们以献祭式的牺牲,才得以成功留存于城市,成为其永久的一份子。因此,城市在这辈人的眼里,并不能承载生活之外的诗意。生活的重压在肩,让她们无暇发现生活中的诗意。到了她们子女一代(即年轻一辈),进入与融入城市显然是更为积极与主动。比如,成为城市白领,买房落户,等等。随之而来的,他们对于家乡的情感,则更为暧昧、矛盾与纠结。他们会对家乡的日常与普通心生不满,进而生出逃离之心。于是乎,上海变成为一个寄托浪漫想象的精神寄托。
在短篇《休眠火山》中,青年周苏捷因婚姻中琐碎与事业中的普通,在妻子怀孕当口,去上海做一日远游。到了上海,周苏捷所要面对的,早已物是人非。曾经的朋友,亦各自走进家庭,需面对着各自的生活中的庸常。短篇《紫河车》中,青年成宵丽从上海辞职回家,顺父母所愿成为一名在编老师,但在父母催婚以及各种世俗的压力之下,忍不住发出反抗之声:“明天我不在家,我要去上海。”这个情节,不禁令我想起张爱玲的散文《走!走到楼上去》,面对着生活的困境,豪言壮语或可一时激起内心的斗志,然而我们终究要在漫长的日常里解决生存的问题。在这则小说里,水笑莹并未武断地给出答案,而是将成宵丽的状态悬宕起来。没有人知道她明天会不会去上海,甚至连她自己都不知道。生活静默如迷,可能是这则小说给予我们最大的启示。
都市并不是乌托邦似的存在。对于年轻人来说,相比于家乡,都市所能承载的诗意与精神,可能也仅仅是生活中匆忙的一瞥,如合租房里的一窝小鸟(《鸟居》)、世纪大道地铁站口的夜樱(《世纪大道的夜樱》)。这些诗意的、匆忙的一瞥,看似无关紧要,却也是人生中壮丽的瞬间。它让人们在奔波中得以休憩,生出对未来的期许。有了期许,人生才不至于破碎与灰暗下去。这可能是年轻人与父母一辈最大的区别所在——父母一辈并非没有精神空间与诗意的需求,只是疲于应付生存与生活的重压,无暇顾及罢了。她们的爱情和婚姻是撮合的,为家庭、为孩子、为未来,甚至为丈夫(水笑莹笔下的故事,丈夫大多因病缺席),只能承担自己养育女儿与照顾家庭的所有责任。她们对精神空间与诗意的需求,被迫压抑了或延迟满足了。准确地说,直到晚年,这批女人们才察觉到自己的精神需求:徐美玉渴望去迪士尼一趟(《去迪士尼》),珠穆朗玛峰像是某种旋律一般盘桓在朱丽的心中(《珠穆朗玛》)。
两代人之间的细微差别——从生存空间到生活空间,其原因可归结是社会与城市快速发展的结果。因此,在水笑莹的小说里,上海已然从一座具体的城市,升华为具有象征意义的“国度”。两代人“到上海去”的愿望与进程,隐隐然地揭示城乡之间的鸿沟的存在。这自然是令人伤感的,但文学作品不是社科作品或数学题,无须为所有的问题,都找到准确的答案。文学作品所要照亮,是具体的生命,是对具体的生活予以理解,并赋予日常生活耀眼的价值。正如詹姆斯·伍德所言,“文学的价值在于它能够让我们重新审视生活,重新思考我们自己的存在。”阅读水笑莹的小说时,我常常会忽视其“上海”的元素,而被人物本身散发出的耀眼光芒所吸引。
最耀眼的细节或瞬间,出现在《百年好合》中。这是一篇以医院为背景的故事,护工陈俊青游走在各个病房,服务与照料着各个病人。生老病死,牵扯着种种利益。于是乎,人性的阴暗便明目张胆地显露出来。水笑莹并未将笔触聚焦于家人之间的利益杯葛,而是聚焦于护工、病友之间的温情互助。毋宁说,即使是境况糟糕,她们亦在努力地维持着生命的尊严。“她(即陈俊青)找到了栀子树,摘下五六枝,将其中的一朵放到铜像上,然后回到田玲身边,把剩余的花放到她的膝盖上。田玲拿起一朵,嗅着那花,有灰色的小虫子跳出来,爬到她的胳膊上,痒酥酥的,然而她不敢拍虫子,怕伤到血管,只轻轻地拂了拂。”这个再普通不过的瞬间,具有浓烈的诗意。它让生命即将走到尽头的田玲摆脱现实的引力,成就文学超脱的瞬间——让生命的尊严得以闪耀。
故而,水笑莹的小说,为我们理解当下的社会与时代,切出一个横切面。只是,这个横切面被设置在上海这座城市上。它们所触及的广度,亦不止停留于上海,而是更广阔的国度,而是更具体的生命。它让我们审视“附近的生活、当下的世情”,但更为重要的是,我想是审视“自我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