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走的阵痛

⟪涵变: 清末民初的国家建构与现代困境（1895-1917）⟫是马勇老师的最新专著，详细论述了近代中国的政治变革与国家建构，并分析了西方制度在中国运行的困难，以及中国人对西方制度的接受与适应过程。在问题意识上本书继承了前作⟪叠变: 鸦片、枪炮与文明进程中的中国（1840-1915）⟫，关注晚清和民国初年政治的连续性。

中国近代史是一个不断激进的过程，从梁启超以来，许多人常爱说近代中国士人关怀的重点有经器物到政制再到文化的阶段性演变，治史者也多援用之，这大致是不错的，我们的教科书也多强调此点。但具体到个人，这样的阶段性演变或可能仅部分体现，或者全无体现，甚至可能不发生关系。生活在“政制阶段”的“社会人”，其思想很可能尚在“器物阶段”，或者已进到“文化阶段”。且中国幅员辽阔，地缘文化的因素历来较强，近代全国各地发展尤其不平衡。京、沪和一些口岸或者已到后面的时段，内地则可能尚不同程度地处于前面的时段，或竟在两时段之间。如果一定要以以整齐划一的阶段论去观察诠释问题，恐怕会变成陈寅恪所说的:“其言论愈有条理系统，则去古人学说之真相愈远。”罗志田倾向于二者存在脱节，要以地域，时间具体分析。在变的共相之下，各领域 (比如思想与社会)的变化速度又是不同步的;这与因幅员广阔所造成的区域性发展不同步共同构成近代中国的一大特色，使得任何框架性的系统诠释都有相当大的局限性，甚至可能适得其反，恰与历史原状相违背。

直至甲午战争，“泱泱大国”竟输给“蕞尔小邦”的日本，震惊和剧痛才使更多人真切认识到政治体制非改变不可，因为不变中国已无出路。王先谦中年也是慷慨激昂的人士，晚辈郭庆藩写了《庄子集释》请王先谦作序，王先谦在前面假意褒奖，但在结尾笔锋一转，问了一个问题“在今天读庄子有什么意义吗？恐怕意义不大，如果庄子穿越到两千年后，看到今天的局势恐怕也束手无策”，那一年是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结束，王先谦认为所谓的传统应该被抛弃。过了十几年之后，王先谦自己写了《庄子集解》，在序言里面坦诚心迹，我写庄子，我这十几年都在读庄子，这十几年事事烦乱，每天的新闻都违背我心中的寄寓，心里焦躁不安，就去读庄子，庄子告诉我如何解脱，获得心灵上的宁静。甲午不同于之前的任何战败，它给知识分子以巨大的震撼，他们再也不能像过去一样用“这是洋人的玩意，不值一提”来敷衍过去。连湖南这样最为保守的地方也不能对此漠不关心，王先谦，王闿运，叶德辉这样的保守卫道士也不得不正视中国所面对的世界与处境。

19世纪暴力革命不受欢迎也不被理解，但是随着民族资本主义进一步发展和民族矛盾、阶级矛盾的错综交织及尖锐加剧，渐渐地这样的举动获得了社会愈来愈多的认可。孙中山在回忆中曾有这样的描述:当初次之失败也，举国舆论莫不目予辈为乱臣贼子，大逆不道，咒诅谩骂之声，不绝于耳;吾人足迹所到,凡认识者，几视为毒蛇猛兽，而莫敢与吾人交游也。惟庚子失败之后，则鲜闻一般人之恶声相加，而有识之士且多为吾人扼腕叹惜，恨其事之不成矣。前后相较，差若天渊。吾人睹此情形，中心快慰，不可言状，知国人之迷梦已有渐醒之兆。加以八国联军之破北京，清后、帝之出走，议和之赔款 则清廷之威信已扫地无余，而人民之生计从此日蹙。国势危急，岌岌不可终日。有志之士，多起救国之思，而革命风潮自此萌芽矣。梁启超在1902年也曾有过这样的感叹:“二十年前，闻西学而骇者比比然也，及言变法者起，则不骇西学而骇变法矣;十年以前，闻变法而骇者比比然也……及言民权者起，则不骇变法而骇民权矣;一二年前，闻民权而骇者比比然也，及言革命者起，则不骇民权而骇革命矣。今日……骇革命不骇民权者，百而得一焉，若骇变法骇西学者，殆几绝矣。

对于清政府而言，日俄战争是毫无疑问的灭顶之灾。在日俄战争前，清政府可以和效仿元朝建立北元那样退回自己的传统势力区。但日俄战争后，日本占领东北，满族统治者再也无法回到东北。某种意义上，清政府从1905年就注定毁灭了。马勇老师在书中认为辛亥革命是中国的光荣革命，这个评价是十分有趣的。虽然从辛亥革命开始到清帝退位，也经历了很多场战争，但和中国之前的王朝覆灭相比，辛亥革命实在是太温柔了。这其中清王朝自己的人才断层，尤其是皇族缺乏强有力的人物，军权自从需要太平天国以来就逐渐转移到地方，从八旗和绿营转移到了地方团练，满汉格局就此发生翻转。之后编练新军，军权就慢慢得聚集到了汉族士大夫手中，到了辛亥革命前，真正掌握在清政府且完全听命于朝廷的军队实在少之又少。1911年清政府自己也处在一个尴尬的处境之中，载沣缺乏独当一面的能力，慈禧太后在位时小心谨慎，不敢越雷池一步，当慈溪驾崩之后，难以统治心怀鬼胎的满清皇族，在这个孤儿寡母，主少国疑的情况下，辛亥革命来敲清政府的丧钟了。再加上袁世凯的两头施压，隆裕太后很快就屈服了，其实如果隆裕太后和皇族愿意动员军队，清政府或许还能再苟延残喘几年，可当《清室优待条件》出来后，只想着自己和儿子利益的隆裕也就接受了。

我最早阅读马勇老师的著作是“晚清四书”系列：《觉醒》《维新》《国变》《革命》。我个人感觉马勇老师很受费正清的“冲击-反应”的中国近代史研究范式，可以看到朱维铮先生的影子。在写作的过程中有自己的感情， 善于运用历史人物的经历来反映时代的变迁。但从⟪叠变: 鸦片、枪炮与文明进程中的中国（1840-1915）⟫开始，能感觉到马勇老师研究和写作的变化。马勇老师希望重新解释中国近代史，并且运用了更多的社会科学的视角。

民国历史是纷乱复杂的，不同于之前的任何历史时期，民国各个政治势力的背后或多或少都有西方列强的影子，因此民国的政治逻辑也是不同的，我阅读过邓野老师的《民国的政治逻辑》，“民国政治的基本特征在于，政治与武力高度统一，政党作为政治集团的同时，又是一个武装集团，武力是政治的出发点和最终依据。这一点构成了民国政治的基本逻辑。”但我依然觉得这个解释思路过于简单，希望马勇老师的下一本著作可以对纷繁复杂的民国做出全新的历史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