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经济史视角下的创见，未完成的宏观史野心

一部试图从财政能力和全球化贸易影响中解释近世中国朝代兴亡的书。

元代创造性地委托斡脱商人进行国家资产的金融化运营，并发行纸币尝试财政货币化道路，但财富却大量消耗于政治斗争中的拉拢和赏赐，滥发钞票弥补赤字的尝试又加速了财政崩盘。

明代早期设计了利用商业机制盘活资源运输的开中制和茶马互市，但随着逐利本能和各种权宜调整逐渐瓦解；轻徭薄赋的理念无法应对日益庞大的宗室官宦集团需求，士绅和平民间税收的差别更造成了“投献田产-税基减少-平民负担加重”的恶性循环。虽然晚明因为外贸白银流入一度繁荣，但伴随着海外各国贸易管控，晚明经济快速恶化，最终无饷发兵中灭亡。

清代，摊丁入亩和火耗归公较大程度解决了税收不平等的问题，也释放了人口增长潜力；但在限制对外贸易和科技创新的背景下，中国旋即陷入马尔萨斯陷阱的内卷。鸦片战争打开国门后，一方面，缺乏现代财政体系让中国无法像日本一样利用国债等形式为现代化募集足够资金；另一方面，被卷入全球市场的中国却要承受同样的全球经济波动。清朝末年，国际橡胶价格下跌引发国内投资者大规模亏损，其中就有川汉铁路从民间募集但尚未投入使用的资金，民众希望国家补偿亏损但被拒绝，最终演变成保路运动，从而为武昌起义的发生创造了条件。

作者回应了元代的通货膨胀、晚明的白银与全球贸易等经济史中的经典问题，对晚清财政经济问题的诸多探讨更颇有新意。例如厘金与地方主义的兴起，日本依靠国债的财政动员打赢甲午战争，保路运动是和中央政府结合的大绅商对抗本地小绅商，以及“橡皮股票危机→川路国有化→保路运动→武昌起义”因果关系等，都给看待近代中国问题提供了制度、思想以外的新视角。

但除此之外，作者的不少论证组织并不清晰。

作者在第一章提出了竞争与合作、集权与分权、财政和货币、五波全球化四个分析框架，但实际上只有后二者得到了比较充分的论述。作者似乎想用前两者解释历代政治斗争，但往往在对应历史事实时显得牵强，也与后两个维度缺少有机关联。

例如明代的东林党问题。

作者提到东林党来自江南工商业集团，从工商业利益出发反对加税，导致国家财政危机无法解决乃至走向灭亡。东林党是否代表工商业阶层利益，是否是明亡的主要责任方，一直以来就是学界聚讼不已的问题。它的提出其实受到上世纪阶级史观很大影响，又在当代通俗史学阐释中不断被放大。以笔者个人掌握材料来看，东林党对明亡负有一定责任，但远非主要责任（相比于崇祯皇帝本人的错误决策以及万历天启朝的政治废弛）。而就反对矿税使而言，作者并没有辨析东林党是出于传统儒家不与民争利的思想，为民请命反对加税；还是有意识地代表工商业这一特定集团反对加税。而当年矿税使横征暴敛已经在各处激起民变，如果放任不管，结局未必是国库充盈，反倒可能再逼出一个李自成张献忠。并且，虽然矿税使的部分征收在历史上是用作抗清辽饷，但由宦官担任的矿税使本质上仍是皇帝的私人代表，征收财富在制度上属于皇帝的内帑而非国库，而在这个权力绝对、缺少监督的过程中，多少营私舞弊中饱私囊也可想而知。这些都与作者期待的一种制度化的现代财政相反。

与之类似的问题也发生在作者对元朝的论述上。

作者认为元朝进行了财政制度的创新，包括斡脱商人对国家财产的金融化经营，还有发行纸币等。但是斡脱商人包税给百姓带来的剥削灾难，纸币贬值，以及元朝的速亡，都表明这些财政制度并不成功。由此观之，元代财政制度究竟是具有进步意义的突破，还是仅仅具有某些现代表征、但本质上仍是前现代的东西值得怀疑。笔者会期待作者分析元代财政创新为何失败，为何游牧民族-商队的金融运作在农业中国未能实施，可惜作者没有展开。

相反，作者花了不少笔墨描写儒臣和蒙古色目贵族的权力争斗，（但同时他恰恰强调双方在反对加税这个重要财政问题上是一致的）。这些权力争斗对金融财政最大的影响是滥发赏赐带来的财政超支，而非财政路线更换。但财富消耗于赏赐俸禄或者贵族奢靡生活的问题在任何朝代都可能发生，与元代的政治特色并不相关，与元代最终灭亡也不是直接关系（个人认为元代一大部分消耗于皇位争斗的路线混乱政治动荡，而非皇位争斗带来的财政赤字）。

另外，作者还谈到了土木堡之变、康熙朝九子夺嫡等内容。作为一部长时段宏观史的作品，作者似乎有一种把所有大事件都纳入叙事的冲动，但这些政治斗争与作者的财政金融主题未必能产生直接关联，反倒转移了读者的注意力。事实上，中国传统政治斗争中的行动者未必全都是“理性经济人”，意识形态以及儒家主题下的子/亚意识形态冲突一直是重要的党争动力。

这些问题使得全书线索难免纷乱，且未能实现作者第一章导论的野心。相比之下，更期待作者能就清末金融危机等具体话题详细专论，笔者相信以作者掌握资料的丰富程度和对此类问题的理解，一定能产生更完整和有创见的作品，也能让读者对金融贸易影响下的历史变迁获得更具体而微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