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女战士的实验人生》弗吉尼亚·伍尔夫
说来也怪，大规模战争带来的影响并非对所有人都一视同仁。法国大革命让一些人身首异处、家破人亡，而另一些人却可以毫发无伤地安然度过。据说，简·奥斯汀从未提起过这场战争，查尔斯·兰姆选择对此视而不见，博·布鲁梅尔甚至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但对华兹华斯和戈德温来说，法国大革命就是黎明的曙光，让他们清晰无误地看到了：
法兰西屹立于黄金时代，
人性之光仿若重获新生。
因此，一位善于营造画面感的历史学家，可以轻松地列举两个截然相反的场景作为对比：一边是切斯特菲尔德街的博·布鲁梅尔，他正仔细地将下颌轻轻抵住领巾，以一种故作优雅的口吻谈论一件外套的翻领裁剪；另一边则是索默斯镇上一群穿衣打扮毫无品位但兴致高昂的年轻人。其中有一个小伙子头特别大、鼻子特别长，身材和五官长得都很不合比例，却天天在喝下午茶时滔滔不绝地谈论着“追求卓越”“众志成城”与“天赋人权”的话题。与他同时在场的还有一位目光炯炯、口齿伶俐的女士。对于这位女士，这群继承了巴洛、霍尔克罗夫特和戈德温这类中产阶级姓氏的男青年都只称呼她的闺中本姓“沃斯通克拉夫特”，仿佛她有没有结婚并不要紧，又仿佛她也是一个小伙子，和自己没有什么两样。
同样都是聪明人，彼此之间却可以产生如此大的差异，比如查尔斯·兰姆与戈德温，简·奥斯汀与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这便说明了环境对观念的巨大影响。如果戈德温也是在伦敦圣殿区长大，从小沉浸在基督公学的古迹和古文中，他或许压根不会关心人类的未来和普遍权利。如果简·奥斯汀小时候也曾躺在楼梯的转角，用身躯阻止父亲殴打母亲，那么她的灵魂中或许就会燃起反对暴政的怒火，而她所有的爱情小说也都将演变成对正义的呐喊。
然而，上述遭遇正是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童年时体验到的“婚姻生活的快乐”。长大后，妹妹埃维莉娜遭遇了婚姻的不幸，甚至在马车上把婚戒都咬碎了；弟弟成了她的负担；父亲的农场也经营失败了，他不仅变得不修边幅，还整日面红耳赤、脾气火暴。为了帮助老头子重新振作起来，她只能去给贵族当受气的家庭教师——换句话说，玛丽一生从未感知过什么是幸福。正是在这种前提下，她建立起了直面苦难的人生信条，其核心理论就是：独立自主重于一切。“男性强加的每一项义务都是一副新的枷锁，夺走了我们天生的自由，贬损了我们心智的力量。”她认为，对女性来说，独立自主是最要紧的事。一个女人最需要具备的品质，既不是优雅大方也不是魅力四射，而是充沛的精力和勇气，还有实现自己意志的能力。而一个女人最值得骄傲的事，莫过于能够说出这样一句话：“凡是我决心要做的事，我都义无反顾地做到底。”玛丽说这句话时显然很有底气。三十岁出头的时候，她已经顶着重重压力完成了一系列她想做的事情。她曾为朋友范妮拼命争取到一栋房子，不过范妮之后改变了主意，完全不想要那栋房子了。她曾经开办了一所学校。她劝说范妮嫁给了斯基先生。后来，范妮病重，她抛下自己的学校，独自前往里斯本照顾范妮，直至她去世。在回程的船上，她逼迫船长营救一艘遇难的法国船只，并威胁说如果拒绝救援，她就去揭发船长不作为的罪行。再后来，她对富塞利产生了强烈的感情，直接表达希望和他生活在一起，被他的妻子断然拒绝后，她又毫不犹豫地贯彻了行事果决的原则，只身前往巴黎，决心依靠写作谋生。
所以，对玛丽来说，法国大革命不仅仅是发生在外部的事件，更是活跃在她血液中的因子。她一生都在反叛——反对暴政、法律和社会习俗。改革者对全人类的那种爱恨交织的深情，在她心中不断地发酵。法国大革命的爆发表达出了她最深刻的一些理论和信念。于是，在那个激动人心的时刻，她迅速写下了两本大胆而雄辩的书——《答伯克》（Reply to Burke）和《女性的权利》（A Vindication of the Rights of Woman）。这两本书写得太深刻了，以至于如今看来似乎没什么新意。毕竟，当初的大胆创新已经成为今天的老生常谈。然而，当玛丽独自一人寄居在巴黎的一栋大宅中，亲眼看着令她唾弃的国王被国民自卫军押送着在街上经过时，她发现国王竟然表现得很有尊严。此时此刻，“说不出来为什么”，她的双眼竟然涌起了泪花。她在信的末尾写道：“我该睡觉了，可是人生中第一次，我竟舍不得熄灭蜡烛。”的确，世上的事情没有这么简单，就连玛丽本人也无法理解自己的情感。看到最珍视的信念付诸实践，她却不禁落泪了。她已然赢得了名声，赢得了按照自身意愿独立生活的权利，可是她却依然渴望一些别的东西。“我不想像女神那样受人爱戴，”玛丽写道，“我希望我是你的不可或缺。”这封信是写给伊姆利的。他是一个颇具吸引力的美国人，对她一直很好。实际上，玛丽已经深深爱上了他。然而，爱情应该是自由的，这正是她的理论——“双向的感情就是婚姻。如果爱情消逝了，婚姻的纽带就不该继续束缚彼此。”尽管如此，实际上，她既渴望自由，也渴望确定性。“我喜欢‘感情’这个词，”她写道，“因为它强调了某种习惯。”
这些矛盾在她的脸上一览无余，让她显得既坚决又梦幻，既性感又智慧，一头优雅的鬈发与一双闪闪发光的大眼睛更增添了她的美丽，骚塞认为她的眼睛是最会说话的眼睛。这样的女人，她的一生注定无法风平浪静。每一天，她都会构建应当如何生活的理论，而每一天，她都会受到他人偏见的猛烈冲击。同样，她每一天也都在经历着全新的事物，它们迫使她推翻先前的理论，将其回炉重造——毕竟她既不是迂腐的书呆子，也不是冷血的理论家。她认真践行着自己的理论，认为自己对伊姆利没有法律上的要求，因此拒绝与他结婚。可是，当他真的抛下她和孩子离去，她开始在日复一日的等待中，品尝到无法承受的痛苦滋味。
理性和非理性的力量一直在玛丽的情绪之中交替，连她自己也对此感到矛盾和困惑，所以也不能全怪那位花言巧语的伊姆利跟不上她变化的节奏。即便是看法比较客观的朋友们，也被她的反复无常弄得心烦意乱。比如，玛丽对大自然怀有丰沛炽烈的爱，但有一天晚上，当天空出现无比绚丽的色彩，马德莱娜·施魏策尔忍不住呼唤她：“快来啊，玛丽——快来啊，大自然的爱好者——快来欣赏这幅美妙的画卷呀——快看天色在不断变化！”可是玛丽的眼神却紧紧跟随着那位沃尔措根男爵。“我必须承认，”施魏策尔夫人写道，“这种痴迷的眼神给我留下了极其不愉快的印象，瞬间驱散了我所有的喜悦之情。”如果说，这个心思细腻的瑞士女人是被玛丽的感官欲望所困扰，那么精明的商人伊姆利就是为她的冰雪聪明而恼火。每次见到玛丽，伊姆利都会拜倒在她的魅力之下，但同时又会因为她的快人快语、不屈不挠以及无法妥协的理想主义而渐生厌倦。她看穿了他所有的借口，能应对他所有的理由，甚至还有本事管理他的生意。和她在一起永远得不到安宁，所以他必须一而再、再而三地离开。然后她的信件纷至沓来，继续折磨着他。她的信写得如此真诚、敏锐，如此直言不讳——她热切地恳求他说出真相，并流露出对浮华、物质、财富和安逸的不屑。她一遍又一遍发自肺腑地反复追问，他怀疑她只想让他亲口说出一句“好，你再也不会听到我的消息了”，而这使他无法承受。原本他以为只是在逗弄小鱼，谁知却钓到了一条海豚。海豚拖拽着他在水中疾驰，终于让他头晕目眩，只想逃离。毕竟，他虽然也玩过构建理论的游戏，但终究只不过是个商人，靠金钱与生意为生。他不得不承认，“生活中的一些小乐趣对我来说不可或缺。”而在这些小乐趣中，有一样东西始终在逃避玛丽嫉妒的审视。是什么让他频频离开她？是生意？是政治？还是另一个女人？他总是拖泥带水，见面的时候你侬我侬，之后又消失得无影无踪。玛丽在怀疑之下怒火中烧，几近发疯，终于从厨师口中逼问出了真相。她得知，他的情妇是巡回剧团的一个小演员。她立刻贯彻自己行事果决的信条，从帕特尼桥上跳了下去，为了确保能沉到水底，她还事先浸湿了裙子。幸好，她最终被救了起来。在经历了无法言喻的痛苦之后，玛丽恢复了“不可战胜的强大心智”，少女时代的独立信条再次浮现心头。她决心重新争取幸福，努力养活自己和孩子，不再从伊姆利那里拿一分钱。
正是在这场危机中，玛丽再次见到了戈德温，那位个子小、脑袋大的男子。他们上一次碰面时，法国大革命正风起云涌，让索默斯镇的年轻人都以为一个新的世界即将诞生。他们见面了——这只是一个委婉的说法，实际上是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亲自登门拜访了他。是什么令她觉得，不管是披上斗篷到索默斯镇去找戈德温，还是留在贾德街西等戈德温来找她，好像都不是问题？是法国大革命的影响吗？是因为她看到了街头四处飞溅的鲜血吗？是因为人群中愤怒的呐喊声令她震耳欲聋吗？又是什么样的人生剧变，促使这个古怪的男人认为玛丽是正确的，而束缚女性的传统是愚蠢的，并对她抨击传统的行为表示敬重？
他是吝啬与宽宏、冷漠与深情的矛盾混合体——如果没有与众不同的心灵深度，他不可能为亡妻写下这样的回忆录。他对许多问题都有着超脱世俗的看法，尤其是在两性关系上。他认为男人和女人之间的爱情应该受到理性的影响。他认为两性关系中存在某种精神层面的成分。他曾写道：“婚姻是一种法律，最糟糕的法律……婚姻是一种财务，最糟糕的财务。”他坚信，如果一对异性互相喜欢，应该不需要任何仪式就生活在一起；如果要避免同居使爱情失去新鲜感，最好隔开二十间房，可以住在同一条街上。更有甚者，他还说过，如果有别的男人喜欢你的妻子，“这也没什么难的。我们都可以享受与她交谈，我们也都是聪明人，应该知道肉体上的亲密不过是些微不足道的小事。”只是，当他写下这些话的时候，他还从未恋爱过。
现在，他要第一次经历恋爱的感觉了。它来自索默斯镇的一次次交谈。当孤男寡女不合时宜地共处一室，在他的房间里讨论着太阳底下发生的一切，爱情就在此时悄然而至、自然生长，“在两个人的心中唱着同样的旋律。”“这是从友情演变成的爱情……”他写道，“在发展的过程中，当本该告白的时刻来临，彼此之间已经再没有什么需要表露的了。”显然，他们在最基本的观念上达成了一致。例如，他们都认为婚姻是多余的。他们决定继续分开生活，直到大自然的力量再次介入——玛丽发现自己怀孕了。她问自己，为了一条理论而失去重要的朋友，值得吗？她认为不值得。于是，他们结婚了。
接着，她还要面对自己的另外一条理论：夫妻双方最好分开生活——这与她心中萌发的别样感受难道没有产生冲突吗？“丈夫是一件称手的家具。”她写道。确实，她发现自己是个热衷家庭生活的女人。那么，为什么不能把这条理论也修改一下，允许对方与自己住在同一屋檐下呢？戈德温应该有一间工作室，与她隔开几间房，如果他们想的话，可以各自外出就餐——他们的工作和朋友都应该是分开的。两个人一拍即合，计划实施得令人艳羡。这样的安排结合了“新奇、生动的做客体验”与“甜美、真挚的家庭乐趣”。玛丽承认自己很幸福；戈德温也承认，抛开一切哲学理论，还能发现“有人关心自己的幸福”，是“极其令人欣慰”的。
玛丽从全新的满足中解放出了各种力量与情感，一些细微小事就能带给她极大的愉悦——无论是看到戈德温带着伊姆利的孩子玩耍，还是想到腹中属于她和戈德温的孩子，抑或只是乡间的一次短途旅行。有一天，她在新路上遇见了伊姆利，甚至心无芥蒂地和他打了招呼。然而，正如戈德温所言：“我们的幸福并不是无所事事的欢愉和贪图享受的乐园。”是的，这场婚姻是一场实验。实际上，玛丽的人生从始至终就是一场实验，一场试图让社会习俗更贴近人性需求的实验。
这场婚姻只不过是开了个头，玛丽接下来还有许多事情要做：她要生一个孩子；她要写一本书，叫作《女人之罪》（The Wrongs of Women）；她要改革教育；她要在孩子出生后的第二天就下楼吃饭；她要请接生婆而不是男性助产医师来接生——这次实验却成了她的最后 一次——她最终死于产褥热。她对自己的存在怀有如此强烈的感受，就连在痛苦中都曾高声呐喊着：“我无法想象我会失去生命、失去自己——不，在我看来，我绝不可能不复存在。”然而，这样的一个人年仅三十八岁就悄然离世了。不过，玛丽最终还是完成了顽强的复仇。从她去世至今已经过去了一百三十年，在此期间有数百万的人死去，然后被世人遗忘。然而，每当我们阅读玛丽的信件，聆听玛丽的论点，思考玛丽的人生实验，尤其是她与戈德温之间最富成果的实验时，我们可以意识到，她直指生命核心的那种强硬而热血的态度，无疑赋予了她某种形式的永生：她依然活着，也依然活跃着；她依然在辩论，且依然在实验。即便是在今天，在活着的人中间，我们也依然能听到她的声音，看到她留下的深刻影响。
（本文收录于《女性的权利》，果麦文化2025年10月出版，卢隽婷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