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前进”的世界里凝视深渊——《世界在前进》译后记

作者：舒荪乐（ 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 ）

10月9日晚，惊闻匈牙利作家克拉斯诺霍尔卡伊·拉斯洛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时，我的心情有些复杂，这其中同时包含着惊喜与失落。喜的自然是这位在候选人榜单上逗留多年的作家终于获得了世俗意义上的肯定，惊的却是瑞典学院的选择似乎并未遵循近几年青睐清晰、明快的作品的规律，选择了这位专于表达沉重、深刻哲学主题的作家；而失落则生自即将到来的对作家山呼海啸般的关注，因为写出这般如熔岩流淌的文字的克拉斯诺霍尔卡伊是个踽踽独行者，他习惯于在远离世俗的山野中叩问人类世界面临的僵局和困境，而不是在摄像机、闪光灯的焦点中寻找生命的意义。私心认为，克拉斯诺霍尔卡伊的文字具有相当高的阅读门槛，就像一般文章对他的介绍，都在强调其冗长的句式、深邃的思想、阴郁的氛围等。也许为了方便，几乎所有报道都以“拉斯洛”称呼他，这样或许显得亲切，因为现在我们都知道，匈牙利人与中国人一样，都是姓在前名在后的。然而，我一直坚持在各种文字中称他“克拉斯诺霍尔卡伊”这个像他的作品一样拗口的姓，因为我希望在面对这位作家时，依然能够像面对他的作品一样提起精神，因为他值得我们专业、严肃地对待。获奖前，克拉斯诺霍尔卡伊的作品在中国的接受面并不广，其受众很可能仅限于深度文学爱好者与文学专业研究者；获得诺奖后，他的作品势必走入中国大众的阅读视野，那么趁着这股东风，我们似乎可以经由刚刚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九久读书人出版的《世界在前进》这部短篇小说集进入作家的精神世界。

这部首次出版于2013年的短篇集，其内部故事并非相互独立，而是一个由不同文体精心构建而成的整体结构，各篇目之间相互阐释，共同编织成了作家完整的哲学审美体系。全书的正文部分为“他说”和“叙述篇”两个部分，第一部分包含九篇文本，其中最为人所熟知且篇幅最长的是首发于1993年的《普遍的忒修斯》。在这篇故事中，叙述者被一个匿名社团软禁在一栋大楼里，被迫发表了数次关于悲伤、反抗和占有等主题的演讲。另外八篇文本的篇幅则短得多，体裁类似于哲学札记或箴言，探讨了一些关于人类困境的核心概念。这些概念将以不同的排列组合方式穿插在第二部分“叙述篇”中。不过，全书最常出现的一组核心词汇是“整体”和“部分”，通过对前述核心概念的讨论，作家试图寻找的是一种更高层次的真理，亦即深藏于事物内部的整体性。这些论述试图解读的是什么在推动着世界的前进。第二部分“叙述篇”用叙事和美学表达解释了第一部分的哲学理念，这部分收录了11篇传统意义上的短篇小说，主人公行迹踏遍世界各地，用各种经历来阐释“他说”中的哲学命题：人类的认知能力与世界本质之间存在着一条无法逾越的鸿沟，一切虚无、迫切的逃离欲望都来自这个基本困境。

全书以一句“我该离开”开篇，由此引入了逃离的概念，这一概念随后贯穿整部作品。我们很快得知叙述者“他”无处可去，尽管他“一次又一次地出现在美洲和亚洲，一遍又一遍地出现在欧洲和非洲，他的形象开始形成，他真的四处流浪，就像一根时针环游世界”，但他并没有一个确定的可以前往的目的地，因为“人们挥挥手便轰走了他，因为真的没人在意”。于是，他必须离开地球。在这一篇（《站着流浪》）中可以看见，尽管叙述者觉得“两个方向都正确”，但他并不能真正移动，这导致出走本身成为一种静止的、无目的的流浪，这也是现代人类在面对无限选择时所遭遇的困境。在探讨个人与宇宙关系的《关于速度》中，叙述者试图通过反向奔跑来超越地球的速度，却发现自己的速度无论如何都被包含在地球速度之内。这寓言化地表达了个体在整体中试图反抗和超越的徒劳。接下来的《但愿遗忘》和《美丽如斯》处理的是终极意义缺失的主题，因为“历史没有终结，什么都没有结局”，我们只能维持某种状态，亦即“坚持一些东西，保存一些东西，让一些东西持续，一些东西留存”，却无法获得终极意义，因为谈论自然和神性都是徒劳，最终我们只能谈论自身，而这一切都是无关紧要的。然而，当人类视角成为唯一视角后，万物都将沦为“风景”，但真正的风景——具有内在意义的外部世界——却全部消失了。这就是人类中心主义的局限与悲哀。《最晚在都灵》以尼采抱马痛哭的著名事件为引，探讨了道德、理性与生命的冲突。克拉斯诺霍尔卡伊在这里质疑的是绝对的道德法则，他想“摆脱将我与道德法则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神秘而难以名状的力量”，因为我是社会这个整体的一部分，而整体已在我的体内植入了“法则”，这种精神上的无力映照的正是一种进行性瘫痪。

在进入第一部分的高潮《普遍的忒修斯》之前，克拉斯诺霍尔卡伊安排了一篇以全书标题《世界在前进》为题的篇目。它以“9·11”事件为切入点，将其比喻为“被捆绑的东西松开”，这象征着一个旧时代的终结和新时代的莫名开端。然而，人类无法用旧的语言和认知来解释这个新的现实，因此，在这样一个语言失效的世界里，人与世界的联系也随之断裂，只剩下无助与恐惧。由此，《普遍的忒修斯》中以三场讲座抛出的三个主题：论悲伤、论反叛、论占有,都是作家试图再次与世界取得联系的尝试，却似乎全部失败。

第一部分最后两则箴言式的短篇几乎呼应了前文所有的核心要素：《总共一百人》为书中所有角色的困境提供了一个宏大的历史框架。“他说”中的叙述者，以及各篇故事中的主人公，在某种意义上，都是这一百代人的后代。他们痛苦地感受到某种本质的东西——存在的意义、世界的真理——已经消失，而他们所能做的，只是在由误解建构起来的“人类所能企及的世界”中徒劳地挣扎、思索。这种虚无、困惑和疏离感，正是原始意义崩塌后的结果，也是前文一系列困境之后的总溃败。但克拉斯诺霍尔卡伊并非没有提出解决的办法，唯一拯救世界的可能便是“站在春天里……站着凝视这一切”，在“终极的直面中”去感受。这种顿悟时刻，在后面的“叙述篇”中经常闪现，比如《那是加加林》中加加林所瞥见的“天堂”。然而，这种顿悟时刻往往是短暂的，无法彻底转变困境，因为直面并不能修复崩溃的意义，只能给个体带来冲击。“他说”的最后一篇《不在赫拉克利特的路上》是一段关于“回忆”的文字。叙述者指出，回忆不是对真实的再现，而是对真实的简化、扭曲和另一种形式的遗忘。事实上，这否定了通过内省或追溯过去来找到答案的可能性，也基本上概括了“他说”的语境：我们被困在由误解构建的当下，向前走是虚无，向后看更是一种虚构。

在第二部分“叙述篇”中，每一则故事都与“他说”中的核心概念存在系统的呼应关系，这几乎是一座作家哲学观念的文学实验室。比如，在第一部分的《站着流浪》中，叙述者因面临两个方向的选择而陷入行动瘫痪，而在第二部分的《九龙柱》中，主人公同声传译员在象征着速度、效率与复杂性的上海高架系统中迷失了方向，其精神陷于停滞，最终被困在九龙柱这个亦古亦今的意象中。同声传译员所面对的物理上高速移动和精神上绝对停滞的僵局，正是对《站着流浪》提出的人类困境的具象化呈现。再比如，《银行家》通过大量重复化的碎片式对话，在福廷布劳什与世界之间建起了一堵墙，语言在这里成了阻隔而非桥梁，呼应了第一部分《世界在前进》中叙述者所感受到的语言的无力，以及《总共一百人》中“人类的言语将不再有用处”的主题。我不想一一去分析第二部分的每一篇故事都对应着“他说”中的哪些概念（或许读者可以自己去完成这项有趣的任务），但不可否认的是，几乎每一则故事都弥漫着一种深刻的悲伤和忧郁，比如佩德罗对美丽但遭废弃的宫殿的凝视、同声传译员在九龙柱下的孤独、加加林研究者的绝望，以及“告别篇”《从此别无所求》中那种决绝的、放弃一切的离开，这都是作家在面对这个世界冷漠、无意义的本质时所产生的形而上的情绪。

在结束这篇作为译后记的文字前，我想再补充几则对我来说特别有趣的轶事，权当我作为译者的一点小小特权吧。今年2月26日晚，我与三位好友在北京胡同里的餐馆闲聊，席间一位《世界文学》的编辑朋友关心我最近的翻译成果，我便像过年给亲戚介绍一年的成绩似地告诉她我刚刚校完克拉斯诺霍尔卡伊的短篇小说集。要知道，这位作家是《世界文学》首先引进中国的，编辑的敏锐性让她立刻向我约稿。整整两个月后的北京电影节期间，我又与两个月前胡同闲聊的两位朋友一起看了克拉斯诺霍尔卡伊参与改编剧本、与导演塔尔·贝拉合作拍摄的电影《都灵之马》。去之前我没做任何功课，以为电影情节与本书中收录的《最晚在都灵》的内容至少会有重合，便在朋友面前朗读了这篇极短的文章。然而，情况并非如此。电影延续了小说《最晚在都灵》中尼采的崩溃，却只在开头的字幕中将小说中的场景进行了简单陈述，然后便将尼采的崩溃瞬间扩展为一则关于世界终结的寓言。电影中肆虐的风暴、无法下咽的马铃薯、干涸的水井、熄灭的灯火，最终全部指向世界的沉寂、黑暗和坍塌。又过了两个月，经过出版社同意，这部短篇集里的《那是加加林》（当时的题目为《这就是加加林》）顺利发表在《世界文学》7月号上。又过了三个月，10月9日，好消息传来，克拉斯诺霍尔卡伊·拉斯洛获得2025年诺贝尔文学奖。所以，从今年2月开始，以每两至三个月为周期，我开始不断与克拉斯诺霍尔卡伊相遇；而当我此刻终于停笔时，突然意识到，也许这一切也是他笔下故事的一部分——胡同餐厅中的闲谈、电影院黑暗中的惊叹、印刷品纸张上的油墨、来自斯德哥尔摩的电话、缓慢转动的时间齿轮，一切碎片都被与克拉斯诺霍尔卡伊相关的叙事所捕捉，最终精准地嵌入了时间这架机器中。

于北京

2025年10月13日

转自：新民晚报“夜光杯/读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