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德华·路易中国行】“我每写一页都要朗读几十遍，这样的文字才有直击人心的力量”：南京站精彩回顾
10月19日下午，法国作家爱德华·路易中国行的第二场公开活动，来到“世界文学之都”南京的文化地标——先锋书店（五台山总店）。法国新生代作家爱德华·路易与作家鲁敏、学者黄荭围绕他的《和爱迪做个了断》《谁杀了我的父亲》《一个女性的抗争和蜕变》等作品，探讨写作与自我认知、社会现实、学术训练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
以下是本次活动的精彩内容：
01对我而言，写作是一个理解和宽恕的过程
黄荭：两位作家（爱德华·路易与鲁敏）有一个共同点，在某种程度上都是知识改变命运，都是通过写作走出了家乡。从这一点上，我想先请两位作家谈一谈写作之余，你们和故乡的关系，写作在何种程度上塑造了今天的你们？
爱德华·路易：对我来说，写作就是一个理解和宽恕的过程，因为就像刚才你提到的，我生在法国北方一个特别贫困的小城中，在那个环境中长大，我感觉到我特别想逃离这样的一个环境，可以说是我讨厌我的爸爸，我讨厌我的妈妈，开始写作的那一刹那我试着去了解，究竟是什么样的环境、什么样的生活条件塑造了这些人的性格，所以对我来说也是一个理解和宽恕的过程。
鲁敏：如果大家看爱德华·路易这本书，包括从他刚才的回答和黄荭老师的介绍，应该能看出来爱德华·路易写作背景和他成长背景跟我们很多中国作家还是相似的。因为知识改变命运，不仅仅是在文学领域，可以说在各个学界，或者在我们很多人的生命过程中都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看爱德华·路易的书让我们有一个很大的惊讶，我们总以为可能九十年代的法国贫富差距比较小，但是看了他这个书以后就发现环球同此凉热，在九十年代，在他童年时期的法国，所谓的外省青年依然属于我们想象中，比我们的县城似乎还要贫困，还要荒凉，还要粗暴。同时也让我意识到，在全世界各个地方，意大利南部，法国外省，或者中国的东三省，或者江苏的苏北，或者我们认为有相对贫困差异的地方，永远都有一群人用他自己的方式在抗争，在寻找自己的路径。
02在贾樟柯的电影作品里，我找到了反思法国社会的灵感
黄荭：我也想请爱德华·路易谈一谈关于暴力，关于小时候曾经经历的这种，作为一个与众不同的孩子，你在那样的乡村，这种孤独，各种被排挤，甚至有时候被霸凌的经历，你认为写出来的意义在哪里？
爱德华·路易：对于很多人来说，暴力其实就像一张出生证明一样。当我们面对暴力的时候，我们是第一次感觉到自己被丢在了这个世界上，我们没有任何的选择。其他人对于我们的包括侮辱也好，污名化也好，都夹杂着一些暴力。特别是在我们被分配到我们应该去在某一个位置上的时候，暴力就更加明显。比如对于一个女性说，你的位置就在这里，对于一个孩子说，你的位置就在这里，对于一个同性恋说，你的位置就在这里。为什么我认为暴力对于大部分人来说，它就是一张出生证明一样，这也是为什么暴力促使我写作，或者是我把它放在我的作品当中一个重要的原因。
对于我来说，特别是对于法国的当代文学，我认为每一个个体在社会，在日常生活中遭受的暴力，跟文学作品真正反映出来的暴力是不匹配的，或者是文学作品并没有特别充分的反映出来每一个人在每天的生活中所面对的暴力。就像你刚才说到的，我前几天在上海，今天在南京，跟朋友们交流的时候，大家都震惊于法国竟然今天还充满了不平等，充满了歧视，还有特别贫穷落后的地方。
我回想起当年把我的稿件寄给法国巴黎出版社的时候，哪怕是在巴黎从事编辑行业的这些编辑，他们也很难相信，竟然在当时的法国还有这么贫困，这么落后，充满了不平等的地方。当时有一些编辑也把我的稿子拒了，拒稿了好几次，是因为他们觉得很难相信在他们身边仍然有这样的地方存在。
对于我来说，文学一直都有一种责任，这个责任其实是让一些特别是工人阶级或者其他一些受排挤的社会阶级得以显形。在法国，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文学一直承担着这样的责任，如果我们上溯到19世纪的雨果、左拉，20世纪的杜拉斯、萨特和波伏瓦，他们都是把文学变成了一种战斗的武器，他们写作的过程中把这些悄悄隐藏在社会中间的这些人，让他们显形，让他们被读者所熟知。
特别是谈到最近这些年安妮·埃尔诺的作品。我也特别遗憾的看到这些年在法国文坛掀起了一场类似像保守派的革命，那些特别贫困的，遭受排挤的这些作家，实际上他们并没有充分掌握话语权，所以促使我写作，激发我写作的是让这些越来越隐形或者逐渐被隐形的人群让他们显形，让他们有发声的权利。
此外，我还想提到一点，在我的身边或者我同代的当代的法国作家中间，并没有找到可以模仿的对象或者可以模仿的榜样。在中国导演贾樟柯的作品中，我找到了可以反思法国社会的一些素材和灵感来源。
鲁敏：大家应该像我一样，从爱德华·路易的畅谈当中有很多的启发。我们中国青年一代也写了很多关于自我的出身，关于自己所处的环境背景，所面临的阶层差异等等。我这几天读爱德华·路易的书，发现有一些中国和法国青年一代写作的差异，可能是我阅读的有限。爱德华·路易他有一种社会学思维的训练或者说是他的本能，他在这个文本里面很自然的进行某种对于阶层的思考，包括他对暴力的阐释，我们通常认为暴力可能是个行动性的力量，实际上有时间的暴力，20岁应该干什么，50岁应该干什么；有空间的暴力，你在县城应该干什么，在北上广应该干什么；还有身份的暴力，男人应该干什么，女人应该怎么样。这种暴力是无时无刻，无处不在的。有时候我们的思考不见得这么深。这只是以暴力为例。
他的书里面有很多关于奶奶，关于邻居，关于家里的表哥，他在各个个体，各个场景，各个人物命运描写的时候，他很自然的有一种非常典型的社会学意义的思考，他会充满了像刀一样对这个社会的批判、反思、质问。就像他的书名字一样，谁杀了我的父亲。我深深意识到我们有的时候在写作个体命运，包括我们在做非虚构写作的时候，我们更多的是想以一种曲折的或者柔软的方式展现我们所处的困境和痛苦。但是爱德华·路易是另外一种，我们可以同时观察的写作视角，加入很多社会学的，很多带有力量类型的，充满愤怒的质问，我觉得这是我们青年一代从学识结构上或者结构性思考上，我们还可以再做一点这方面的工作和文本的探索。
03从“介入文学”走向“对峙文学”揭露那些被选择性忽略的社会现实
爱德华·路易：在我的文学创作历程中，布尔迪厄一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标杆性的人物，特别是涉及到我们该如何理解每一个个体或者个人的行为。在《和爱迪做个了断》这本书中，有一个经常回到作品的话题，就是“阳刚”这两个字，特别是在我出生的那个小城市，大家为了维持这种阳刚的或者男性的力量，大家经常会有一种阳刚的讨伐的行动。就像我的父亲跟我说，男人不应该哭，男人不应该跳舞，每个男性都应该做个狠人，男性就应该是暴力的，阳刚的。但这些事情让我感觉到非常痛苦，因为我并没有符合那个环境赋予我的形象或者面貌。
我写作的过程中布尔迪厄曾经有一段论述让我启发非常大。他讲到，特别是在这些比较穷困的环境中，阳性或者阳刚究竟意味着什么，因为对于这些比较穷困的法国工人阶级，有很多事情是他们接触不到或者是没有办法掌握的资源，比如出远门旅游，比如大手大脚的花钱，或者接触到一些文化，他们很少有其他的一些社会资源，但是手上唯一拥有的就是他的身体，就是这样的阳刚的力量。
当我读到这一段话的时候发现，在我所生活的法国北方的工人阶级，阳性力量或者所谓的阳性文化就是大家所拥有的一切。从这一点，特别是读到布尔迪厄这段文字的时候，发现我的父亲不是一个坏人，而是他所生活那个工人阶级的环境和社会因素，塑造了他这样的性格或者认知。
刚才你提到法国第二个著名的思想家萨特，他本人对于介入文学进行了一个概念化的工作。他认为介入文学的核心是在于传递一则信息，对于无论是男性作家还是女性作家来说，他们有一个非常艰巨和重大的任务，就是向读者揭露一条信息，那么这种揭露可以是揭露社会上仍然有贫穷的地区，揭露男性的暴力，揭露社会上仍然有一些不平等。
如果用萨特的话来说，其实这种写作，这种介入文学让读者失去了天真和纯真的感觉，因为他们读了作品，阅读了作家所写出来的这些文字，他们知道这个世界上仍然有一些特别贫困，极端贫困的地区，知道了这个世界上存在着男性的暴力，存在着一些不平等。那么在这个时刻之后，读者要么选择去创造一个更美好的世界，要么选择跟别人同流合污，去复制或者复刻这样的一个暴力。
给大家分享一则有趣的消息。19世纪俄国的贵族，其实是把左拉和巴尔扎克的作品当成一种纪录片式的作用在进行阅读或者分析。在今天，我觉得文学的使命已经发生了某种程度上的转变，与其说介入文学不如说更是一种对峙性的文学。
什么叫对峙性的文学呢？它首先是一个形式上的问题，并不是让大家去看那些大家不知道的事情或者不知道的社会现实，而是要耳提面命，让这些读者去观看每一天在身边发生但是大家去选择视而不见的这些社会现实。可能每个人都知道，这个社会上有暴力，这个社会上有不平等的现象，这个社会上在男性和女性之间有很多纷争，这种对峙的文学对我来说就是以一种特别靠近内心或者特别走入内心深处的方式，带着读者一起看那些每天都在发生，但是我们却又选择忽略的这些社会现实。这就是我想说的对峙文学的意义所在。
04我每写一页都要朗读几十遍，这样文字才有直击人心的力量
爱德华·路易：讲起每天写作的日常或者每天都在发生的事情，我觉得带着极大的困难在寻找这些写作的素材。特别是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对于我来说要引发这种对峙或者引发这样的对峙文学，我需要找到一个合适的语气，合适的形式或者合适的写作方式，对于我来说需要花费很长的时间。
讲到刚才的戏剧，一直在我的作品中想要寻找的，是这样一种戏剧的力量。我每天写作的场景是这样，我早上起床，开始写作，会一边读我之前写的文字，然后再进行修改，特别是要放声朗读我已经写出来的文字，让我写出来的文字具有直击内心或者有戏剧性和对话性的特质。对我而言，一边写一边朗读再一边修改，周而复始，这是我每天文学写作的日常，通常一页要读60遍70遍或者80遍，最后才有我刚才所说的直击人心的力量。
我想呈现一种效果，大家在读我作品的时候，就像现场我盯着读者的眼睛在跟他讲话一样。无论在中国的新生代作家还是法国的新生代作家，都存在着力量，但是我觉得这两者之间其实有一个交汇点，在每一个人最最私密最内心的地方，其实每个人内心的斗争，也是一场政治的斗争。我们经常讲到这个文学作品具有政治性，不是因为它喊出了什么样的口号，而是因为它在靠近内心，最私密的地方像低声的在说话，这样的文学写作或者写作方式，对我来说是想在形式方面寻求一些突破和创新。
鲁敏：他刚才讲到，写一页可能会读几十遍之多，来寻求一种戏剧化的，仿佛在看你的眼睛写作的模式，我觉得他非常有效地达到了这一点。
里面有几个细节特别触动人心。他写到他的父亲，小时候有点喜欢玩弄他的感觉。把一个玩具丢掉了，他大哭了一整天，后来父亲才若无其事地把这个玩具还给他。其实他明明可以给他，但是他就要玩弄他等待的焦虑的乞求的过程，来体现这个父亲的威严和一家之主的权力。包括后来考上了一个他梦寐以求的外地中学，他绝望地去面试，认为自己肯定没戏，又绝望地回到了小镇。漫长的等待之中，整个暑假家里没有任何人告诉他有没有收到过这个录取通知书。直到快要出发前，他父亲才淡淡地把录取通知书拿给他。
看到这里的时候，我觉得所有的读者都可以感受到他刚才讲的样子，在一个家庭当中或者在一种微型的、凄惨的局面里面，依然有权力以某种游戏的方式在呈现，权力的下位者以一种乞求的姿态，最后获得的仿佛是奖赏。这里充满了理解的对峙和对抗。
他写他母亲也是的，他常常恨他的母亲，但看他母亲年轻时候的照片又会充满柔情，想象他母亲年轻的时候也是一个充满理想的、有着自我身份的一位女性，一位有无限前景的女性。恭喜你是达到的，有这种阅读的效果。
05“我在北京送快递”或“我的母亲是保洁”，用自己的语言书写生活本真的面貌
爱德华·路易：我开始写作的时候，我受到的更多的是一些攻击和攻讦，为什么这么说呢？是因为我自己写的书，或者我并不符合社会对文学所定义的那个形象，或者是社会对于文学的那个定义。有些人会说政治性太强了，所以不是文学，感情戏太多了，所以不是文学，或者社会学的性质意味太浓了，不是文学，或者篇幅太短了，也不是文学。
从我写作出版的整个过程中，我总是感觉到自己有一种脱节或者一种抽离的感觉。特别是我想拿文学另作它用，在我整个的写作过程中，像安妮·埃尔诺也给了我很多的支持和鼓励。
就像法国在谈到小说或者文学有一些美学标准的时候，其实有那么一群人他们给出了一些对于文学的美学的标准，但是他会让大家都以为这个标准是可以用在每一个作品或者每一个人身上的。有人告诉我不能把作品写的太过于政治意味，或者有有点像檄文的小册子或者是这种抨击时事的新闻作品一样。
在《谁杀了我的父亲》这部作品中，我举了一个非常真切的例子，从萨科齐、希拉克这些法国政府，他们降低了社会援助的标准，降低了像我父亲拿药或者接触到医疗的这些条件。他们在政策上所发生的一个很小的调整或者变化，实际上是关系到或者直接影响了我父亲的人生，影响到他能不能吃上饭，他身体的疼痛能不能得到缓解的问题。
在我看来，有些“文学的贵族”或者在我看来是文学圈子里面的这些“贵族”，他们告诉我写作的时候不能太多政治意味。其实是想告诉我，不要书写你父亲的人生，或者在某种程度上让我不能直接书写我父亲的人生，对于我父亲这样的一个角色或者对于他的人生来说，他一无所有，他只有他的这个身体，这个身体是和法国的政治史紧密的联系在一起。
鲁敏：我觉得爱德华·路易的非典型的写作，其实是一个更广泛意义上的典型的写作者路径。我前段时间在复旦做一个讲座的时候，他们还有青年写作者在问，说非常想写我个人的经历，但是不知道怎么样既真实的写，也不会糟蹋我这个题材，又看不出来是我，又代表更多的人，他有很多的寄托在这个写作梦想当中。我当时就建议他，你关注一下爱德华·路易，特别看一下他的《和爱迪做个了断》这本书，因为他这本书非常典型的，很短，不是我们传统意义上的，严肃意义上的小圈子文学意义上的那种单行本，甚至有一些檄文的意思。但是他找到了自己的叙述方式。
我们青年一代的写作也有了生机勃勃的样貌，他们会写我在北京送快递[插播：《我在北京送快递》即将收入上海译文出版社“第一人称”书系，敬请期待]，我的母亲是保洁，以各种各样的方式介入或者对抗或者呈现你本身的生活样貌，你是否找到你适合你的语言，最适合你的戏剧方式，最适合你的对峙的点，介入的点，你是呈现美多一点还是力多一点。我觉得你可以以爱德华·路易的成长路径做一个参照，一个远方的同行如何在工作，也许可能会给你一点力量。自己的生活可以写，自己的痛苦可以写，但是要找到合适你的路径。这个书真的蛮有感慨的，他找到了他的表现方式，找到了美和力的交界点，他以一个非主流的方式，现在已经翻译成了30多种语言，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有激动人心意义存在，会让我们很多还在寻找路径的写作者有一个榜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