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个“疯子”集，精神病院里的秘密写作

看介绍说是一位精神病患者，在精神病院的写作，原以为会像《天才在左，疯子在右》那种比较魔幻的故事。 那这本《头盖骨噼啪作响》好像不太一样。 上世纪60年代的比利时，可能对“精神病”的定义还不够明确，这里好像既是“疯人院”，也承担了戒毒所的工作，甚至还有杀人犯，又是一所监狱。这里没有护工，只有警卫，医生也不怎么专业的样子。 这本书的作者罗杰·范德维尔德，二十多岁时患上胃病，在此后的十多年接受了三次胃部手术，最后一次手术前，1958年，医生给他开了一种新研发出来的止痛药，没想到此药的成瘾性越来越高，戒断反应严重。 他只能通过伪造处方的方式获取药物，1961年被警方发现，辩护律师则建议他自称患有精神疾病以获取无罪判决，他拒绝配合，却因此被“确诊”为人格分裂症，关进这家监狱式精神病院。

在精神病院里，他一边帮病友代写信件，一边进行文学创作，再借机将稿子偷偷带出去。于是，才有了这本《头盖骨噼啪作响》。 这些过往经历、作者自己的故事，并没有在这本书里过多的出现，但对于理解这本书还挺重要的。

这本书由20个短篇组成，也是20位“症状不一”的病友，加作者，21个，有的也看不出“犯了什么事”、“得了什么病”就被关了进来，可能跟作者的“确诊”也差不多。 所以这本书的出版，让人看到比利时精神病医学的落后和审查制度的不合理，1970年，范德维尔德因勇敢发声捍卫人权获得了比利时自由方舟奖。

《冻结的水》一篇，是一位聋哑人的故事，通过递纸条的方式跟作者沟通，有时是奇奇怪怪的问题，也有时是一些个人阐述，大部分来自他读到的旧报纸和杂志上的内容。 包括“人体的大部分都是水，是真的吗？” 也包括“上帝是否真实存在”这种世纪难题。 继而又提出了“假设上帝存在，为什么要冻结我嘴巴和耳朵里的水呢？” “我不想作答，便慢慢站起身，后背一阵凉意。我顺势把手搭在了他的肩膀上。”

《普罗米修的指示》一篇，是一位“彻底的烟民”，他每个月月初三天会连续抽掉七包烟，还会把三只烟卷起来一起抽，随后的日子便不再抽一根，他的“烟资”由一位伯爵夫人每月寄来，持续多年。 作者问他为什么这样吸烟，他像袒露秘密一样告诉作者，“这是普罗米修斯的指示”。 到下个月，伯爵夫人意外的没有再寄来钱，烟民日渐萎靡，作者自作主角的给他买了三包烟，他却情绪激烈的逃跑，甚至喝下消毒液，被送去了医院。

《把珍珠丢在猪前》一篇，这句话出自《圣经》，也是一位新来的病人手上的纹身，他来找作者，告诉作者知道了他的成瘾行为，还说有办法帮助作者。 病院里或许很多人都了解其他人“犯过的事”，但是一般没人会提起。 “在罪与罚的问题上谨慎地保持沉默是一种君子协定，即便算不上礼节，至少也是小心的行为。这可能更多地源于凭直觉极力掩饰的羞耻之心，而不是源于真正的罪恶意识。长疥疮的人不会因为疥疮而心存愧疚，但他们不喜欢四处宣扬自己的伤口。” 作者不想继续这个话题，聊起他手臂上的纹身，为什么要纹这句话，纹身男讲起他曾经的水手经历，以及在异国海港，选择纹下这句话的灵光乍现。 “我在塞得港请那位土耳其老人在皮肤上纹下这句格言的时候，他觉得再正常不过了。他可能以为这是西班牙语或者意大利语中的绵绵情话。如果只听发音而不纠结于内容，它真的很像古老民谣中低吟出的歌词。” 随后离开的时候，警卫告诉作者，“物以类聚”、“他也在船上染过坏习惯。” 虽然被警员戳破而感到厌恶，但作者也在心中想着“自己不再孤独”。

最后一篇《违禁物品》，一位病人在十一年的“治疗”之后，终于获释。 警卫将他来时的随身物品——也被称为违禁物品——手表、钱袋、折刀、钥匙、皮夹、打火机、还有过期的球票和电车票归还。还有一份工作推荐信。 他调好手表，重获自由，计划着散步、喝啤酒，警卫打开大门，对他说“祝你好运”。 作者却在最后写道，“他点燃烟，无精打采地向病房踱步而去。他比医生更清楚，再过三四天，博苏伊特就会一贫如洗，还可能酩酊大醉地被再次送回精神病院。这样总比让他死在那个充斥着蔬菜罐头和无数违禁物品的混乱社会要好。”

一门之隔，现实社会的寻常物件，在这里就变成了违禁品。 一门之隔，正常人在这里也成了疯子。 作者在序言中写道：“本书并未记录最古怪，可能也是最好的故事。存在一条界线，界线外难以解释的事情也是无法表述的。每当我想跨越界线，就会发现语言根本不够用。” 向世界解释“我没疯”，确实会语言不够用。

人权这个问题，如今看起来是好多了。 但是社会对“正常人”的种种教条，让更多人开始“发疯”，好好沟通解决不了的问题，“发个疯”就解决了。在“发疯”到“真疯”的边界反复试探。听说现在医院排队最多的科室就是儿科和精神科，所以多多“发疯”，不要“真疯”。 啊～好想发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