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知识分子十论》书评

传统知识分子是葛兰西提出的经典类型之一，他们的自我理解通常是独立的、自治的、超越于一切社会利益与集团之上，自认为代表着社会普遍的理性、真理、正义与理想。他们以“人类良知的代言人”自居，关注普遍真理与公共正义，而非特定阶级或群体利益。有机知识分子同样来自葛兰西的概念，他们与某一阶级或社会集团一起被创造出来，与该阶级存在着有机的思想联系。他们自觉地代表该阶级发声，成为阶级或社会体制的“代言人”。

在许纪霖看来，80年代的知识分子从精神气质上是“传统的”：他们“以天下为己任”，自认为是“社会改革的精英”；他们强调文化、理性与良知的超越性；他们反思权力、批判传统，试图以思想引导社会。从社会地位上看，80年代的知识分子不是附属的，80年代的知识分子恰恰是在经历了“被政治边缘化”之后，试图从体制中分离出来、建立独立的思想界和民间空间。这说明他们并非依附于某个阶级或权力结构，而是要恢复自我独立的精神地位。这正是“传统知识分子”的姿态，而与“有机知识分子”的立场依附相反。在思想风格上，80年代知识分子继承了“五四”的启蒙谱系。

Mao曾指出，知识分子是“毛”，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是“皮”，毛必须附在皮上，附在哪张皮上就属于哪个阶级。这种传统的阶级意识形态否定了知识分子的独立性，强调其必然的依附性。改革开放后，随着“阶级斗争”口号的弃用，Deng宣布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虽然不再直接讨论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但这一界定仍暗示了知识分子的附属性。Mao时代对知识分子的无产阶级改造虽在事实上与道义上被扫入历史的尘埃，但从那个时代走来或亲历这一转折的知识分子，仍不可避免地承受着由时代灌注的“具身性”影响。阶级斗争虽已结束，阶级思维与阶级分析方式却依旧流行。延续这一传统，在无产阶级意识形态仍占主导地位的体制下，知识分子或许难以完全保持精神上的独立与思想上的超越。于是，在这样的意识形态延续之中，80年代的中国知识分子是否仍有作为“传统知识分子”存在的空间，便成为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

但是，从笔者目前的浅显阅读来看，彼时的知识分子怀抱天下情怀，自觉承担启蒙与引导现代化的使命，以独立超越的姿态自认为理性与正义的代表。这样看来，他们确实具有明显的“传统”知识分子特征。因而值得探讨的是，在这些“启蒙者”“理论家”的思想底色中，尤其是那些成长并成熟于前三十年的知识分子，其“阶级”的附属性与“有机性”究竟处于何种位置？这些因素又是如何内化、渗入他们的思想结构之中的？在“有机”与“传统”之间，是否存在一条相互贯通、复杂交织的通路？这无疑是一个富有启发性的问题。可以进一步追问：正是怎样的体制、校园氛围与社会环境，才使得知识分子在仍然强调意识形态的体制之内，得以尝试从体制内部脱身出来，进而营造出相对独立的民间思想空间？

我感到困惑的——即在强调“有机性”的体制内，为何能诞生看似“传统”的独立姿态——恰恰是解开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精神密码的钥匙。这不仅不矛盾，反而揭示了历史真实的复杂性。

80年代知识分子所展现的“传统”姿态，并非一种天然的、超然的状态，而是一场针对前三十年“过度有机化” 的、自觉的、集体性的精神反叛。一端是对动乱的否定与反思，一端是对改革的信念与认同，这种历史阴影与未来光谱之间的强烈对照，为八十年代的中国社会注入了巨大的前行势能。

Mao时代的“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论，将知识分子强制性地“有机化”于政治权力，使其成为特定阶级的“喉舌”。这种深刻的创伤性记忆，使得“重返独立”成为改革开放后一代知识分子最强烈的精神诉求。他们强调超越性，正是为了挣脱“有机的皮”，重构自我的主体性。在阶级斗争话语依然拥有强大制度性残留的语境下，宣称自己代表“全人类”的理性与良知，是一种高明的话语策略。它用更具道义高度的“普遍性”，来对抗和消解曾经压倒一切的“阶级性”。因此，这种“传统”自我认知，本身就是一种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争取独立空间的政治与文化实践。

尽管他们主观上极力追求超越，但其思想底色与行为模式，依然深深烙印着那个时代的“有机性”。80年代知识分子并非悬浮于真空。他们不自觉地与 “现代化”“改革开放” 这一新的“历史主体”形成了有机联系。他们批判传统、反思权力，其终极目的与改革作为新合法性来源的政治理念高度重合。他们是改革时代的“有机工程师”，用自己的启蒙思想为改革铺设文化路基。他们继承的“五四”启蒙谱系，本身就具有强烈的“救亡”与“启蒙”的双重性。五四先驱们当年也是为了塑造新的“现代民族国家” 这一集体目标而奔走呼号。因此，80年代知识分子的思想基因里，本身就带有一种与宏大历史叙事共舞的“有机”本能。

当时的体制本身具有相当的弹性与包容性。例如，在越战还没有彻底结束时，就上映了颇具反思与批判力度的《高山下的花环》，还制作了在影片末尾发出“你爱祖国，祖国爱你吗？”的尖锐质问的《太阳和人》的送审影片，这些放在现在都是不可想象的。大学、社科院、出版社等国家文化机构，在改革的大氛围下，反而成了孕育“民间思想空间”的温床。许多独立的讨论、先锋艺术的探索，恰恰是依托于这些单位发生的。这是一种 “体制内的飞地” 现象。知识分子与体制的关系，并非简单的“依附”或“决裂”，而是一种微妙的“在其中而又超越其外” 的共生状态。可以进一步发问：这种“体制内飞地”的现象在一向强调“两手都要硬”、采取过清污、反自由化的环境中存在的？

所以，在80年代知识分子身上，“传统”与“有机”并非一条非此即彼的单行道，而是一条相互贯通的回路。“传统”是姿态，“有机”是底色。他们的精神追求是“传统知识分子”式的，但其存在方式、问题意识乃至历史命运，却与整个社会转型（即新的“皮”）紧密“有机”地联系在一起。 “普遍”是主张，“具体”是处境。他们谈论的是普遍的理性与正义，但其批判的具体对象（封建遗毒、极左思想）和向往的具体目标（西方的现代化模式），都深深地植根于中国从革命年代向改革年代转型的具体历史处境之中。

因此可以说，八十年代知识分子既不是传统知识分子的复归，也不是典型的有机知识分子的再现，而是处在两者交织之间的一种“过渡性类型”。

进入九十年代后，体制资源、政治空间与合法性均大幅收缩，使知识分子走向“广场”的道路被骤然切断。市场化改革与商业浪潮迅速席卷，原本在大学与研究所中占据中心地位的知识分子被逐渐边缘化。伴随后现代主义兴起，知识精英与大众之间，乃至知识精英内部赖以沟通的“元话语”逐渐消解，知识被各个学科分割为各自为政的知识碎片。在软性阻隔限制与硬性断绝双重作用下，中国知识分子身上“有机性”的特质不断褪色，剩下的多是埋首学院、追求知识逻辑自洽、专注论文发表而削弱对社会公共事务关注的“传统知识分子”形象。与此同时，一类新的知识精英悄然出现。他们在特定社会群体内部拥有话语权和动员能力，通过参与社会运动、深入基层调研、以通俗语言传播理念，努力推动思想转化为实际行动，塑造新的认同与公共叙事。在身份政治渐趋显影的时代，这类知识分子或许更具存在感，但在虽有分化但没有组织的社会中，他们还不显声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