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口岸都市形成史中的连续与断裂：冈本隆司的「点」与滨下武志的「面」
在近世到近代的海域史线索中，滨下武志基于对费正清“冲击-回应”范式的修正，提出了基于朝贡贸易体系圈延续性的“口岸市场圈论”，将朝贡关系定义为历史性的、自律性的东亚地区之间的内在纽带——即把中国沿海的戎克船贸易作为其框架的具体经济活动。滨下武志的研究基于此将朝贡关系和戎克船易的方式分别联系并结合起来。然而，冈本隆司则认为，用“朝贡贸易体系”论取代西方资本主义开港构想的“西方进入和改造”朝贡贸易关系的历史过程并不存在充分内在条件。例如，当西方的开港被说成是亚洲各地区之间的开港时，这种开港往往会立即与贸易的扩大混为一谈。而从开港到贸易扩大的过程中，西方的各个要素的定位还含糊不清。这是因为在处理口岸贸易时，总是重视其整体流动的局面，而忽视了在开港场所引起流动的局面。冈本指出，必须从这一点上重新考虑在内、西方各要素的作用和关系。但冈本隆司相对于滨下武志的课题是，能否通过开港前后综合把握两者，为此又应着眼于何处？ 在自己学校的海洋史专题课上，我便提出了之前阅读过冈本此书而思考的一个问题，近代口岸研究需要更关注“面”的互动还是更关注“点”的单独状况？滨下武志关注的无疑是“面”，并且还是“圈层”状态的“面”。滨下武志在其著《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清末海关财政与通商口岸市场圈》中强调近世朝贡贸易体系在近代的延续，认为东亚的近代经济并非费正清“冲击-回应”模式造成的，而是“朝贡贸易体系”被破坏后“亚洲经济圈”的重构。本书重点在于清末海关财政与通商口岸市场圈，两个研究对象确是伴随着西洋近代进入东亚的，但清末海关财政发挥的作用却使得清廷通过海关机构掌握了原本由地方支配的厘金等税金，并通过海关税担保和外资的内循环活跃了通商口岸市场圈。但冈本在本书的第一章中就明确指出，在由市舶司主导的朝贡制度下，中国已无法有效管控海上贸易，因此海关制度的建立便应运而生。冈本没有像滨下武志那样从口岸市场出发进行考察，而是单独考察广州粤海关这样的口岸。冈本分析了粤海关的运作机制，尤其是它与向外国船只征税的“保商制度”之间的关系，并指出近代时期洋关与常关长期并存这一现象的根源在于粤海关在管理进出港的内外船舶时所实行的二元体制管理，因而粤海关的制度变革并非源于“条约体制”的要求，也并未带来“根本性或本质性的变化”。冈本认为，这些变革实际上仅仅只是剥夺了那些从事海外贸易的商人们原本承担的征税责任或名义而已。也就是说，冈本同样不赞同把晚清海关体制形成完全归结于“条约体制”，这其中的变化是征税主体的改变，也就是“谁来税收”的问题。也正如任智勇在《晚清海关再研究：以二元体制为中心》之中指出的那样，二元体制的关键在于海关监督掌握了收税，税务司估税，这种“二元体制”的研究概念也是今天从税务司的特殊性上推导出的。晚清如此设置时，本就是以海关监督作为收缴方，税务司则是管理方进行新的税收，最终在1906年成立的税务处则是近代统一的海关厘税管理机构的到达点。滨下武志的观点则是清廷可以通过这些新的洋海关机构掌握了原本由地方支配的厘金等税金，并通过海关税担保和外资的内循环活跃了通商口岸市场圈。冈本不赞同滨下的这种推导，而是坚持认为必须把握具体的央地财政关系和口岸经济，而谨慎对待“通商口岸市场圈”的推论，对滨下武志的理论进行了实证的指摘。就第三、四章的展开来看，冈本把握的是「广东体制」到「条约·洋关体制」下征税的变化。广东体制下由十三行贸易机构征夷税、地方抽分，但太平天国战争下战争经费的需要让洋关征税与地方厘金制转型，这是由于清王朝整体的局势变化导致的制度变迁，既非条约文本的直接冲击，也不是传统经济模式的继承，而是偶然的战争带来的税收变化。但滨下武志重视“面”的角度不无合理推测，并且口岸市场通商圈存在的贸易延续性并非滨下武志夸大，但由于缺乏材料无法完全实证，更好的方法是将其作为一种市场口岸连续性的考察视角来思考。而冈本隆司针对“点”的考察更是必要的，在笼统的“圈层”中，具体的“点”的实际状况变化同样需要通过大量财政材料考察来把握。 笔者比较关注近代福州的口岸史，恰好冈本隆司也以福州为例提出了一个针对滨下武志框架的问题，『開港と朝貢あいだ：五港開港時代の福州を中心に』一篇就是以福州为例对滨下武志的「朝贡贸易体系论」就「开港」前后动态的一个实证指摘。滨下武志曾经将朝贡关系定义为历史性的、自律性的东亚地区之间的内在纽带（中国沿海的戎克船贸易）作为其框架的具体经济活动，并基于此将朝贡关系和戎克船交易的方式分别或联系并结合起来。冈本隆司对此表示怀疑，认为这种思路只不过是把以前一直集中在西洋贸易上的视点直接转移到国内贸易上而已。在“朝贡贸易体系”的延续性中，开港往往会与贸易的扩大混为一谈。但从开港到贸易扩大的过程中，欧美贸易进入东亚各个要素的定位往往被放置在整体的交流史下考察，而开港场所引起流动的局面却被忽视。广州口岸本就连带着南洋庞大的贸易圈，滨下武志容易在广州口岸的考察中发现欧洲商人在介入亚洲的沿海贸易时利用了既存的网络的特点，冈本隆司想考察的就是能否通过开港前后的状况综合把握两者（既有贸易网络与新进入的贸易因素）。同样作为近世朝贡贸易体系下口岸的福州，就成为了冈本隆司考察的样本。 福州之所以成为五口通商开港地之一，主要是由于靠近武夷茶产地，方便通过内河航运更快运至福州口岸。出于运输价格考虑，早在1830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已欲开辟福州为通商口岸，英国财相马丁也回忆总领事阿礼国在福州时曾对自己报告说过，“他确定可以自那港口（即福州）以比广州价格便宜20％之价运出茶。这福建省省会的商业展望将因其特点而被发现”。议和大臣伊里布的上奏中也说明了英国对于福州开港请求的原因：“据吗礼逊等声称厦门相距福州，尚有数百里，虽海路可通，伊等贩买茶叶，以福州为最便，务求准予通商等语”。但彼时闽浙总督刘韵珂在正式上任前，就与署理闽浙总督刘鸿翱商议，需赶在英国领事上任前就决定在茶商必须经过及可能绕道的地方不遗余力地设关所。这是因为如果给福建内地的茶商设置很多障碍，商人们自然也觉得不方便，必然像往常一样到广东等省去卖茶，也就不会将茶叶运到福州。当英国领事上任以后，刘韵珂又与福建布政使一起秘密派遣官员到各地调查，丝毫不松懈巡查向英国人走私茶叶的行为。另一方面，总督衙门又委派精通事情的人员，暗中对福州城内外的大商人散布外国人在省会做生意对这片土地没有好处的消息，并吩咐在地商人们尽可能让外国人失望，引诱外国人去外省经商。这种招商引资的反向操作是因为福州的官僚并不愿意让福州成为广州一样的口岸从而增加自己更多的工作负担。当英国领事李太郭到福州上任、提出在城内居住的要求时，正式继任闽浙总督的刘韵珂明知《南京条约》对英国领事居留的规定没有区分城邑内外（要求住在福州城内是合理的）却故意将其安排在城外。同年10月22日的《泰晤士报》描述城外鸭姆洲的英国简易领事馆为为“一片泥地上用木杆架成的一个简陋房子”。虽然刘督最终妥协安排至城墙边偏僻的乌石山积翠寺，但也“阴加阻挠，密为钳制”。在李太郭之后，驻福州的英国领事阿礼国虽然也一度对福州贸易乐观，最终却揶揄“（五口通商）不过是从广州置换到了上海”，对作为口岸的福州深感失望。港督德庇时也认为“这个最后的口岸（福州），经过七年多的试验已经失败了”，并同样建议将福州口岸替换为温州。英国商人、植物学家福琼也认为“比起运到福州，红茶运到上海或宁波要更容易一些”。于是，在1849年9月，《1848年福州贸易报表》和《1848年宁波贸易报表》送达伦敦后，英国终于有意放弃福州作为条约港，计划在第二年取代福州和宁波，要求苏州、杭州、镇江开港，而提出这一建议的正是当时已经转任上海领事的阿礼国本人。而到下一个十年的1859年起，阿礼国还将作为英国驻日本总领事，在幕末日本外交史领域大放异彩。 讽刺的是，仅仅一年，福州当地又出现了打破现状的动向。福州是琉球向清朝朝贡中贡道指定的港口，伯德令等传教士在琉球的逗留使得日本、琉球、清朝、英国之间形成了外交问题。早在五口开港时期，议和大臣耆英就表示“至福州乃武彝茶聚集之所，又设有海关，贩货纳税，系属最便。且其地旧有琉球馆，渠等事同一例，是以吁请施恩，今蒙大皇帝驳饬不准，仍格外加恩，谕以他处相易”，将琉球朝贡贸易例与开放与英国作为通商口岸相提并论。因此，福州的英国领事馆不得不注视在福州朝贡的琉球的动向，但他们其实有更积极的企图。1850年，被任命为福州领事代理人、负责福州领事馆的翻译官辛克莱（Charles A.Sinclair）写了一份关于福州与琉球贸易的详细报告后，向驻华公使博纳姆重申了这可能对英国贸易也有好处的建议。傅衣凌1947年的《福州琉球通商史迹调查记》中曾经写道：“十家球商当是一种官许牙行……合共为卞、李、郑、林、杨、赵、马、丁、宋、刘十家”，这相当于是广州十三行的福州·琉球贸易版本。滨下武志曾经从粤海关档案中发现球商在福州派出代理商前往广州采购英国商品的记录，而事实上球商（代理商）在广外地能比福州更容易且更便宜地采购，而在辛克莱报告中提及的被派遣到广东和苏州的球商还分别来到了厦门和上海。辛克莱所发现的贸易关系不仅限于与中国（福州口）和琉球，而是通过由球商所连结的广东、厦门、上海和福州的条约港口之间的贸易路线，作为媒介的是英国产品，贸易所需通货又来自萨摩的渡唐银。这种贸易状况的发现，也让曾经担任福州领事的英国驻上海领事阿礼国转变了态度。在福州的例子里，并不是英国人首先利用亚洲原有的贸易网络，而是琉球商人主动接触英国商品，以英国商品为媒介连结起了不同于以往的一个新贸易网络，从而让阿礼国看见了福州的口岸潜力。当1853年太平天国战争发生后，广州和上海到茶叶产地的道路受阻，福建巡抚王懿德又奏请开放福建茶市，得到清廷允准。美国旗昌洋行在此之后选择直接去武夷山收购茶叶，由闽江运至福州，成为福州口岸的真正开辟激活者，这也让英国重新考虑激活福州口岸贸易。同年，英国怡和洋行与宝顺洋行紧随其后入驻福州，次年新增太平、捷逊、隆顺、来士四家洋行，美国领事馆也在福州开设，福州的英美资本形成了集中。自1850年代后期到1860年代，福州作为贸易口岸才逐渐“熙熙攘攘”起来。冈本的这个例子也提及了“朝贡贸易体系”，但与广州模式迥异的福州情况却让人们发现了亚洲原有贸易网络如何根据英国商品这一媒介进行改变的另一种样貌。比起关注“口岸市场贸易圈”，冈本隆司关注的是福州这个“点”如何形成近代口岸城市。 1850年代的福州比起成熟的广州来看，缺乏“代理人的介入和援助”，缺乏资本的入驻。到了美国旗昌洋行、英国怡和洋行等资本机构纷至沓来后，福州方作为一个口岸真正兴起。在这一过程中，原先不被英国方面看好的福州茶叶贸易，也由于太平天国战争的战乱波及江浙而南移到了福州口岸，主导这一过程的是美国旗昌洋行。冈本隆司的核心结论正在于此：一个口岸在近代的兴盛并不单单取决于原先“朝贡贸易体系”下的区域网络，还取决于资本汇聚于何处。“五口”时代，福州之所以一开始徒有其名，是因为使西方贸易成为可能的资本和经营从仅集中在广州一口转换为集中到广州和上海。但只要有了这种贸易投资动机，福州茶叶贸易就会很快发展起来。随之而来的广东体制及开港后的上海所见的内外二分体制也会在福州出现。1861年7月14日，新的闽海关（洋关）成立，福州作为一个健全的近代中外贸易口岸出现了。 纵观冈本隆司的研究，冈本的核心问题在于如何在近代开港的历史中界定“历史的连续性与断裂”。如果说滨下武志是强调整体口岸市场的连续性，那么冈本隆司就是强调这种连续性中在具体口岸出现的新因素，更具有实证性。而滨下武志的研究也仍然具有参考性，毕竟口岸市场圈的连续性和地域市场的存在难以否认。其实冈本提出的最宏大的问题又是缺乏明确结论的，他的结论分散在不同章节，广泛地指向着依托于传统经济贸易结构的中国如何在近代海关新因素的助推下在经济与社会层面相互依存的方向。无论是滨下武志还是冈本隆司，所给出的分析都不同于欧美传统的分析方法，并且都是从近代中国的内在视角出发的。不同的是，滨下武志关注“面”、“圈”，而冈本隆司关注具体的“点”。也许是海关研究使得冈本对不局限于近世到近代东洋史的兴趣更浓厚，使得冈本跨界（从经济史到思想史）成为了专写东洋史新书的“中国通”作家，这其中体现的是冈本在探讨近代中国与西洋之间互动时试图分析中国的应对方式来探讨中国社会的变化的问题意识。冈本望着的，是一个世纪前内藤湖南的影子，但自己分散开的核心问题追求早已混杂在一水的新书中被众多读者指摘着同样与滨下一样出自经验式的概括。 雑踏、僕らの口岸都市。 熙熙攘攘，我们的口岸城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