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觉出它好，就行了

《欣泣集》出版之前，我写过一个5000字版的《后记》，写完还觉得挺满意，但将它附在书稿后面总觉得哪里不对劲。可能就是因为，针对作品本身说了太多的话，关于它背后的故事，关于它的合法性，关于我对它的情感，以及对部分作品的阐释，如果印在书上，反倒变成了一份毫无底气的说明书。遂重新写了一篇更简洁的《后记》替换之。现在书出版了，我按原来设想 的，将它在豆瓣上发一发：只要它不是出现在书上，我觉得是没问题的。10月，我又在原来的5000字的基础上，补充了1000多字。

这些早期的习作有一个共同特点，里面的人物动辄啼哭，忽而大笑。在早年的文学网站上，它们是被冷落和被群讽的，一度让我对自己的写作产生过怀疑。

在我心里它们早已速朽过一遍了：写出认可度更高的作品后，我将它们从电脑里、网站上甚至我的记忆中删除得干干净净。

我没有料到的是，抢在我对自己下手之前，贵州一位昔日的逃学少年——何攀，也是最早肯定我作品价值的读者，就已经把他能在互联网上找到的署名鳜膛弃的文字全部拷贝下来，保存在他的电脑里了。几年后，他突然联系我，将这些我唯恐避之不及的不散的“阴魂”打包发还给了我。

少年何攀的这一举动，在今天看来还是颇具戏剧性或曰传奇色彩的，但当年的我却只体会到了其中的讽刺意味，仿佛一觉醒来，赫然发现自己前天晚上丢下楼去的厨余垃圾又原封不动地回到了餐桌上。

我随手将其保存在电脑硬盘里一个非常复杂的路径下，为的就是不让自己有机会找到它。直到2019年，在辍笔六年之后，我点开了这个名为“鳜膛弃作品集”的文件夹。里面的文档分门别类，有“散文”“诗歌”“小说”“博客”。其中“小说”里面又有三个子文件夹，分别是“代表作”“二级小说”和“三级小说”。我随机点开了几篇“代表作”，有的只读了开头几句就直冒冷汗，连忙关掉；而有的竟然能读下去，伴随着宽恕的微笑和间或的皱眉。总体印象是，作为一个灵感枯竭、勇气无存、走到人生中途的写作者，我很佩服年轻时的自己：能写，敢写，而另一方面，又不屑于写——对于那些不触及灵魂的流行事物。

或许还值得抢救一下。

碰巧在那年年尾，铸刻文化的陈凌云通过豆瓣联系上我，表示想出版我除《我去钱德勒威尔参加舞会》之外的作品。我遂将三个子文件夹里的小说全部检视了一遍，打捞出十几篇，稍加修改，于2020年结集出版。一个现成的书名“不检点与倍缠绵书”——它恰好解释了我早期写作中情感的泛滥和语言的不克制——让我释然地接受了这部分少作中天然的缺陷。在那本书的《自序》里，我用了一个词来形容它们：羞于示人。

但其实被我挡在这次出版机会之外的那另外二三十篇，才更加是且绝对是羞于示人的，我一度认为它们没救了。

我做梦也没想过，有朝一日我会想要出版它们。

《不检点与倍缠绵书》出版后，铸刻文化非常期待我的下一本书，一些期刊编辑也向我发出邀约。以此为契机，我重启了写作，但进展很不顺利。面对来自约稿的压力，我只好再次将目光投向那批被我薅过一遍之后又重新打上封印的旧作。

或许还能再抢救一下呢？

然而，一次次地失望，一次次地从抢救现场仓促逃离。这些作品太自我了，这些人物太脱离实际，无视物质世界的本质和发展规律，现实生活中，哪有人是这个样子的？虽然在重新点开这些文档之前，我早已忘了里面的内容，但是有一点——就像一段黑历史一样——我却记得非常清楚：当年的我，曾一度把写作方向设定为“揭露一个黑暗的自我”。搞笑！谁要看你内心的黑洞？谁又能终其一生去面对长在自己心灵上的霉斑呢？

直到2021年的某个深夜，我因失眠而无比亢奋、一直在胡言乱语的大脑里突然蹦出“欣泣集”三个字，我躲在被窝下的脸瞬间红得发烫：这个书名（它看上去很像书名）本身就带有一种强烈的耻感。首先，它是十分幼稚的文字游戏；其次，它令人不安地想到了我那些“绝对羞于示人”的作品中那些可笑的人物形象，而“欣泣”二字恰好道破了他们可笑的根源，揭去了他们身上最后一块遮羞布，让本已几近全裸的他们更加无处遁形，瑟瑟发抖。

我重新检视这些作品，尝试将更多的主人公拉进这间“羞耻室”来接受赤裸裸的耻感的洗礼。奇怪的现象发生了：“欣泣集”在辐射出强烈的耻感的同时，也向这些人物形象提供了心理层面的保护。它好像在发出友好的邀请和鼓舞：进来吧，别不好意思，这里全是你的同类；不必去和别人的小说里的人物比：要知道，人生不只有吃吃喝喝、卿卿我我、蝇营狗苟、打打杀杀、起起落落，也还有哭哭笑笑啊！

接下来的很多个深夜，我既是那个在手术室里施救的医生，又是那个焦急地等在手术室门外的病人家属。我不止一次地听到自己跟自己说：万幸，抢救成功！

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我竟不知不觉地投入了迄今为止最大的写作热情，那么地难以遏制，如此全身心地迎接挫败和成就感，更难得的是和那个迷途的浪子——青春期的自我如此深刻地相拥。不，这不是一个浪子回家的故事，而是浪子欢迎我回家的故事：浪子在漆黑的内心世界里探寻，迷路的同时，也拓宽了“家”的边界；而我，当然，抛下他之后，老老实实地去了一个更宽广、更丰富，因而也更容易迷失自我的世界——外部世界。

在这里阐述对自己少作的喜爱将是一件无比肉麻的事情，所以我将略去不提。但我还是想从这种难得的体验中提炼出几句话，与写作的朋友们共勉：面对少作，悔过之后，尚能何为？我在此斗胆提供一条最无耻的方案，那就是爱它。我之悔也彻底，我之爱也深沉。

我前面说这些作品无可救药，且企图挽救过但以失败收场，这并不全然意味着修改难度之大。主要原因还是那时尚未出现“欣泣”这个主题，而后面它的凭空出现（我怀疑是好心的命运所赐）无异于一剂特效药，使得许多有悖于我现阶段写作理念的元素一下子成立了，合法了，更准确的说法是，我自己释然了（正如之前“不检点与倍缠绵书”所起的作用一样）。在这个前提下，修改便有了很大的可能，并且发现：大部分作品并不需要做很大程度的修改。

例如，一篇题为《多余的爱情》的小说，我只是稍微修改了几处表达，将人物的名字由“Y”、“W”改为“剑斌”、“雪梅”，将标题换成《被爱摧垮》，并增加了一个题记。另一篇题为《奇特的友谊》的小说也差不多如此，修改完之后它便成了《出头之日》。

这两篇小说写的是同一个题材：世纪初的青年刚踏出校门，就被社会残酷地上了一课。他们像笨拙的初次恋爱者一样，笨拙地经营着他们与理想的关系，最后都抱起理想砸了自己的两只脚——爱情和友谊。我在博尔赫斯的《代表大会》（也是关于奇异的理想，最终凄凉收场）里找到了两句贴切的话，分别作为它们的题记。

旧作中，除了《笑与泪》、《白日病》和《存在主义的狗》，所有小说的题记都是我在修改时加上去的。每一个篇章都要有题记，这应该是受我当时正在重读的《红与黑》的影响。有的题记一换再换，有的标题也改了又改，如《一日欢》，先后换过六七套标题和题记，直到我回忆起卡瓦菲斯将日子比喻成蜡烛的诗句，才顺藤摸瓜地想出了这个标题。

我想着重解释一下《来访》的题记。该篇的主题想必大家都不陌生：当倾诉的热情被倾注在一个错误的对象身上，荒诞和残忍就一并产生了。鲁迅《祝福》中的祥林嫂、契诃夫《苦恼》中的马车夫，甚至康拉德的《青春》里面也有轻微的错位：当马洛讲得口干舌燥之际，他那些道貌岸然的听众当中竟然没有一个人主动为他续上一杯酒，他不得不再四请求：“把酒瓶递给我。”跟这些篇目不同的是，我只不过从那名错位的听众的角度重写了此事。

顺便提及，《来访》中，海威掏心窝的倾诉未必不能打动人，但他错误地选择了一名不称职的听众。正是为了避免重蹈他的覆辙，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将那些直抒胸襟的少作（那些“含泪的感受”）深埋起来，发誓永不示人。这本身既是对少作的悔，亦是不自知的珍视和爱。

也有的作品修改程度较大，如《水晶》，原作中的内容大概只保留了七千字，还有一万多字是新写的；又如《黑暗的心》，从四五篇废稿中（均写于2003-2006年间）各截取一些素材熔接在一起，虽然主体部分仍是写于2003年的《乡村教师》，但作品面貌已经发生了根本的改变。

大幅度的修改，有点像一场屠杀，大段大段地杀字。但我杀不死那个写下它们的人。我感觉到在某些方面，他仍然比我强大。我发现比起写新的小说，我更喜欢修改他的东西，通过修改，进一步走近他，了解他，同时也让他了解我。我也为我能把四五篇旧小说的素材融合成一篇新的小说而钦佩他，说明他那个时期的写作是自成整体的，他的作品里能折射出完整的人格。

当年何攀不仅根据自己的喜好将我的小说分成了一二三等，还细心地在每一个文档里面做了批注，我借此得以知道当年的表述哪些颇得他赞许，而哪些在他看来是“幼稚”或“可以更好”的。这也能看出当年那位少年的义举并非出于简单盲目的崇拜，而是抱着对同龄写作者进行批评和研究的目的，这份用心弥足珍贵。在修改过程中，我一定程度上参考了他的阅读感受。

哦，对了，如果你感兴趣的话，收入该集的十几篇旧作中，有幸被少年何攀选入“代表作”的篇目有《稻田和屋顶》、《水晶》、《必然事件》、《黑暗的心》的前身《乡村教师》、《最初的怨恨》、《小夜曲》、《存在主义的狗》；列入“二级小说”的有《笑与泪》、《抓捕》、《白日病》；列入“三级小说”的有《被爱摧垮》、《出头之日》、《欣喜若狂》、《大专生》、《来访》。

《一日欢》不在其列，因为原本没有这篇小说，是我在2021年编订此书时，将分别写于2003年和2007年的两篇日记——中间加上一百来字作为“榫子”——拼接而成。这两篇日记也是在他发给我的文件夹里找到的，归在“散文”里面。

当然，我的看法与他不尽一致。不仅如此，我怀疑何攀自己现在的看法较之当初又有了些许变化。例如，我最近一次见他，他就对曾经屈位“二级小说”的《白日病》大加赞赏，后来又把它打印出来，发给全班学生阅读、讨论（他现在是一名优秀的、非常重视文学教育的高中语文教师）。

那是今年五一假期，他携家人来长沙旅游，就住在我家附近的酒店。相识二十年，这是我们第三次见面。他引用黄庭坚的诗句来应景：“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深夜，家人们都睡了，我俩枯坐在我家的天台上聊了很久。他提到了“80后”，提到了“漂泊、爱情、文学梦”。他说：“其实你的很多作品都触及了真实本身，是一份非常独特的文学地图。中国的现当代小说，主题先行的太多了，而你的作品常常是一种天然的格调——就是一个人本来的那种存在状态。”他又说：“与真实的世界保持着非常恰当的距离感，这是你的作品的重要特点。真实的世界对人的损害真的很大。”

临别，我送给他一期刊登了《白日病》等篇的《滇池》样刊。他回去后，在微信上跟我说：“《白日病》仍然散发着迷人的光芒。不完美但可贵。你的好些作品都曾一再带给我类似的感受。我觉得是属于文学本身的可贵的冲动。读唐传奇有些作品也会有这种感觉。那些鲜活的东西，属于文学的脉搏自身跳动的东西。你发表在《滇池》上的这几篇都没有受到过读者和主流文学观念的规训，所以特别动人。你能够保持那么多年的文学的清醒与坚持，本身就是个奇迹。我并不认为它们逊色于好多的现代经典作品，我希望有一天我有能力讲清楚我的观点。”

面对一个不够自信的作者，何攀从二十年前开始，所做的一个重要的事情就是向我——这位作者本人——推广我作品的杰出价值。他一直在努力说服我相信这一点。如果说，在二十年前，初次听到如此高的评价，我的本能反应是怀疑、警惕加反感，那么二十年后，当我看到他仍在坚持自己的观点时，我无法做到不被感动和动摇。最重要的就是，他坚持二十年不变的那颗心，这不是一种坚持，却比坚持更加可贵。我的作品是不是真的那么好，反而不重要了。如果它真的好，去不去推广它，它能被多少人知道，那就更不重要了。

我想起沉樱女士的小说《回家》里，那位革命女性对不愿再去教会学校念书的弟弟说：“只要你觉得是不好，那在不在（那里）就没什么关系。无论什么事，只要觉出它是不好，就行了！”

而此刻，我手捧着刚从印刷厂寄来的《欣泣集》，心里想的是：“只要觉出它好，就行了！”

2022年，铸刻文化曾准备出版《欣泣集》。但当我把新作《寂静连绵的山脉》（简称《山脉》）的书稿提交后，编辑陈凌云和王家胜建议我暂缓《欣泣集》的出版，并将集子里面篇幅最长的《水晶》挪入《山脉》中来，以增加新书的分量。站在编辑的角度（我自身也是一名编辑），我非常理解这一“厚新薄旧”的思路：不仅要考虑新书的销路，更有责任维护作者的形象。新作的推出有益于证明作者仍在持续创作，而接二连三地出版压箱底的旧作，只会让读者对该作者的创作能力产生怀疑。

我接受了两位编辑的建议，只提出一个条件：把我最难以割舍的篇目《被爱摧垮》一并挪到新书里面。因为我不确定《欣泣集》是否还有机会出版，便做了这一点小小的争取。

此后我便活在忐忑中：我对《欣泣集》的爱渐觉一日浓如一日，它成为我所有作品中我最珍视的部分；同时我的年龄也在迅速地与作品的精神及其建立的形象拉开距离，这意味着它随时都会变得不再匹配现阶段的我，而我随时都会失去对它的支配权。

如果只是中年大叔爱上了妙龄少女，或许并不值得如许忐忑，然而当大叔一天天老去的同时，少女却一直停留在妙龄阶段，那么大叔就不得不掂量一下了：是不是该把这份感情埋葬在心里？试想一下：一个年近半百的作者捧出一本《欣泣集》！

但我并没有后悔过这一决定。相反，如果当年仓促地出版了《欣泣集》，那么现在，当我找到新的思路，顺利完成对几经折戟的《乡村教师》的修改，并写出《掷铁球游戏》时，我一定会感到无比遗憾。这两篇作品：前者更名为《黑暗的心》，为整本集子奏出一个非常适合作为Ending的音符；而后者作为新作，既在气质上与旧作一脉相承，又在风格上显得更加新颖，预示着新的开端和更多的可能性——它们确实让《欣泣集》变得更加完整、成熟、饱满、多元，而不再是一枚被过早摘下的青涩的果子。

2024年冬，我在北京见到陈凌云，他此时已经读过《黑暗的心》和《掷铁球游戏》了。在闲聊的间隙，他插入一句：“明年我们把《欣泣集》做出来。”当时本应该“欣泣”的我，内心却出奇地平静。

我只是淡然地回应了一句：“哦，那封面一定要做得漂亮些。”

彼时，我即将迎来四十二岁生日。

我松了一口气：幸亏还只是四十二岁！

亲爱的读者，我恳请你原谅：由于前面交代过的“历史遗留问题”，《被爱摧垮》和《水晶》两篇已经在上一本书《山脉》中出现过了，但我仍决定让它们继续留在这本集子里，它们本就属于《欣泣集》，和集子里别的篇目一样，是整体中不能割弃的部分，是一段旋律中不可抽离的音符。

如果你是《不检点与倍缠绵书》的读者，我也请你原谅：《稻田和屋顶》也被收录了进来——在那本集子里面，它是唯一一篇我为之捏一把汗，而不得不在《自序》中替它辩解几句的作品，它比别的篇目更“羞于示人”。四年前着手修订此书时，我才反应过来：原来它的“耻感”已经超越了“不检点”、“倍缠绵”，达到了“欣泣”的强度。

感谢何攀，为他所做的一切。他曾这样评价我的写作：“他写出了80后乡村青年的耻辱与荣光，我们的切肤之痛。”我当然不敢以群体代言人自居，但他这话确实打消了我在审视这些作品时曾产生过的顾虑：哪有人是这样活着的？现在我可以理直气壮地回答：至少我曾经就是这样活着的。我相信，某种程度上，何攀也是。

感谢陈凌云，我不能坦然地说他是我的伯乐，因为我并不是什么好马，气质上我更接近马车夫、马洛、祥林嫂、海威，而陈凌云是我能遇到的最理想的倾听者。

感谢胡安焉，我们曾混迹于同一个文学论坛，但无甚交集，很多年后，当我们取得联系，我才知道他早些年干了一件跟当年的何攀保存我的作品同样性质的事情：把我发在那个论坛上的小说全都打印出来，装订成册，不时拿出来翻阅。2021年，《欣泣集》的规模还只有寥寥几篇时，他正是凭借着对我作品的熟悉和深刻的记忆，向我强烈推荐了《水晶》和《小夜曲》，让我动了念想并有了底气去将这两篇修改出来。而《水晶》的成功打捞，更是让我看到了曙光，或者说让我对修订《欣泣集》这项工作产生了使命感：我知道接下来，无论如何势必会完成它。

最后，向李静睿老师以及如今已成为过去式的上海《小鸟Aves》杂志致敬。2022年春，他们针对我投稿的《水晶》的结尾提出了非常中肯的修改意见，并在四月——最残忍的月份——刊发了这篇小说。

2025年1月成稿

2025年10月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