魔术师雅夏的“罪”与“罚”

辛格是一位始终坚持并努力促进意第绪语文学发展的犹太作家，他对具有深厚现实主义传统的俄国文学的吸收借鉴是很明显的，他读的第一本世俗的书就是陀斯妥耶夫斯基的小说。就文学观点而言，辛格认为陀斯妥耶夫斯基的现实主义更接近自己。他像陀斯妥耶夫斯基一样，深入开掘人物的内心世界，书写着心灵的挣扎历程。而这一切均源自于一个犹太作家对于自身民族身份的焦虑和对宗教信仰的探讨。
《罪与罚》是陀斯妥耶夫斯基的扛鼎之作，因其对犯罪、梦魇、病态和心理活动的出色描写而被奉为现代主义小说的先声。辛格在“罪与罚”的故事框架中植入了一个生活在犹太人边缘的魔术师雅夏的生活经历，具有浓厚的犹太民族色彩，并以此为立足点，推广到对整个人类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困境的关怀。
一、从“超人”理论到“催眠术”
同《罪与罚》一样，《卢布林的魔术师》围绕着主人公雅夏犯下的一桩偷窃案展开，其主体章节和“尾声”构成了“罪”与“罚”两部分。然而，两篇小说的重点均不在于描述案件的发生和侦破——雅夏和拉斯科利尼科夫所犯下的刑事案件只是一个契机和表现——犯罪蕴含着深层社会背景和心理因素。作者对两位主人公在犯案前后复杂的心理斗争进行了医生似的“忠实记录”，从中分析可以得出，雅夏和拉斯科利尼科夫内心斗争的源动力是两种相似的理论——“超人”理论和“催眠术”。“催眠术”是对“超人”理论的重复和重写，也是辛格笔下的雅夏对《罪与罚》主人公拉斯科利尼科夫重塑的关键所在。
拉斯科利尼科夫把人分成两类：“一类是低级的（平凡的）……仅仅是一种繁殖同类的材料；另一类是名副其实的人，也就是有天赋或天才、能在自己的社会上发表新见解的人。”⑴前者像虱子一样不计其数，在夹缝中过着“卑鄙的生活”，后者“自己有权允许自己越过自己的良心这道障碍……越过其他障碍，而且这仅仅是在为了让他的思想（有时也许是可以拯救全人类的思想）得以实现”，⑵像莱喀古士、梭伦、穆罕默德、拿破仑，他们不惜用鲜血履行自己新的思想理论，虽然犯下杀戮的罪恶却受到后人的顶礼膜拜。拉斯科利尼科夫相信这类“超人”的权力会持续“直到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⑶他自命属于“超人”一类，并迫切地要对当时俄国残酷的现实采取行动，以图改变普通民众的苦难。雅夏是一个技艺高超的魔术师，他使用“催眠术”游刃有余地周旋在妻子埃丝特、情妇玛格达、泽茀特尔、埃米莉亚之间，“爱情完全是建立在催眠术的基础上的。……她们全是被催眠的，埃丝特啦、玛格达啦、泽茀特尔啦。我掌握一种力量，一种巨大的力量。”⑷玛格达是他的助手兼情人，雅夏对她的催眠效果尤为明显：“他有控制她的本领，使她在一分钟里睡着。……不过他已经在她醒着的时候也使用一系列的心灵感应术了。他告诉她一件事，这件事就会牢记在她的脑子里。”⑸他是他周围几个女子的主宰者、支配者，她们都依靠他、听从他。拉斯科利尼科夫“超人”理论所运用的明晰的分析思路和历史证据已不适用于分析二十世纪下半期非理性的社会，“催眠术”虽显得不可捉摸，却契合雅夏魔术师的身份和小说笼罩着的神秘气氛，同时它在雅夏手中的实际效果也强于拉斯科利尼科夫的空谈。“催眠术”对雅夏的意义不仅在于满足爱欲，而且是对自己能力的肯定——“只是在几年前才听到催眠术这个词儿。他进行试验，顿时成功了”⑹——他要凭才能在西欧做一个表演艺术家，甚至想成为活神仙似的催眠大师，成为统治世界的皇帝，重建耶路撒冷圣殿。
两位主人公身处社会的边缘，却想依靠超出常规的手段来改变自己的地位和生存环境，甚至设想以此作为权力的基础来决定人类的命运，这无疑是偏狭和不现实的。他们没能从各自的犯罪实践中跨越自己的良心，也就无法完成向“超人”的跨越，反而要受到相应的“惩罚”。自视甚高的大学生拉斯科利尼科夫，不愿像他的朋友拉祖米欣那样去教课或者翻译书籍，去过庸庸碌碌的生活，也不愿依靠妹妹的牺牲换取顺畅的前途，跻身于上层阶级；他找不到自己的位置，需要把自己定位到极少数的“超人”行列中，于是以一个放高利贷的老太婆为谋杀对象，试图跨越良心，割断与现实生活的联系，割舍正常人的情感……拉斯科利尼科夫在母亲、妹妹、索妮娅的感召下，却不期然受到良心的谴责而痛苦不堪。辛格在雅夏身上凝聚了一系列的探索主题，使他在民族的界限边缘徘徊，在信仰与欲望之间挣扎，同时追问着生存的意义。魔术师雅夏的边缘身份带有浓厚的犹太民族特征，他对上帝的存在和人为的信条保持怀疑，抛弃了犹太男人研究犹太经典、恪守宗教习俗的传统生活方式，在各种自然书籍中追寻宇宙的奥秘，靠四处漂泊表演魔术为生，这一切都为犹太人所不齿，连犹太小偷也瞧不起他。对非犹太人而言，他始终是犹太人，只被看作取乐的工具却永远得不到尊重，“（华沙的）公园里也有一个夏季剧场……那里他进不去。只因为他是个犹太人，他比那些留着长胡子和鬓角的虔诚的犹太人遭受的损失更大。”⑺雅夏在埃米莉亚身上追求的不止男女情欲，他们俩相处时，从房间设置的氛围到谈论的科学、宗教知识，都使雅夏觉得自己在向西欧的现代文明靠近。然而，只有在雅夏拿出足够的金钱落实他们私奔的计划，他才能正式地为埃米莉亚接纳——“她还瞒着，没有把他告诉她的亲戚。他好像变成一个他看得见别人，别人看不见他的人”。这一切要依靠他“对一个银行经理行使催眠术”或者用他高超的开锁技术去撬开富人的保险柜。当他偷窃失败并跌伤了腿——这标志着他的魔术也被破除——玛格达和埃米莉亚（她们分别是基督徒和天主教徒）口中说出了“你这个臭犹太人”，这就意味着“样样都垮了，就像一座纸牌砌的房子。”⑻“他们是靠不住的……他自己也不知道是指女人呢，还是异教徒，还是包括这两种人。”⑼事实上，靠不住的是他的“催眠术”——欲望和利益连缀起来的梦幻终要曝露在现实的直射下，无法抹去的是永恒的身份烙印和欲望带来的无尽痛苦。
二、催眠与自我催眠
　　拉斯科利尼科夫和雅夏的“罪”与“罚”展示了他们人生的悲剧性，而造成他们人生悲剧的恰恰是他们的“超人”理论和“催眠术”。《罪与罚》中提到的比利时数学家、经济学家、统计学家Ａ•凯特列的“百分之几”的理论，即“每年都应该有这么百分之几去……去见鬼” ⑽与“超人”理论有异曲同工之妙；这百分之几的人数除以这百分之几，得出的巨大数字就是广大苦难中的人民，就是拉斯科利尼科夫所区分出的第一类人！压迫者用他们冷酷的数字泰然地维持着腐朽的统治，他们的代表斯维德里盖诺夫和卢仁恰恰能够跨越良心任意去践踏别人的尊严和生命，他们用合法、隐蔽的手段，用他们的金钱和地位无形地为自己谋取利益、欺凌弱小者。拉斯科利尼科夫的妹妹杜妮娅被一次付清的工资束缚在家庭教师的位置上，受到斯维德里盖诺夫长期骚扰，后来为了哥哥的学业和前途甘愿嫁给不会平等待她的律师卢仁，纯洁的索妮娅为了养活家庭更是受尽了屈辱，卢仁为了证明挑拨拉斯科利尼科夫母子关系的信竟然施计策诬陷她偷盗。普莉赫里娅•亚力山德罗夫娜、杜妮娅、索妮娅、马尔梅拉多夫、卡捷琳娜•伊万诺夫娜……是他们往往很容易地落入那“百分之几”，与他们同呼吸共命运的拉斯科利尼科夫又如何能超越他们的苦难，从他们身上跨越过去呢？
雅夏的催眠术对埃米莉亚不起作用，他一直试图得到她的肉体而不果，因为埃米莉亚也熟稔催眠术一类的东西，“她经常跟雅夏讨论天眼通啦、预兆、心灵感应术，还有同死人的灵魂交往。”⑾尽管小说中没有明确说明埃米莉亚是否对雅夏实施了催眠，但是自小说开始，埃米莉亚的形象和言辞就经常在雅夏的脑海中闪现，对埃米莉亚的思念和为与她私奔而去偷盗的犯罪冲动一直挥之不去，“不是他用心灵感应术去吸引他，而是恰恰相反。她从来没有离开过他身边。”⑿“他们的相识一直被神秘的气氛包围着。……他莫名其妙地感到，她也非常想念他，就像他想念她一样。……他像一个梦游病人那样走遍华沙的大街小巷”。⒀这些均可以视作雅夏被催眠的表现。甚至在他偷窃失败之后，他仍然“像是一个被催眠的人，非按主人的命令办事不可。埃米莉亚在指望他去，而她的指望却像磁石那样吸引他。”⒁直到雅夏同埃米莉亚的摊牌换来一刀两断，他才从催眠中清醒出来，冷眼观察这个世界。他拖着跌伤的腿，像患病的拉斯科利尼科夫一样，“天气很热，但是他感到冷，他浑身直打哆嗦”。在酒吧，喝茶的打算的结果却是喝酒，而且在与服务生的一问一答中很自然地找到一张桌子坐下，“于是雅夏瞟见了一张桌子。真像他在杂志上看到过的、他自己也不止一次表演过的催眠术产生的作用。”⒂在街头，一个没有执照的妓女“盯着他看，好像在催眠他。……她好像在说，既然咱俩都一样的倒霉，干嘛不待在一起呢？”⒃由此，“催眠术”在《卢布林的魔术师》中的含义可以这样推论出：它是联接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基本方式，承载的是人的身体欲望。在现代社会中，人与人的相遇是偶然的，吸引对方的是直接的相互需要，任由欲望的浮力操纵，人们是催眠者的同时又都是被催眠者。雅夏与几个情妇的关系是如此，上文分析了雅夏对女人的“催眠”，埃米莉亚对雅夏的催眠不再多言，“粪堆一般”的泽茀特尔对于他也起到了催眠的效果，“就像小偷不得不去偷钱一样——他呢，不得不偷爱情。……得了，这是我最后一次上这儿来。这不过是因为我感到非常腻烦；我想有短短的一会儿摆脱一切，像一个借酒消愁的酒徒那样。”⒄小说中人贩子赫尔曼也曾有一段关于“催眠术”的叙述：“她比我大两岁，怕我甩掉她……跟在我后面……逼得我快要疯了。我感到不是她没命，就是我没命。”⒅后来，雅夏看到泽茀特尔和赫尔曼沆瀣一气，躺在一起像“两个累垮了的玩偶”，原因也可以看作是“催眠术”所起的作用。包括埃米莉亚，当雅夏向她摊牌时，她“活像一个从短短的沉睡中刚醒过来的人。……她摆脱了一种使她永葆青春的魔法。她的嗓音也变得单调乏味和没精打采。”⒆在没有诗意的十九世纪，甚至连埃米莉亚十几岁的女儿海莉娜也巴不得被人催眠，“正因为生活太没有乐趣了。”⒇
一切催眠又都是自我催眠。埃米莉亚之于雅夏，不仅是情妇，也是他迈出犹太身份阴影的途径。埃米莉亚给他提供了另一个世界的愿景；“在欧洲其他地方……只凭才能来衡量一个表演艺术家”，“只要他一直待在波兰，他们就拿他当第三流的杂耍演员看待。……他感到自卑；别人觉察到这一点，就剥削他。……在他这一辈子里，只有埃米莉亚是个奇迹。” (21)要使这一愿景实现，就得弄到一千五百卢布，他只有催眠自己忘记上帝定下的第八诫——禁止偷窃，“他感到两种力量，善和恶，在内心斗争。过了一会，他又开始做起白日梦来”。雅夏获知他的下手对象查鲁斯基的情况是埃米莉亚的女仆无意中透露的，正如拉斯科利尼科夫对他的下手时机的道听途说，拉斯科利尼科夫将之归结为迷信，不如归结为自我催眠。之后，拉斯科利尼科夫也出现了类似被催眠的症状；“他什么也没思考，而且也完全丧失了思考力；但是他突然以全身心感觉到，他再也没有思考的自由，再也没有意志，一切突然就最后决定了”。这种催眠为犯罪的发生加上了最后一根稻草。当雅夏试图说服自己去偷窃时，他以前质疑的上帝、地狱、魔鬼等观念纷至沓来，抗拒着他的自我催眠，他在实施偷窃时明确地感到魔鬼的阻挠，以至于没能成功反倒跌伤了一条腿失去了表演魔术的可能。
三、存在主义者的选择和责任
两篇小说中的“罪”与“罚”都不限于法律意义，更多是主人公一种作为存在的选择和责任。存在主义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存在先于本质，人有选择自己生活方式的自由，但是这种选择往往会造成深重的孤独感，因为彼岸世界的终极真理已经被否定，存在是自在的，既无约束亦无依傍，它包含在个体之中，不与任何其他事物发生联系。上帝对人间苦难的无动于衷使拉斯科利尼科夫和雅夏动用自由选择的权力向上帝挑衅，从根本上说，他们所持有的“超人”理论和“催眠术”并未给他们带来百分之百的自信，他们并不完全否认上帝的存在。前者想摆脱身体和精神的孱弱做“未来的主人”，“推动世界向前发展，引导它达到自己的目的”。283后者想从自己犹太非犹太的两难身份的泥沼中解脱，对“催眠术”的寄予了过高的希望。他们为这种自由选择的后果担忧，自由选择必然地使他们陷入虚无之中。虚无的虚无化的必需条件是自为的存在。用“催眠术”这个符号来解释存在主义的这一命题也许更简单一些，雅夏选择了催眠和自我催眠的链条，但时常从催眠带来的梦幻中惊醒，便反观现实的虚无性。比如，他对一心向往的法国之类的西欧文化、艺术和唯美主义表示质疑，对现有的做法表示否定：“我决不让自己中了圈套。明天，我要逃走。我要把一切——埃米莉亚、沃尔斯基、阿尔罕伯拉剧场、魔术、玛格达全都撇下。我做魔术师做够啦。”对自己存在的意义表示怀疑；“尽管他野心勃勃和热烈地追求生活，他感到悲伤，感到一切事物无不空虚，感到一种无法弥补和无法忘却的遗憾。……只要他一丧失编新戏法和追求新情人的热情，怀疑马上就像蝗虫那样向他袭击。难道他来到这个世界上就是为了翻几个斤斗和骗一些女人吗？”当他想把魔术师的身份苦苦维持下去，想通过高超的技术偷取钱财为前途铺路的时候，深层的选择在关键时刻使他改变了方向。魔鬼阻挠他，他本人也失去了探究钥匙孔的激情和贪婪。“他对他自己说，他总算下了决心，而且感到自己的话里带着双关意义。” (22)随后的二十四小时，他经历了玛格达的自杀、泽茀特尔的彻底堕落，这二十四小时总结了他过去的一生，“他看见上帝的手在行动。他走到道路的尽头了。”
雅夏勇于承担自己曾犯下的罪孽，他不是像拉斯科利尼科夫那样去自首，接受世俗法庭的惩罚，而是选择向上帝忏悔，用一个水泥砌成的小屋来禁锢自己的欲望，用犹太教经典来净化自己的心灵。虽然回归了犹太教，但是雅夏的身上仍带有浓郁的存在主义者的色彩。严峻的律法仅仅是约束一个人不至犯罪的栅栏，对于雅夏来说，他仍是自由的，他仍然可以轻易地从小屋中逃出，但是墙的另一边潜藏着烦躁、欲念、对来日的恐惧。相比于拉斯科利尼科夫在西伯利亚广阔的土地上，从其他流放犯身上看到积极的因素，雅夏仍然被不同地方赶来的人讲述的苦恼所搅扰。已经没有任何一块土地没有被诱惑和催眠所侵蚀，他用墙把自己同他人隔开——与他在现世营造的地狱隔开，等待着另一个地狱的来临，好赎清自己的罪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