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实验旅行:临床试验和人类受试者的全球搜寻》(Petryna, 2009)书评译介
美国人类学家阿德里安娜·佩特里娜(Adriana Petryna)在其第二部著作《当实验旅行》(When Experiments Travel)中,以一种及时且尖锐的视角介入了对“离岸临床试验”(offshore clinical trials)这一全球性现象的研究。她借助人类学的方法论,探讨了这些临床实验得以实施的组织结构、维系其实践的复杂利益网络,以及其中所潜藏的伦理与法律紧张关系。此书可视为她早期研究的延续——在《曝露的生命:切尔诺贝利之后的生物公民》(Life Exposed: Biological Citizens after Chernobyl, 2002)中,佩特里娜分析了苏联解体后乌克兰受辐射人群如何在医疗体系中协商健康与公民身份。而在《当实验旅行》中,她将关注转向制药产业,特别是制药公司在东欧与拉丁美洲的临床试验活动。该研究基于她在波兰、巴西与美国的长期田野调查与访谈资料。
佩特里娜首先描绘了全球药物临床试验体系的形成背景。她指出,在西方社会,“治疗饱和”(treatment saturation)现象导致药企面临受试者匮乏。制药业既需要新的市场,也需要更多可供实验的人体对象。这种供需失衡推动了临床试验的“离岸化”——实验逐渐从西方学术机构转移到所谓的“合同研究组织”(Contract Research Organizations, CROs)。这些CRO通常受制药公司委托,为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或欧洲药品管理局(EMEA)收集药品审批所需的临床证据。CRO已成为跨国化竞争性企业,不仅负责药品临床试验,还涉足生物技术产品与医疗器械的试验。它们的增长速度甚至超过制药行业本身。
CRO负责寻找研究地点、招募患者、协调本地专家与伦理审查委员会(IRBs),有时甚至设计实验方案并进行数据分析。它们往往与医院或医生专家联盟等初级医疗保健机构合作,并在某些情况下拥有自设的中央机构伦理审查委员会,负责审查研究方案和受试者招募,以确保试验志愿者的安全。除法律宽松的国家政策环境外,人口疾病分布(population disease profiles)、死亡率、患者试验成本及获批药品的未来潜在市场等因素,均成为确定新试验地点的重要指标。佩特里娜的分析揭示了当地行动者如何以不同方式理解监管要求,无论是在患者安全还是标准化科学方案方面。
临床试验的离岸外包同样需要为每种药物的采用提供令人信服的科学证据。临床试验专家提出了多种策略,涉及患者选择的纳入/排除标准以及这些标准对收集证据的影响方式。通过持续比较不同国家和地区,竞争、经济利润、风险、透明度和伦理问题被分别和综合权衡,从而揭示出由各种利益、行为者和机构所形成的复杂动态关系的更多方面。
佩特里娜提出了一个核心概念——“实验性”(experimentality),她将其定义为支撑全球药物市场运作的一种“去中心化的扩散运作模式”(a distinct, decentralized modus operandi)。她的分析表明,实验不仅仅是简单的假设检验工具,更“重新分配了公共卫生资源的运作环境,催生出新的、往往充满张力的医疗与社会领域”。在这一过程中,“实验与医疗之间的界限正在不断变化(in flux)”。此外,尽管声称遵循严格的科学与伦理规范(以及偶尔发生的丑闻),但佩特里娜指出, 离岸临床试验的伦理始终是一种可被调整的“可操作性文本”(workable document)。这种可塑性的一个例子是,在非洲国家的公共卫生危机中出现的“应急/权宜实验性”(expedient experiments),为了尽快获得宝贵但脆弱的受试者,国际伦理准常被轻易忽视。为了维持实验符合伦理标准的表象,研究机构往往通过提供等效药物(equivalent medication),或当地最佳治疗方案,来解决临床试验中安慰剂的复杂伦理问题。而既然这些研究旨在降低成本,许多实验地点被选在“当地最优治疗”几乎等同于安慰剂(如维生素C)的地区。其他将临床试验外包到东欧和巴西的例子,也体现了试验结束后对患者和医疗保健系统造成的伦理困境。
然而,此类试验究竟是公共利益(public good)还是剥削机制(exploitative mechanisms),仍然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佩特里纳指出,临床试验的机会,在不同的医疗保健系统中,似乎都对资源匮乏但充满创业精神的临床医生和行政管理者充满吸引力。此外,对那些难以获得药物治疗的患者而言,这些试验也可能带来一线希望。与此同时,随着试验的展开,它们逐渐成为特定药物的强大营销工具,在重组医疗体系优先事项的过程中发挥作用,并推动全球特定地区医疗卫生体系的“制药化”(pharmaceuticalization)(即对特定昂贵药物的依赖不断增加,这些药物往往并不具备相应的成本效益,且通常正是通过临床试验被引入)。例如,在巴西,患者团体通过动员公众舆论,游说政府提供此前处于临床试验阶段的药物治疗。这类发展进一步引发了来自监管机构、政府、研究人员、其他医疗从业者以及患者自身的质疑,涉及患者治疗的连续性与试验数据的控制权——这些问题既不属于最初临床试验合同的范畴,也不包含在知情同意书中,而是在试验结束后的过程中浮现出来的。另外,这类临床试验也为当地临床医生提供了新的机会,不仅可以向患者分配试验药物资源,还能以此为基础开展进一步研究,以造福这些患者,并有助于改善本国的医疗体系。佩特里娜认为,正是在这一层面上,药物试验政治经济的地方性影响才得以被批判性地评估。研究者们结合科学的严谨性与启发公共舆论、支持政府卫生决策的需求,持续监测临床试验药物的使用情况,以揭示组织文化在维护科学研究完整性与保障患者安全方面的不足。
总体而言,佩特里娜的论证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丰富、细致且极具说服力的分析,揭示了离岸临床试验中多重的经济与政治利益、复杂的道德问题以及其所处的文化情境。这本书对于社会学、人类学和健康研究领域的学者而言,具有特别的重要意义,尤其是对于那些关注制药市场动态、其对欠发达国家的影响,以及科学与临床证据生产过程的研究者而言,更是不可或缺的参考著作。
版权声明
本书评为 ChatGPT 翻译加译介责任人@赎罪羊 润色而成,仅供学习参考,版权归作者及出版方所有。
本书信息
Petryna, Adriana. (2009). When Experiments Travel: Clinical Trials and the Global Search for Human Subjects.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本书作者:阿德里安娜·佩特里纳(Adriana Petryna)

阿德里安娜·佩特里纳(Adriana Petryna),宾夕法尼亚大学人类学教授。她的研究方向为人类学理论和方法、科技、全球化和健康以及医学人类学。
书评信息
Wilson-Kovacs, D. (2009). Book review of When Experiments Travel: Clinical Trials and the Global Search for Human Subjects by Adriana Petryna. Genomics, Society and Policy, 5(2), 84–86.
书评作者:达纳·威尔逊-科瓦奇

达纳·威尔逊-科瓦奇目前是埃克塞特大学社会和政治科学、哲学和人类学系的副教授。研究方向为:定性研究、犯罪现场调查、数字取证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