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发）上岸就是重点吗？
“上岸”之后
上岸，上岸。
上岸，上岸。考入名校、考研成功、考公成功……这些年，许多人拼尽全力游上他们想象中的彼岸。但鲜有人追问，上岸之后呢？《金榜题名之后：大学生出路分化之谜》试图回答这个问题。2023年，这本社会学书籍甫一出版，迅速进入公众视野，一度卖到脱销。
《金榜题名之后：大学生出路分化之谜》试图回答这个问题。2023年，这本社会学书籍甫一出版，迅速进入公众视野，一度卖到脱销。
作者郑雅君生长于甘肃张掖，在复旦大学、香港大学两所名校求学数载。从2014年夏天构思硕士论文开始，她始终在追索一个问题——为什么社会出身劣势的学生即使进入了最好的大学，却仍然在毕业出路与生涯前景上劣势明显？
随着研究的深入，问题背后的矛盾逐渐浮现。高等教育阶段要求具备的“认识自己、确立人生目标并进行规划的能力”与基础教育中因为惯性而保留的“高分兑换好人生的逻辑”产生了张力，成为许多大学生感到困惑的症结。
关于“我是谁”“我想要什么”的追问，始终伴随人的一生。大学时代，或许是回答这些人生之问最合适的契机。在全国各地，经历高考后的新生们已经步入高校。我们找到刚刚完成博士论文的郑雅君，以及她在书中访谈的同学，尝试讨论“读大学的方法论”。
失灵的“习惯性优秀”
看完《金榜题名之后》，李婧感到震惊。自己凭借优等生的惯性一路高歌猛进，通过考研进入名校。但在读到这本书之前，她从没想过自己喜欢什么、适合什么。
一年前考上名校硕士研究生的李婧，在临近毕业时有种被欺骗的感觉。以前只需要把自己放在考试的标尺上衡量，就能找到位置。但现在，这把标尺似乎失灵了。
李婧出生在河北的一座小城市，从小就是中规中矩的好学生。努力学习与光明未来的等式在求学过程中被逐步建构，并根深蒂固地存在于脑海。
从小学开始，她就内化了这套以分数为指标的评价体系，外部的认可与自我的评价紧密相连。她渴望小红花、一百分和老师的表扬，唯一的方法是考更高的分数。
上高中之后，频繁的考试压力像巨浪一样侵蚀着她，精神高压下，她开始失眠。高考之前，李婧经历了一场精神崩溃，试卷上的文字像是甲骨文，怎么也读不懂。她的大脑被各种各样奇怪的念头占据，无法静心做题。第一次高考就在这次巨大的精神压力冲击下惨淡收场。
她还记得查出分数的那天晚上，“感觉世界都灰暗了”。李婧“哭了3天”，最终决定到以苦读著称的寄宿学校复读。每天的日常就是听课、刷题，再到后来被题海淹没。
“当时有很多情绪没办法消化，但是立马又要开始学习，我觉得这太残忍了。”李婧说。她从未深刻地思考过自己的将来，只知道，只要努力地学习，未来就该是光明璀璨的。
在郑雅君的研究中，李婧这样的案例并不罕见。直至考上名校后，不少学生仿佛突然置身路径复杂的“迷宫”。来自基础教育时代的思维模式，在大学中受到冲击。
在《金榜题名之后》中，郑雅君认为大学的生活并不存在一条“主路”或某种标准走法，似乎每天都存在各种可能（科研、学生会、社团等），但也意味着需要身处其中的人不断做出选择，并同时收集筹码（成绩、经历、奖项等）。
这对于从小只知道埋头苦读的学生来说，太陌生了。许多人无从知晓，大学这座迷宫里，究竟有几个出口，通往出口“游戏规则”是怎样的，以及每个出口的需要什么筹码。
郑雅君在自己的博士论文中，把这种困顿总结为“好学生脚本”的失效。
来自西北小城的郑雅君，同样从小就浸泡在以苦学著称的社会环境中。18岁之前，她从未质疑过这种氛围。“对于我们这种来自偏远地区的小孩来说，苦读像是必经之路，是一种必须经历的磨难。”郑雅君说。在她的西北家乡，当地对苦学有一种自豪感，因为这种艰苦模式带来的是显而易见的好成绩。
但极度紧绷的精神状态，让她在第一次高考中失利。之后，郑雅君选择复读，继续她作为一名学生的“苦行”，把时间利用到极致。毕业几年之后，学校里依旧流传着她当年苦读的细节：在午休睡觉前做一道英语题，上厕所时也要背单词。即使生病到诊所打点滴，也依然在学习。
“我数学计算容易粗心，在高考考场上，两位数以内的加减乘除都是列竖式的，不口算。为了给列竖式留出时间，我要进一步缩短思考的时间。”她穷尽办法，以避免在考试中的失误。
2009年，经历了苦行僧般的磨砺后，郑雅君终于站到复旦大学的校门口。她向母亲承诺：“我会好好学习的”。但进入大学，她却发现自己一直以来“习惯性优秀”的苦读模式不再奏效。
破解大学这座“迷宫”
起初，大学生活的困境存在于周遭的新事物：在线选课、书院制……但很快一个具体的挑战发生了。
大学的第一学期过去，郑雅君的成绩还能在社会学系能排上前几。到了第二学期，她为了夯实自己的统计基础，选了经济学系课程高数B，而事实上培养方案只要求难度更低的高数D。
这原本是“好学生逻辑”下对自己高要求的选择，却给她带来了“自找苦吃”的后果。课程自然是听不懂，期末成绩只拿了C。后来，当郑雅君需要花许多时间和精力来弥补绩点上的差距时，她才意识到自己做了多么愚蠢的决定。
因为这段经历，她开始逐渐意识到许多同学为何追捧网络上流传的“选课学概论”。分数背后勾连着许多机会与出路，这正是大学这座“迷宫”中的隐秘规则之一。
中学时，郑雅君曾听说过有人考入名校不能适应被退学的事情，周围的人都认为是“这个娃不好好学习，自己把自己给耽误了”，却很少有人追问原因。
但现在的她看来，一切都可以解释得通。在大学，这些拿着“好学生脚本”一路苦读的孩子一旦在学习这个唯一的抓手上失误，其他的一切都会像多米诺骨牌一样接连倒塌，融入大学生活会变得困难重重。
同样通过复读一年考入名校的李婧，在走入大学后意识到一切并非想象中的坦途。大学的学习节奏也让她困惑，失去了“被安排”的感觉，一时间无所适从。在新生导学课上，李婧问老师该如何在大学学习，只记得老师说了“自主”。她似懂非懂，只能继续抓住学习这根“救命稻草”，延续着听课、自习、考试的路径，成绩保持在年级上游。
在大三暑假时，李婧决定考研，怀揣着“提高自身竞争力”和“看看更大的世界”的初衷，顺利“上岸”了。但这种欣喜并未持续多久，她再一次陷入迷茫。
临近毕业，有限的时间逼迫她去决定未来的轨道。父母口中重复的“安稳”，她并不知道意味着什么。自己想要去探索打拼的想法也因为严酷的就业环境而不再坚定，脑海里的未来仍是一片模糊。
在复旦的校园里，就读于社会学系的郑雅君曾经历过同样的迷茫。她逐渐意识到，这样的情况并非个案，而是一种结构性的现象，但遭遇困境的同学，常常耻于向他人吐露。
大四临近毕业时，郑雅君决定延迟毕业一年。她想从这个来自自身的困境入手展开研究，“搞明白我到底被什么‘欺骗’了”。
研究采用了访谈的方式，对南北方两所高校的学生进行分析。在和60多位来自不同家庭背景的学生聊完后，郑雅君把他们上大学的“模式”划分为两类：直觉依赖型和目标掌控型。
直觉依赖型同学大都和郑雅君自己有着类似的经历，来自偏远地区，家庭条件一般，通过苦读进入名校后陷入迷茫，只能凭借直觉和中学时代的固有逻辑来推进大学生活；而目标掌控型的同学，则大都来自具有优势背景的家庭，早早熟悉大学这座“迷宫”中的许多规则，很早就有意识去确立自身的目标、规划好路径，并围绕自己的目标来组织大学生活。
“迷宫”中的两种学生
在郑雅君的诸多采访对象之中，林音和纪磊是她印象很深的两位采访对象。他们分别代表了“直觉依赖型”和“目标掌控型”两种典型案例。
代表着直觉依赖型的是来自四川农村的女生林音，她是家中五个姊妹中的长姐，因为父母常年在外务工，林音的求学之路非常坎坷。高一之后甚至一度辍学，在家里亲戚支持下重返校园后，最终考入了复旦大学，成了郑雅君的学妹。
走进名校之后，林音受到的冲击来自每时每刻。高三毕业的暑假她还不会用电脑，来了复旦之后才买了电脑。
“最开始的时候，我连什么是Word都不知道。”林音说。这种技能上的挑战，带来的更多是心理层面的自卑，“我当时的想法就是，我来错了地方，应该回去重读一个大学”。
直到大三的暑假，林音组织了一场回到家乡的调研活动，在熟悉的环境里和同学敞开心扉聊天时，林音才意识到，几乎所有来自农村、偏远地区的同学都有和自己类似的心境。“这并不是我一个人的问题。”她终于释怀。
渐渐地，林音开始认真思考自己想要学的课程，尝试规划人生。但此刻，距离毕业已经很近，受原生家庭的影响，她无比渴望拥有“属于自己的房子，拥有自己的家”，所以决定回到家乡，选择了考选调生。
与林音截然相反，就读于数学系的纪磊是典型的“目标掌控型”学生，关于如何读大学，有非常清晰的逻辑。在他看来，很多学霸只是“习惯性优秀”，是靠一种责任感驱动努力，而并非真的想要得到什么。
“有的人想清楚了干什么然后去努力，还有人是我要努力，然后再想我去干什么。”显然，纪磊本人属于前者。而这样的思考方法从中学时代，就开始生长。
纪磊是上海人，家庭条件优渥，毕业于这座城市的顶尖高中。在他的高中生涯里，从未体验过苦读。“高三跟高一、高二一样，大家上完课还是该打球打球，周五还是三四点就放学了，周末不会让你来补课的。”纪磊说。
在他的高中母校，所有学生的成绩都会被刻意压低一些，以推动学生去探索更多可以证明自我能力的领域。
“当时我们学校的卷子都特别难，高考前大家都不知道能不能考上，老师评判标准非常严格，只要你一步错就全错，但是高考不是这样。”纪磊说。
在一些课堂上，老师也在启发学生去思考“我要做什么”这样的问题。纪磊至今记得高中政治的第一节课，老师讲“什么是法律”。
“老师告诉我们，人生来有生杀掠夺的权利，但是在社会中，每个人必须让渡出自己一部分权利，使自己变成一个社会人。所以每个人放弃了恃强凌弱，然后成了社会的一部分。当你认同了所有的社会规则之后，就成为一个消极自由的人，别人告诉你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但如果你要成为一个积极自由的人，那你要自己告诉自己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
大学时代，纪磊始终在探索自己的边界。大二的时候，他在学生会当副会长，大三自主创业，创业失败了回来继续读书。大三因为创业没有选课，大四延毕了一年后，他选择了保研。
在郑雅君的访谈记录里，纪磊觉得，只有经历丰富人生的人，才能知道自己想要做什么。“按部就班不是一件好事。很多人只有到临到决策那一刻才想，我到底要干吗？大学所有的东西都是别人给你安排的，如果只是顺从，不去主动经历人生，你永远不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
林音就是这样，并不明确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就被推着走上了工作岗位。
毕业后，林音通过了选调生选拔，获得了一份公务员的工作。和同学相比，林音的就业出路并不亮眼。“我们那时候的最优选是去互联网大厂。”林音记得，那意味着高薪、体面且能够留在上海。
而且，因为政府体系机构改革，原本可以获得成都市区岗位的林音被分配到了省会下辖县市工作。这在当时的社会评价体系中，是名校生中相对平庸的出路。
相比之下，纪磊的第一份工作曾让许多同龄人羡慕。2016年，临近研究生毕业的纪磊手握多份入职邀请，他最终选择了花旗银行投资交易员的岗位。这是他在经历了数次试错之后锚定的方向。
之所以做出这个选择，是因为他始终明确自己想要成为一个“有趣的人”。他把交易员工作的意义理解为，将钱视为一种工具，能够服务于他对外部形势的判断。
“作为交易员来说，你买股票本质上来说也是一个投票，你把钱作为选票放入这个公司，才是金融本质的意义。”纪磊觉得这样的工作才称得上“有趣”。
建立自己的哲学
记者见到纪磊，是在他接受郑雅君的访谈7年之后。
因为宏观政策调整，外资银行业务开始收缩。纪磊入职一两年后，就跳槽去了中资的投资集团。“我们刚毕业的时候，外资可能比较好的一些。但现在世界变了。”时移势易，他并不觉得慌张。
“至少我年轻时候做了很多事，让我觉得生命是有很多可能性的，千万不要固守一条路。”纪磊说。现在的他，早已实现年入百万，仍觉得许多同龄人比自己更成功。
什么是成功的人生？在《金榜题名之后》中，郑雅君给了一个比较主观的定义——获得你想要的那个选择。这也意味着，在漫长的人生道路上，很难在某一个节点就轻易判断是否成功。林音的经历也能够作为佐证。
起初，在公务员的岗位上，林音非常不适应，“差不多花了一年的时间才搞明白科级、处级、局级这些体制内基本知识”。因为工作内容以公文写作为主，许多个夜晚，林音在办公室里苦熬，不断修改。
幸好，人生并非短跑。渐渐地，林音开始在工作中逐渐找到感觉。“有一次做一个项目，我运用社会学课堂上的知识，用数据分析的方式给出了非常有价值的建议，获得了领导的认可，慢慢开始有了信心。”林音所在的部门是“政策研究室”，主要是给市领导写稿。“我做的工作和政府政策息息相关，哪怕文件中有很小一部分能够真正落地，我觉得都非常有成就感。”她说。
入职5年后，林音通过自己的努力，成功上调至省委，现在的她，已能独立开展一些调研项目，对自己的工作充满热情。去乡村调研，林音了解村民们自来水的使用困难，切实反映了问题，很快得到解决，“我觉得我的工作真的能帮到一些人，就很有意义”。
“直到现在，我依然相信天道酬勤，也只能相信这样朴素的道理。毕竟像我这样赤手空拳的人，就只剩一双手了。”林音说。
在郑雅君的研究里，她将林音这类案例归纳为“价值归顺者”。尽管囿于最初的背景，他们在大学中是没有太多规划、缺乏明晰目标的“直觉依赖型”学生，但因为名校有着“选调生”“保研制度”“支教项目”等兜底措施，最终也在后来的人生中找到属于自己的坐标。
在后来的博士研究阶段，郑雅君不再执着于讨论毕业出路这个节点，而是为研究纳入更宏观的视角。
“我的被访者中，有人提到过‘时空压缩效应’的概念，用于解释他为什么要承受这么多痛苦。”郑雅君说。“时空压缩”是社会学概念，20世纪80年代末，美国学者大卫·哈维(David Harvey)提出，指的是发展中国家在赶超战略和跨越式发展过程中，在短时间内走过发达国家很长历史时期走过的路。相对于发达国家来说，时空被压缩了。这通常会带来一系列影响。
“这位社会学系的同学，把自己在向上流动的过程中的经历类比为社会转型期必须经历的阵痛。从一个农家子弟一下跨入名校，必然会受到一系列冲击。”郑雅君觉得，这样的解读有一定的道理。
名校之中，来自不同地区、不同家庭背景的学生对读大学这件事的认知千差万别。郑雅君将这样的差异部分归因于社会正在经历的迅速转型，以及不同群体对这种转型的觉知与配合程度不同。对这种转型越是后知后觉的群体，越会在上大学的过程中倾向于直觉依赖模式，就越难适应市场的“游戏规则”。
郑雅君认为，关于“将来想要做什么，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这样的问题，是大学时代一定要尝试回答的问题，哪怕答案没那么明确，但思考和尝试的过程也极具价值。只有真正开始过自我的探索，才有可能摸清楚大学这座迷宫中的规则。
“第一步是踏入这个游戏，至于决定玩不玩这个游戏，怎么玩得转这个游戏，以及怎么把这个游戏跟你内心的价值和意义感相连接，是后面需要解决的。”郑雅君说。只有向内心抛出了质询，才能让一切运转起来。
在博士论文中，她把研究聚焦到一个更小的点，将这些看不懂“游戏规则”的学生视为一种文化边缘人，尝试测量他们这种隐秘的文化挣扎，并尝试理解这种挣扎究竟是因何而起。她聚焦的终极问题是：既然这种文化障碍与联系着出身却又并非注定的，那么它是如何可能被跨越？
“首先要有一个词让它变得可说。”郑雅君说。
她为寒门子弟上大学时面临的冲击、困境和迷茫寻找到一个专有的学术名词——文化挣扎，并由此来观察、理解这样一种处境。她试图呼吁更多的人意识到这个问题，也在尝试构建一个“共享游戏规则知识”的青年互助社群，为身处同样境地的人贡献知识。
“给自己交代有很多种办法，但无论如何，你要建立起自己的哲学。”郑雅君说。
“我见过的访谈对象里，也有人只想做个平凡的人，把一份普通的工作干好。”郑雅君说，“这个同学让我眼前一亮，他认为普通人才是社会历史发展的中流砥柱，所以心甘情愿选择了平凡”。
同学聚会的时候，纪磊发现自己的同学，有人当年毕业时去了名不见经传的小公司，但后来因为公司迅速成长，这位同学已经成为著名互联网公司的合伙人。还有同学将许多人曾经有过的梦想付诸行动，去开了民宿。
很难说谁的人生更成功。
（应受访者要求，李婧、林音、纪磊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