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美国军官对中国抗战的客观观察（本书最后穆欣所写的跋，代书评）
备注：标题为我所加
《中国的双星》是美国海军陆战队军官、美国驻华大使馆参赞卡尔逊上校，于抗日战争初期在中国各战场考察的实录。它的内容正如这本书的副题所标明的:“一个曾和中国人民一起生活和活动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军官目睹的中国人民为生存而英勇斗争的内幕”。
原著在美国出版时，作者一九四〇年六月写的《前言》说:“我对中国的了解可追溯到一九二七年国民党兴起的时候。一九三七年这次战争开始时，我刚好第三次来到中国。在以后的十八个月里，我有幸作为美国海军部的观察员同中国军队在一起。”这本书，就是作者这十八个月“从南到北，从东到西游历中国的见闻。”
当时“他是目睹共产党的军队以及游击队的战线的第一个外国军人”。他曾两次巡游北方，在延安和华北敌后，亲自和毛泽东、朱德以及其他八路军的将领和战士交谈，在八路军从敌人手里夺回的地区纵横走访了几个月，足迹遍及五个省，行程不下三、四千公里。他把考察途中所见所闻迹般的事迹，毫不隐瞒地公布于众。这是抗战初期最早出版的少数几本着重介绍八路军和敌后游击区著作中的一本，又是出自一个具有军事眼光的外国军人的手笔，更加显得难能可贵。那个时候，共产党、八路军还不甚为外界所了解，海外读者尤感生疏。这本书应时在美国出版，曾经引起巨大的震动，产生了重大影响。
卡尔逊来到当时八路军总部驻地临汾，首先看到的是八路军学兵队。他在这里接触到一个崭新的世界，曾以无限喜悦的心情，描绘了这里人们中间“相当热情和同志式的”气氛。其后到达延安，他又高兴地说:“这里的同志友爱同八路军一样。到处是和蔼可亲,无拘无束,其诚实和坦率很吸引人,使人耳目一新。每个人都对你直视,不自尊大,也不胆小怯懦。生活是艰苦的,但是大家都平等，人们很快乐很满意。”
在这十八个月观察中，他也访问了正面战场。不论是在上海、台儿庄，或者是在北方前线，他都看到不少国民党军队。对于这些部队在抗战中所获致的战绩，他都给予公正的评价，并且赞扬前线士兵的勇敢精神，但也非常深刻地看到这个部队腐朽的本质，感到它同八路军是迥然不同的两种军队。对于一九三八年初在晋西地区遇到的山西旧军，他在书中写道:“我们尽快地向临汾赶路，这是我在十二月遇上军队的地方。前进得缓慢，因为道路上挤满了向北去迎击敌人的军队。他们是阎锡山军队的各师部队，士兵缺少我曾与之一起行军的那些人(按:指八路军)的精神和纪律。他们沿着结冰的道路拖着双脚步履艰难地走着，脸上无精打彩。除了奉命而外，他们不知道为什么而战。官员们傲慢地坐在马鞍上，跑来跑去驱赶士兵前进。这里缺少的是激励八路军的那种谐和的精神。”
卡尔逊在旧中国将近十年，他同国民党军队有过长久的接触,对他们的作为了解比较深刻。他在华北各游击区的经历使他惊奇，使他振奋。他怀着无限激情，称颂在这个新世界的所见所闻。他把中国革命圣地延安看作“中国自由主义的源头”(尽管不尽妥当)，将华北敌后各抗日革命根据地称作“新中国的试管”(倒是十分贴切)。一九三八年二月中旬，历经山西各游击区而后重到临汾的时候，卡尔逊说:对八路军内幕生活的筒短调查揭示了中国抗日战争中新的潜力。依我看，对日本的现代化战争机器的挑战，这里就是答案。日本人的战争机器，在受到坚持抗战的激发和训练，准备忍受种种困难的民众面前很难占优势。它不可能摧毁一支在持久的游击战中以其行军速度和智力超过其对手的军队。其征服山西的企图大概将象挖掘大洋一样地落空。……
卡尔逊已经看到，中国战胜日本侵略者的希望是在八路军身上，推崇它的战略战术和所奉行的政策都是应予推广的榜样。他说:“必须考虑中国问题的更加广阔的方面。山西只是这个国家很小的一部分，如果中国要生存下去，似乎很有必要把已经证明了是如此有效的抵抗方式推广到共和国的所有地方。”他不仅在书中如此鼓吹，也在讲坛上这样呼号。当他在武汉第二次见到蒋介石的时候，也把这个意思告诉过他。虽然蒋介石或者不置可否，或者支吾其词，对他敷衍。卡尔逊说:“我力求写出我看到和听到的东西，并根据以前对远东历史的研究和观察加以阐明。”他的阐述是比较深刻的。虽然抗战开始不久，他却写道:“日本在中国的目标难以完成是无疑的。即使能够粉碎有组织的抵抗，那些独立组织的抵抗也会有效地破坏对未经占领的大片农村的控制，而日本不具备大规模建立这种控制的人力。”还说:“我对远东政治已观察了十二年，其中八年是在中国度过的，其间常去日本。我的观察使我相信，控制着日本的海军集团有着贪得无厌的权力欲，如果不加制止，有朝一日这个国家在太平洋将向美国挑战。”这些预见的正确性，都已从后来事态的发展中得到了证明。
作为一个观察家，卡尔逊的观察非常精细，不放过一个细微的动作。当他在武昌访问蒋介石夫妇的时候，就留心到这样一个细节:“一个小时后他们站起来要走了，我请他在我的笔记本上签名，他谦和地默许了。他用的是一支红蓝铅笔，拿好姿势刚要写，看到向下的是红铅，赶快把笔倒过来，用蓝铅写，这是一瞬间的事，但含意颇多。”他的眼力也是敏锐的。在临汾他同阎锡山只有一次短暂的谈话，就在书中评价说:“阎主要的兴趣是恢复对他的省分的控制，过去他在那里积攒了一笔相当可观的财产。他很精明，承认由八路军发展的抵抗方式的优越性并且接受了它，因为除此之外的另一选择是完全失去他的省分。”这几句话的评语，言简意赅，非常透辟。
但是，在许多场合，他也容易被那些惯于作态的国民党官僚的甜言蜜语所蒙骗。作者曾两次同蒋介石谈话。他在书中竟然说:“虽然在中国蒋总司令的影响比任何人都大，但他不是独裁者，也不信奉独裁政策。”甚至把蒋介石看成是“他希望改善人民的物质生活，需要时，为了挽救他的国家甘愿牺牲生命也是无疑的”人。在另一个地方，作者又说:“我过去感觉到、现在依然认为蒋总司令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之间是相互信任的。双方的心里都装着国家的利益。二者都认识到联合起来的、受到思想教育的民众其精神的和物质价值。两者的目标都是成立代议制政府。”对于蒋介石手下的某些人物，也在书中留下一些假相。他在西安同臭名昭著的“磨擦专家”、国民党陕西省主席蒋鼎文讲了一些激情的话，“惊异的看到泪水流到了他的棕黑色的双颊上。他抹了抹泪水，声音有些沙哑地说道，‘参赞，我没想到一个美国人能这末深地了解我们战斗的目标。你可以指望我无保留的合作。’”卡尔逊就此写道:“这就是据说对待共产党很残暴的人，用铁棍进行统治的人。但，他是人，显然，他的爱国心并不亚于那些用不大专制的办法进行统治的人。……从此，我不能同意蒋鼎文是象人们经常形容的那样是个顽固分子。”其实，蒋鼎文即便是来上一场嚎啕大哭，也无法洗涤干净他那黑毒的心肠。他在书中对于蒋介石的评价，很难为人民所接受;他对蒋鼎文的看法，显然是被他的眼泪所蒙蔽了。书中出现这些现象并不奇怪，因为一个正确认识的形成，往往需要对于有关事物反复观察，在思想上经过多次反复。当时卡尔逊的观察不够深入，全面，只见到蒋介石向全国宣布抗战到底，以及退守重庆后开辟滇缅交通线的作战准备这一方面，而未看到蒋介石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一面。他对当时国共两党统一战线的形势，也估计得过于乐观而未能估计到以后几次反共高潮的出现，为后来事态发展所否定。
作者还在书中写道:“在山西我看到八路军和人民实行的学说同基督教的教义是那样地相象，深有印象。”而在讲到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的时候，又说:“我却发现，就是这些领导人在不装门面地实践着基督教教义，比我熟悉的那些冒称信仰基督教的人更不拘形式、更持久。”显然，这些说法是不伦不类的。埃文斯·福代斯·卡尔逊(EvaWs Fordyce Carlson)一八九六年生于美国(殁于一九四七年)。他的祖先是挪威人，父亲是马丁路德派的牧师。基督教的伦理观念对卡尔逊影响很深。他于一九一五年即进美国海军陆战队服役，曾经三次来华。他于一九二七年第一次来华时，是美国海军陆战队第四团的一个情报官员。卡尔逊自述说,他“是随海军陆战队的一个团来保护美国人生命财产的，因为蒋介石的国民党军队正从南方北上。”第二次来华，一九三三一三五年在美国驻北京使馆卫队中做情报工作时，学过两年中文。第三次，当他乘坐麦金利总统号客轮离开西雅图来华时，原是要到北平进一所语言学校学习汉语的。在他经过日本横滨的时候，上海已经打起来了。他说:“命运之手干预了我的事业方向”，最后决定让他在上海美国海军武官处工作。他在上海得到埃德加·斯诺的启发，决心亲自对八路军进行考察。他向美国亚洲舰队总司令哈里·亚内尔海军上将提出了申请。斯诺为他来到八路军驻上海办事处，要求帮他发一封电报给毛泽东。回电说:只要蒋介石同意，欢迎卡尔逊赴延安。“费了一些口舌才说服了亚内尔，为了说服蒋介石更是费了不少工夫。”
卡尔逊终于在周恩来帮助下进入八路军活动的地区。他同八路军将领与战士们一道步行或骑马走了成千英里的路程，多次冒险偷越日军的封锁线，经历了许多场小规模的战斗，亲眼看到他们组织群众、训练群众，并用缴获的武器武装人民。在同中国人民的长期接触中，卡尔逊不断地加深了对于中国人民的了解，也不断地增长了对于中国人民的友谊。特别是经过这次在延安和华北敌后的旅行以后，他对中国问题的了解有了飞跃的变化。他从游击战争的发展看到日本侵略者必败的前景，从共产党、八路军身上看到中国的希望。如同他的老朋友斯诺说的那样:“一九三八年，除史迪威外，埃文斯·卡尔逊，是我所知道的唯一认识到日本人战线后方游击队这种惊人发展的重要意义的美国军官。”他的考察兼及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特别是他历尽艰辛、冒着生命危险随同八路军深入敌后;他对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和敌后政权作了如此深入全面的考察，从而得出如上所述的正确结论。这在抗战初期，不但在外国记者中少有，就是在中国记者中也是罕见的。
就其当时的政治观点来说，“卡尔逊无论从哪方面来说都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连革命家也不是。”①但他为人正直善良，他“是一个罕见的集理想主义和实际才干于一身的人。他钦佩约瑟夫·史迪威将军,他和后者一样热心肠,并且同样也是坚强的军人。”②他对华北敌后连续两次的深入考察，使他成了几年来第一个证实了看来令人难以相信的事实的外国军事观察家。斯诺说:“共产党人并没有减弱卡尔逊对于美国原则的信仰，但是，共产党军队的训练方法，自我牺牲精神，以及指挥官高尚的道德品质和精明能干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③当他再次从华北敌后回到汉口的时候，怀着无法抑制的兴奋心情，马上举行一次记者招待会。“这个晒得黝黑的海军陆战队军官，脚上是一双黑色的旅行用的长靴，高高瘦瘦的个子，穿着茶褐色短裤和衣袖挽到肘部的旧衬衫。”精神抖擞地站在讲坛上，把他在游击区的所见所闻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激情，原原本本地告诉驻在那里的外国记者。“他毫不怀疑地相信，依靠中国共产党人的力量，新的，更加美好的世界可以建设成功。他不惜以最美好的言辞来赞扬他亲眼见到的共产党地区的政治组织和军事组织，对那些兴致勃勃地倾听他的发言的记者们满怀热情地说明情况。”①
卡尔逊的言行触怒了华盛顿。美国海军部的看法与他的见解大相径庭。他在这里直言不讳地指出日本对美国来说具有危险性，并且抗议美国在日本开始侵略后还继续出卖军火给日本，使华盛顿很不满意，他把一支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当作典范来加以宣扬，认为有必要根据他的所见所闻来唤醒美国人，尤使他的上司绝对不能容忍。因此，在这次记者招待会之后，他就接到不准再在公开场合发表谈话的命令，并且要他立即回国。“在中国的其他美国军事观察家都讥笑他的这种热情。特别使他们受不了的是，他认为任何一个中国人都有我们可以学习的长处。”面对这种蛮横地干预，卡尔逊异常愤慨。他是具有坚强信念的人，为了能够自由地写作和发表言论，虽然他在海军陆战队已服务了二十三年，他却毫不迟疑地辞掉军职，以摆脱美国政府驻外的外交和军事官员这种身份不能公开发表意见的限制。许多好心的朋友再三忠告劝他不要采取这一行动，怕他因此毁掉自己的前程。卡尔逊不予理会，义正词严地说:“没有理由不让我发言。我说的句句是真话，我还要继续说。这是我的义务!”此后三年，他不断地就他在华北敌后的经历，发表演说，撰写文章。即使是讥笑、批评、攻击，都不能使他屈服，要他停止发表他所相信的东西，是办不到的。卡尔逊为要坚持真理而毫不吝惜地扔掉乌纱帽，表现了他的正直坚强的品德，同时表明他是中国人民真诚的朋友。(以后他积极地参加了美国的民间进步组织“争取远东民主政策委员会”,并且担任了它的第一任主席。这个组织旨在反对美国干涉中国内政，争取美国与中国人民间的友谊)
可是，在华盛顿却有一位对他的言论极感兴趣的人。卡尔逊写了机密的报告专送白宫供那位有兴致的总统参阅。过了三年，太平洋战争爆发，罗斯福支持卡尔逊提出的计划:建立海军陆战队近战兵这样一种独特组织。卡尔逊在计划中把斯巴达式的体育锻炼制度同他在八路军中体验到的官兵一致的战友关系结合在一起。这个时候，罗斯福总统把他提升为将军。卡尔逊以八路军为榜样组织起来与日军作战的部队，灵活运用从八路军那里学到的经验，袭击日本占领的太平洋岛屿，由于取得出色战果而赢得名声。他以卓越的战功三次获得海军十字勋章。卡尔逊在太平洋海战中成为传奇式的英雄人物，他所率领的这支海军陆战队突击营的英雄行为，后来被拍成电影传诸后世。卡尔逊的另一位老朋友伊斯雷尔·爱泼斯坦说:卡尔逊“通过斯诺的介绍，在八路军的战斗前线呆了好几个星期。游击队的士气和战术，给了他深刻的印象。他后来运用所学到的这一切，在美国袭击被日本占领的太平洋岛屿的战斗中，成为著名的突击队领导和战斗英雄。他的思想受了中国战士和他所钦佩的朋友史沫特莱的影响，在政治上也有了进步，战后成为反对美国插手中国内战的一个重要而有力的人物。”①一九三七年冬天，卡尔逊第一次在华北敌后考察时，由作家周立波陪同并任翻译;一九三八年夏季，他从延安开始第二次华北之行的时候，又有五个“新中国的青年”陪同:他们是:刘白羽(小说家)、欧阳山尊(剧作家)、金肇野(新闻工作者)、林山(诗人)、汪洋(摄影家)，并由欧阳任翻译。一九三八年二月二十一日，周立波在临汾送走了卡尔逊的当天，曾在日记里面综述对于这位美国军人的印象:
“卡尔逊是一个四十一二岁的‘老兵’,在军中已经二十五年，欧战时在法国前线。因为他是统一战线的对象，我们尽量避免了争执，虽然我们的嗜好、主张和性格，是象年龄一样，还有距离。日寇是我们共同的敌人。在这两过敌人封锁线的艰苦的行程中，我们互相帮助。党派我帮助他翻译。他不会中文，而在前方，会英文的人是非常的少数。他也使我有了一些军事常识。更要紧的，是他使我知道也有另外一种美国人，他们不象银幕上的美国人的油滑，当然也不象社会主义者的意识明确，对于许多问题他缺乏理解，但是凡被他理解，而且相信了的事，他就会紧紧地抓住。象他这样一个生长在资产阶级社会的人，是重视个人的情谊的，但是他对美国的国家利益的看重，又在个人情谊之上。
爱泼斯坦:《回忆美国对中国抗日战争的报道》。见上海《新闻记者》一九八五年第九期。“这次通过敌人封锁线时，他也极怀戒心，因为要是日兵捉了他，会把他谋害，回头说是中国军队谋害的。日本和美国，在太平洋上，始终是势不两立的。这是构成我们之间的统一战线关系的一个中心因素。在抗日这一点上，我们是一致的。“卡尔逊的信仰，是真象一个军人一样的单纯。他的生活的主宰不是虚无缥缈的上帝，而是实际的国家的利益和个人的成就。美国的实际主义和俄国的革命精神的结合，是受到了伟大的列宁赞扬的革命家的气质，但卡尔逊离革命是太遥远了。“卡尔逊的祖先是挪威人。他的父亲归化了美国。作为一个年老的传教师，他的七十多岁的父亲，至今还健旺地生活着，而且工作着。卡尔逊到中国来，先后已经十年。他没有机会说中国话，他的夫人却能够说流利的北京话。“每到住宿的村庄，卡尔逊常常吹奏口琴。表现民主光辉的《马赛曲》，是一种迷人的音乐，在法西斯黑流泛滥于欧亚和非洲的时候，人类需要来一个马赛，把濒于危殆的人民的民主救起来，把疯狂的法西斯送进坟墓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