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书馆员看书 | 《头盖骨噼啪作响》：自由碎裂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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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罗杰·范德维尔德住在一个福柯式的精神病院，也就是说那并非是一家真正的医院，而是一些边缘人物的收容站：流浪汉、药物滥用者、残疾人、有精神疾病的罪犯。他们集中于此，被驱逐出“正常”的社会秩序，除此之外，社会不准备再对他们做什么，也不准备再为他们做什么。
但是他们仍然活着，在一个隐蔽、幽暗的地方。
小时候我去过妈妈医院，我们当地的精神卫生中心。在城郊大片的农田之间，医院并不起眼，也不怎样阴森。春天到来，油菜花掀起一片孟浪的错觉，妈妈有时会说起病人们暗夜里的呼喊和嚎叫。在城市的边缘，那个隐蔽、幽暗的地方，他们究竟怎样活着？
02
我不知道人类为何囚禁疯狂，却又对此充满想象。在《飞越疯人院》这样的作品中，疯狂被赋予自由的象征意义，与现实性的压迫对抗——而罗杰真实生活在那里。也许在这个域外之地，那种“不做什么”的遗弃确实催生出一种绝望的自由：
他看见废柴先生一丝不挂地展览自己，“赤裸但意气风发地——我愿称之为威风凛凛地——走进病房，坐到旧台球桌的中间，像极了一尊破旧的佛像”。丑陋的男性裸体，以及那背后别的什么，引发了所有人的攻击。“起哄的众人则把他当作发泄的对象，将纸团、橘子皮、拖鞋、烟灰缸、香烟盒和所有能扔出去的东西砸到他的头上”。（《裸体》）
废柴先生对自己的身体有种“意气风发”的自信，然而他必须在衣衫尽去、立于“世界”中心的时候才能感受，似乎那种亲眼所见的实在才能给他一种确实的把握，一个关于自己存在的证据。作为回报，他经历了其他人“实在”的愤怒，那些不加掩饰的暴力。
油菜花开放的时节，医院会格外敏感。许多女病人撕开她们的衣衫，向过往的男人展露自己的魅力，诉说那些原始的欲望。被疯狂遮住眼睛的时候，她们甚至将路过的一切看成男人。她们抛下了那些遮遮掩掩的训诫，对自己的欲望开诚布公，她们是否自由？议论这些旖旎的消息时，年轻的护士姑娘脸上会飞起红晕，语速变得又快又急，有时还会掺杂一两句调笑和咒骂。在这一时刻，正常和疯癫的姑娘们，她们在供奉同一种目光——那种将人的身体视为工具，可以以某种标准审视和评价的目光。
03
卡西米尔在警卫员的眼皮底下，给罗杰上一堂哲学课：“我和警卫员绑定在一起，警卫员也和我绑定在一起。我被仅仅是象征意义的锁链束缚，他们却被妻子、孩子、工作、电视和社会法则所束缚。……事实上，警卫员比我更不自由。”他好像看透了人与人的纠缠和社会身份的禁锢，可是一转头，他将康德、黑格尔、萨特、弗洛伊德都列入自己的刺杀名单——卡西米尔认为他们侵占了自己的思想成果。（《一堂哲学课》）
在妈妈医院的封闭病区，两道铁栅门拦住了一些不可理喻的灵魂。一个白净瘦弱的女孩子在会客室和自己的父亲、叔叔聊着天，她说着流利的普通话，每句话的尾巴上带一点飞扬上去的安庆腔，透着一种戏的韵味。她的调子轻轻的、慢慢的，声音柔软，像清晨刚掐下来的菱角：“爸爸，二叔，我不会那么激动了。但是TA们一直在整我的材料，好像说已经提交到公安局了。”两个中年男人皱着眉头相顾无言，其中一个牵动嘴角说：“你不要多想，好好吃药、配合治疗。”他喉结抽动，固然是为了说出这些话，可是又好像在咽下另一些东西。
这是一个危险的时代，每个人在生活中好像都能轻易地感受嫉妒、鄙夷、仇恨。没有人认真怀疑，那都是真的吗？许多人小心地收集它们，活在这些对自我的迫害当中。这都是必要的吧？如果卡西米尔失去了二十多个哲学家对他思想的觊觎，如果那个白净瘦弱的女孩子从未被那些模糊的“TA们”针对，他们好像就失去了那种被所有人嫉羡的重要位置，真正面临消失的危机。然而他们确实疯了，他们以疯狂抓住自己重要性的“证据”，臣服于同一种目光——那种将他们的人生视为参赛对象，以社会结构的既定权威性判定其价值的目光。
04
罗杰冷静地听每一个人发疯，而他自己努力记住了这一切，在不被允许的地方写作，并将手稿混入洗衣篮、烟盒、妻子的内衣偷运出去。在他的20个故事中，精神病院并不像人们想象中的反乌托邦式集中营，他当然也提及诸如审查、禁锢之类的威权，但那只是一种模糊的背景。他讽刺的枪口没有朝上，而是对准身边开火：除了废柴先生、卡西米尔，还有控制棋盘规则的年轻人（《游戏规则》）、吞吃颜料想融化在色彩中的画家（《画家》）、以一罐过期的鲱鱼罐头实施报复的德拉莫特伯爵（《一罐腌鲱鱼》）……，以及从不曾认真和病人说话，却在德尔考特先生幻视虫子时，“重点关注动物幻觉和敏感的颜色联想之间可能产生的相互影响和由此导致的休克”的精神科医生（《德尔考特先生和虫子》）。疯狂在溶解一切现实性，而那种自以为是的专业主义愚蠢将人们原本被困的权威性目光密封得固若金汤。我更相信罗杰的写作是一种自发的保护机制，他是以自己书写的全部过程，而并非只是写下的内容，试图为自己建立一个结界，来对抗被无处不在的疯狂和科层制下的愚昧所消融。
1970年他出院后不久，获得了比利时自由方舟奖。几个月后他死了，死于过量服用成瘾药物。他的死因正是他当时入院的原因：因为服用新型止痛药造成的耐药性和药物成瘾，而制药商坚称其并无成瘾性。他和博苏伊特共同实践了警卫员对他们命运的某种判断，“再过三四天，博苏伊特就会一贫如洗，还可能酩酊大醉地被再次送回精神病院。这样总比让他死在那个充斥着蔬菜罐头和无数违禁物品的混乱社会要好”。（《违禁物品》）
所以，自由是无稽之谈吗？我不知道。合上书之后，我呆呆地回忆那个白净瘦弱的姑娘很久，她漂亮、文雅，她是个疯子，她令人惋惜，然而除了被权威目光包裹的这些判断，她是否还能拥有其他？那天她的父亲和叔叔给她带来一壶莲藕排骨汤，说：“喝点汤吧，湖藕煨了两个小时，平时这里喝不了。”她的眼睛本来是淡漠而远的，仿佛另一双不在场的眼睛攫住了她，而这时一缕轻飘飘的喜悦回到她的眼睛里。她纤细修长的手指抓住红色塑料保温壶的盖子，用力拧转，手背上暴起几根突兀的青筋，对面的两个男人笑了，他们的眉头放下来，一只大手很快打开了保温壶的盖子。一股清甜的藕荷香气浮动在空气中，姑娘埋下头去，甚至没有来得及拿起调羹，热汤汁在口腔中窜动，发出“嘶噜”的躁动声响。再抬起头的时候，她带了一种满足的笑，感叹道：“好喝！”
我想，就在那一时刻，姑娘从那个无孔不入的目光里挣脱出来，活在自己切实的感受中，因而她的父亲和叔叔，也得到一刻幸福的自由。这也像我，从对她的那种贫瘠的判断中逃脱，像罗杰看到废柴先生的田园牧歌，“那个瘦骨嶙峋的家伙和一个身穿白衣、值得信赖的向导手拉手走在一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