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storia2-2025诺贝尔奖得主如何解释西方崛起之谜？丨中西之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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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意识：莫基尔如何解释“西方崛起”？
围绕中西之变，上期我们聊了3种流行的解释，这些解释都有各自的问题，那有没有相对靠谱、足够令人信服的解释呢？
刚好202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乔尔·莫基尔，他的研究领域之一正是西方现代经济或者说工业革命的起源问题，我们这一期就来听听他的想法，看看是否足够说服我们。 在《增长的文化：现代经济的起源》一书中，莫基尔对工业革命的发生提出了一种文化层面上的解释，上一个这么干的著名人士是马克斯·韦伯，就是那本著名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我们先不提韦伯，对工业革命或者资本主义的产生，我们有那么多角度的解释，是吧？原始积累啊、帝国主义掠夺啊、地理决定论啊、产权理论啊，但就这文化上的解释听着就不那么靠谱，想想我们平时也经常听到有人用比如“中国文化是如何如何的...所以如何如何”来解释一切，不免对莫基尔的路数有所怀疑。
但莫基尔是在主张一种廉价的文化决定论吗，就像有人批评韦伯的新教伦理说一样？ 当然一点儿都不是。莫基尔开宗明义地说——
“文化变革使得西方所经历的技术爆炸成为可能。“文化”直接影响了技术的发展，改变了人们对于自然世界的看法，同时，它也间接影响着技术的发展，创造并培养出了能够刺激并支持“有用知识”的积累和扩散的制度。”
言下之意，文化变革并非起一种决定性的作用，而是通过两个层次影响技术的发展，而1760年代西北欧地区的技术爆炸，正是工业革命的最显要特征。
第一个层次是，文化直接影响技术的发展。第二个层次是，文化通过创造和培养制度间接影响技术的发展。
本书基本围绕这两个层次来展开。我们将通过以下两个层次和对应的两对概念来概括莫基尔的基本想法。
二、文化：文化企业家与有用知识
文化如何直接影响技术发展的？其中关键就是有一类被称为“文化企业家”的人，他们新颖的主张为大众的“思想菜单”提供了全新的选项，为人类社会创造出了理解世界的新视野，从而影响了世界的发展趋势。
在对技术发展的影响上，莫基尔举了近代欧洲一个最突出的文化企业家——培根。
培根家喻户晓的名言，“知识就是力量”，出自培根1597年出版的拉丁文著作 《宗教沉思录》，意思是——科学知识能够带来驾驭自然的力量，从而改善人类的物质生活。这正是作为文化企业家的培根对新技术即将爆发的划时代预言。
要知道“驾驭自然”是一种古人所没有的新态度，甚至与人类社会并立的所谓“大自然”概念，也是一个近现代人的全新发明。古人会问，“自然”为什么是拿来驾驭的呢？为什么要驾驭“自然”？这里有一个自然概念的古今之变，我们在哲思5那一集播客里专门聊过这个问题，有兴趣的可以去听听。
那培根在“驾驭自然”方面有什么突出的影响吗，从而促进了技术的爆发？
1、第一点影响是几乎重塑了现代人对实验科学的理解。
古代其实就有一些著名的实验和实验家，但统治中世纪智识领域的是亚里士多德学说，亚里士多德学说一直认为，不可能存在任何人为实验可以为自然世界带来新的解释，即使人类制造出再多的实验设备，也无法克服自然对物体施加的限制。
然而培根以及后起的伽利略都明确地指出，亚里士多德的想法是错误的。
在《伟大的复兴》一书中，培根说道:“人们不假于物而探索大自然的努力是不会产生什么影响及带来什么深刻见解的。只有借助工具才能完成这项工作……工具既给双手带来了便利，也加深了人们对自然的理解。”
通过实验可以加深对自然的理解，这一想法虽然并不新鲜，但确实是在培根之后，才变得如此重要且明确。其重要之处就在于，科学实验能够大幅度增长注重效用的自然知识——莫基尔称为有用知识，而有用知识的不断积累必将对社会物质生产有益，有人把培根的立场总结为：“知识应在生产过程中发挥效用，科学应适用于工业生产，改善物质生活条件是每个人的神圣职责。”
作为文化企业家，培根把它的实验科学的方法和人类物质进步的目的联系到一起，并且加以有效地推广。越来越多人在培根的启发下认识到，人和自然环境的关系已经发生了变化，人不仅仅可以理解自然，而且可以驾驭和利用自然，也应该驾驭和利用自然，利用自然来干什么呢？为人的物质进步而服务！
莫基尔总结说，“这些发展带来的全部影响在社会中潜伏了数十年，最终在工业革命和随后的技术变革进程中全部爆发了出来。”
2、第二点影响是加强了科学家和工匠的联合。
我们刚才提到了有用知识这个概念，在莫基尔看来，有用知识既包含物理学、化学等命题知识，也包含技术实践如工程学、园艺学等各种指令知识，二者有效的协调、组织、分配和获得才是新技术爆发的关键。
说白了，科学和技术是两样东西，虽然我们现在经常说科技科技，但当然，科学是科学，技术是技术，在近代科学产生之前，人类的各种技术，比如大家熟悉的造纸术等等已经存在千百年了。一边是普通的技术，一边是科学技术，科学技术正因为有了科学知识或者用莫基尔的话说——命题知识的加持，才与众不同。
但长久以来，工匠啊农民啊这些掌握技术或者指令知识的人地位都不高，尤其和知识精英相比；在中国古代，士农工商，能出仕没人愿意当农民和工匠，二者身份悬殊，也不可能有什么有效交流。在古代欧洲情形基本一致。
但这件事在近代欧洲开始发生迅速转变。莫基尔说得好——
“1500年以后，欧洲知识分子的文化发展最显著的趋势之一就是一个逐渐成熟的观念，什么观念呢？就是“知识分子应该把自己置于，传统上被视为是下等工作的实际事物之中”，他们的头等大事就是要“重新重视起工匠的工作。”
将工匠和科学家连接起来，促进二者的融合，这对科学技术的爆发非常重要，“因为它们使命题知识的创造者与指令知识的创造者和使用者之间的沟通成为可能”。而文化企业家培根恰恰大大加强了这一趋势。
对于培根来说，工匠不仅是命题知识或科学知识的受益者，更是命题知识的灵感来源。工匠对材料和能量的操控向实验科学家们展示了如何创造出一个能够检验自然现象的人造环境。在那个时代，许多伟大的科学家也同时是仪器制造家和发明家，如伽利略、惠更斯等。而改进纽科门蒸汽机的詹姆斯·瓦特则既不是传统工匠，也不是科学家，但他联合当时格拉斯哥大学的科学家一起，改进了蒸汽机，从而让现代经济一个新角色得以诞生，那就是工程师。
尽管科学知识与其技术应用的关系并不容易说清楚，但科技之为科技，正是从重视工匠的工作开始的，培根对此种观念的广泛传播贡献颇大。
17世纪末的伟大实验家罗伯特·波义耳在他的《实验哲学的实用性》一书中，展示了他对培根理念的完全信任——
“我不敢认为自己是一个真正的自然主义者，除非相比于那些不懂得自然哲学的人来说，我可以在我的花园里种出更好的草药和鲜花，在我的果园中种出更好的水果，在我的田地上种出更好的玉米，或者在我的牧场里产出更好的奶酪”。
顺便一说，16-18世纪的明清帝国对当时的西洋人或者说泰西人的一大印象就是他们能造出各种别出心裁的器物，比如红夷大炮、摆钟、温度计、显微镜、航海钟等，这些器物很长时间都被我天朝上国视为奇技淫巧。
老大帝国只看到了这些新鲜器物，却看不到当时的欧洲正在经历的巨大的文化革新——命题知识和指令知识的对话、科学家-工程师-企业家的联合、平等社会的理念等等......已经在宣传“匠人精神”、“大国工匠”的我们是否已经完全走出了那个“老大帝国”呢？
我们最后总结一句，文化企业家培根是如何通过变革文化影响技术进展的呢？
第一点，培根作为文化企业家成功说服了一代又一代的科学家、工程师、企业家、文化人；
第二点，他主张通过科学实验等方式不断积累有用知识，通过有用知识的不断积累来实现物质进步；
第三点，他主张，有用知识当中的命题知识和指令知识或者说科学和技术知识应该相辅相成，从而在事实上形成了一种自我强化的反馈循环机制，最终催生出了工业革命。
三、制度：多中心政治与文人共和国
以上，我们通过莫基尔的文化企业家和有用知识两个概念，对什么叫“文化变革直接影响技术发展”有了初步了解。
还记得莫基尔书中开篇谈到的第二个层次吗？文化如何影响技术的？这第二个层次是——文化通过创造和培养制度间接影响技术的发展。
莫基尔想说的制度，就是以下两个制度——“欧洲多元主义”和“文人共和国”。这两个制度具体是什么？又如何促成了近代欧洲的技术爆发呢？
1、多中心政治
我们前面提到，近代欧洲早期像培根等文化企业家倡导文化革新，不断颠覆着像亚里士多德体系中的自然啊、实验啊等旧有观念。这就势必引来保守力量的反对，这种反对力量有时候是相当强大的，像我们耳熟能详的布鲁诺被烧死、伽利略被迫公开认错的例子。
莫基尔这样来描述这一现象：
“文化中的现任当权者为了保护自己的垄断地位而在思想市场的四周高筑围墙。这些障碍往往依赖于诸如“异端”“叛教”“亵渎”这样的术语，并依靠原始的政治权力来阻止新思想参与竞争。”
他举了中国的科举制作为压制新思想的例子。确实，隋唐以来科举制对中国读书人的思想钳制是不言自明的，这也使得16-18世纪的明清帝国所谓“思想市场”并非充分竞争，甚至是高度垄断的。只能听到一种声音，而更多元的思想无法在这个市场上流通。
（顺便说一句，从市场的角度来看待思想的流动性是一个有益的视角，但千万不要认为，思想的真相就是一群理性人在那里买卖思想；莫基尔说思想市场的一笔成功交易就是一次说服，这话也可能误导我们认为思想对话就等于说服。用经济学来重新界定一些思想文化概念，有时候有益处，但似乎更多时候是带来混淆）
好，我们话说回来。和中国相比，都是16-18世纪，欧洲的思想市场却是越来越开放、竞争越来越充分，从科学革命到启蒙运动，欧洲的创新者最终战胜了宗教的、政治的、文化的各类保守主义，使培根、牛顿、伽利略、洛克、伏尔泰等文化企业家的革新观念传遍了整个欧洲，为工业革命的诞生奠定了基础。
问题在于，欧洲为什么能赢？而中国都不说产生工业革命了，科举制都是直到20世纪初才被废除的。
莫基尔认为，这是中西之间制度背景的不同导致的，欧洲有一种独特的制度背景，即所谓多中心的政治，说得明确一点，欧洲的政治制度是一种分裂政治以及自治政治的制度。
欧洲由高度分裂的政治单位组成，各君主国、公侯国、大小领主、教区以至后面的民族国家，彼此之间冲突不断。这还不算什么，大共同体的内部居然也是多中心的，因为欧洲有悠久的自治传统，不仅有自治的地方市镇、自治城市、自治行会，城市也分天主教城市和新教城市，而且各地的修道院和部分大学也是传播异端观念的急先锋。
多中心的政治格局就使得统治者之间为了争夺人才而彼此竞争。哥伦布要西渡寻找印度，葡萄牙王室不资助，西班牙王室说我来；法国贵族不欢迎伏尔泰，但英国人不排斥他。更重要的是，分裂又彼此竞争的政治局面导致保守力量无法有效联合，这才使得革新势力持续壮大。
莫基尔举了许多有趣的例子。
著名的人文主义者伊拉斯谟一生在全欧洲旅居，他出生在荷兰鹿特丹，在巴黎学习，在巴塞尔、鲁汶和剑桥任职。在鲁汶逗留期间，他受到了不少保守评论家的迫害，他就又前往巴塞尔避难了。
17世纪上半叶的威尼斯也是一个例子。威尼斯提供了一个非常包容和开明的环境，异端思想家，如伽利略、保罗·萨比等都能在其中发光发热。威尼斯还将极端保守的耶稣会驱逐出境。除了威尼斯，法德边境的斯特拉斯堡，一个世界性的边城小镇，也一直以宽容著称；瑞士的巴塞尔也是一个“在故土遭受压迫的难民的好去处”。维滕贝格、莱顿、比利时的鲁汶、蒙彼利埃都是大学城，也曾经是很多重要的知识创新者的家。
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霍布斯在巴黎完成了《利维坦》，洛克在阿姆斯特丹写完了《论宗教宽容》。人生大部分时间都生活在荷兰的法国人笛卡尔，当掌权者转而支持加尔文主义强硬派后，迅疾离开了荷兰。荷兰三级会议在1678年明令禁止了斯宾诺莎的作品，但又暗中秘密地发表和传播了他的作品。18世纪50年代，伏尔泰在法国费尔尼购置了地产。这是一个非常靠近瑞士边境的地方，是为了在紧急关头，他可以很快逃去瑞士。但房产又一定要在法国境内，因为瑞士法律不允许建造私人剧院。
这里必须提到，欧洲近代史上，据莫基尔统计啊，真的是因为科学上的异端观点而失去生命的事例其实是很罕见的。我们一提起这事儿就会想起被烧死的布鲁诺，但这通常是极其严重和鲁莽的行为才会招致的后果，刚好布鲁诺的情况上就是如此。其实伽利略的情况也很类似，对他的审判也是因为他直接挖苦了教皇，这教皇本来是他的朋友和支持者，结果伽利略彻底激怒了对方。只不过布鲁诺更坚挺，伽利略是最终低头认了错。
所以说回来，这个多中心的政治制度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一个缓冲和保护机制，保护新思想新观念不会一冒头就被屠戮殆尽。在这个意义上，它当然非常非常重要。你联系我们的历史和现实来考虑是吧，再死水一潭的社会也总或多或少会有一些新的东西冒出来，怕就怕它刚冒个头就被掐死了，就死在摇篮里了，那这个社会只会越来越“死水一谭”下去。所以不怕死水一潭，怕就怕缺乏对异端的缓冲和保护机制，如果是绝对一元化的政治格局，而不是多中心的，那异端的命运基本上就是可以预料的了。
莫基尔在本书第五篇里谈到中国，谈到了明末著名文人李贽，那1602年的李贽之死，基本上可以为这个事情做一个合适的注脚。 那在近代欧洲，多中心的政治制度就可以为文化革新保驾护航。1600年之后，局势就越来越明朗了。保守力量不断被削弱，革新阵营逐步崛起，文化企业家培根、伽利略、牛顿及其追随者们节节胜利，有利于工业革命的文化革新事业最终胜出。
2、文人共和国
多中心政治之外，近代欧洲还形成了一个更加鲜明的制度，莫基尔称之为——文人共和国。 近代欧洲的文化企业家们从来不是孤军作战，他们在思想市场上和读者、听众、赞助人对话切磋，在他们内部也存在着一个沟通网络，这是一个向全体成员开放著作、小册子、信件和出版物的跨国个人网络，主要是虚拟的，个别也存有像皇家学会或巴黎沙龙等一类的在地组织。
文人共和国-文人共和国，文人指的是the man of letters，当时不仅仅包括现在所说的文科知识人，也包括科学家、发明家和顶尖的工程师等今天所谓的理工科人才。
其实文人共和国这个提法并不新鲜，也远不是莫基尔首创。但他以“文人共和国”作为欧洲工业革命的制度基础，确实有其独到之处。
他将他所谓的文人共和国的特征界定为4条——自由进入、竞争性、国际性和将新知识置于公有领域的承诺。
自由进入，不用多说，“文人共和国”并不是一个什么正式的组织，没有代表大会和委员会，也没有成文的规章制度，它是自由进出的；
竞争性，文人共和国的竞争性主要体现为思想的竞争性，文人们彼此以各自的思想来竞争同行的广泛认可、良好的声誉，以及来自非富即贵者的金钱赞助。换句话说，共和国里没有教条，也不存在定于一尊的权威。
国际性是说文人共和国是属于整个欧洲世界的，至少原则上它不看共和国公民的语言、阶级、信仰和种族，而只看公民是否能提供智识产品，以及提供的智识产品如何，在这个意义上，它不仅仅超越了受制于国界的政府组织，更是超越了受制于信仰的宗教组织。
最后一条——将新知识置于公有领域，即是说共和国知识的公开性，这一条被认为是“文人共和国”的伦理基础，因为自由交换和公开传播是把文人共和国和一般的商业贸易的市场区分开来的关键特征。
特征我们讲完了，文人共和国是个啥我们大致心里有数了。那文人共和国这种制度对推动技术爆发与工业革命到底有何作用呢？
1）制度激励
第一个作用，很明确，就是它给予了一种有效的激励机制，这份激励首先就是精神性的，是你在文人共和国当中的良好声誉，当你的新思想得到共和国公民地广泛承认时，你就能收获同行甚至共和国中泰斗级别人物的认可，比如你收到了莱布尼茨这种大佬的回信，在信中高度赞扬你的新发现；回信，这是莱布尼茨作为共和国公民的一项义务。
其次，这种激励还会直接表现为物质方面的赞助，赞助人最开始是王室和贵族，18世纪开始富商也加入进来；文人共和国最著名的赞助人可能就是普鲁士国王腓特烈二世。这些赞助人和文人共和国整体都保持联系，也随时关注着新的思想发明的进展。
物质赞助当然是以声誉为基础的，如果一个人籍籍无名或者声名狼藉，那肯定是很难得到赞助的。因此文人仍然需要通过提出原创性的思想在共和国内博得声名，以此拿到赞助。
我们下面可以举一个具体的例子，第一艘潜水艇的发明者、荷兰工程师还是著名的炼金术士——克尼利厄斯·戴博尔(1572-1633)，他发明包括改良了(复合式)显微镜、钟表、恒温器、水泵等。但他的职业生涯完全依赖于皇家赞助人和来自官方的佣金，其中包括鲁道夫皇帝、英国王储 亨利·弗雷德里克，以及白金汉公爵。
另外一位英国工程师和发明家西蒙·斯特芬(SimonStevin)由于他数学家和工程师的声誉，加入了许多项目和咨询业务，从中赚取了许多佣金。英国工业革命中的大多数工程师都有相似的经历。
相对独立的财务，这一点也是很重要的，文人对谋生方式的要求往往更高，这里面有好多点可以聊，不管是道德上的社会期待，还是工作性质就要求更多的闲暇时间等，总的来说知识人就是需要比较谨慎地处理和规划自己的财务，除非你是列文虎克这样的富商、笛卡尔这样的富二代，或者拥有伏尔泰那样高超的理财手段，当然你也可以像斯宾诺莎一样甘愿过清贫辛苦的生活，但如果以上你都不是，那么物质赞助就是尤其重要的。财务上的不独立或者在非思想性工作上花费了大量时间，都可能导致知识工作本身独立性的丧失。
注意哦，欧洲权贵和富商对文人共和国的赞助并未使其丧失独立性，这多少还是得益于多中心政治的制度格局，要是有赞助人索要文人的无条件效忠，忠诚不绝对就是绝对不忠诚是吧，那他完全可以“周游列国”嘛。
当然，反过来讲，许多地方建立不起来所谓文人共和国的一大原因就是因为文人都被权贵豢养了，你要是不在权贵体系里谋生，你的知识工作要推进起来就比较艰难，或者压根就没了环境和条件。
但幸亏，欧洲文人共和国的制度把有效的激励和独立的财务两大问题都妥善解决了，这种制度有效地激励着man of letters 文人们不断地探索新领域、新创意，并公开自己在自然哲学、物理、化学、医学、经济、工程等等领域的新思想、新发明，人才辈出、创意倍出、可持续的激励，这是欧洲经济崛起的基础。
2）开放科学
我们刚才提到文人共和国的最后一条特征是——知识的公开性，所有知识，命题知识也好，指令知识也好原则上都是自由交换和公开传播的。
这解决了有用知识积累的成本问题。
因为命题知识或者说科学理论一般都是公开的，那发明家和工程师就可以几乎免费地在他们的工作中应用命题知识，比如瓦特在改进纽科门蒸汽机时，受到热力学中潜热理论的启发，发明了分离式的冷凝器，解决了热量效率过低的问题，让蒸汽机效率得到质的提升。设想如果这些命题知识都保密或者需要昂贵的费用才能获得，那我们可能就无法看到工业革命的发生了。
这一特征也被称为“开放科学”，莫基尔认为这是文人共和国的一大原则，就是知识的公开性。
在那个年代，命题知识几乎都是公开的，而指令知识，比如怎样制造瓦特的分离式冷凝器这种技术知识，这种知识的情况比较复杂，它可能是公开的，但也可能在部分地区有专利保护，有的技术干脆是直接保密的，外界无从知道。这当然是大大地不利于有用知识的积累。这时文人共和国的制度就派上用场了，工程师和发明家们，会因为希望获得共和国当中其他同行的评价、良好的声誉，以及由此可能带来的职位和赞助，而公开自己的创新技术。如果没有文人共和国这样的制度性的激励，成规模的创新技术的产生将是难以想象的。
所以，我们说，文人共和国制度在这个意义上解决了有用知识积累的成本问题。成本问题一解决，有用知识就有了爆炸式增长的可能了。而就像文化企业家培根一直强调的那样，这将导向技术的爆炸，欧洲的经济模式转型，摆脱所谓马尔萨斯陷阱——那种经济只能维持基本生存的模式，就不是不可能的了。
以上讲了多中心政治和文人共和国这两项制度，谈了它们是如何促进技术爆发和工业革命的。 那我们现在也可以看到，欧洲工业革命的制度环境是多么得天独厚。
多中心的政治，其实就是分裂的政治，分裂的政治却并没有导致分裂的文化是吧，政治分裂但文人共和国并不分裂，文人共和国是国际性的，否则英国 法国 普鲁士各自一个文人共和国，就不会有那个公民众多、广泛联络的欧洲文人共和国了，有用知识的积累必将大大衰退，也不大可能支撑起一个工业革命了！
反过来也一样，文人共和国是国际的、统一的，但政治并非统一的，更不是大一统的；大一统而严重缺乏竞争，或者说思想被严苛垄断的文人共和国必将万马齐喑，在强大的保守势力的压制下，压根就没有新思想冒头的机会！
所以莫基尔才多次强调，“欧洲成功的关键是其幸运地将政治分裂与文化统一结合在一起，缺少任一条件，最终的结果都会大有不同。”
四、结论：《增长的文化》的思路如何呼应了我们的问题意识
我们最后需要回到我们的问题意识上来，看看莫基尔这本书如何回应了我们的问题意识。
工业革命为何发生在了欧洲？莫基尔从“文化革新影响了工业革命”的角度解释，我们可以试着理出一条帮助整体理解的线索。
首先就是要有人出来做这文化革新，这种人他称为文化企业家，他们在思想市场上不遗余力地“推销”自己的思想和创意。而培根正是1500年-1700年间文化企业家的典范。
文化革新也不是随便革的，培根的贡献在于，他明确提出了有用知识的积累可以带来人类物质的进步，而物质进步是每个人的神圣职责，他把这一想法成功地推广出去，成为了现代人的一个基本信念，所谓“知识就是力量”。
但类似培根的新思想难免遭受保守力量的阻挠，怎么办？这时候，莫基尔就抛出了近代欧洲的两项制度背景，其中多中心的政治能够为各类新思想保驾护航，让革新的阻力逐步衰弱下去。
但阻力变小了，思想和技术创新还有一个可持续性的问题是吧，一方面是有没有持续有效的激励，一方面是创新的成本能否尽量降低的问题，那文人共和国的制度就起作用了。“文人共和国”为文人提供了可持续的制度激励，以及通过“开放科学”降低了有用知识的获取成本，为有用知识和技术的爆发奠定了基础。
工业革命是如何发生在欧洲的？一言以蔽之，有用知识可以促使经济转型，这种观念的广泛传播和实践，直接影响了工业革命的发生。 但说了这么多，你可能就要问，莫基尔这些想法和我们第1期最开始提到的对“中国经济奇迹”的理解有什么关系？我们搞清楚西方为何能崛起，某种程度上不就是为了加强对中国自身的理解吗？
我们在第1期确实问了一堆问题——
过去30年，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是做对了什么？所谓“中国模式”是不是经济奇迹的原因？又应该如何理解如今的经济下行？高精尖的技术突破就能够扭转经济颓势吗？如何能够实现持续的经济增长？大国崛起之路又有哪些诱惑和危险？
这些问题我无法一一作答，不过莫基尔在书末的一个补充可以给我们一些启发。
文化革新影响了技术发展和工业革命，这是莫基尔的基本立场，但他并不认为“有用知识可以促使经济转型”这一新文化、新观念就是引发工业革命的唯一文化因素。
他还特别提到了以下10点补充的文化因素和观念——
1、将政治权力看作社会契约
2、对行政机构的正式限制
3、Freedom of speech 言论自由
4、知识可竞争性
5、宗教宽容
6、基本的法定人权
7、认为交换是正和博弈
8、经济活动和贸易是可取的
9、产权是神圣的
10、将国家(而不是个人)作为社会终极目标是愚蠢的
这10点哪一点都是不敢在这里深聊的，但莫基尔的意思很清楚，他就说啊，经济增长需要的是以上全部的文化基础，这些是支撑繁荣经济大楼的脚手架。
但，问题来了，如果有这么一个国家“人权被践踏、法律面前没有言论自由或平等可言、产权只为强权阶级服务、政府是腐败和专制的”——别误会，莫基尔说的可能是俄罗斯——经济有没有可能增长？
莫基尔的回答是，这是可能的，而且这也实实在在的发生了。
但莫基尔马上话锋一转，哪怕刚才我们说的补充10条，你一条都没达到，你也可能有增长。但如果你的有用知识积累不够也不持续，你就不能不断产生新技术，不能不断在技术上推陈出新，那么增长总有一天会慢慢停下前进的步伐。
因为在他看来，所有这些文化因素中，有用知识可以促使经济转型的观念，是实现经济增长的核心驱动力。
我们已多次说过，有用知识包括命题知识和指令知识，命题知识（高层次的科学理论）的推陈出新正是我们这个社会所缺乏的，而命题知识为什么是缺乏的呢？
按莫基尔的思路分析，首先，认为有用知识能促进经济发展，这一点，就是培根推崇的这点，我想在中国社会已经深入人心了，这没啥好说的；实验科学的重要性，以及像工程师、发明家这些现代新角色的重要性，我想没有哪个21世纪的中国人还会否认。
其次，就要看两个制度背景。
中国社会的命题知识为什么是缺乏的？可能是多中心政治的制度土壤缺乏，新思想、新发明仍然是一旦冒头就会被扼杀，保守的、阻碍思想、理论和技术革新的保守力量太过强大，因此万马齐喑。 也可能是，没有近代欧洲文人共和国所能提供的持续的制度激励，革新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情，或者说有用知识积累的成本太过、代价太大。
你可能已经在心里各种“对号入座”了。教育体制啊、科研环境啊、社会的平等和开放程度啊，等等。
当然，如今的经济世界和16-18世纪的欧洲已经大为不同了。比如有人就说，尽管我们的基础科学研究和发达国家差距还很大，各种“卡脖子”，但似乎技术都可以想方设法地去引入，不能引入，我们就用举国体制砸重金不是也有可能砸出来吗？比如高薪挖来各种海外的人才，我们就用这种方式来“持续积累有用知识”不行吗？这不正是“中国模式”的优势所在吗？
不仅10点补充文化因素可以一点不要，而且有用知识的积累也主要不靠自己而靠引入，同时还要保持年GDP增长率4-5%，那这确实是一种在当今世界非常非常例外的经济模式了，结果如何，我们也只能拭目以待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