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当前中国社会对民族观念的意识形态混乱根源

这不是一篇针对本书的书评，而是源于过去一个月，一部名为《澎湖海战》的电影引发的争议所引起的我的思考。我觉得有必要对“当前中国社会对民族观念的意识形态混乱根源”进行分析与说明。之所以写在这本书底下，是因为前不久刚好看了这本书，而书中所聚焦的辛亥革命则是对中国近代民族观念进行历史唯物主义分析所绕不开的标志性事件。所以姑且记在此处，算作一个书评吧。

中国近两千年的文明发展史始终伴随着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之间的冲突。这种矛盾运动在多次改朝换代中都激烈地爆发过，从而在中国古代社会发展历史中留下了许多影响至今的争议点。

在官方叙事中，古代中国存在着一条“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国、宋、元、明、清”的朝代更迭的正统叙述路线。其中元与清的正统地位在如今遭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特别是满清，可以说当前中国社会对民族观念的混乱认识集中于对满清的不同态度上。冲突双方的核心争议在于：一种认识认为满清是异族入侵，是野蛮征服汉族、压迫汉族的伪政权，认为它不是华夏正统王朝的继承者，而是残酷的入侵者与民族压迫者。一种认识认为满清对中国的领土有贡献，否认满清统治的合法性就会带来领土难题，甚至是民族分裂，且现代中国强调民族融合和团结，满族在历史上已经汉化，在百年的民族融合进程中已经吸收为中华民族的一部分，否定满清不符合当前的核心价值观与民族团结的导向。

由于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遗留问题，导致当代社会对满清的历史定位存在诸多争议，包括但不限于：第一重认知混乱——如何给清代明这一历史事件定位，是常见的朝代更迭还是异族的野蛮入侵与征服？如何给满清的统治者定位，是顺应民心的救世主还是野蛮入侵的征服者？第二重认知混乱——如何阐释现代中国与满清的关系，也就是说现代中国在多大程度上继承至满清，特别是在领土问题上？第三重认知混乱——如何把握现代中国在维护民族融合和团结上的界线，也就是说满清在多大程度上可以遭受批评，维护民族大团结是否等同于维护满清的历史声誉，或者说批评满清是否就意味着破坏团结？

我认为这些争议首先不是一个民族问题，而是发源于当代中国人民对近代以来所遭受的百年屈辱的反思。正是由于这个反思，让人们逐渐清晰地认识到清政府在出卖国家利益上的极端反动性，进而思考为什么一个作为官方政府的清廷会呈现出统治阶级利益与国家利益的极度不统一？这让人们很快想起了民族之别，想到作为统治阶级的满清贵族有着自己特殊的民族利益，他们要维护这个特殊利益就只能牺牲和出卖作为主体民族的汉民族的利益（所谓防汉甚于防洋），如此汉民族利益既已受损，那么国家利益又怎能得以保全。这样，对于中国近代屈辱的反思就转化为了一个民族冲突的问题。其实早在一百多年前，孙中山先生就进行过类似的思考，进而提出了首要的革命目标就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要恢复主体汉民族的利益。孙中山先生提出的第二个革命目标“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又呼应了当时已逐渐兴起的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民族国家理念，希冀以此来发展和维护国家利益。由此我们看到，这些争议是我们必须面对和解答的问题。正是这些争议在百年来没有很好地得到梳理，才在今天仍然以混乱的形式出现在人们的头脑中，从而在越来越多的文艺作品中获得其表现形式，并变本加厉地混乱着人们的头脑。

为了澄清思想，解答满清何以成为民族冲突观念的爆发点？有必要对当前中国社会的民族观念做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看看究竟是什么构成了现代中国对民族的认知：

一、民族观念形成的一般原理

民族观念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民族观念的核心在于以一定的标准区分人群的异同，将人类这一普遍性划分为不同人群的特殊性，将内部的同质性与外部的异质性统一到若干被确认的“民族”之名下。民族观念形成的根本物质基础在于自然的不平衡，动力在于人与人之间的冲突和组织起来的战争，完成于在政治社会的官方意识形态化。

自然条件在人类尺度上呈现小范围的同质化与大范围的异质化，如同一幅五彩斑斓的拼图，自然的差异性为民族的形成提供了空间和物质基础。这一基础决定了人类与自然互动会产生空间上的差异。当生活在不同自然空间中的人群因为生产力的发展而产生交换剩余的需要并随之开始广泛而深度的交往之后，人们发现并认识到彼此之间关于自然的实践和理解存在的差异。这些差异主导了人们不断扩大的交往形成一种“既相互需要又相互斗争”的对立统一的关系。有些差异随着交往的发展而逐渐消失（技术的传播、产品的交换、语言的适应、口味的变化、审美的趋同等），有的差异却仍然受到客观自然条件的束缚而得以保留甚至扩大（争夺稀缺物质引发的冲突、不公平的交换带来的矛盾等）。直到这些已经建立起交往关系的人类在相当的生产力支撑下，其知识系统发展到这样的程度——基于生产与交往实践差异的世界观质变为可以将交往对象进行分门别类的水平，民族观念在人类社会诞生的物质基础得以真正建立。在做好这些充分的准备后，有组织的战争将为推动这种差异化观念意识形态化为“民族”观念的概括与升华过程提供根本动力。战争会一次次的迫使人们寻找相互异质化的边界，直到统治阶级将其确认为官方意识形态的一部分，创造性地宣布他们所统治的社会是一个内部同质的“民族共同体”，并且宣称如此区分内外的目的是为了维护本民族的利益免外部其他民族的侵犯。这样，民族观念就从一种认识基于自然不平衡所引起的人类生产与交往的实践差异所导致的人与人之间矛盾交往关系的知识上升为一种形式上完整的意识形态。

二、历史的回响：中国本土民族观念形式——华夷之辨

作为一个生长在厚重中国历史上的概念，华夷之辨是一场持续千年的大争论，其内涵始终在中国的政治实践中不断变化，并最终成为中国的地方性民族观念形式。

华夷之辨本质上是古人如何看待自身在其中进行生产生活的社会与另一个或多个所接触到的异质社会之间的差异以及如何与之交往的看法。这种看法在孔子那里得到了归纳与总结，成为儒家行为规范的一部分，并在历史上嵌入到儒家的意识形态中，成为指导诸夏王朝与边境夷狄之间交往关系的规定。这个规定的第一步就是区分彼此，“严夷夏之大防”，区分的标准在于构建一种“中心——边缘”的文化等级关系，这一关系所体现的是一种华夏文化中心主义（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这种夏夷交往关系规定了一种单向的流动，“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以至用夏变夷。诸夏由于其达到的文化先进性而成为夷狄始终追随、改造自身并与之适应的主体。从哲学上来说，这种华夷关系代表了一种有自我意识的主体改造无自我意识的客体的关系。

随着魏晋以来多次出现的中原地区被北方游牧民族征服的历史过程，华夷之辨被从儒家的伦理观念中发掘出来发展成为政治正统观念而成为统治阶级刻意塑造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一部分。此后，华夷之辨在政治上逐渐获得不同统治集团之间正统合法性之争的意识形态斗争的核心地位。其内容被丰富为三个主要层面：一是血统之辨，以“华夷共祖”攀附“华夏血统”；二是中原之辨，提出“中原即中国”，以占据中原地区作为是否为华的标准；三是礼乐之辨，提出“懂礼即中国”，以是否继承和发扬了儒家礼乐文化作为华夏正统的标志。而这其中，参与辩论的都是对等的政治主体，占据统治地位的是文化之争，双方都将儒学尊奉为官方意识形态，推崇儒家政治道德规范，推行“周礼”成为各统治集团的必然选择。此时，华夷之辨所突出的是“华”的政治生命力与包容性，“华”是使统治者趋之若鹜的正统所在，先进所在，优势所在。这种华夷之辨在出现大一统王朝后复又发展成为一种“中心——边缘”的朝贡体系（交往关系）的理论依据。

晚清至民国，随着西方列强入侵，中国社会矛盾空前剧烈，此时华夷之辨开始呈现出新的发展态势，那就是“以华拒夷”的极端发展。华夷之辨呈现出两条新的逻辑进路。第一条是以太平天国运动以来，以推翻满清统治为目标的革命运动中将满清拒斥为夷以否定其统治合法性的逻辑进路。第二条是近代以来，随着洋人的入侵，清廷将夷专指洋人，从而试图回避在科技上被全面碾压而产生的自卑心理，并重塑文化优越感的逻辑进路。第一条逻辑进路是从中国社会的内部产生出来的，是从被统治阶级反抗统治阶级的剥削与压迫的斗争中产生出来的，此时华夷之辨已经从统治集团间交往关系的规定滑向社会内部被统治阶级借以建立自我身份认同以及反对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工具，服务于构建革命正当性与新政权的合法性。而第二条逻辑进路从本质上来说，仍然是儒家意识形态面对外部统治集团时确定交往原则的近代变体，只不过遭遇了攻守易形的尴尬局面，即支撑华夷之辨的华夏文化中心主义已然被东西方在物质力量上的鸿沟彻底击垮，华夏中心主义开始向西方中心主义运动，而在这一西升东降的运动过程中东西方交往的矛盾达到顶点的标志就是对洋夷的强烈拒斥。此后，西方中心主义压倒华夏中心主义，全盘西化成为一时之间占据统治地位的社会意识。西学东渐使得西方资产阶级民族观开始产生社会影响，并与第一条逻辑进路结合发展，华夷之辨的内涵开始重构为一种满汉民族尖锐对立的革命叙事。在推翻满清统治后，面对“世界大势浩浩荡荡”的国际局势，华夷之辨退出了历史舞台，让位于一种新的世界观构建——中华民族“如何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从而转化为近代中国如何看待世界民族交往的思想资源。

综上，华夷之辨经历了儒家以华夏文化中心主义为核心的交往关系规定——争夺政治正统的意识形态斗争工具——近代革命正当性与合法性辩护工具——塑造近代中国新型国际民族交往关系的思想资源。这给现代中国民族观念留下的遗产主要包括两个部分：一是华夷对立观，即强调差异与冲突，进而与资产阶级民族观合流；二是华夷一统观，即强调以一种统一的、先进的文化为融合的基点，以文化认同来消除民族隔阂。这也是现代中国社会对满清认识分裂成异族统治说与汉化而为正统说的思想来源之一。

三、历史的进程：民族观念的发展高潮——资产阶级民族观念的起源

“民族观念”这个概念本身，是一个从欧洲泊来的概念。在欧洲，早在前资本主义时期，就已经完成了一般性民族观念的“创造”。它的形成与意识形态化在欧洲从中世纪封建制度走向君主专制过程中出现的绝对主义王国之间频繁的战争中已经完成了。但是此时，民族观念尚隐藏在欧洲宗教冲突（基督教与伊斯兰教的冲突、天主教与新教的冲突）的背后，不占据官方意识形态的统治地位。直到资本主义的发展将其从宗教背后解放出来，并在塑造自己的政治社会形式即民族国家时，民族观念才被抬高到原本宗教在官方意识形态中占据的（解释自然不平衡所引起的差异那部分）历史地位，并伴随着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而进一步获得世界意义。而这就是民族观念在人类进入到资本主义历史时期的历史体现——资产阶级民族观。它的核心在于通过民族国家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将资产阶级的“对内残酷剥削，对外血腥掠夺”的全球扩张的利益包装和宣称为整个民族共同的利益，把阶级斗争转化成民族冲突，并使之意识形态化，成为一种社会常识不断地再生产出来。就民族观念本身来说，资产阶级民族观是其发展的一个高潮，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资产阶级民族观成为政治社会的意识形态显学，即民族国家的合法性来源；二是资产阶级民族观扩散全世界，奠定世界范围内各统治集团之间交往关系的底色。

欧洲资产阶级在塑造他们的政治社会的官方意识形态时为什么历史性地选择了民族观念呢？这里蕴含了两条历史的脉络：首先不可否定的就是过去世代的影响，欧洲绝对主义时期频繁的战争有着天然放大各王国间异质性的作用，为欧洲民族观念的壮大提供了沃土。新兴的资产阶级的成长伴随着这整一个冲突的过程，一方面受到“服务王权”的民族观念宣传的侵染，另一方面作为“New Money”的资产阶级在积蓄阶级力量时有过一个向贵族学习靠拢并试图融入其统治集团的历史时期，资产阶级通过放贷给国王来攫取战争利益的同时，以战争捐款或者直接购买官职、贵族头衔的方式来满足王国对建立常备军和官僚体系的庞大资金需求进而融入“上流社会”，提高自己的政治影响力和经济控制力，让王国服务于满足自己的经济主张与要求（如以君主专制的进程打破封建割据状态，建立统一市场等）以追求更大的经济利益。这种利用绝对主义王国之间的战争，利用经济手段挟制国家机器来实现自身利益的行为本身就带有民族冲突与战争的烙印。其二，随着欧洲早于资产阶级革命就进入到殖民主义全球扩张的时代，自然不平衡的世界性大发现与人类的全球化交往的大发展以及生产力发展水平还尚未达到能够消除自然不平衡的客观事实奠定了具有世界意义的民族观念的发生与发展的物质基础。资产阶级所面对的欧洲正一步步从绝对主义向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过渡（斗争舞台上王国间的政治斗争正在向资本间的经济竞争让渡主角，资产阶级也从王国那里继承并披上了地方性的民族色彩）。资产阶级所面对的世界，是一整幅反映着自然不平衡的“色彩鲜艳的拼图”，面对着殖民地巨大的财富，资产阶级所代表的从集体的恶导向个体的善的物质力量加速了异质性的扩张，并开始推动其不断血腥掠夺殖民地、残酷剥削殖民地人民以促进资本积累。资产阶级在这样的历史环境中阶段性地成为民族观念的护道者和鼓吹者，将建立民族国家作为应对瓜分世界时不可避免的冲突与战争的巧妙手段。伴随着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走向垄断的整个历史阶段，资产阶级都有赖于国家机器提供的战争手段在世界范围内掠夺财富、压迫性生产和倾销商品，有赖于国家机器提供的关税保护来打造地方性的竞争优势，有赖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不断再生产民族观念来保障剩余产品实现为货币形态的剩余价值的优先权，从而为资本积累不断开辟道路。在一个被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动力所拉入到一个充满血腥抢夺的世界的世界中，民族观念一方面随着绝对主义王国之间的斗争从欧洲扩散到各殖民地，另一方面也激起了殖民地人民构建自身民族观念的意识觉醒和带有本民族色彩的反抗。民族观念的历史地位一天比一天突出，那就是为深陷于冲突与对立的各社会实体进行维护自身利益的意识形态的辩护。

在近代中国，也体现出上述两种对抗交织发展的特征：一方面，欧洲各国间本就存在的历史惯性冲突在瓜分中国的巨大财富的现实斗争中延续并进一步扩大；另一方面，中国在救亡图存的过程中，学习吸收西方资产阶级民族观念，并形成、发扬了自己的民族观念，且使之成为团结人民，抵抗侵略的思想武器。正是在这里，资产阶级民族观念与中国的“华夷之辨”合流，正如我在前文已经阐明的，为中国的资产阶级革命的两大革命目标做了辩护。

四、“尚未到来”的历史：马克思主义对资产阶级民族观念的判词——“君以此兴，必以此亡”

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既然民族观念有起源，有发展，那必然有消亡。上文已经综述，这里再作总结：从民族观念的起源来看，其形成的根本物质基础在于自然的不平衡；从民族观念的发展来看，人类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交往的扩大与加深以及有组织的战争主导了人类发现自然不平衡以及不断加深对自然不平衡的认识并将这种差异化认识转化为民族观念的过程，而资产阶级民族观念只是民族观念在人类社会进入到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特定产物；从“尚未到来”的民族观念的消亡来看，随着人类社会不断接近共产主义社会，一方面，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迈向更高程度，对自然不平衡的逐步克服就将对民族观念的物质基础进行“釜底抽薪”，另一方面，政治社会与经济社会将克服异化而统一，资产阶级民族国家形式将随之消亡，资产阶级民族观念自然也就率先皮之不存，自行消亡了。这个消亡的过程虽是“尚未到来”的历史，但已经可以观察到民族观念在实践中衰退的标志——资产阶级民族观念的逐步解体。资产阶级民族观念既然伴随资本主义而兴，也就必然伴随资本主义而亡。更细致地说，资产阶级民族观念是伴随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而兴的，它是民族观念发展的最高阶段。而这个最高阶段只是在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发展到它的顶峰时才达到的。随着资本主义发展达到它自己的最高阶段——带有垄断性质的帝国主义后，资产阶级民族观念就开始解体，民族观念的整个历史进程就已经进入到逐步消亡的阶段。对这一问题可以略作理论分析：

伴随自由竞争阶段的资本主义发展的，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对封建人身依附关系的反动，这个反动的历史进程意味着封建人身依附关系已经发展到了它的最高阶段，一种人群的从属观念，人群之间的异质性发展达到了顶峰。这个顶峰的产物在资本主义得以建立它的统治地位后，就被资产阶级以“民族国家”（政治社会的形式）、“民族关系”（人类交往关系的形式）、“民族观念”（意识形态的形式）的形式概括它自己。但是，为自身的阶级利益披上民族利益的“画皮”只是资产阶级在自由竞争阶段的权宜之计，是服务于野蛮瓜分世界、服务于原始资本积累的政治手段。而资本主义的扩张本身就是要克服民族界线，故而民族之别（嘴上说的）很快就会让位于剩余价值率之别（实际做的）。哪里能剥削、好剥削，哪里就会有资本主义的侵犯——当我们真正考察经济领域时，就会发现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关系是一种无视雇佣双方民族差异的同质化关系，劳动者只是能提供劳动力的“物”，是没有个性的物化的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被异化为他们的对象也就是物之间的关系，受哪个民族的资本家的雇佣对劳动者来说并不存在质的差别，反之亦然。既然剥削的镰刀并不在意韭菜的衣服，那么资产阶级也就不必在意民族之分了。从这种意义上来说，率先在经济社会取消民族观念，建立一致化的剥削图景本来是资本主义的应有之义。打碎旧的生产关系，建立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过程是民族冲突愈演愈烈的过程，而建立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后，观念上的民族就进入到消解的进程了。当然，这个过程是一个螺旋前进的过程，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旧有观念的顽固性我想大家都深有体会。只要自然不平衡不彻底被抹平，民族观念就会在世界上此起彼伏，但是总的趋势仍然是向着消亡在前进。但是，资产阶级不可能彻底认识到他们肩负的这一历史任务，因为资产阶级民族观念已经是民族观念的异化形式——从一种关于自然与社会关系的认识异化为资产阶级为人类交往关系套上的新的“等级制”枷锁。消灭资产阶级民族观念的任务统一于人的彻底解放，这就意味着消灭资产阶级与资本主义本身，消灭一切从对集体的恶导向对个体的善的倾向（消灭资产阶级以民族的名义进行的掠夺），而这是资产阶级基于阶级利益的立场断然无法接受的。但是，马克思主义恰恰在这里强势宣布了资产阶级与它的民族观念的“死刑”。

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强调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进行阶级斗争，强调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也就是说，无论你生在哪里，是哪国人，哪个民族的人，只要你是无产阶级的一员，就是我们马克思主义者可以团结的革命同志。如此，以民族这种特殊性来区别人类就变得不重要了，因为马克思主义提醒人们认识到了在资本主义这样的阶级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斗争形式下占统治地位的同质性——自身所处的阶级状况，民族的特殊性已经从属于这个同质性而居于次要地位，民族斗争已经让位于阶级斗争而逐渐丧失掉在意识形态的统治地位。而在革命取得最终胜利，人类社会经过漫长的发展后有朝一日终于进入到共产主义社会后，正如我之前已提到的，极其发达的生产力水平将最终克服自然的不平衡，从而让民族观念失去物质基础而自行彻底消亡。

如此看来，马克思主义宣布了民族观念的终结，但是这个终结是现在吗？立足现实，马克思主义者并不是机械地反对民族观念。现实世界是如此复杂，而马克思主义者早已辩证地认识到：民族观念是自然不平衡进而是发展不平衡的客观产物，只有在进入共产主义社会后才会自行消亡。当今的世界，不平衡随处可见，民族观念发展的不平衡也是客观事实。这种不平衡的直接结果就是，有的地方苦于民族观念的异化发展（资产阶级民族观念），而有的地方却苦于民族观念的不发展。正如有的地方苦于资本主义的野蛮发展，而有的地方却苦于资本主义的不发展。两者在这几百年的历史进程中已发展成为一体两面。因此更直白地说，马克思主义者不是反对民族观念，而是反对民族观念的异化形式——资产阶级民族观念，反对把阶级斗争包装成民族斗争来分化无产阶级，这本质上反对的是资产阶级利用民族观念来为它们的剥削与掠夺做“遮羞布”，反对的是资本主义从对集体的恶导向个体的善的物质力量，反对资产阶级将民族观念工具化、武器化，反对将人类解放的终极目标降低到民族解放（不是放弃民族解放，而是不能止于民族解放）。

五、近代以来中国民族观念的两条发展路线及其当代表现

华夏文明的发源“满天星斗”。自古以来，中华文明区域便始终幅员辽阔，文明的各发源地自然条件差异极大，而得益于秦汉一统，遂成一族，书同文、车同轨，内部的差异性被行政机器一步步推向同一。王朝虽大，然而其四境边疆仍有不少异族文明与之常年交战，经过千百年来的战争与冲突，在清末帝制中国最终崩溃的时候，边民已大范围融入并成为华夏边缘。可以说，古代中国完全具有形成民族观念的客观条件和民族交往的实践。如前已分析，古代中国也确有本土的民族观念，华夷之辨就是中国古代社会民族观念的地方形式。此种中国本土民族观念受儒家学说的影响，具有文化中心主义的鲜明特征，是将自然不平衡所产生的系统性的生产生活方式的差异作为区别的标准，在意识形态上主张以诸夏先进文化为中心，夷狄落后文化为边缘构建文化共同体。意识形态化的华夷之辨本质上是一种儒家特色的人身依附关系的体现，正如子从父、妻从夫、臣从君，文化上野蛮的夷狄也应该屈从且依附于文化上先进的诸夏，而诸夏是可以居高临下以“既来之，则安之”的。

但是华夷之辨在清军入关，满清统治中国时期却由于文化中心主义在满清暴力征服中崩溃而失范：文化上野蛮的建州女真不仅没有臣服于文化上先进的大明，相反还通过野蛮的暴力手段征服了汉地，实现了诸夏从夷狄的身份倒置，从本质上破坏了华夷之辨的基础。同时满清王朝在整个两百多年的统治中刻意保持了满汉民族之间的文化异质性，他们虽然不可避免地进入到文化上汉化的过程，但是满清贵族是一个军事贵族，作为政治社会的统治阶级对被统治的主体汉民族进行了基于军事暴力专制的肉体消灭与文化阉割，使得具有代表性的清初所确定的剃发易服留辫子的文化象征意义始终得以保留，并强化为确立满族统治与奴役的文化符号。所以华夷之辨所要求的中心——边缘式的内外有别的文化崇拜、依附、改变、融入的模式在满清王朝完全失范，文化中心遭遇了暴力摧残而不得不垂下高傲的头颅，穿上别族的衣服，接受被奴役的命运。“用夏变夷”变成“以夷代华”，华夷之辨遂陷入叙述困境。这是中国地方性民族观念的一次系统性摧毁，在满清的大一统文化压迫下，中国的主体民族进入到本土民族观念发展的低谷。而满族作为在政治经济文化上全方位享有特权的统治民族，其统治者所刻意保留的民族文化差异导致华夷之辨的核心争议并没有被消解，只是被系统性的社会暴力所压抑，也就是说关于文化优越性的争论伴随中国本土民族观念的压抑而暂时蛰伏了。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社会，中国的民族观念迎来了一次触底反弹的大发展时期。这次触底反弹的根本动力在于伴随西方列强的入侵带来的中西方的冲突与战争，在民族观念的重构上起决定性作用的是欧洲资产阶级民族观念伴随着资本主义全球扩张进入了中国人的视野。资产阶级民族观念与中国本土民族观念华夷之辨所不同的是，它带有鲜明的功利导向，以民族利益（其中经济利益占统治地位，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实质维护资产阶级的阶级利益）为中心，其意识形态主张在于构建利益共同体。这激起了中国民族观念的重构与再发展，促进了近一百八十年来两层含义上的民族意识的觉醒与发展：

一是遵循中国本土民族观念的发展进路，在此进路上实现民族意识的觉醒意味着一种文化优越论的觉醒，要求重构一种先进文化作为民族的锚点。可以称之为文化意义上的民族观念。清末民初，西学东渐，西方列强敲开国门的同时，也带来了与众不同的文化形式与内容，中国当时的有志之士就意在借助西方文化来重构出一种先进的中国新文化。这是中国本土民族观念的一次触底反弹，也是一条延绵至今的民族观念发展路线——文化中心主义的民族建构路线。其中，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借助基督教文化对满清所构建的封建落后的压迫性儒教文化形成第一次反动；此后，新兴资产阶级在领导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实践中，借助欧洲资产阶级民族国家观、民主文化与革命文化，重构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资产阶级“国族”文化以推翻帝制，建立民国；西方帝国主义通过买办资产阶级控制瓜分中国经济的同时，中国的知识分子又通过新文化运动来试图塑造新的民族文化形式（用以凝聚新的共识，目的在于推动一种利益共同体的实现）；随着日本帝国主义的野蛮入侵，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阶级基础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则锚定无产阶级革命文化的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创造性地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来凝聚民族共识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再到中国完成社会主义改造，文化中心主义的民族观念的发展遂隐入国际主义文化与阶级兄弟文化发展的背后；进入到当代中国，随着阶级斗争文化与国际主义文化的失语，文化中心主义的民族观念迎来一次新的再发展机遇，那就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复兴，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核心资源构建一种先进的自信的现代的民族文化，这是对近一百多年来文化西化的一次反动，也是“中华民族”民族观念的文化核心的重构进程。在此过程中，占统治地位的自然就是曾经被满清系统性压制与消灭的底蕴深厚、源远流长的主体汉民族的文化复兴，这次文化复兴一是由于主体为汉文化的复兴，所以必然对满文化具有反弹式的仇视与反对；二是由于承载着近代革命文化中反封建的文化传统，所以必然对代表封建旧文化巅峰的满文化采取系统性的批判视角。

二是以西方资产阶级民族观念为核心系统性重构中国民族观念的发展进路，自此中国民族观念迎来政治上的觉醒，要求重构一种民族利益共同体作为打造中国政治社会新形式现代民族国家的基础。这是中国民族观念发展的利益中心主义路线。首先是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中通过建构主体汉民族的利益共同体来对推翻满清贵族出卖主体民族利益给西方列强的丧权辱国的异族统治进行政治造势，要求完成“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政治民主革命。在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后，以袁世凯为代表的北洋统治阶级很快就放弃了主体汉民族的利益共同体，转而试图建立“五族共和”的新利益共同体，目的是为了能够全盘接受满清“满蒙回藏汉”的全部疆域。在北洋政府统治时期，中国的民族国家建设进程已初步完成，在意识形态上，民族利益共同体已经逐步让位于国家利益共同体，民族观念发展成为民族国家观念，已然基本完成以资产阶级民族观念为内核来重构中国民族观念的历史任务。然而以巴黎和会的失败为代表，中国广大人民看穿了这种以国家利益来掩盖实质上对买办资产阶级、官僚资产阶级的利益的维护的国家利益共同体的虚伪本质，推动爆发了五四运动，这也标志着中国社会开始了真正的利益共同体民族意识的觉醒。及至南京国民政府统治期间，中国的统治阶级在对抗西方列强殖民入侵的过程中始终软弱无力，甚至狼狈为奸，特别是面对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狼子野心的全面侵华战争仍然采取“攘外必先安内”的不抵抗政策，使中国从一个部分丧失国家主权的半殖民地国家到几近于亡国灭种的危险境地，这彻底激起了中华儿女作为一个整体的民族利益共同体的意识，推动了中华民族民族观念发展的一次高潮。这个中华民族观念的政治建构的历史任务自然而然地落到了当时已然代表中国广大无产阶级利益的中国共产党的身上，通过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来推动实现从资产阶级革命以来始终无法完成的建立拥有完全国家主权的国际地位和尊严的现代民族国家的历史任务，使作为一个整体的中华民族“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1949年10月1日，随着天安门上毛主席的郑重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随着中国进入社会主义建设阶段，民族革命叙事让位于阶级革命叙事，民族利益共同体让位于阶级利益共同体，中华民族观念让位于“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世界阶级观念，进入到消亡的阶段。随着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到当代中国，面对政治社会对阶级斗争的放弃，以及面对一个主要由资产阶级民族国家所组成的世界，中国的民族观念也随着国际国内新的阶级力量对比以及国际交往关系的新发展而再一次迎来中华民族观念重塑的新阶段。

总的来看，中国民族观念在利益中心主义发展路线上主要呈现出三种历史的形态，它们的利益核心分别是：一、主体汉民族利益共同体；二、资产阶级民族国家利益共同体；三、无产阶级利益共同体。在当前这个时间点，这三种历史的形态又由于曾经占统治地位的无产阶级利益共识的破碎而找到了新的阶级力量基础，使得当代中华民族观念呈现出一体多面的特征。例如，主体汉民族利益共同体主要得到了小资产阶级力量的支持；资产阶级民族国家利益共同体主要得到了官僚资产阶级和工业资产阶级力量的支持；无产阶级利益共同体本质上还是需要依托工人阶级力量的支持，但是由于工人阶级政治力量的衰弱，这个利益共同体目前溃不成军。在不同阶级力量的影响下，对满清宣泄民族感情时所处的阶级立场就变得纷繁复杂：

一、持主体汉民族利益共同体观念的自然对满清在历史上针对汉族的系统性迫害，特别是血腥杀戮持否定排斥态度，进而将这种仇视的民族情感推广到清代明的评价叙事中，催生了一个试图重塑主体汉民族历史认知的“1644史观”。对他们来说，本来在这一趟属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征程中，重点任务是尽可能多地挖掘、占有汉民族由于遭受了近三百年满清反动统治而被大量销毁的历史材料，来助力以汉服为代表的汉文化的全面复兴，进而以汉文化为主体，重塑一种现代化的先进文化作为以汉民族为主体、团结各少数民族的中华民族的文化锚点。令他们始料未及的是，竟然出现了一批从清末民初苟活、隐忍、埋伏到如今掌权的满遗反动势力向他们发起攻击，进而猝不及防地卷入一场现实的斗争，从而拖慢了整个民族文化复兴的节奏，被迫参与到一场清算历史遗留问题的战斗中去。

二、持资产阶级民族国家利益共同体观念的则由于抵触阶级斗争革命叙事，而故意走上一条历史虚无主义的不归路。为了与历史的阶级叙事划清界线，他们炮制了所谓的“团结”史观，发明了一套反映新时期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与历史事实完全矛盾的叙史逻辑来重塑所谓的中华民族的“团结”历史，极其粗暴地割裂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已经形成的阶级社会历史认知。这套叙史逻辑否定了在阶级压迫的框架下批判满清的科学性、革命性、正当性，而强行用一种虚构的民族大“团结”与大“融合”来为满清为代表的异族封建统治做辩护，强调满清的历史“贡献”，这其中触及到的最核心的问题就是以满清作为新中国领土疆域的合法性来源这一本来完全不值一驳的问题。当然破坏力最大、最罄竹难书的还是在教科书上大搞历史虚无主义破坏，删除革命经典，开除民族英雄，歌颂满清统治，否定阶级叙事等一大批“团结”史观的反动教育，用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历史虚无主义观念塑造中国未来几代的历史认知。

三、持无产阶级利益共同体观念的对满清社会的封建落后性进行总体性的批判，同时对民族观念本身进行批判，特别是批判资产阶级民族观念（本质上是批判资本主义）。但是无产阶级的政治困境使他们已经沦落为当前中国社会意识中真正的无“声”阶级。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真正革命的、科学的、正当的批判声音几乎完全消失。

在这些针对满清的主流民族观点之外，也夹杂了不少敌人的声音，主要是与满清遗老遗少合流的帝国主义买办、汉奸通过穿上民族观念的衣服来表达对满清的维护（列强无不怀念我大清），此种懒得赘述。

附录：资产阶级民族国家的形成

近代资产阶级民族国家是近代欧洲绝对主义解体的产物。因此谈论资产阶级民族观的形成，不得不往前追溯那个孕育了资产阶级民族观萌芽的欧洲绝对主义的发展。而欧洲绝对主义又是欧洲中世纪封建制度逐渐解体并向君主专制发展的过渡，这个过程同样受到资产阶级力量的影响。正是欧洲商品经济和商业城市的发展，使得新兴的手工业主和商人开始积累资本，形成市民阶级，并开始要求统一的市场、保护安全生产与贸易的环境，同时对天主教利用什一税、赎罪券等掠夺财富的手段进行抵抗。前者是各自为政、关卡林立的封建割据局面所无法提供的，而后者带来了新教与天主教的长期激烈冲突。

一方面，力量尚弱的资产阶级选择与王权结盟。他们向国王提供财政支持，以换取有利于工商业发展的政策和政治保护。有了足够的资金，国王就有了实现个人野心的经济基础，同时，要实现资产阶级的愿望就必然碰触封建领主的传统利益，这就使得国王既有了足够的实力，又有了也许是足够的借口，也许是不得不削弱封建贵族的权力，而这种碰撞发展的顶点就是战争。另一方面，新教诸侯与天主教诸侯之间的意识形态和经济利益冲突也很快演变成战争。应该说，战争的需要，正如我在评佩里·安德森的《绝对主义国家的系谱》中曾经说的，是欧洲从封建主义走向绝对主义的历史动力，也就是中央集权与行政官僚化的历史动力。绝对主义的每一步都在加速战争的步伐，战争的每一天都在强大绝对主义的力量。

频繁的战争与欧洲绝对主义相辅相成，不断推进中央集权化的发展进程，这就必然提出对整个社会进行更为严密整合的要求，生产的组织性和统治的组织性均得以显著提升。经济社会与政治社会处于同样迫切的变革压力之中，战争增加了税率和税项，改变了税收结构，君主要求更多以及越来越多的剩余价值的获取；战争改变了军队组织和官僚系统，君主要求更大以及越来越大的支配剩余价值实现为军事机器的能力，建立常备军，提高行政效率。这带来了两种对抗性张力的增强：为了抵抗沉重的战争税，市民、小生产者、农民包括地主和新兴的资产阶级都行动起来了，他们要为保护自己的经济利益而斗争；不甘于丧失自身地位的贵族也开始躁动起来了，现在他们要进入宫廷谋求官职或者进入军队建功立业，他们把自己的地方性利益带到了王国的中央。这样，从政治社会到经济社会，一个个旗帜鲜明的维护小范围内共同利益的团体开始纷纷涌现。

于此同时，战争却给自己划上了规律性的休止符。1648年，被一般地认为是现代主权国家观念起源的结束了欧洲“三十年战争”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签订了。该和约确立了主权原则，承认了路德宗和加尔文宗的宗教地位，调整了各国的领土归属，确立了运用世俗化的国际会议的外交手段来解决国际争端的国际交往方式。可以说，该合约针对欧洲各统治集团之间应该如何进行交往提出了许多新规定。如何认识这个合约及其带来的变化？首先，这是一个僵持的多边战争的结果，坐在谈判桌上的只能是因为妥协而相互平等的各方。因此，承认彼此的主权实际上只不过是妥协的结果。其次，神圣罗马帝国在中央集权道路上遭遇惨败，但是与之相对的是德意志地区开始跑步进入“小绝对主义”，即“诸侯专制主义”时期，各诸侯邦国在各自的小领地内开始集权化进程，建立常备军和行政官僚系统。此外，新教地位极大巩固，得到了合法性承认，大家都知道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内在联系，加尔文宗强调的勤奋、节俭和天职观，为资产阶级的财富积累提供了道德正当性。宗教意识形态已经让开了道路，和约的签订已然表明，宗教，至少是天主教，已经不是社会发展所依靠的尺度，它已成过去，现在世俗的世界需要世俗的手段，而资本主义就代表着世俗手段的新的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