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建安与魏晋之间的四十年
曹丕为我们留下了一个怎样的独特生命样本？我想，他始终是是一个才子，而且是一个当皇帝的才子，很多人忽视了这一点。其实就像他的弟弟曹植一样，曹丕身上有一股扑面而来的才子气。
因为是才子，他精通很多奇怪有趣的事物，能用甘蔗击剑，也能认真地玩上一天弹棋，认真地比较葡萄橘子荔枝龙眼哪种水果更好吃，还可以容忍他弟弟出门前先化上半个时辰的妆。正如他写诗赋、各种文体都精通，但好像离绝世天才还差一口气。
因为是才子，他虚荣心挺重的，甚至有时候真的是一意孤行。对弟弟的威逼且不多说，杀大臣的事无话可说，杨俊之死尚可用曹植党羽来开脱，鲍勋的死与高柔的幽闭简直就像是一个骄纵恃宠的才子在耍脾气。救过曹操命的曹洪被他差点逼到死角，五子良将之首的于禁真的被他逼死了，用睚眦必报来形容都算是比较温柔。
因为是才子，他很有幽默感，但这种幽默感往往令人苦笑。吃过人肉的将军王忠来投降，他命令部下把死人骨头挂在他的马前；孟达从蜀国来奔，曹丕一见到他就拍拍他的背说：“你就是蜀国派来的间谍嘛？”高陵的壁画也就不用多提了。但这种幽默感也有让人流泪的时候，比如王粲墓前此起彼伏的驴鸣声。
只要被他认定是自己的朋友，曹丕从不惮于掏心置肺。无论是邺下一起写诗的王粲徐干，还是太子府里一起议事的吴质司马懿，甚至是不怎么出息、为一个小妾寻死觅活的夏侯尚。曹丕没有隐藏自己的情绪，喜欢就是喜欢，不喜欢就是不喜欢，甚至他嫌丁仪瞎了眼晴，恳求父亲不要把姐姐嫁给他。这些事做的不够圆滑，更不利于他的“世子之争”，但是很可爱。
但就是这样一个人，却为了立储动心忍性了那么多年。在曹操面前，他“矫情自饰”，并因此反过来更加得到了儒家世族的支持，按照贾诩的说法，“朝夕孜孜，不违子道”。试想这对于爱恨分明的高敏感人是多么不容易的一件事，用现在的话说，属于情压抑，在同人文里变成了地雷男。那么，曹丕为什么要这么做？因为他确实想当太子，当皇帝。这背后是建安精神的核心：对个人价值与功业的追求。曹丕如此，曹植也同样如此。
建安二十二年，曹丕成为魏国太子，他抱着辛毗的脖子蹦蹦跳跳，问他知不知道自己好高兴。同年，那场一时俱逝零落略尽的大疫来了。
作为一个“少诵诗论，及长而备历五经四部，史汉诸子百家之言无不备览”的人才，作为一个立下“生有七尺之形，死惟一棺之士，惟立德立名，可以不朽”志向的君王，建安瘟疫让曹丕看到的是一个残酷而真实的世界。以往的朋友瞬间化为白骨，过去的繁华转眼代以枯朽，自然的力量是如此无情而刻薄，与此前的汉末大乱相比，它完全不再来自于兵荒马乱带来的人祸，而是一场难以解释的天灾。建安文人沉迷声色、纵情任性的时风，与他们强烈的死亡恐惧情绪分不开，他们用这样任性的方式来与死亡威胁所带来的感伤消沉甚至绝望的情绪抗衡，在声色犬马中寻求生命的慰藉。但耐人寻味的是，当建安文人书写死亡时，他们却并不呼吁或标榜及时行乐。他们依旧在吟咏东汉人写的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最克制的只有一句——“何为自苦，使我心悲”。
曹丕力主薄葬，彻底取消墓地的一切地面建筑、简化墓葬形制、并且禁用玉衣，提出任由尸身腐烂。上有苍苍之天，下有蠕蠕之地，生具七尺之形，死唯一棺之土。汉文帝还对死后世界抱有幻想，而魏文帝表达出的只有他对死后世界报以怀疑、甚至是超出时代的否定，使从身后事安排来大作文章的后妃圈非常可笑。所谓升天成仙都不过是痴心妄想，死亡是唯一绝望沉寂、与世永隔的归宿。即使可以理性通达地看待死亡，但留恋生命、抗拒死亡毕竟是人之常情，曹丕位处宸极之时就深知死亡之后对现实世界不可能再保有主宰之权，他无法从营造墓葬的过程中获得对死亡恐惧和抗拒的抚慰。戮而重戮，死而重死，曹丕的死亡书写极其尖锐，呈现出不安、恼恨和愤怒的极端情绪变化，也表现出一种令人难堪的讽刺。世界上再也没有一个听着千年万岁千秋万载的开国皇帝说自古以来未有不会灭亡的国家也没有不会死的人了。
原本政治权力的更迭和天下各处的战乱，不会影响豪族与士人的精神取向；对世家大族的定向政治打击，只会让他们把自己看得更重。但天降暴怒，身边人才一时殆尽，让曹丕这个受禅的天命代言人心中充满了荒诞、悲观主义和魔幻感。尧舜之事吾知之矣之后曹丕依然无法停止思绪，嬗代的成功并不是一个结束。他会思考他的王位来得全凭运气，甚至把夭折的幼弟都抬了出来；他对死亡放荡而遥旷，在老友坟前学驴叫；他看重世俗之外的精神自由，将文学的独立价值从道统当中拿了出来，第一次将文章定义为经国大业和不朽的盛事。而在行为上，他也颠三倒四，逼死勋旧、滥杀无辜、征伐全无章法，对议事规则和行为准则视若无物。他望之不似人君，在承接天命的时刻搂着臣子的脖子，时常搜寻好吃的、好玩的和有趣的东西，对臣子没有应有的礼仪和气度，爱憎鲜明。韩非商鞅看到这样的君主会骇然而走，孔子孟子看到则会大骂这是桀纣再世。但与上古的暴君不同的是，曹丕因为他的敏感在文学上走入“有我”之境，又因悲观而在哲学上一头扎进了“贵无”的深渊。世人喜爱用甘蔗击剑、为葡萄拉踩、出难题挑衅、闺怨诗一首接一首的大才子，讨厌那些赤身裸体抱骨狂歌的疯子、政斗关头大哭而走的精神病，但这些人从痛苦的气质这个角度来说是相通的，“树犹如此人何以堪”才是彻底的另一种人。建安掏空了儒家的进取治世，永嘉削去了道家的镇静知止，治六经与诸传的士子们被争论天圆还是天方、人到底是活着快乐还是死后快乐、葬礼上饮酒吃肉是不是名士风度的乌衣子弟所取代。我们可以看到建安时代的人们对于建功立业有种近乎焦虑的渴望，但在衣冠南渡之后月旦人物的标准就只是陈王宴平乐了。读三坟五典的是鲜卑人，开设学校的是氐羌人，在蛮荒的地带，朝闻道主义迅速向整片神州蔓延。万万岁的十分之一过去人们就几乎无法理解那个时代，痴似相公者，不是访戴人。这些事情最终由两个亦懂诗词的皇帝结束，他们的前半段人生轨迹和曹丕很像，在威严强大的父权下矫情饰性，有朝一日身登大宝，却陷入无可抵挡的自毁。金楼迷楼事、江陵广陵日，李清照在《金石录后序》里说“昔萧绎江陵陷没，不惜国亡而毁裂书画。杨广江都倾覆，不悲身死而复取图书。岂人性之所著，死生不能忘之欤？”她不能理解中古才子帝王的这种痛苦应当从魏文帝早已散佚的集子里去寻找根本的答案。
当现实已沉重得难以令人接受时，人们只能被动地投身于享乐之中以期令自己的情绪寻找到支点。但他们会发现这一努力也终归毫无用处，只能带来更多的失落与绝望。一代人的美好梦想在残酷的世界面前也如镜花水月，终究无法实现，就像菲茨杰拉德永恒的经典结尾所描述的一样：
“于是我们奋力前进，却如同逆水行舟，注定要不停地退回过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