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艾莉丝·孟若看屠格涅夫《父与子》

·小说故事的时代背景 ·俄国上层社会的西化 ·俄国19世纪小说的特点 ·透过艾莉丝·孟若的窗，看巴扎罗夫、奥金佐娃和卡佳 ·对小说名及结局的感想

为什么现在来读屠格涅夫写于1862年，将近两百年前的小说《父与子》，还连读了两遍。我个人的阅读偏好是当代小说，觉得当代小说跟现实生活中的个人情感和社会心理更贴近，更共情。读《父与子》是因为最近读的两本书里都提到了它，一是艾莉丝·孟若的短篇小说集《相爱或是相守》，其中的一篇《记忆》，孟若短篇小说中的人物在《父与子》中也还像找得到原型一样，这个后面再说；另一本是唐诺的阅读随笔集《我播种黄金》，其中为《父与子》写了一篇。

在唐诺的文章里提到了了解《父与子》故事发生时的时代背景对于阅读和理解这本小说很有裨益，于是我在唐诺讲述的基础上又问了问d老师，只将可能跟小说中的人物和故事有关的部分整理如下。《父与子》的故事发生在1859年的俄国。但历史课要从1848年讲起，1848年是欧洲历史上的革命之年，革命的浪潮席卷欧洲，包括法国、奥地利、普鲁士、意大利等地，各国君主纷纷垮台，其时的俄国沙皇尼古拉一世决心不惜一切代价阻止革命蔓延到俄国。其实早在1825年尼古拉一世上台时，就镇压过“十二月党人起义”，书中巴扎罗夫的父亲瓦西里·伊万诺维奇说自己曾给参加过这次革命的军人看过脉。从1848年至1855年这七年史称俄国的 “黑暗的七年” ，尼古拉一世对内实行了严格的专制统治，书中也提到，其中还包括曾下令禁止人们出国。在随后的1853年至1855年的克里米亚战争中，俄国惨败，充分暴露了农奴制和沙皇专制制度的落后和腐朽。尼古拉一世去世，他的儿子亚历山大二世上台，被迫于1861年颁布了废除农奴制的法令，开启了俄国历史上著名的“大改革时代”。所以1859年正处于俄国黎明前夕的黑暗中。 其实俄国早在17、18世纪彼得大帝时期就开始全方位向欧洲学习。除了核心的军事、政治和经济领域，在文化、生活和教育领域对俄国人的影响更为具象。18世纪时，出生于德意志贵族家庭的女沙皇叶卡捷琳娜二世也曾颁布措施，吸引德国人移民伏尔加河流域，一方面是巩固对新获取的地广人稀地区的统治，另一方面也希望德国人的吃苦耐劳和更高的手工技术能提升俄国的农业生产水平。在刘子超所著的《失落的卫星：深入中亚大陆的旅程》一书中，也提到了在前苏联加盟共和国中看到的可能是伏尔加德意志人的后裔。小说中奥金佐娃为给巴扎罗夫看伤带来德国医生，可以看出那个时候的俄国民众普遍觉得德国医生比本国的医生医术更高明。在巴扎罗夫和阿尔卡季拜访库克什娜家时，库克什娜的言谈中有很多对法国、美国、英国的作家、哲学家、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和德国的化学家及大学的提及，也可证明那时俄国民众对欧洲的崇拜。但这种对西方欧洲的崇拜和学习只存在于俄国社会的上层，包括贵族、地主阶级，出国留学，学习欧洲国家的语言，阅读欧洲国家的书籍、报纸，学习欧洲上流社会的礼仪、社交。比如阿尔卡季的伯父帕维尔·彼得罗维奇就是亲英派，读英文书，穿着和生活模仿英国的方式，尊敬英国的贵族。更早在亚历山大一世时代，社会要人就已经很少讲本国话。俄国上流社会中的人习惯讲法语，其次是德语，只有对家仆等等才完全说俄语。所以在这个时代的俄国小说中，包括本书，上流社会角色间的对话总会夹杂着几句法语、德语、英语、拉丁语。而底层占俄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广大的农民、农奴仍然是个沉默的、陌生的、甚至神秘的群体，没有受教育的机会，在上层阶级看来，他们简直蒙昧到连自己都不了解。本书也几乎忽略了他们。 屠格涅夫的小说《父与子》的故事就发生在这个即将迎来转折的历史时期，发生在这个割裂的社会结构中。 再结合19世纪俄国小说的普遍特点：追求现实主义，善于挖掘人类心灵深处的挣扎、分裂，或道德与内心欲望的激烈冲突，或时代思潮的新旧冲突。于是惯于让不同角色承载各自独立的、强大的思想声音，进行激烈的辩论。比如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大部分小说，说大部分是因为他的小说我看过一些，但没有都看过，比如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比如屠格涅夫的这部《父与子》。书中人物甚至把辩论作为消遣，比如在《父与子》中巴扎罗夫与奥金佐娃第一次在奥金佐娃家见面时。因此角色们一出场大多就像戴着鲜明的面具，代表着不同的阶级、立场和思想，仿佛辩论比赛的正反方。 在艾莉丝·孟若收录于短篇小说集《相爱或是相守》的短篇小说《记忆》中，年轻时曾背着丈夫皮尔一夜情的梅芮欧，在年老时与丈夫讨论《父与子》中巴扎罗夫和安娜，即奥金佐娃，可能是指发生在奥金佐娃房间的那个激烈的早上。梅芮欧觉得奥金佐娃应该和巴扎罗夫一样积极，那样，他们会得到两人之间的某种体验，梅芮欧可能在讲她自己年轻时的那次一夜情的动机和感受。而皮尔却觉得假如奥金佐娃让步，一定是因为她爱巴扎罗夫，完事了她只会更爱他。至于巴扎罗夫，他隔天早上就会起身离开，也许连说都不说一声。那是他的本性。他恨自己爱她。他很快就会忘掉这件事，而奥金佐娃会因为羞愧、被抛弃而死。奥金佐娃很聪明，她明白这点。我赞同皮尔的观点。当然，奥金佐娃其实也并不爱巴扎罗夫。但我觉得巴扎罗夫会离开奥金佐娃，哪怕不是隔天马上，但也是迟早。巴扎罗夫在屠格涅夫笔下是个怎样的人呢？ 巴扎罗夫是一个虚无主义者，惯于用批评的眼光去看一切，不服从任何权威。凡是有用的事情，就依据它行动，也可以说他非常务实，所以他研究自然科学。但对于抽象的，或说形而上的原则是不信仰的，比如在科学领域，巴扎罗夫认为某一种、某一门的科学是有的，而所谓一般的科学并不存在；比如艺术，一个好的化学家比二十个普通的诗人还有用。在这一点上，被巴扎罗夫反对的是阿尔卡季的父亲，尼古拉·彼得罗维奇，他读普希金的诗，拉大提琴，在这个偏僻的小县。那么对于更虚无缥缈的浪漫主义和爱情，巴扎罗夫更觉得没有一点儿实际的用处，是荒唐，是不可宽恕的愚蠢。任何的情感流露都反对。爱情只是一种故意装出来的感情罢了。在这一点上，被巴扎罗夫反对的是阿尔卡季的伯父，帕维尔·彼得罗维奇，帕维尔把一生押在女人的爱那一张牌上，那张牌输了就弄得自己什么事都不能做。进而，巴扎罗夫对于浪漫主义和爱情的对象，女人，也就是瞧不上的。他常常说：“一个女人中了你的意，你就想尽办法达到你的目的；要是达不到目的——那你就掉过背走吧——世界大得很。”巴扎罗夫对女人没有爱，只有物质上或说生理上的喜欢。比如在去库克什娜家以前，巴扎罗夫问西特尼科夫，库克什娜漂亮吗，看来他很看重女人的外貌。在巴扎罗夫看来，在女人中间就只有一些丑八怪才自由地思想。比如在见到奥金佐娃后，巴扎罗夫曾感慨“那是一个多么出色的身体！”这就可以理解，在那个激烈的巴扎罗夫和奥金佐娃独处的早上，巴扎罗夫脸上带着兽性的表情，心中挣扎着跟愤怒密切相关的激情，他恨自己受困于对奥金佐娃的爱，这是爱和恨的矛盾，既达不到目的又没办法掉过背走开。虽然奥金佐娃的自制力让巴扎罗夫离开，但事后他还在阿尔卡季面前自傲或者庆幸，“我没有毁掉我自己，所以一个小娘儿们也不会把我毁掉。”后来在尼古拉·彼得罗维奇的家里，巴扎罗夫还轻浮地吻了尼古拉·彼得罗维奇的未婚妻费尼奇卡，当时还没举行婚礼，由此引来与帕维尔·彼得罗维奇的决斗。巴扎罗夫身上有着深得没有底的傲慢。但自以为是的、把自己看得很高的巴扎罗夫在农民的眼里，不过是一个逗人发笑的小丑，“他哪儿懂得！”所以，对巴扎罗夫，我也只有负面评价，哪怕他也有他的可怜之处。我甚至觉得屠格涅夫创造这样一个人物是为了衬托和突出他的对立面。 而阿尔卡季信奉虚无主义，把巴扎罗夫当做自己的老师，更多是为了交朋友。后来阿尔卡季和巴扎罗夫的分手也就是必然的了。可能在当时俄国崇尚欧洲的、人人唯恐被他人说落后的社会氛围里，就连尼古拉·彼得罗维奇的听差彼得，身上的一切都要尽力显出来他是属于时髦的、进步的一代。巴扎罗夫有胆量对什么都不相信是一种很酷的姿态，也让奥金佐娃最初对他感到了的兴趣。 艾莉丝·孟若短篇小说集《相爱或是相守》中的另一篇《山里来了熊》，里面的女主人公菲欧娜身上则能看出一点奥金佐娃的影子。菲欧娜会把每天早上的时间安排写下来，分秒不差。“早上七点瑜伽，七点三十至七点四十五，刷牙洗脸梳头。七点四十五至八点十五，……”奥金佐娃每天要做的事情也都有一定的时间。她认为每样东西都应当有秩序，她在家庭同生活两方面都规定了良好的秩序，严格遵守。因为她觉得一个人在乡下过日子，要不将就秩序，那就会烦闷死了。菲欧娜也生活在乡下。奥金佐娃是一位生活舒适的地主太太，因为生活过于舒适了，反而没有多少生活的欲望。所以遇到巴扎罗夫后，巴扎罗夫没有那种对女人的殷勤，还因为他有那些锋利的见解，她在他身上看到了一种她从未见过的新的东西，而她又是一个好奇的女人，她强迫自己走到一定的界限上去，强迫自己去望界限的那一边，她在界限那一边看见的甚至不是一个深渊，却是空虚……或者丑恶。兴趣和好奇不是爱，奥金佐娃不爱巴扎罗夫，所以对巴扎罗夫的激情感到害怕和恐惧。世界上最好的还是平静。奥金佐娃自制力很强，把自己的独立看得很重要，她也是一个把自己看得很高的人。 而奥金佐娃的妹妹，卡佳，则简直就是艾莉丝·孟若小说中“出走”主题的女主角，依赖姊姊的生活已经过够了，不平等是难受的。卡佳习惯于在她姊姊的锋利的目光下面把自己的内心完全隐藏起来，像缩回到她的壳里去。她渴望出走，渴望独立。出走的方法就是与阿尔卡季结婚，组建自己的家庭。也许阿尔卡季身上也有令她不十分满意的地方，但她觉得阿尔卡季是可以改造的。

最终，阿尔卡季与巴扎罗夫和他的虚无主义分道扬镳，回归爱情、亲情这些符合人性的传统价值观。与巴扎罗夫略显草率的死亡形成鲜明对比。所以从小说中主要父子关系尼古拉·彼得罗维奇和阿尔卡季来看，甚至另一对父子关系瓦西里·伊万诺维奇和巴扎罗夫也能从侧面证明，也许小说名《父与子》不应该理解为屠格涅夫想表现两代人之间的价值观冲突，反而是对人性的看重，或者说是为终将到来的改革划下了底线，任何主义都不能违背人性这一基础。就算巴扎罗夫，纵观全书，否定一切的他几乎可以说是不受所有人的待见，但还有他自己的父母爱着他。而屠格涅夫通过巴扎罗夫的死，可能也想表现巴扎罗夫所代表的否定旧有秩序的激进主义不仅是脱离实际的，在其时也是生不逢时的、不成熟的，大改革的社会时机的到来还要在小说故事发生的1859年的两年以后。前面也提到了《父与子》这本小说写于1862年，是在俄国的大改革，包括废除农奴制开始以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