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腊文化被印度接受的原因在于，希腊人进入印度后敬重且推崇伟大的印度文化
惠勒（R.E.M. Wheeler）据航空照片发现的白沙瓦平原贾尔瑟达地区的谢汗代里遗址，是唯一一座布局呈规整棋盘状的城市，其内出土遗物证明曾有印度-希腊人在此居住。因此，该遗址在印度城市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不过城内印度-希腊时期遗存的数量不多，保存状况也不佳。此遗址及毗邻的巴拉希撒遗址中发现的一些希腊化风格的制品和图像，可以说明城内原住有希腊或希腊化工匠，并解释了古城晚期的手工制品，尤其是陶器中普遍存在的希腊化特征。
希腊人活跃于西北印度的观点并非假设。目前已发现的若干希腊人名是采用佉卢文拼写的犍陀罗俗语。斯瓦特西南巴焦尔地区出土的一件佛舍利盒上刻写的米南德，即公元前155年左右执政的米南德王，以其名命名的哲学对话录《弥兰陀王问经》记载了他对佛教的赞赏。此件舍利盒上后来增刻了Theudora，即地区行政长官提奥多罗斯（民事长官，为希腊化官衔）。此外，出土于阿富汗的一件银器上的俗语铭文中也见有Theudora，铭文中记载他的儿子取有印度式名字。巴焦尔出土的一枚公元1世纪的印章上出现了另外一个名字Theudama，是希腊语提欧达马斯的俗语写法。此外，巴黎纪念章陈列馆收藏的一枚希腊印章上还刻有希腊语狄奥多德（所有格形式）。此枚印章来自白沙瓦，可能出土于西北印度或阿富汗。
意大利考古队在斯瓦特地区首次发现了刻在陶片上的希腊语简短铭文。乌德格兰遗址的陶片上刻的希腊字母或为某一人名的前一部分Nous（图1），比尔·科特·古万代遗址的一块陶片上有四个字母，另一块上只有一个字母，这些是希腊语波及的亚洲最东之地。
乌德格兰和比尔·科特·古万代遗址发现希腊语铭文并非偶然，这两处遗址已先后被斯坦因（Marc Aurel Stein）和图齐（Giuseppe Tucci）考证为奥拉古城和巴齐拉古城，即希腊文献中公元前327年亚历山大大帝攻克的众多城市之中的两座。
阿利安笔下的巴齐拉是一座坚不可摧的要塞，与比尔·科特·古万代遗址的地形吻合。意大利考古队从1984年起对该遗址的发掘揭示了此城在历史时期的重要性。它占地约十万平方米，东、北以山为屏障，西、南以城墙作防御。此城的希腊化源头体现于城墙这一目前已揭露的建筑结构上。城墙的方位、平面形态和建造特征，都属于东方希腊化建筑，年代可追溯到印度-希腊时期（公元前2世纪）。
城墙墙体厚2.7米，外面整齐地包砌大石板和卵石，用泥浆胶结，内堆填泥土碎石。城墙上的长方形实心马面间隔约29米，目前确认和部分清理了南墙上的三座和西墙上的一座马面，以及城墙西南角的五边形角楼（图2）。距南墙约5米处，有一与墙体平行延伸的陡峭斜坡，打破了城外地层，或为城壕的北岸，而南岸应在发掘的探沟外。城墙分段加筑，相邻马面之间的墙体也并非一次筑成。续建和修葺的痕迹很多，一方面与防御工事的维修有关，另一方面缘于城内建筑的扩展，逐渐侵占了城墙用地将之用作城内建筑的地基。
迄今，尚未发现卫城城墙的遗迹。但有一条几乎看不见的痕迹，推测其或许曾是一堵宽厚的墙体，后被拆除以便在山顶上修建其他建筑。根据初步分析，卫城中发现的一批陶器组合与其下城墙内出土的印度-希腊时期的陶器组合一致。
比尔·科特·古万代带长方形马面的城墙和壕沟的防御体系，也见于印度和希腊化的东方地区。这种防御体系在希腊化东方地区相当常见且有许多研究，而在印度多记载于建筑技术类书籍，尚没有发现考古遗存。因此，比尔·科特·古万代防御工事的类型、平面和建造特征可在希腊化东方地区找到对比的实例。比尔·科特·古万代的防御工事和同时代的希腊-巴克特里亚稍有不同，可解释为边远地区的保守性，也可理解成对本地环境的适应，如砌墙用石头而非土坯。值得注意的是，塔克西拉西尔卡普的防御体系也是由长方形马面和五边形角楼构成的。惠勒和戈什（A. Ghosh）的调查证实，西尔卡普的防御工事较比尔·科特·古万代约晚一个世纪，前者的墙脚增加一道凸出矮墙以连接相邻的马面从而使接近墙体更为困难，似乎是对原型的完善。
比尔·科特·古万代古城地理位置得天独厚，是连接斯瓦特和布奈尔地区以及犍陀罗平原各条通道的交汇点，而且拥有天然的屏障，与希腊化地区的其他许多遗址相似。另外，因对印度防御工事所知有限，尚无法将基于严格模数设计的马面间隔距离作为判断其为希腊化城市的决定因素。
在与比尔·科特·古万代城墙相关的地层中发现了印度-希腊钱币和陶片，将它们与希腊-巴克特里亚时期的相关资料对比，可初步将城墙的建造年代定为公元前2世纪。地层中的四枚钱币中有三枚分别属于印度-希腊王米南德一世、索伊罗一世及欧克拉提德斯王（仿制币），年代在公元前2世纪中叶至前1世纪中叶。还有一枚是多次打压制作的印度钱币，时代约为公元前3至前2世纪。采自南墙上一个马面第一次重修地层中的样本的碳十四测年（校正）结果为公元前150±60年，也证实了由钱币推测的城墙年代。就陶器而言，修建城墙的同时，当地出现了一种不同于希腊化之前制作传统的新工艺。希腊化之前的典型陶器是灰陶和黑陶，而此时则出现了红陶，并最终取代了灰、黑陶。红陶通常表面施釉，陶胎配料因器物造型和规格不同而有差别。陶器中既有与恒河流域典型器型相似的敛口鼓腹、平底内凹的钵，葫芦形瓶等，也出现了新器类，包括三角折沿盘、侈口直壁盘、三角折沿喇叭口小碗、折沿各异的带颈罐等。这些新器型可在巴克特里亚的希腊化城市中找到逐一对应的陶器，表明了与之前设想不同的事实，即印度-希腊时期希腊化元素已经开始见于斯瓦特地区。陶塑像对编年史的研究具有特殊意义。发现的大多数陶塑像身上，尤其是头部堆饰繁复而显得冗余，被惠勒定义为“巴洛克女士”（图3）。另一种当地传统的陶塑女像被形容为“提琴形”，身体扁平，臀部圆润，腰身纤细，上身宽大。“提琴形”陶塑女像在斯瓦特地区历史悠久，可上溯到公元前二千年中叶。
此外，还有两类制品：化妆盘和印章可被归入印度-希腊时期。
目前功能并不十分确定的化妆盘，由不同种质地较软的石材制成，被认为是希腊化渗透到西北印度的产品。此类物品的最早年代为公元前2世纪中叶，恰好属于印度-希腊时期，所以成为当时手工制品中一类极其重要的构成。法兰克福（H.P.Francfort）指出，年代最早的化妆盘中既有一组纯粹希腊化风格的制品，他称之为“希腊组”；还有一组混有印度图像和风格特点的制品，他称之为“印度-希腊组”。这表明希腊人进驻初期，在希腊化的主流中，制作化妆盘的工匠也没有完全排斥印度本地传统。
在印章方面，能够追溯到印度-希腊时期的一些罕见例证，或是基于图像的比较，如大英博物馆收藏的一枚与印度-希腊钱币极为类似的印章；或是根据古文字研究，如三枚同时代的印章，一枚是希腊化风格、一枚是毫无希腊化影响的本地风格、第三枚是“希腊-波斯”风格。其中希腊化风格的印章上，刻有带脚镯的裸体阿芙洛狄忒，法国学者福斯曼（G. Fussman）认为脚镯是印度的典型首饰，并指出此枚印章出自接受过希腊训练的本地工匠之手，因为只有他们才会制作出此类风格的物品。
因此，印度-希腊时期的考古发现提供了一幅双重画面。一方面，在纯粹本地的、不受西方影响的制品之外，还存在完全希腊化风格的，与印度传统毫无关联的制品，后者或为舶来品，或由迁来的西方工匠在当地制作。另一方面，还有一些融合印度、希腊化因素的制品，如印度-希腊钱币、化妆盘、比尔·科特·古万代的陶器，甚至是古城的防御体系，虽是基于东方希腊化原型，但受到了本地工匠的影响和建筑材料的制约。
前文述及的钱币对于了解希腊人对印度臣民的态度极为重要。这种尊重的态度也流露在印度文献的记载中和皈依印度宗教的希腊人身上。根据福斯曼的观点，希腊文化被印度接受的原因在于，希腊人进入印度后敬重且推崇伟大的印度文化。这种钦佩只是出于印度哲人折服了亚历山大大帝，还是因为在印度的希腊人因人少势弱而选择了谨慎从事，不得而知。面对文化底蕴深厚的大国，希腊人认识到需尽可能接纳当地传统，同时也引入希腊化制品，通过迁入的希腊工匠带来当地不曾闻知的工艺，如雕刻宝石、石质容器等。此外，还有一个至今没有得到足够重视的历史缘故。东巴克特里亚约在公元前145年被西迁的月氏人征服，西巴克特里亚在十年之后也被征服。无论是内战还是月氏人入侵，阿伊哈努姆最终都被希腊人抛弃了。在这一历史背景下，可以想见古城中的工匠并没有坐等入侵者的到来，而是追随希腊人，先撤离到巴克特里亚西部，而后可能逃至希腊人在约半个世纪前已占领的西北印度。月氏人侵占巴克特里亚后，钱币制作技术水准骤降。希腊在西北印度的影响最初只局限于若干贵重物品，并未波及重要且普遍的陶塑像。不过，希腊化风格逐渐赢得了西北印度上层群体的赏识，并且到了公元前1世纪的塞人统治时期成为主流；之后在帕提亚统治时期发展出一种深受希腊化影响的艺术。印度-希腊时期见证了希腊化影响直接渗入西北印度，对于这一重要现象的重新认识有助于理解犍陀罗艺术的诞生。犍陀罗艺术在塞人和帕提亚人时期发展至高峰，意味着希腊的长期影响得到了彻底认可。就这个角度而言，比尔·科特·古万代的发掘意义重大，如同巴克特里亚的希腊人，印度-希腊人也不再是“幻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