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体生命中的世代转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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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五代十国这段被视为“中世黄昏”的断裂带上，冯道以跨越五朝十一帝的漫长仕途，成为贯穿时代、投射结构性矛盾的一枚核心切片。砺波护在《冯道：乱世的理想与人生》（原书名为『馮道—乱世の宰相』）中，精准抓住了冯道个体史的精髓：墙头变幻大王旗的世代，冯道不倒之谜的答案不在权术，而在人格特质、行政能力与历史脉络的耦合。
陆扬在他唯一的中文专著《清流文化与唐帝国》中论及冯道，称之为“中古晚期政治文化中的边缘与核心”流变问题的典型个案。冯道出身于李唐后期相对封闭的幽州地区的耕读之家，最初不过是隋唐以来以长安、洛阳为中心的“清流文化”圈外的地方文士。然而，晚唐中央权威的崩解与河北藩镇势力的复杂变化，为此类边缘士人提供了上升渠道。冯道凭借卓越的文翰才能先后得到幽州卢龙节度使刘守光、河东监军张承业乃至后唐庄宗李存勖的赏识——五代时期以“掌书记”等词臣身份为代表的文牍政治，是清流文化在乱世中的延续。冯道由此从地域性精英，成功跻身于流动的、服务于多个武人政权的核心文官行列，完成了从“边缘”到“核心”的政治文化跨越。
冯道的政治生存哲学，常被简单归结为“与物无竞”或“浮沉取容”，但砺波护的剖析更为深刻，他指出冯道性格的核心是“事当务实”。冯道的“无竞”并非毫无原则的苟且，而是一种刻意与军事强权保持距离的清醒。道曾有诗自遣：“但教方寸无诸恶，虎狼丛中也立身。”
谈及五代中央政局的制度性变化，郑也夫在《五代九章》洞察到，自后唐庄宗复立枢密院始，中枢真正的权力核心和风险高地是枢密使（如后唐明宗时的安重诲、孔循），而非宰相。冯道历任相位二十余年，却从未兼任枢密使，既是帝王对他“非亲信，不懂阴谋”的定位，也是冯道的主动选择。冯道将个人角色严格限定在典章制度、礼仪文教和日常行政的“宰相”本职之内（武人当政时期相权的分割与重整），避免了卷入最血腥的武力篡夺漩涡。此处可参考毛汉光对五代军人集团权力转移之研究，政权更迭的关键有其内在暴力逻辑；而冯道则以其不掌军权、不结私党的“文治”形象，成为了超越具体军事集团纷争、维持政府行政连续性的象征符号。
由此，冯道的政治实践超越了效忠于某一姓氏的狭隘“忠君”。冯道忠国，
对于天子之死和王朝灭亡，冯道本人并没有特别在意，他始终走在自己的路上。
在“天子，兵强马壮者当为之”的五代，具体的君主及其家族频繁更替，沦为最不稳定的变量。冯道所效忠的“国”可视为是一套维系社会存续的基本秩序与行政理性。
冯道践行的是以国（即黎民百姓）为重的“忠贞”，且看长乐老（冯道自号）三番作为：一为“谏”。道向后唐明宗讽诵聂夷中《伤田家》诗，劝其体恤民艰；契丹灭晋，道以“痴顽老子”的自贬与“此时百姓，佛再出救不得，惟皇帝救得”的机辩，劝止耶律德光的屠戮。二为“护”。主持木刻雕版《九经》这一浩大的文化工程，历时四朝二十余年，使儒家经典得以在乱世广泛流传，斯文不坠。砺波护在书中深为赞誉，强调“这是首次对儒学经典进行系统性权威校订”，在乱世中维持秩序与文明的努力。《资治通鉴》赞曰：“由是，虽乱世，《九经》传布甚广。”三为“容”。冯道提携寒士，抑制浮躁子弟，营造了一种相对公正的行政氛围。《长乐老自叙》中强调“事亲、事君、事长、临人之道”，其顺序和逻辑是将对君主的责任，嵌入一个更广泛的、关于家庭、社会与文明延续的伦理网络之中。
如果将跨越晚唐到北宋的契丹（辽）政权纳入五代史的考察，跳出以中原王朝为单一中心、线性更替的正统叙事，将契丹（辽）、南方各国、中原王朝视为在一个“天下”共识下，相互竞争、并立共存的政治实体，可以看到更具厚度的时代变迁。甘怀真认为中古时期的“天下”秩序并非总是一元一统，在现实中常常呈现为多个自视为“中国”或“正统”的政权并立竞争状态。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虽相继占据中原，但其正统性始终处于高度脆弱和争议之中，它们一方面通过“绍唐”承统（如后唐）、德运推算（如后周属木德）、礼制建设来强化自身合法性，另一方面又不得不面对一个残酷现实：另一个强大且高度华化的政治体——契丹（辽），已深度介入并激烈争夺“天下”秩序的主导权。
在这一“多个天下并存”的竞争性场域中，冯道的身份与行为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复杂性。他不仅是历仕数朝的“悖论之臣”，更成了穿梭于并立之“天下”之间的关键性纽带人物。他代表后晋出使契丹并羁留，与辽太宗周旋；在辽灭晋后，又受任于辽廷。这些经历若用单一正统观审视，自是污点；但若置于多元正统竞争的现实中，则可视作一种在分裂格局下维持政治沟通与文化连续性的特殊实践。
辽朝自肇始便展现出争夺正统的明确意图，耶律阿保机将即可汗位时间追溯至唐天祐四年（907年，后梁废唐后改元开平，唐亡之年），虽系后世建构，可戡见意图与中原王朝天命更替谱系主动接轨之诉求。辽政权在发展过程中，并行“契丹”与“辽”双国号，创造性建立了南北面官体制，旨在构建一个能同时统御草原与农耕地区的复合性帝国体系。辽的南征超越了传统游牧掠夺模式，不再局限于抢夺钱粮和妇女的“打草谷”，而是有目的地掳掠中原文士官员、典章以充实南面官制的行为，标志着它已从一个边地政权转向谋求构建普世性统治秩序的竞争者。
石敬瑭割让燕云十六州并向辽称儿皇帝，亦绝非简单的屈辱事件，而是一种在实力政治下，对“正统”权威进行分割与让渡的极端表现形式。（此前朱温废唐称帝，各藩镇实力派以之为伪，仍奉李唐为正朔，成都的王建给李克用去信，说光复唐廷之前，各帝一方——天下为之裂。）辽太宗耶律德光入主汴梁、改国号为大辽、身穿汉服接受朝贺，正是其意图将自身由“藩汗之国”升级为“中国”共主甚至唯一正统的明确宣示。辽朝本身对正统性的积极建构，反过来也影响了中原王朝的正统论述与历史书写。
正因此，冯道的历史形象在宋代发生了根本性逆转，从“当世之士无贤愚，皆仰道为元老”变为欧阳修笔下的“无廉耻者”。这一评价的剧变，是宋代政治文化重建的关键信号。（参看王赓武《冯道：论儒家的忠君思想》，见《王赓武自选集》；罗亮《权力与正统：五代政治史论稿》）。五代乃“置君犹易吏，变国若传舍”的极致时代，郑也夫统计，73%的五代大臣曾侍奉多朝，冯道并非特例，只是因其位极人臣而最为凸显。
北宋立国后，为巩固统治、杜绝五代覆辙，必须重建绝对化的君臣纲常，于是冯道这个前朝元老便成了最好的反面教材。欧阳修、司马光等人的激烈批判，实质是新兴王朝为确立“忠臣不事二主”的新政治伦理而进行的历史审判与公开宣教。（有趣的是，宋人常将臣道与妇道并举，欧阳修以“正女不从二夫，忠臣不事二君”为立论基础，指出冯道缺乏忠诚与气节。）
士人群体的主流认知与实践哲学，从五代时期的“务实通变”，彻底转向了宋代所强调的、具有排他性的“道德绝对主义”。对“华夷之辩”空前严峻的界定与强调，是这一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长期面临强大草原政权（辽、夏、金）系统性压力的宋王朝，必须构建一套极度强调自身正统性与文化独特性的意识形态话语，以巩固内部认同、确立对外权威。在此背景下，冯道因其跨越诸朝、“不忠于一姓”的生涯，便从五代实用的“行政稳定器”，被重塑为必须彻底否定以儆效尤的“道德反面典型”（除《册府元龟》，其他史籍载冯道《长乐老自叙》时皆删去曾事“二戎主”之语）。
五代是一个“多元天下”并立的世代，五十余年的动荡彻底重塑了政治认知的核心逻辑。传统天命观的绝对性被动摇（宋太祖“黄袍加身”所依赖的谶纬成为绝响，取而代之的是更具世俗色彩的谣言），皇帝称号随之去神圣化而趋于职位化。这一现实催生了以冯道为标志的新型政治伦理——官僚集团的效忠对象，开始从具体的、易朽的君主个人，向抽象的、延续的“国”发生决定性偏移。士大夫阶层由此在思想上完成了关键奠基：他们意识到自身可作为超越王朝更迭、承载文明连续性的稳定政治力量。
五代的历史积淀，铺就了北宋政治结构的独特道路。宋代君主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格局（不同于东晋时的“王与马共天下”），尤其是士大夫以“祖宗之法”为权威依据对君权进行制度化约束的实践，可被视为中华帝制演进中的一个新阶段，它逐渐演化为一种更为复杂、成熟的“非专制的中央集权体制”。在此体制中，皇权与士权在动态平衡中共同维系着帝国的长期稳定与文明的内向深化，从而回应了自五代以来“天下可裂”的严峻挑战。
本期主题是五代十国史概述，沿着冯道的个体生命履历，重新审视国史嬗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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