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摘

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反抗与建设两面实相辅相成而不可分割，从五四的“外抗强权、内除国贼”到北伐时的“打倒列强除军阀”，口号的传承最能体现近代中国民族主义反抗与建设并存的两个面相。 正如余英时先生指出的：百年来中国一个最大的动力就是民族主义，“一个政治力量是成功还是失败，就看它对民族情绪的利用到家不到家。如果能够得到民族主义的支持，某一种政治力量就会成功，相反的就会失败”[插图]。 严复以为：晚清“旧式人才既不相合，而新者坐培养太迟，不成气候。即有一二，而孤弦独张，亦为无补。复管理十余年北洋学堂，质实言之，其中弟子无得意者”。除伍光建“有学识而性情乖张”、王劭廉“笃实而过于拘谨”两人外，“余虽名位煊赫，皆庸材也。 在国家与是非这个问题上，胡适觉得最理想的境地，仍是威尔逊所说的“人能自省其尝效忠祖国而又未尝卖其良心者，死有余乐矣”。 故近代中国人在说民族主义时，未尝须臾忘记在此之上的大同；而中国人在说世界主义或类似主义时，其实也都在表达民族主义的关怀。 欧人在国内虽有种种道义准则，却以为“国与国之间强权即公理耳，所谓 ‘国际大法’四字，即弱肉强食是也”[插图]。 所以，当他说大同主义的根本是一种“世界的国家主义”时，生于弱国的胡适实际是以世界主义来反强权，特别是反抗种族和国家压迫，也就是他自己所说的“以人道之名为不平之鸣”[插图]。 胡适对美国更是寄予厚望。他一向不喜欢拿破仑把中国比做睡狮，而主张不如比做等待爱情之吻的睡美人，并希望美国能充当那吻美人的角色。[插图]但是，美国在处理国际关系之时，首先要考虑其实际的利益及其能力的范围。 文学革命和新文化运动走向破坏的外在原因是多方面的，至少包括以下五点：日新月异的中国激进化大潮、社会变化造成的士与知识分子社会角色的异同、边缘知识分子的作用、启蒙就要破坏等等，这些方面只能另文讨论。 在梁启超看来，中国人看上去不甚爱国，还得归因于“人民与国家休戚漠不相关”。盖“国与民之休戚既相一致，则民之爱国，其天性也”。“国民而至于不爱其国，则必执国命者厝其国于不可爱之地而已”。 胡适早在1927年的公开演讲中就提出：解决中国“赤化”问题的唯一方法，就是赶快促进物质进步。因为物质上的满意可使人生观改变一新，人生中如果物质方面宽裕满意，则“赤化”之说不攻自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