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材与史裁：《易代》的结构叙事
（原载于《明清文学与文献》第16辑）
《易代：侯岐曾和他的亲友们》为周绚隆教授基于《明清上海稀见文献五种》所收之《侯岐曾日记》广泛考索增补相关材料写成，因而具有日记文献研究专著与家族史书写的双重身份，亦有读者以其文笔之真挚感人、叙事之引人入胜而抉发出《易代》史传文学的性质，这实则源于非虚构写作中材料剪裁与叙事技艺之功。刘知几在《史通·叙事》中说，“夫史之称美者，以叙事为先”[1]，可见叙事并非文学创作的专利。就著史修史而言，体例的选取、剪裁编排史料的方式，皆为良史之才的体现。更进一步，在真实的限度内对材料进行拼接挪移，影响作者的观看顺序和方式，从而体现历史叙述背后的史家之识，在这一点上，史书编纂与文学创作未必没有相通之处。
《易代》卓有成效的叙事还应归功于微观史学的研究方法。从现实主义文学转向到现代小说兴起，关于民族与王朝的史诗与宏大叙事逐渐给关于具体人物、私人生活及心理过程的描摹让渡空间。这背后的推动力在于现代人文主义思潮，当它用于历史研究则表现为微观史学的兴起。上世纪70年代末，卡洛·金茨堡（Carlo Ginzberg）、乔万尼·列维（Giovanni Levi）等意大利历史学家率先提出了“微观史学”（Microstoria）的概念。其中以金茨堡的《奶酪与蛆虫：一个16世纪磨坊主的宇宙》为代表研究，运用的主要材料是宗教法庭审判并处死一个普通磨坊主的记录。上世纪80年代以来，紧随这一趋势，明清史领域涌现了史景迁《王氏之死》、孔飞力《叫魂》等一批出色的微观史学研究。
《易代》前言中提到，历史学家在与时间的竞争中抓大放小，寻找规律，这不可避免地隐没了曾经鲜活的芸芸众生。而“通过搜集和整理零散、私人的文献材料，来分析和描述一个家族或社群的浮沉变化，以丰富对历史进程的认识，这正是微观史学所强调的方法。”[2]同时，如金茨堡等人所说，除了作为对材料的验证、作为小人物的历史，微观史学也是“特定瞬间、形势的历史，是在有限范围内、经过仔细分析审视之后重获血肉色彩的人的历史”[3]。而这正是从《王氏之死》到《易代》一系列明清地方史研究以叙事见长，鲜活可读之所在。
一、文献体例与叙事结构
《易代》的中心人物及叙述者侯岐曾为前明弘光朝通政司左通政侯峒曾之弟，在顺治二年的嘉定屠城中，侯峒曾顽强固守，以身殉城。事后侯岐曾带领家人徙避于乡，与官府的籍没之令周旋，同时支持参与陈子龙等人抗清活动。侯岐曾留存于世的日记开始于守城事件后的顺治三年（1646）正月初一，结束于被捕前夕顺治四年（1647）五月初十。故而《易代》的作者认为，这段记录刚好可以作为《嘉定屠城纪略》的接续与补充，以私人立场的记述呈现了现场的真实感和内容的丰富性。[4]
作为《易代》文献来源主体的日记兼具史料的普遍性与特殊性。就普遍性而言，日记可看作记言记事的第一人称实录形态，在以时间为叙述主导的特性上类似于编年，只不过切分更加细致，通常以天为单位。众所周知，史书不同体例之间各有擅场，例如纪传体中事件需拆分归入多人名下、编年的严格时间序列又会造成事件和人物的分散，《文心雕龙·史传》称此为“条例踳落之失”。
然纪传为式，编年缀事，文非泛论，按实而书。岁远则同异难密，事积则起讫易疏，斯固总会之为难也。或有同归一事，而数人分功，两记则失于复重，偏举则病于不周，此又铨配之未易也。[5]
在对编年史料进行转化的过程中，为避免事件的分散和人物的失详或重复，《易代》最终选取了一种结合了纪事本末与纪传体的结构。纪传是个体的有限视角，纪事本末是时势的动力装置，经过设计的体例结构恰又以另一种方式呈现出历史人事交杂的本来面目。第一章“孤臣碧血遗民泪”围绕应对籍没令与协助藏匿陈子龙两桩中心事件展开，而第二章“谁不誓捐躯，杀身良不易”由后者延展而来，不仅补充了侯岐曾被捕后的事态发展，同时以广角呈现出一幅世变中抉择取舍的士人群体影像，其中包括夏允彝父子、侯峒曾兄弟、黄淳耀、王泰际、以陈子龙为代表的“云间三子”以及文学地位更高的“江左三家”。从第三章起，主要体例由纪事本末转为纪传，第三章“彩云散后空凭吊”、第四章“王谢雕梁事已非”、第八章“义仆与恶仆”分别对应以侯家为中心的女眷、后人与家仆三个群体，以及他们在第一章的遭际后的命运。
第五章“避秦无计矢报酬”、第六章“此生之合老书帷”、第七章“失侣青春首似蓬”是对侯家事件的侧面叙述，分别对应夏家后人夏完淳的复仇、侯家危难之际塾师陆元辅的救孤义举，以及夏完淳之姊、侯岐曾次媳与失怙幼子侯檠之母的夏淑吉的命运。这一支线首次开启于第二章开头的夏允彝之死，经过较长的中断又在属于夏完淳的第五章中正式展开，五、六、七三章以人物为经、事件为纬，跨越了较长的时段，期间经历了顺治十年“侯氏孤儿”病逝，八年后其母的离世，最终延续至康熙三十年陆元辅的生命尽头。
第三、四、八章的群像在五、六、七三章里分别聚焦在对应的个体身上：代表女眷的夏淑吉、代表易代士族后人的夏完淳、代表家族中非血亲成员的陆元辅。并且这些个体又串联于同一事件之中，如金圣叹论《水浒》叙事之草蛇灰线：“骤看之有如无物，及至细处，其中便有一条线索，拽之通体俱动。”[6]又如陈廷敬论《秋兴八首》：“分之如骇鸡之犀，四面皆见；合之则常山之阵，首尾呼应。”[7]
侯家与夏家易代遭际的书写开启于顺治二年（1645）的松江之战与嘉定围城，余响直到康熙三十年（1691）陆元辅辞世。比起此间46年的跨度，侯岐曾日记中所记载的不过是一年五个月的短暂局部。根据热奈特在《叙事话语》中的定义，前者是《易代》的故事时间，后者是《日记》的叙事时间。[8]想要将平铺在故事时间中的前因后果组织容纳到《日记》的叙事时间之中，必定要采取手段处理时长参差与时序倒错的情况。
热奈特提出的一系列叙事概念来自以《追忆似水年华》为代表的的现代小说研究，同时又与刘知几提出的史书叙事方法暗合。“夫当时所记或未尽，则先举其始，后详其末，前后相会，隔越取同。若左氏成七年，郑获楚钟仪以献晋。至九年，晋归钟仪于楚以求平，其类是也。”[9]以《左传》为例，由于编年的体例，许多时间跨度较长的事件无法一次性展开，处理方法大致有两种，其一是让故事时间与叙事时间保持一致，“隔越取同”。其二是借助追叙与预叙将事件在某一时间点完整呈现。
第一种如降臣吴胜兆立场反覆之事，首次出现于十月二十日侯岐曾给亲家顾咸正的信中，原文以“云间既有反正之机”带过。此事的进展直到次年四月初的日记中才显现眉目，“云间如有克日之举”（四月初三）、“远近喧传吴督即日反正”（四月初七），即便从印刷篇幅来看，期间也存在长达六页的叙事中断。再如前文提到，第二章由夏完淳报父仇之事切入，然而夏完淳的故事并未就此展开，而是集中出现在第五章中。这又涉及到热奈特提出的“重复预叙”[10]，但两次叙事的起点不同，第二章以顺治二年为起点，第五章第一节则回溯到夏允彝早年创立几社的时候。
第二种处理方式热奈特总结为“时间倒错”，即“用预叙指事先讲述或提及以后事件的一切叙述活动，用倒叙指对故事发展到现阶段之前的事件的一切事后追述，留下时间倒错这个笼统的术语指两个时间顺序之间一切不协调的形式”[11]。《史通》以“先举其始，后详其末”为例，然而还有一种“先举其末，后详其始”的情况，对于“艳而富,其失也巫” [12]的《左传》而言主要表现为关于占卜与梦的应验。
由于体例特质，《日记》的叙事时序是确定无疑的，然而当涉及到具体事件的前因后果往往要从另外的文献材料中加以补充。例如在全书开头部分的解释，“从前后文字看，在《日记》开始记录前，他们的行贿其实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13]这便是对前续事件的追叙，另一种普遍的追叙往往出现在日记中新提及一个人物的时候，如果将结局也一并交代，则是追叙与补叙并存的插入部分。如侯家前期行贿的对象主要是江宁巡抚土国宝和嘉定县令杨之赋，因而在首次提及二人时，分别追叙了他们的仕宦经历，对于吴胜兆第一次出现也进行了如此处理，中断叙事的同时穿插追叙。如果采取热奈特的时间公式进行分析，这无疑是一种复杂精妙的叙事结构。诚然，如何基于时间跨度有限的日记材料展开首尾连贯的完整叙事是对能力与技巧的考验，但不同于现代小说作者，这些手段在传统历史叙事中大多出于对原始材料与真实事件的尊重，兼顾便于读者接受信息的考量，更多出于求诚求真的立场。
作者在前言中将这项研究比作一个不断撬开夹层的过程，“《侯岐曾日记》的面世，让我们仿佛在历史的某一书页中发现了一个夹层，撬开来层往里看，又发现了一个过去一直被忽略的家族和他们的世界”[14]。作为《嘉定屠城纪略》的夹层，侯家的遭际始末展开了守城忠臣身死之后的夹层，家族在现实问题的重压下辛苦周旋，请托行贿时的卑下与焦灼，以及如何应对族内纠纷与周遭传闻。我们熟知历朝的忠义故事，守城而死在其中往往是熠熠闪光的杰出章节，参考宋人诗作中对张巡的评价，“睢阳万古一张巡，忠义传家有世臣”。然而从《易代》中我们见到了忠义背后家不可传的悲剧，以及忠义故事褶皱中的种种委曲求全与苟且生还。
二、日记中历史的有限理性
前节所论，作为原始材料的日记时间为纲的体例性质，以及进而引出的叙事的间距与顺序，皆是就日记的普遍特征而言。它们广泛存在于编年体的历史叙述之中，例如《史通·叙事》中所举《左传》之例。而日记作为历史叙事的特殊性在于，单向的线性时间、第一人称叙事、以及由此引发的个体性的非全知视角。如果从史实充分全面的角度评价，将日记作为主要的材料来源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对于其中隐没的细节，自然需要从其他渠道补全，这也是也是钩玄考索与扎实叙事的体现。同时，维持日记自身的特性也起到相应的叙事成效，在后文的具体分析中，我们能够看到《易代》是如何在这两个方面达到平衡的。
“单向的线性时间”意味着叙事时间与故事时间的完全重合，既不是事情尘埃落定后的追忆讲述，（就侯岐曾日记而言）也无法通过一个分行或转场跨越到“若干年后”。正如王汎森所说，“大部分的日记是顺着事件发生之流写下去”，“日记中的未来是未知的，自传中的过程是已知的”，“写自传时，传主是有意识地或在一个架构下选取自己生命史的材料，并赋予一个意义架构”。[15]《易代》作者面对侯岐曾日记必然要做的一个选择是：由于自己已然知晓了其中的未来，故而应以立传的方式重新架构叙事，还是保留日记中的未知？
就整本书而言，首章较为完整地保留了日记所具有的“结果未知性”，而对后续的纪传体章节采用了另外的处理方式。出于这种未知性，在第一章的前半部分，侯岐曾为避免被罚没家财而不断请托周旋的时候，读者也必须经验与忍受这种希望时隐时现的焦灼。这部分尽可能完整地保存了日记里的叙事节奏，事情的进展以日为单位，并且明确点出了中间几次可能的转机[16]。读者很容易在几经波折而回天乏力的过程中联想到自身在困境中等待救赎的绝望经历。这种处理材料的方式也造成相对不易读的问题，由于无法事先全面交代人物来历与背景信息，又要避免插叙影响主体事件的节奏，这对材料的取舍和阅读的耐性都构成一定的考验。
其次是对日记中第一人称叙事的处理。近十余年对于历史书写的研究，越发重视不同透明度的材料与不同来源的声音，例如《左传》中的“君子曰”与“孔子曰”，以及《史记》中的“太史公曰”，这也是《史通》“叙事四体”中的最后一种，“假赞论而自见者”[17]。前面提到，《易代》作者设法保存侯岐曾声音的努力，细分包括来自日记内容的间接引语与来自日记所附信札里的直接引语。“此何情势，岂是吾辈争执是非之时。况使废老疑我平生则可，如其信我于平生，何至疑我于一旦。”[18]这是侯岐曾面对传闻与谗言对玄演岳丈姚宗典所说；“弟为大兵将入疁境，闻多所征捕。寒家实万分极危，然不暇自计，而亟望吾翁择其所安。”[19]这是侯岐曾在藏匿之事败露且大兵压境时对陈子龙所说；“今吾与乳母明知向后勿复相见矣，而意思都觉淡然，此非情有厚薄也。”[20]这是侯岐曾无暇与疲病乳母相见后对自己所说。将这些即时话语保存在《易代》的叙事中，让读者看到了传主不同情境中的不同侧面。作为撑持一族的责任者面对谣言时是慷慨激愤的，对于陈子龙以及他们共同的抗清大计，却在危难之中不自觉地流露出真实的无力，自我开解式的诀别乳母之辞就更加复杂，有研究者认为，勘破生死的淡然态度恰恰反映了其内心的愧疚与不安。[21]
除了侯岐曾的声音以外，另外两层声音来自叙事者和作者。我们更熟悉小说中叙事者和作者的区别，例如《红楼梦》的叙事者是石头，而作者是曹雪芹。在史书中，依照《左传》为左丘明所修的观点，那么为《春秋》经补充各国国史的是叙事者左丘明，而“左氏曰”的内容则来自于作者左丘明。之所以有意区分《易代》的叙事者和作者，是因为虽然作者多数时候安于叙事者的身份负责稽考连缀史料，但也会在各章首尾（更多是结尾）发出自己的声音。这是一种史传叙事的传统，然而稍有不同的是，《易代》里的论赞不是斩截的价值判断，而是引向未完成的思考或者更深一层的教益。例如第五章结尾对夏完淳与侯泫汸的对比，以及第六章结尾对陆元辅的评价，我们都将在后文详细分析，这里先回到同样精彩的第二章结尾：“但我们必须要明白，承平之世写道德文章易，危难之际行杀身成仁难。这是读书人最易忽略的问题。时势既能造英雄，有时也会成为人性的镜子，照出人类的复杂和一些人的尴尬。”[22]
第一人称叙事构成视角的局限，最客观的情况如，在侯岐曾与陈子龙或夏完淳失去联络的时候，我们无法再从日记中得知他们的情况，只能求助于其他相关史料。现代小说中会故意采取这种有限视角的叙事，为制造悬念，也为区别于神话与传说的古典全知风格。将这种手法运用到极致的是福克纳，《喧哗与骚动》将弱智儿作为四个叙事者之首，而《当我弥留之际》由15个叙事者分59段讲述，其中的重复、矛盾与无序可以想见。故而视点和声口的选取不仅代表叙事技巧，也是认知方式的体现。这“并不仅仅是文学修辞学革命的后果，也涉及主题认识世界、真理和真相诸多观念的变化。……假设呈现的内容是一个真相的话（对于历史叙事显然如此），那么这个真相的表述涉及的‘声口’和‘视点’就十分关键”[23]。有限视点提醒我们历史人物的“有限理性”，避免一种由惯常的全知视角与回溯式的历史书写造成的“后见之明”。
人们常常在“后见之明”式的倒溯理解中，忽略了历史行为者的“有限理性”——不完整的信息、不可能穷尽各种选项，大多是在“未来”对他而言并不透明的状况下行动。[24]
从“后见之明”中可剥离出两层意义：一是事件的结果，二是对此的历史评价。如果我们事先知道侯家的结局，看待侯岐曾日记里的“几次转机”的心情必然会稍有不同。第二章出现的一系列人物，许多是为人所所熟知的抗清志士或易代贰臣，但这种评价上的后见之明会遮蔽他们在过程中每项选择的价值。文中提到，殉国而死并非夏允彝、陈子龙、黄淳耀、侯峒曾等人最初的计划，而是在形势的变动与考验中逐渐显现的选择。假设陈子龙最初便轻易地躲避了追捕，从此像王泰际一样隐居不出，后人会对其苟且生还有所非议，还是像宋徵舆所认为的，认为这是避免“惠竭残民”的理性选择？陆元辅如果不幸丧生于救孤过程中，身后之名或将更显，然而事实却使他不得不面对余生中不尽是光风霁月的诸多具体情形。
生命和名节究竟何者更加宝贵是一个经典命题，在国变之际放弃自家性命换取名节的行为广受后世称颂，然而也存在一些放弃名节保全更多同仁志士的性命以及名节的事例，对此能否从效率或事功的角度进行褒扬呢？
文学批评中时常强调“有意味的形式”，对于历史书写也是一样，将非全知性作为一种叙事手法，有助于读者真正回到历史现场，而不是带有先知般的残忍与侥幸。这种思考方式并非为了消解义行的价值，意在说明是非善恶不是一种天命，而是一个具体的过程。
三、隐而章：人物与事件的互见
《廿二史札记》针对纪传体总结出 “类叙”与“带叙”二法：
按类叙之法本起于班固《汉书》，如鲍宣传后，历叙当时清名之士纪逡、王思、薛方、郇越、唐林、唐尊、蒋诩、栗融、禽庆、苏章、曹竟等，货殖传后类叙樊嘉、如氏、苴氏、王君房、豉樊、少翁等。[25]
《宋书》有带叙法，其人不必立传，而其事有附见于某人传内者，即于某人传内叙其履历以毕之，而下文仍叙某人之事。如刘道规传，攻徐道覆时，使刘遵为将，攻破道覆，即带叙遵准西人，官至淮南太守，义熙十年卒，下文又重叙道规事，以完本传，是刘遵带叙在刘道规传内也。[26]
类叙与带叙的写法都可以追溯至《史记》，类叙如《外戚世家》《儒林列传》《刺客列传》等，带叙如李陵事迹附于李广传后，再如公孙贺、公孙敖、李息等事迹附于卫、霍传后。另外如前文提到，当出现一个新的人物时，中断叙事插入关于此人的生平梗概，然后再回到原来的事件中，这在赵翼看来同属带叙之列。
《易代》前两章以事件为纲，三、四、八章为“类叙列传”，五、六七章为夏完淳、夏淑吉、陆元辅独传，三人又同在夏、侯两家后人命运的这条故事线中，就像《魏其武安侯列传》将窦婴、田蚡、灌夫三人传记串联于景帝、武帝两朝的党争始末。《易代》中还有细处的隐含类叙。作为侯家后人，玄汸事迹主要在第四章中展开，但在第五章夏完淳传后又以汪端“不及南冠夏玉樊”引出二者的对比：“夏完淳血气方刚，为了捍卫君亲大义，选择的是抗争；侯玄汸年长理性，为了保护侯氏遗脉，选择的是隐忍。夏完淳是诗人，性情外露；侯玄汸是学者，性格内敛。”[27]正如《史记》合传后的论赞。相似的对比类叙，还有守城时做出不同选择的黄淳耀与王泰际，作为侯家面子与里子的侯峒曾与侯岐曾。
这种叙事方法导致不同章节之间必然存在相关乃至互见的内容，为了确保每部分内容的完整可读，一些材料不可避免地要在不同章节里重复使用，于此同时，又要通过控制详略与侧重在重复叙事中产生变化。例如夏完淳和陆元辅的事迹从第二章中已能窥其大略，因而在后面单独的章节中则分别侧重于诗文作品的呈现和后续经历的交代，而夏淑吉作为侯家女眷必然需要在第三章中提及，有关夏家的交游、为侯氏奔走的事迹则主要在第七章展开。这便是在刘勰看来“铨配未易”的地方：“或有同归一事，而数人分功，两记则失于复重，偏举则病于不周。”[28]刘知几也以此为史迁之短：
若乃同为一事，分在数篇，断续相离，前后屡出。于高纪，则云在项传；于项传，则云事在高纪。又编次同类，不求年月，后生而擢居首帙，先辈而抑归末章，遂使汉之贾谊将屈原同列，鲁之曹沫与燕荆轲并编。此其所以为短也。[29]
就此反推赵翼“类叙”与“带叙”不以《史记》为宗的原因，或许由于传统史论更多注重体例层面的整饬有序，但对于剪裁与结构如何反映史家之心有所忽略。《史通》批评了一人之事分属两处和非同代人合传的两种情况。后一种写法中的对照意图先前已经论及，可以看作是隐含对比之意的类叙。而前一种情况，将属于同一人的事件在叙述中逐渐展开，能够达到揭示人物不同侧面的作用，这种写法在《左传》中已十分常见。例如隐公元年的“克段于鄢”事件表现了郑庄公作为兄长的狠辣，在隐公十一年的伐许辞令中则再次展现其外交中的虚伪。在以宗法社会为背景的《左传》中，这种家与国的表里之言十分常见，再如叔孙豹作为提出“三不朽”的睿智贤臣，同样会因为不能妥善处理家事而丧命。
苏洵曾专论《史记》中人物与事件的互见写法：
迁之传廉颇也，议救阏与之失不载焉，见之《赵奢传》；传郦食其也，谋挠楚权之缪不载焉，见之《留侯传》。固之传周勃也，汗出洽背之耻不载焉，见之《王陵传》；传董仲舒也，议和亲之疏不载焉，见之《匈奴传》。夫颇、食其、勃、仲舒，皆功十而过一者也。苟列一以疵十，后之庸人必曰：智如廉颇，辩如郦食其，忠如周勃，贤如董仲舒，而十功不能赎一过，则将苦其难而怠矣。是故本传晦之，而他传发之。则其与善也，不亦隐而章乎？[30]
前文探讨过非全知视角的叙事功能，这不仅在于事件，同样适用于人物。现实中了解一个人的过程往往是逐渐展开的不完全叙事。因而，摒弃历史的后见之明同样指暂时忘记史书中对人物的定论，回到他们生命过程的不同阶段和不同角色中。
李雯在后世的道德评价居于“云间三子”之末，这甚至渗透到了清词研究之中，论者习惯于将李雯与冯延巳对勘，以比兴之法细读其意在言外的愧怍。侯岐曾日记中呈现了李雯的另一个侧面。收到夏完淳的《与李舒宽求宽侯氏书》，李雯“发书流涕，许必援手” [31]，十天后即传来租事情停征的消息。在夏淑吉一章也提到，她曾多次前往松江向其父旧交李雯探信。停征期间，侯岐曾也试图向钱谦益求助，与描述李雯的反映不同，这部分全从侧面着笔，先是张鸿磐来信表示钱谦益“不便手致”，但接任杨之赋县令之位的唐瑾对侯家的一系列宽仁态度，使侯岐曾认为“牧之功于我大焉”[5] [32]，这种写法与钱谦益更加圆滑谨慎的处事态度或许是有所映照的。另一桩关于人物的不完全叙事表现在吴胜兆身上，“吴督反正”是顺治三年十月到四年四月侯岐曾日记中的一条暗线，到此并未交代吴胜兆的贰臣背景，毕竟在侯岐曾的视角中，对吴胜兆的印象更多来自与其幕僚戴之俊的沟通反馈。在关于侯家的叙事中，这条线索完结于四月十八日的兵败消息，但在夏完淳的章节中，我们又读到了一些余响：谢尧文（王哨长）被捕后，吴胜兆将案子压下，既没上报处理，可惜也没销毁其携带的通海文书。
最典型且丰富的事迹间断互见仍属陆元辅。作为侯家塾师，陆元辅在第二章中首次出现，之后关于凡是侯檠、夏淑吉的叙述都会再次强化他作为救孤义士的形象。但是作者并没有止于这一步，将其处理成“作为主人公或宝物的护送者”的功能角色。[33]即便在救孤主角侯檠去世后，陆元辅的生命仍在继续，除了入幕教书之外，还参加了康熙十八年博学鸿词考试。除了遵循微观史学的研究方法，完整而全面地呈现这位老塾师的一生之外，更加难得的是，作者能够平情而论，既不因为救孤义举而对人物此后的一切选择加以回护与溢美，也不因此以更高的道德标准对其既栖身豪门又应考新朝科举进行苛责。正因如此，这一人物身上体有一种逐渐显现的完整性，无论危难之际的义举还是局势太平之后的踟蹰，都只是同一种人性在不同情形中的显相。
陆元辅为人忠厚笃实，所以身陷绝境的夏淑吉才会向他托孤；但其生性平易随分，故不会有壁立千仞的慷慨和决绝。这种性格不论为学还是为人，都容易缺少深度和锐气。如果没有那场天翻地覆的时代灾难，他很可能与众多的读书人一样，要在科举之路上逐队英雄，挣扎一生。但时代惨变，那场救孤的壮举把他忠厚担当的一面凸显了出来，而豪门的庇荫又让他蒙受了不小的舆论压力，暴露出了性格上软弱的一面。[34]
这段实属章末论赞中最为精彩者，对于易代士人关注重点往往在于以何种举措应对家国巨变，例如钱澄之命陆元辅将《争光集》里的“烈烈而死者”与“碌碌而死者”相区分。从陆元辅的人生中可以看出，个体在历史面前其实是无力回应的，更遑论随时势变换出不同的正确姿态来回应与对抗。E·M·福斯特将小说人物分为圆形人物和扁平人物两种，就塑造效果而言，陆元辅比起夏完淳更像是“圆形的、有深度”的人物，而夏完淳的人生可以简单总结为复仇抗清的单一维度。不可否认，夏完淳的秉性和才分实在陆元辅之上，只不过夏家在他出生前的遭际已经奠定了夏完淳生命的底色，我们由此看到，夏完淳的人生是如何被历史车轮碾成了扁平的形状。
《易代》平情而论的特点还体现在关于女性的章节中。近年来易代之际的女性研究不在少数，其中较为扎实全面者如李惠仪《明清文学中的女子与国难》，其中细致讨论了一系列具有深意的主题：女性遭受灾难与离乱的特殊强度、以及她们在其中如何自处，关于女英雄形象的传奇性书写，贰臣如何对爱侣进行忠义决绝化的塑造，此际的女性创作对性别藩篱的挑战等。[35]作为微观史研究，《易代》中涉及的女性并非文学形象，而是具有真实而日常的身份的侯家成员，因而在大多篇幅中没有刻意采用性别视角。在灾难与离乱中，女性群体往往更难保全自身，因而经受着比男性更加深重的遭遇，但这不代表她们作为个体缺乏男性同样的思考决策的行为能力。这在侯岐曾与侯母关于如何赴死更加洁净体面的讨论中，侯家女眷管理日常事务、抚育后代，家破后礼佛唱和、互相撑持的情谊中皆有体现，以上叙述中并无历代男性作者对于女性“能创作、明大义”的客体化赞叹惊诧，故可作为典型“女性研究”的另一个侧面。
余论：人物类型与功能
《易代》附录中的“侯氏家族成员信息简表”和“侯氏家族成员信息图”活页，直观呈现了侯家人物的身份与相互关系，可见极深的考辨功夫，对于阅读参考极有帮助。另有一种与静态的家族关系对应的结构网络，用于体现人物在事件中的关系图谱与角色功能。用于情节分析的网络理论最初由弗朗科·莫莱蒂提出：“一个网络是由结点和边线组成的；一个情节是由人物和行动组成的。人物是网络的结点，互动是网络的边线”[36]莫莱蒂将其应用于《哈姆雷特》的研究，通过构建人物情节图谱而发现了次要人物Horatio的节点功能。基于《易代》人物众多，情节较为复杂的特征，可借助社会网络可视化功能绘制人物-情节关系图谱，以远读的手段弥补细读之不足。
该图遵循按照莫莱蒂的原则绘制，以人物为节点，以行动为边线，表示关系的为无向线条，例如兄弟、夫妻、交游；表示行动的为有向线条，如行贿、陈情、受业等。居于中心的功能人物无疑是日记的主人侯岐曾，几个次中心虽然远不及《哈姆雷特》中Horatio的发覆意义，但也稍微能说明一些问题。仅次于侯岐曾的多边节点是陈子龙、顾氏父子与夏家姐弟，这首先是由他们在事件中的角色、交游多寡以及身份地位决定的。顾咸正、顾天逵、陈子龙、夏完淳皆为吴兆胜谋反和通海案的重要参与者，他们不仅与侯家有着密切的联系，在当时的时局和士人群体中都起到较为关键的作用。此外，叙事中的剪裁取舍也一定程度上影响的次中心节点的分布，由于作者为夏淑吉、陆元辅开辟了单独的章节，因而这一组相关人物都是围绕侯玄洵夫妇发散出来的。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处于末梢的节点人物。图中的末梢人物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以侯家的子弟和家仆为主，他们的活动大都结束于侯家的覆亡，自身也不曾有较多的社会联络；另一类则是当时的名流或政要，例如钱谦益、李雯、张溥等，他们往往与侯家成员没有直接的关系，而是由一个中转节点相连接，但由于他们在地方局势与决策方面的影响力，必然成为当地几乎所有家族关系中的远枝节点。就此我们可以重温微观史学视角与宏观研究的异同，这些人物在宏观政治史中必然是中心节点，在缩放比例较大的情况下，侯家也许会出现在某一弱枝的远端。然而当我们采取一个微小的视点切入，重要人物的毛细管渗透作用会以远端节点的方式显现出来，在这个意义上，宏观视角和微观史学得到了相互验证。
[1] （唐）刘知几著，（清）浦起龙通释，王煦华整理：《史通通释》，上海古籍出版社2022年版，第152页。
[2] 周绚隆：《易代：侯岐曾和他的亲友们》，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前言》第5页。
[3] Presentation to the Microstoria collection in EINAUDI, 1993.
[4] 周绚隆：《易代：侯岐曾和他的亲友们》，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5页。
[5] （南朝宋）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286页。
[6] （明）金圣叹：《读第五才子书法》，施耐庵、罗贯中著，金圣叹、李卓吾点评《水浒传》，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1页。
[7] （唐）杜甫著，（清）仇兆鳌注：《杜诗详注》，卷十七，第1497页。
[8] [法]热拉尔·热奈特：《叙事话语 新叙事话语》，王文融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2页。
[9]（唐）刘知几著，（清）浦起龙通释，王煦华整理：《史通通释》，上海古籍出版社2022年版，第206页。
[10] [法]热拉尔·热奈特：《叙事话语 新叙事话语》，王文融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43页。
[11] [法]热拉尔·热奈特：《叙事话语 新叙事话语》，王文融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7页。
[12] （晋）范宁：《春秋穀梁传集解序》，《春秋穀梁传 附札记》，范宁集解，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6页。
[13] 周绚隆：《易代：侯岐曾和他的亲友们》，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21页。
[14] 周绚隆：《易代：侯岐曾和他的亲友们》，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前言》第5页。
[15] 王汎森：《执拗的低音：一些历史思考方式的反思》，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0年版，第41页。
[16] 周绚隆：《易代：侯岐曾和他的亲友们》，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27-31页。
[17] （唐）刘知几著，（清）浦起龙通释，王煦华整理：《史通通释》，上海古籍出版社2022年版，第156页。
[18] 周绚隆：《易代：侯岐曾和他的亲友们》，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68页。
[19] 周绚隆：《易代：侯岐曾和他的亲友们》，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62页。
[20] 周绚隆：《易代：侯岐曾和他的亲友们》，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68页。
[21] 张剑：《日记研究的空间及相关问题探讨——以周绚隆<易代：侯岐曾和他的亲友们>为中心》，《励耘学刊》2020年第2期。
[22] 周绚隆：《易代：侯岐曾和他的亲友们》，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106页。
[23] 格非：《文学的邀约》，上海文艺出版社2021年版，第276页。
[24] 王汎森：《执拗的低音：一些历史思考方式的反思》，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0年版，第38页。
[25] （清）赵翼著，王树民校正：《廿二史札记校正》卷九，中华书局2013版，第191-192页。
[26] （清）赵翼著，王树民校正：《廿二史札记校正》卷九，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184页。
[27] 周绚隆：《易代：侯岐曾和他的亲友们》，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194页。
[28] （南朝宋）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文心雕龙注》，第286页
[29] （唐）刘知几著，（清）浦起龙通释，王煦华整理：《史通通释》，上海古籍出版社2022年版，第25页。
[30] 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卷九二五，上海辞书出版社，第43册第144页。
[31] 周绚隆：《易代：侯岐曾和他的亲友们》，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32页。
[32] 周绚隆：《易代：侯岐曾和他的亲友们》，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33页。
[33] 参见[俄]弗拉基米尔·雅可夫列维奇·普洛普《故事形态学》，中华书局，2006。
[34] 周绚隆：《易代：侯岐曾和他的亲友们》，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227页。
[35] Wai-yee Li. Women and National Trauma in Late Imperial Chinese Literature,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14.
[36] Franco Moretti. Network Theory, Plot Analysis. Distant Reading. London: Verso. pp:2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