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新闻纸》的三种底本

摘自苏精《林则徐看见的世界：《澳门新闻纸》的原文与译文》

三种底本的确定

究竟《澳门新闻纸》的内容都译自何处？在华外国人从1820年代后期开始编印英文报刊，到1830年代结束前此起彼落，英文报刊有六种之多，但其中三种在1834年以前停刊[26]，三种则从1835年起直到鸦片战争期间继续出版：《广州纪事报》（The Canton Register）和《广州新闻报》两种周报，以及《中华丛论》（The Chinese Repository，或译《中国丛报》）一种月刊。此外，新加坡在1839年时只有《新加坡自由报》（The Singapore Free Press and Mercantile Advertiser）一种周报。

《广州纪事报》 （The Canton Register） 于1827年11月8日创刊，为在华英商马地臣（James Matheson）主办，而由伍德（William W.Wood）及基亭（Arthur S.Keating）相继主编后，从1834年初起由司雷德（John Slade）主编，直到1844年为止。1839年，因为林则徐勒令外国人缴烟，中方又包围十三行，情势非常紧张，这年6月25日《广州纪事报》出版在广州的最后一期（第12卷第26期）后，报社和大多数外国人一样都撤往澳门，在同年7月2日出版在澳门的第一期（第12卷第27期）；同年8月27日出版第12卷第35期后，因为英人全部撤离澳门上船而停刊一个月，至9月30日补印第36至第39四期合刊，自同年10月1日第40期起才正常出版。

《广州新闻报》（The Canton Press）于1835年9月27日创刊，由原英国东印度公司广州商馆职员James N.Daniell主办，随即被在华汉堡商人噎文摩啦接办并自任主编，此后直到1844年停刊为止，都在摩啦手中。《广州新闻报》于1839年6月11日出版广州最后一期（总第195期或第4卷第39期）后撤往澳门，在同年7月6日出版在澳门的第一期（总第196期或第4卷第40期）。

《中华丛论》 （The Chinese Repository）于1832年5月创刊，由美国美部会传教士裨治文（Elijah C.Bridgman）主编，1834年起由同会传教士卫三畏（Samuel W.Williams）来华协助，到1851年时停刊。在1839年十三行地区情势紧张时，裨治文于5月下旬将大部分印刷机具运到澳门重新装设，《中华丛论》也改在澳门印刷。

《新加坡自由报》 （The Singapore Free Press and Mercantile Advertiser） 于1835年10月1日创刊，由当地律师William Napier、工程师G.D.Coleman、商人Edward Boustead和Walter S.Lorrain等人合办，并由Napier主编至1846年止。

在以上这四种报刊以外，是否还有其他可能是《澳门新闻纸》底本的报刊呢？查《澳门新闻纸》的内容，包括新闻报道、评论（含社论与读者投书）、行情及广告等等，每一则的开头都先交代其来源，如几年几月几日的澳门新闻纸或是新奇坡（新加坡）新闻纸，接着另起一段开始译文内容；若是和前一则属于同一来源，则仅以“又”字作为代表。只有第100至102这三则来源的著录显得特殊，分别是兰顿（伦敦）、孟买与孟阿拉（孟加拉）三地的新闻纸，因此有人便主张《澳门新闻纸》也译自这三地的报纸。可是在比对英文底本后，便知道这种主张是错误的。事实上，这三则都是1840年3月21日的《广州新闻报》转载上述三地报纸的内容，《广州新闻报》也都注明了转载自何处，其中第102则甚至是先刊登于1839年12月4日加尔各答报纸Bengal Hurkaru的伦敦号外，经1840年2月20日的《新加坡自由报》转载，再经《广州新闻报》转载自《新加坡自由报》后，才由林则徐的译者译自《广州新闻报》而收入《澳门新闻纸》的。所以伦敦、孟买与孟加拉三地的报纸，只能算是《澳门新闻纸》内容的间接来源。至于第157至159等三则发现南极的报道，在译文中已显示是转载，而其底本《广州新闻报》更是清楚交代了转载自何报，这些当然也只能算是《澳门新闻纸》的间接来源。

既然伦敦、孟买与孟加拉三地的报纸都不是《澳门新闻纸》的底本，那么新加坡的报纸呢？《澳门新闻纸》有很多则译文一开头都交代来自新加坡新闻纸，如此《新加坡自由报》是否即是《澳门新闻纸》的底本？答案是肯定的，举一个例子便足以说明这种情形，《澳门新闻纸》的第6则是孟买的鸦片英商上英国枢密院的陈情书，译文交代是译自1839年7月4日新加坡报纸。经查当天的《新加坡自由报》的确在第二版刊有此件陈情书，主编并在第三版明白表示这是转载自1839年6月5日的孟买报纸Colonial Gazette。另一方面，《广州新闻报》并未刊登这件陈情书，而《广州纪事报》虽然在1839年7月23日第一版刊登陈情书，主编却在第四版表示，当时只收到1839年6月27日为止的《新加坡自由报》和6月5日为止的孟买各报。可知《广州纪事报》刊登的陈情书不可能是转载自7月4日的《新加坡自由报》，而是较早的孟买报纸；也就是说，《澳门新闻纸》所收的这件陈情书底本是《新加坡自由报》，而非《广州纪事报》。

《新加坡自由报》可以肯定是《澳门新闻纸》的底本之一，但还有《广州纪事报》《广州新闻报》和《中华丛论》三种报刊有待确认。前两者不会有疑问，《澳门新闻纸》的内容大部分译自《广州新闻报》，这很容易便可以比对出来；而译自《广州纪事报》的则数虽远少于《广州新闻报》，却也不难比对确认是《澳门新闻纸》的底本。

但是，《中华丛论》却大有问题。迄今为止大部分的研究者认为，《中华丛论》也是《澳门新闻纸》的底本，主要理由是《澳门新闻纸》中确实三次出现了《中华丛论》的内容：第27则论茶树与茶叶，第72则论英国遣使来华，以及第176则的英人在白河行动纪实。可是，经比对英文底本后便显示出，原来这三则都是先由《广州新闻报》转载自《中华丛论》[27]，再由林则徐的译者从《广州新闻报》译成中文而收入《澳门新闻纸》，这三则译文开头交代的也是《广州新闻报》转载的日期，而非《中华丛论》出版的日期，因此《中华丛论》也只能算是《澳门新闻纸》的间接来源而已[28]。再进一步比对后还发现，第27则论茶树与茶叶一文是由《广州新闻报》分六期连载，自1839年9月7日起，经9月14日、21日、28日、10月5日陆续刊登，直到10月19日才完毕，而收入《澳门新闻纸》的正是最后的完结篇。

除了上述这三则间接译自《中华丛论》以外，《澳门新闻纸》的第88和89两则也和《中华丛论》有关。这两则内容是1840年2月22日的《广州新闻报》针对上个月《中华丛论》刊登美国商人金恩（C.W.King）所撰商讨中英争论与美国人处境一文而发表的评论[29]，但林则徐的译者在翻译这篇评论后，不知何故却分为第88和89两则而收入《澳门新闻纸》。以上这些情形，若不找出《澳门新闻纸》内容的底本出处并加以比对，根本无从知道其中的曲折所在，而且认为《中华丛论》是《澳门新闻纸》底本之一的错误也会持续下去。

从以上分析得到结论，《澳门新闻纸》的底本就是《广州纪事报》《广州新闻报》和《新加坡自由报》三者，其他如《中华丛论》或伦敦、孟买、孟加拉与其他地方的报纸与书籍，都不是《澳门新闻纸》的底本，或者只能说是间接的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