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鼎革：南北议和与清帝退位》中的历史重构与多元图景

《鼎革：南北议和与清帝退位》中的历史重构与多元图景

辛亥鼎革至今凡百载有余。如何理解这场中国历史上“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如何借助革命的余韵建构起为己所需的历史叙事逻辑，成为近代中国政治舞台上经久未衰的重要论题。以武昌首义日命名的“双十节”成为了国共两党角力的隐形战场：自诩为“奉总理遗志”的国民党在执政后将辛亥鼎革塑造为党国体制之下的谱系符号，建构起训政的合法性与未来的发展蓝图；中共亦通过辛亥鼎革之两面性论证自身革命的正当性，并擘画出中国革命道路的“历史参照与历史坐标”。一言以蔽之，围绕辛亥鼎革的政治叙事都力图回答一个最基本的哲学的、也是革命的问题：我们是谁？我们从何而来？我们要到哪去？服务于革命、服务于政治是这套话语体系的核心目的，因而后人亦不可避免地受到其粗线条叙事框架的影响，从革命的视角回溯历史，隐没历史的复杂性与多面性。

为消弭偏见、探寻历史真相，尚小明的《鼎革：南北议和与清帝退位》一书（以下简称为《鼎革》）从严谨实证的角度出发，力图超越单一的革命视角，把握清廷、袁世凯与革命党三方而非二元间的复杂关系，以史家之“后见之明”还原从武昌起义到清帝逊位凡百二十五天内的历史细节，重构我们对辛亥鼎革的固有认识。《鼎革》一书主要从清廷和袁世凯的视角出发，厘清其相互关系以及在武昌起义后与南方革命党的互动细节，细腻入微的考证堪称是该书最大亮点，既有由“新史料”所揭示出的新认知，也有更全面地运用“旧史料”所提出的新见解。该书的一个核心观点是：袁世凯在辛亥鼎革中所扮演的角色是极为复杂的，时局形势、政治理念、现实政治利益等诸多因素使得袁氏的考量与行动几经更易，旧有的扁平化形象并不符合历史的真实面貌。同时，《鼎革》中对于孙中山以及外国列强在辛亥鼎革中的角色亦有所论及，相关内容仍值得进一步讨论。

一、新认知与新见解

罗志田指出，北伐前后史学研究中曾出现“史料的广泛扩充”与“不看二十四史”两种倾向并存的诡论现象，在丰富了历史研究的材料的同时也导致了轻视常见文献的取向，对后世史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挖掘出新史料以丰富固有认知是《鼎革》一书的重要突破之一；同时，利用相对常见之文本提出更接近历史真相之新见解，更是该书一大亮点。作者回答了众多历来有争议的话题，和桑兵等众多史家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对话，力图肃清原本对于鼎革之际众多历史细节的误解。

“袁世凯逼迫清帝退位”历来广泛地存在于有关辛亥鼎革的叙事框架中，也是整个事件中极为关键的一环。《鼎革》着重关注了这一误解，在各章节行文中多有对相关学术史的梳理、考辨与反驳。首先，反驳了对袁世凯出山时拖延赴鄂的臆测。在清廷任命袁世凯为湖广总督后一周，袁氏依旧没有确认何时启程赴鄂，历来对此有向清廷泄愤、待价而沽等说法。《鼎革》通过分析袁世凯与盛宣怀、张人骏、张镇芳、冯国璋等人的通信信函，认为袁世凯实则担心贸然复出于事无补，他最关心的并非史家所臆想的政治权力，而是有无军队、军饷、军权能够使得他真正有效地开展剿抚（P33-34）。再者，南北议和开始前后，袁世凯逐渐接受了“虚君共和”国体，有论者认为其是袁世凯“用来遮掩清帝退位的暗箱操作”。《鼎革》则综合分析了袁世凯维系多民族国家统一、安抚君主立宪党人、维护政治利益和政治名誉等的多重考量，认为虚君共和论并非政治阴谋，而实则是出于现实政治局势的理性选择（P196-200）。另外，在迫近南北停战日期（12月31日）和民军希望召开国民会议的日期（12月29日）之时，袁世凯迫于形势所上的《请速定大计折》广泛地被学界认作袁世凯逼迫清帝退位的证据，而《鼎革》主张袁氏实则坚持了“不负责任”的原则，表示臣子不敢擅为皇室断云云，将逊位与否完全交予清廷决定于负责，自己仅作建议之言（P229-237）。除此之外，《鼎革》中还有对国民会议“公决国体政体的方案失败后，袁氏便改由直接迫使清帝退位作为南北纷争的解决之道”（P319）、“1月26日段祺瑞电奏朝廷定立共和政体的举动是袁世凯逼迫清帝退位的重要步骤”（P420）等观点的质疑与考订，细致入微地探究了袁世凯对待清廷的真实态度。总的来说，《鼎革》认为，袁世凯最重要的目的是追求自我政治利益的最大化，他始终竭力避免直接正面地提及“退位”，战术上或有体现出为了妥协而向清廷施加压力的举措，但是总的而言推翻清廷并非袁世凯所追求的战略目标。袁世凯绝非“共和功臣”，但因其权力来源具有合法性亦难言“窃取”，称之“攫取”更为恰当。辛亥革命的结果首要应当是革命党人的历史功绩，袁世凯在共和与君宪间摇摆不定，毋宁亦是共和初行整个时代螺旋上升的体现（P495498；502-505；507-509）。

此外，《鼎革》还纠正或完善了许多固有认知，如从《文献》杂志中找寻到长期以来被认为已失传的，唐绍仪代袁世凯所拟的要求朝廷召开国民会议的奏折，补齐了重要的史料缺陷（P130）；通过张謇与胡汉民等人的交往，多重史料印证之下考订出学界长期未知的张謇代拟清帝退位诏书的具体时间，更深刻地揭示了张謇所拟版本在南北议和中的重要意义（P277-278）；又有对于“南北双方均认可退位诏书”观点的反驳，和对于袁世凯内阁单方面提前公布诏书这一历史细节的叙述（P469）。

总之，众多历史细节的铺陈使得全书与极为宏大的学术史相对话，亦赋予其极强的故事感和可读性，堪称是全书最大之亮点。

二、孙中山与辛亥鼎革

《鼎革》聚焦于清帝退位前后清廷与袁世凯的种种举动，而对革命党人，尤其是南方的核心人物孙中山的叙写较少，惟在“结语”部分对孙中山让位于袁世凯这一行为进行了讨论。其中认为，孙中山并非如一般所见，迫于北方势力之强大与南方之相对弱小而不得不让位，在南北间已成分庭抗礼之势时，孙中山有着通过与袁氏妥协完成南北统一、进而在全国彻底实现共和体制的积极、宏大的目的，辛亥革命果实之被攫取是革命党人低估了袁氏的经验和实力的结果（P505-507）。《鼎革》在“事实判断”上已着力很深，而史家总难免受情感、立场等因素的影响，纵使力图避免作出“价值判断”，往往也无法完全摒弃“价值倾向”的存在。在该书中，简短的篇幅亦流露出对孙中山的褒扬，剪裁史料时选用了“胸怀坦荡、不怀政治野心”的表述，并认为孙之政治抉择皆是为了崇高的革命理想。

通过《鼎革》，我们足以细致地了解南北议和过程中袁世凯与清廷的一举一动，但是对于整个历史事件一体两面中的革命党一方则保留了旧有的观念，对于孙中山一方在南北议和中各项举措的理解和评价同时也极大地作用于对保守派一方的认知。这可能给读者带来这样的感受：“（该书）对孙袁二人评价不够公平，对袁世凯基于自身利益做出的决策否定居多，而将孙文描绘成一个愿意为大局牺牲但是政治手腕不够强硬的‘完人’。”对此，章永乐的《旧邦新造：1911—1917》（以下简称为《旧邦新造》）一书从宪制史的角度出发，对南北议和有理论上的独到解读，对于多元理解南北双方在议和中的角色有所裨益。

《旧邦新造》一书认为，孙中山参照美国建国经验在1912年1月1日所颁布的《大总统宣言书》中提出了“分离—联合”的革命与建国步骤（即各省首先从清王朝独立，再重新联合组成共和国家），而这一统治权转移的法理基础是脆弱的，极易导致民族分离主义势力的抬头；而《鼎革》中曾论及的，袁世凯未与南方完全协商一致便单独提前发布退位诏书的行为，其最重要一点在于授权袁世凯全权组织共和政府，“这一诏书证明，民国完整取得君主政府所行使的主权，因而，在规范层面，以服从前朝君主为由而从民国分裂出去的行为，就丧失了法理基础”。《旧邦新造》认为，相比与历来为史家和理论家所关注的政治制度的“先进”与“落后”，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民族团结也是十分重要的政治价值。这其中便暗含了一个判断：从维系统一多民族国家的角度来说，孙中山等革命党人的建国方案是冒险的甚至是“幼稚的”，而袁世凯最终强力推行的统治权转移与组阁方案为新政权奠定了更坚固的法理基础。从这一层面上来说，革命者有力量对旧的体制产生一次致命的冲击，但是尚无足够的能力掌握整个国家；而北洋集团相对稳固的军政和政权则使得整个国家经历了国体的激烈变革后仍能稳定而统一地前行。《旧邦新造》想要表达的，或许就是认可了袁世凯等北洋集团成员所完成的最后的历史功绩，在革命力量尚未成熟之时，他们的垂死挣扎恰恰使得许多极为重要的、但是难以为彼时的革命者所完全顾及的传统政治运作逻辑能够延续，并为整个国家的螺旋式前进迈出了极为沉重的、以退为进的最后一步。

三、国际视野下的南北议和与辛亥鼎革

《鼎革》在开篇便强调了从清廷、袁世凯、革命党三方视角而非二元关系来看待南北议和与辛亥鼎革的重要性（P4），而同时，书中亦有对于第四方势力的叙写，即在华列强对辛亥鼎革的影响。旧有认知对于列强与辛亥鼎革间的关系曾有这样的表述：

列强以军事威胁、外交孤立和经济封锁为手段，向革命政权施加压力，并制造舆论，替袁世凯撑腰；袁世凯在英国等列强的支持下，奉清政府命率军南下攻陷汉口、汉阳，以武力威胁革命势力……

概括而言，可以说其认为辛亥革命的妥协与不彻底，正如义和团运动的失败是“中外反动势力联合镇压”的结果一样，亦与国内外“反动势力”的“联合镇压”密不可分。然而实际上，《鼎革》一书展现了大量的中外间交往的历史细节，表明辛亥鼎革中的列强的态度并非那么简单。

《鼎革》对中外互动的叙写零星分散在各个章节中，而列强中尤以英国和日本在辛亥鼎革中扮演了不可忽视的角色。袁世凯就任内阁总理大臣后，英国外交大臣格雷致电驻华公使朱尔典：“我们对袁世凯怀有很好的感情和敬意，我们希望看到……能够与各国公正交往，并维持内部秩序和有利条件，使在中国建立起来的贸易获得发展。这样一个政府将得到我们能够提供的一切外交上的支持。”（P76-77）英国方面向袁世凯内阁表达了善意，但显然他们更加关注的是自己的商贸利益。英国公使朱尔典并不相信袁世凯能够成功地以武力镇压南方的革命（P102），为了自身在长江流域的利益，出面调停了南北间的战争（P163），并在冯国璋擅自炮轰武昌后警告袁世凯（P173）。南北议和正式开启之时，也是英方主动提供了上海租界中的场地（P182-185）。更甚，在唐绍仪转而支持共和后，一向支持在中国建立英式君主立宪体制的英国也作出了让步，放弃强行推行君主立宪的做法，以保护其在华中、华南地区的商贸利益（P220-221）。在失去了英国的支持后，袁世凯转而向同为君主立宪政体的日本求援，并得到了其允诺。但是日本的支援并非无条件的，其不赞成在中国建立起“虚君”的英式君主立宪体制，而要仿效日本建立二元制的立宪体制，保留君主较大的权力。基于“十九信条”曾规定的改革目标和现时南北对峙的局势，袁世凯断无法接受建立日式立宪体制，因而无论是英国还是日本，此时都采取了静观的态度，“一任事态之自由发展”（P221-227）。显然，列强并非“替袁世凯撑腰”，袁世凯内阁也绝非“洋人的朝廷”，旧有叙事极大地简化了近代的中外关系，受意识形态和革命叙事的影响，将列强势力置于一切被认作是历史的进步力量的对立面，将同一套叙事逻辑延伸至几乎整个中国近代史，而事实上忽略了列强在中国所扮演的多元角色。

实际上，早在1943年，美国史家李约翰（John Gibbert Reid）便出版了《清帝逊位与列强（1908—1912）：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一段外交插曲》一书，该书利用了大量事件参与国的官方外交档案和参与人的著作、回忆录等资料，采用编年式的形式对列强在战前中国的外交活动及对晚清政局的影响作了详尽的叙述，并认为列强为自身利益在辛亥鼎革中采取了中立态度，没有给予清政府以实际援助，这成为了清帝逊位的重要原因。该书对于鼎革之际英、日等国的态度亦有详细的展现，在此不再赘述。

总而言之，辛亥革命的妥协与不彻底绝非“中外反动势力联合剿杀”的结果，旧有观点受到“帝国主义列强忘我之心不死”的意识形态的影响，扁平化地理解近代的中外关系。但同时，于今日重构历史真相与史观亦不能“以彼之矛、攻彼之盾”，仍然运用意识形态的话语系统来评价过往或今日的史学研究都极可能是片面而不适当的，最主要的评价标准之一或许应当是其与历史真实性与复杂性的接近程度，然终难免百家争鸣，个中复杂，交由历史去验证与评说罢。

参考文献：

尚小明：《鼎革：南北议和与清帝退位》，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4年。

周游：《抗战前期南京国民政府的“双十节”纪念》，《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5期，第27-31页。

陈金龙：《辛亥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话语的建构》，《中国党史研究》2011年第10期，第47-54页。

罗志田：《史料的尽量扩充与不看二十四史——民国新史学的一个诡论现象》，《历史研究》2000年第4期，第151-167页。

章永乐：《旧邦新造：1911—1917》（第二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

人民教育出版社课程教材研究所历史课程教材研究开发中心编著：《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历史必修1》，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

教育部组织编写：《普通高中教科书 历史 必修 中外历史纲要 （上）》，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19年。

李约翰著，孙瑞芹、陈泽宪译：《清帝逊位与列强（1908—1912）：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一段外交插曲》，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