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秘战线》导言 被遗忘的全球情报史(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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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1世纪,情报行业早已患上了“历史遗忘症”。冷战初期,美国情报分析之父、历史学家谢尔曼·肯特(Sherman Kent)曾抱怨说情报是唯一一个缺乏严肃著述的专业:“在我看来这是最要紧的问题。只要这门学科缺乏自己的著述,那么它的方法、术语和主要学说,乃至它的基本理论都有可能无法完全成熟。”情报行业的历史教训比其他行业的更难吸取,这主要是因为其过往经历大多只留下极少的记录。二战期间和之后的西方情报部门对一战之前甚至是战时的情报工作所知甚少。即使是在破译敌方密码方面取得空前成就的布莱切利庄园(Bletchley Park)“X站点”也不例外。在过去的五百年中,英国曾遭遇过3次重大的入侵威胁:1588年腓力二世的“无敌舰队”,19世纪初的拿破仑,以及1940年的希特勒。然而布莱切利庄园那些破译了希特勒密码的专家却对他们的前辈在之前的国家危机中破译腓力二世和拿破仑密码的事迹一无所知,尽管他们中不乏许多知名历史学家。没有哪个战时职业会对自己的过去如此无知。例如,我们很难想象一位经济学家不知道工业革命。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的几个世纪中,受过良好教育的英国人对《圣经》中记载的情报活动的了解,要远远超过对本国历史上任一时期情报作用的认知。基督教的《旧约》(犹太教的《塔纳赫》)中包含的有关间谍的内容比英国和其他大多数国家的历史书都要多。例如,维多利亚时代的学童和成年人大多知道摩西是如何派间谍侦察应许之地,成为法老宰相的约瑟又是如何假装不认识他犯了错误的哥哥们,指控他们是前来窥探埃及防御弱点的细作,以及加略人犹大(Judas Iscariot)是如何在“间谍星期三”被高级祭司收买,进而背叛耶稣。摩西(穆萨)也是伊斯兰教的先知。《古兰经》有136处提到他,远远超过提到其他人的次数。和《塔纳赫》一样,《古兰经》也记载了真主命令穆萨派12名间谍去侦察他赐予以色列人的应许之地,这次任务以有史以来第一次重大情报失误告终。正如之后几个世纪中经常发生的那样,这次任务失败的主要原因在于对情报的运用,而非情报本身。据《圣经》记载,40年后,摩西的继任者约书亚(Joshua)开展了一次组织更为完备的情报活动,并最终带领以色列人进入应许之地。
自摩西和约书亚派间谍潜入迦南以来,情报工作的首要任务一直是秘密获取从公开渠道无法取得的信息。在21世纪初,美国中央情报局(简称“中情局”)局长乔治·特尼特(George Tenet)将该局的主要任务概括为3个字:“窃密者”(We steal secrets)。在冷战期间,中情局任期最长的局长艾伦·杜勒斯(Allen Dulles)曾写道,几个世纪以来,情报机构同样证明了它们是“阴谋的最佳工具”。自古以来,情报工作便时常包括通过欺诈、暗杀等手段左右事态发展的隐秘行动,这些手段被20世纪的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即“克格勃”)称为“积极措施”。公元前480年,在波斯帝国入侵希腊的危急时刻,一位假意叛国者实施的欺诈对雅典赢得萨拉米斯(Salamis)海战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在接下来的两千五百年中,萨拉米斯的骗局引发的关注远不如虚构的特洛伊木马骗局。特洛伊木马首次出现是在荷马的《奥德赛》中,后来又在罗马诗人维吉尔的《埃涅阿斯纪》(Aeneid)中得到了更详细的描述。即使到了21世纪,公众对情报活动的理解也时常被间谍小说影响,甚至是迷惑。真正的情报工作人员,无论是活着的还是死去的,都没有詹姆斯·邦德那样出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