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昊｜颂圣与发隐：明初官私史学的开国史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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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刊于《宁夏大学学报》2024年第4期，如需引用，请复核原刊。
作者：陈昊，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
1368年，朱元璋扫灭群雄，建立明朝，其开基立制深刻影响了明清王朝五百余年的历史。孟森认为，“于明一代，当措意其制作；措意明之制作，即当究心于明祖之开国”。开国史乃明代历史书写重要一环，备受关注。在明初，开国史叙述保持着官私两种模式：官方论述不遗余力渲染朱明得国正大，私家论述“发隐”了大量秘辛，消解着官方话语体系。当下研究多集中于单部史书价值的探讨，亦侧重解读开国史书同政治的关系，特别是重点讨论了朱元璋神化问题，但关于官私史学各自特点及其互动的论述，尚有未尽之处。笔者不揣浅陋，略加申说。不周之处，望方家指正。
一、朱明开国史的官方论述
朱明开国史即朱元璋创业史。朱元璋一生功业，备受赞誉。解缙道他“得国之正，非唐、宋所及”，治绩“皆远过汉、唐、宋之君，而无愧三代圣王矣”。其功业远迈汉唐，品格近乎尧舜，这些认识多来源于明初官方史学塑造。
明初史学官史盛而私史衰，官史被朝廷严格掌控。学界对《元史》《明太祖实录》《天潢玉牒》等官方文献的挖掘已较为深入，不过，明初还有大量关于开国史的御撰及碑刻文字。实录等文献的开国史叙述，正是在御撰和碑刻文字基础上神化的产物。无论御撰文字和碑刻，还是实录等史书，皆充斥着对朱明开国的歌颂。统治者意图凭借朝廷权威，将官方论述下移民间，成为普天下的意识形态，以此灌输明王朝的合法性与正统性。官方论述特点有三。
（一）重点书写洪武君臣得天明命，冠以神圣光环
在古代中国，天决定治乱兴衰、王朝更替。唯有上天认可，易姓革命方能合法。朱元璋乃淮右布衣，身世贫贱。统治者必须尽力神化，以彰显朱明政权合法。
在出身上，官方史家把朱元璋标榜为颛顼后裔，降生多有灵异。《明太祖实录》称生母陈氏梦遇黄冠人赠药，元璋诞时红光满室，“自后夜数有光，邻里遥见，惊以为火，皆奔救，至则无有，人咸异之”。黄冠即皇冠，红光满室意在彰显异于常人。《天潢玉牒》称某老翁造访朱家，称“你家有一龙”，暗指真龙天子当出朱氏家门。克太平，儒士陶安称其“龙姿凤质， 非常人也”。通过不断建构，朱元璋被确立起“凤目龙姿，声如洪钟，奇骨贯顶”的王者气度。
对朱元璋平天下的书写也充斥着天意色彩。上天常帮助朱元璋逢凶化吉。洪武十一年（1378年），朱元璋撰《御制皇陵碑》，称至正十二年（1352年）皇觉寺为乱兵焚掠，遂向伽蓝神占卜何去何从，“卜逃卜守则不吉，将就凶而不妨”。将投奔郭子兴义军神化为上天旨意。即位后，撰《祭柏子潭龙文》，称驻兵滁阳时久旱无雨，闻柏子潭有龙祠，遂“亲诣恳切于祠，神不我弃，后三日乃答。俄风生万壑，倏墨云遍于太虚”。此事在《明太祖实录》得到进一步神化，实录记朱元璋祝文曰“天旱如此，吾为民致祷。神食兹土，其可不恤民！吾今与神约三日必雨，不然神恐不得祠于此也”，祝毕，又连发三箭，三日后果然大雨。前者突出朱元璋恳求之诚，只是单纯宣扬他得到上天垂佑，《明太祖实录》更突出朱元璋的能动性，即便天神也要尊重，顺应其意旨，不可违逆。至正二十年（1360年），陈友仁攻龙湾，《明太祖实录》称，时值酷暑，元璋言“天将雨，诸军且就食，当乘雨击之”，时天色无云，众莫之信，忽“云起东北，须臾，雨大注”。较早记载此事的《明本纪》却言“陈五等军泊于龙湾江渚，至午大雨”，并未记载朱元璋预测风雨之事。降雨本身只是巧合，预判风雨能力也是官方史家逐步制造出来的。
朱元璋征战时常出现祥瑞。姑孰之战，“忽有双龙见于阵上云端，敌众方仰视惊愕”。婺州之战，“城未破先一日，有五色云见城西，氤氲如盖， 城中望之以为祥。及城下，乃知为上驻兵之地”。龙与五色云皆是帝王祥瑞之兆。在朱元璋与陈友谅对攻中，如是记载层出不穷。朱元璋建国后，撰《西征记》神化鄱阳湖之战，称出兵时“群鸟万数，挟舟翅焉”，“有蛇自西北浮江趋柁”，至牛渚矶有“一龟一蛇，浮凝柁后，略不畏人，如此终半昼不异”，遂以其为“神龙之化”，至芜湖西江，波涛峻急，祭山神后“逆风止，顺风生”，对龟、蛇、群鸟、山神的书写，强化了朱元璋军得到祥瑞庇佑，更昭示出陈友谅非天命之主，必然败亡。朱元璋还撰《纪梦》神化登基称帝史事，称他于即位前一年秋天梦居寒微，仰观西北，群鸟如燕，仙鹤“徐翅东南”，天上有一“朱台”，台上仙人屡屡回望朱元璋，忽然换景，有紫衣道士授以绛色文理真人服及宝剑，复见太子朱标着青衣，至此梦醒，转年“雪没市乡”，即位时却“香露上凝天而下霭地，独露中星”。仙鹤飞往东南及朱台无疑暗指行将于应天即位的朱元璋，道士授服授宝剑意在凸显其得到神仙庇佑，登基之际的阴晴之变更彰显出其称帝是秉承上天意志。
官方史家还为朱元璋追随者披上神圣外衣。圣主贤臣往往相伴而生，“圣主必待贤臣而弘功业，俊士亦俟明主以显其德”。贤臣际遇圣主的观点，亦普遍存在于明初君臣认识中，如刘三吾撰《巩昌侯郭子兴神道碑》称“天兴圣代大有为之君，必笃生瑰玮英勇之将，与之会遇，以辅成其大业”。开国群臣不乏被神化者。《明太祖实录》称刘基通习天文术数，惯于预测吉凶祸福。游西湖时，恰有异云起于西北，基称“此天子气也， 应在金陵。十年后，当有王者起其下”，预言朱元璋能登九五之尊。方孝孺撰《越国公新庙碑》，称武将胡大海“尝夜出，人见其两目煜煜有光若灯”，死难后显圣护佑朱军将士，“敌人数扰我边陲，公降祥异，或见梦于人，或睹灵光满野，汹汹闻人马声。及出师，辄大捷，似实有阴兵来助者”。《明太祖实录》又载常遇春投朱元璋，“困卧田间，梦神人被金甲拥盾呼之曰：‘起，起，主君来。’忽寤，见上骑从至，即与其徒迎拜，乞归附”。常遇春投奔被解释成神的引导，间接突出朱元璋得神庇佑。另外，洪武君臣还极力建构周颠、张中等神仙形象。朱元璋御制《周颠仙人传》，称周颠屡发“告太平”“你打破一桶，再做一桶”等怪言，用以申说自己是天选之人。宋濂撰《张中传》，称张中在鄱阳湖之战时，预测出五十日可击破陈友谅、战场应在康郎山及常遇春被围而无虞诸事。这些论述与其说真实发生，毋宁说是洪武君臣为凸显朱元璋乃真龙天子，给朱明皇权披上神圣外衣的尝试。
（二）丑化败仗群雄，回护顺帝，赞美故元守节忠臣，以强化得国合法性
政权角逐的失败者也是开国史建构的对象，如杨永康所论，“在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结束之后，美化自己、丑化敌人是胜利者本能的选择”。对失败者的书写更能突出胜利者不易。
对敌人的书写，官方论述采取了不同态度。首先，极力贬斥、丑化败仗群雄，斥其为“妖人”“妖寇”“乱雄”， 其征战也被诬以“陷”“寇”“犯”“叛据”，追随者被冠以“愚民”之称。特别是陈友谅，《周颠仙人传》称“上面无他的”，直言天命不在陈氏。与此相反，朱元璋军被尊为“大明兵”，其征战亦多用“取”字。在官方史学话语中，朱元璋不是元朝叛臣，而是“取天下于群雄之手”的豪杰，是替元朝拯救苍生的救星。《元史》记其起兵曰：“大明皇帝起兵，自和州渡江，取太平路。自红巾妖寇倡乱之后，南北郡县多陷没，故大明从而取之。”便是上述笔法的集中体现。
对群雄个人的贬低亦屡见不鲜。言徐寿辉则“体貌魁岸木强，无他能”，论张士诚则贬损为“无赖”，谈及明玉珍，虽称“为人颇尚节俭，好文学”，然亦斥其“喜自用，昧于远略”。郭子兴所获评价也不过“志雄气暴”。洪武君臣不仅直书郭子兴割据濠州后“哨惊四乡，焚烧闾舍，荡尽民财，屋无根椽片瓦，墙无立堵可观”的事迹，据朱元璋《滁阳王事实》而成的《滁阳王庙碑》亦揶揄其无谋和猜忌。凡是与朱元璋不合的群雄，其形象无一不被扭曲，其事迹大多被湮没，展现出“败者不过是胜者的注脚或反衬”。
其次，对顺帝予以适当回护，大力旌表死节之臣，以团结故元遗民，强化得国合法性，并培养忠贞之气。洪武君臣虽一度斥顺帝为“荒淫自恣”的庸主，但很快便将北遁大漠解释为“不战而奔，克知天命”，并将谥号定为“顺”字，较之荒淫形象，洪武君臣更喜欢突出其顺应天命让去皇位。1378年，北元昭宗爱猷识理达腊去世，朱元璋撰《祭元幼主文》，称顺帝父子“正当垂衣以享承平之福，何期盗生汝、颖，华夏群雄，以致君之父子号令杳然，终不能平之”，甚至表露出同情顺帝、仇视义军的情绪。
另一方面，大力旌表为元殉节忠臣。《元史》特开《忠义传》，记录其事迹。如劝降张士诚之李齐，《元史》称“士诚呼齐使跪，齐叱曰：‘吾膝如铁，岂肯为贼屈！’士诚怒，扼之跪，齐立而诟之，乃曳倒，捶碎其膝而呙之”，史臣又将死难的泰不华、李黼与之并列，盛赞他们不负所学。一面突出张士诚等群雄的残暴，一面彰显殉国元臣的忠义。1368年，明军克大都，庆童、朴赛因不花等守臣殉难，《元史》不仅未指责其不知天命，反大力宣扬他们的殉国忠节，称朴赛因不花以数百羸卒守顺承门，自知“国事至此，吾但知与此门同存亡也”，城陷后“唯请速死，不少屈”，给人以悲壮之感。另外，碑传文学也充斥着对守节元臣的赞美，不吝笔墨描绘其殉难细节。1356年，朱元璋克集庆，元御史大夫福寿死难。开国后，朱元璋感福寿忠义，命立庙祭奠。翰林院文臣刘三吾、宋讷先后为其撰写庙记，描写了福寿死难细节，称其据胡床坐凤凰台下督战，斥“吾台端重臣，城存则生，城破则死，尚安往”，以弓箭射退劝降者，终伏节而死。此外，朱元璋还为死于陈友谅之手的安庆守将余阙建立祠庙，文臣宋濂作《余左丞传》，亦详细描写其死难细节：
戊戌正月七日，城陷。阙犹帅众血战，身中三矢。贼呼曰：“余将军何在？吾将官之。有生致者，予百金！”阙戟手骂曰：“余恨不得嚼碎汝肉，吐餧鸟鸢，宁复受汝官耶？”贼怒，举长枪欲刺阙，阙遂自刭，不殊，沈水死。
总之，官方论述指责割据群雄，突出顺帝自去天命形象，体现出浓厚的尊君意识。元朝灭亡更多被归结于反叛群雄，这种把责任归结于臣民而替皇帝开脱的论调，恰与洪武时期强化君权、削弱臣僚的社会氛围一致。另一方面，突出顺帝自去天命，旌表殉节诸臣，则是要淡化朱元璋反叛者的形象，作兴忠义之气，团结故元遗民，宣扬本朝合法性。
（三）始终强调朱元璋集团不嗜杀人，重点突出朱元璋仁爱形象
在儒家思想中，天下唯“不嗜杀人者能一之”。朱元璋不嗜杀人的形象亦为官方论述凸显，如记录其下令释放重罪囚犯，严禁军士杀掠，在记录部下杀掠时，又往往附带朱元璋相关规劝与责罚。朱元璋集团成为仁义之师，朱元璋本人被塑造成“每闻诸将下一城，得一郡，不妄杀人，辄喜不自胜”的仁义之君。不过，上述事迹不间断书写本身，恰恰暴露出朱元璋军屡禁不止的杀掠。
创建明朝后，对开国史的书写又转为强调朱元璋圣政。宋濂著《洪武圣政记》，突出朱元璋在严祀事、正大本、肃军政、绝悻位、定民志、新旧俗上的圣政。官方史家还极力塑造其爱民形象，《明太祖实录》屡屡记载其下令蠲免地方税粮，《御制文集》收诏书41篇，蠲免税粮诏便达14篇之多。
朱元璋与功臣的关系是另一书写重点，官方论述强调其要求功臣不得恃势骄恣，又详细记录对功臣的善待，百般遮饰屠戮功臣。 洪武七年（1374年），淮安侯华云龙病死，宋濂为其撰写神道碑。碑文详细记录了华云龙擅居脱脱宅邸，僭用元宫龙榻凤裀及金玉宝器，私藏大都达官女子等罪责，还特意突出朱元璋的包容，援引韩信、彭越族灭故事，称不治华云龙罪为“圣天子推天覆地载之量，保全功臣，唯恐有毫发不至，故侯得令终于家，享荣名殁世，岂非幸欤”。此外，还大力描写他清理胡俗、复兴华夏文化，包容少数族群，对于节俭、好学一类私德描写，更数不胜数。
诚如谢贵安所论，神化、美化、圣化、德化、仁化是以实录为代表的明清官方文献塑造皇帝形象的基本手段。它们完美体现在明初官方史家的开国史建构中。他们通过对现实的选择性书写，建构出了朱元璋高大伟岸的形象，将太祖开国也建构成天心人意的选择。
克罗齐认为，“不管进入历史的事实多么悠远，实际上它总是涉及现今需求和形势的历史，那些事实在当前的形势下不断震颤”。正是明初统治者的政治诉求，导致开国史事不断震颤。朱元璋建国后，为论证天命转移，洪武君臣对开国史进行了首次系统建构，除撰成《元史》外，这次建构更多体现在御撰及碑刻文字中。靖难之役后，永乐君臣为论证政权合法性，又将其作为官方史学建构的重要内容，《明太祖实录》《天潢玉牒》等系统史书随之诞生。然而，这两次开国史建构留下不少龃龉不合之处，每次建构各著作间亦存在矛盾。清人查继佐便发现，“即如国初《御制集》载汪广洋有罪，遣人追斩其首，《实录》曰‘汪广洋自缢死’； 如《庚午诏书》载廖永忠坐杨宪党伏诛，《实录》曰‘永忠死，上赙遗甚厚，以子权袭爵’”。明初官方史学对开国史的构建，夹杂着大量首尾乖互的文字，为后人追寻真实的开国史提供了蛛丝马迹。
二、私家文献中的开国史论述
在明初肃杀政治及理学独尊压迫下，私家史学萎缩凋敝。士人究心性命，不敢妄自撰述开国史事，私修开国史文献极为稀少，最重要者乃俞本《纪事录》及刘辰《国初事迹》。俞本早年在朱元璋帐下为黄旗先锋，后以骑士驻防河州，深得都指挥使宁正赏识，并与李善长、邓愈等人相识。晚年写成《纪事录》，从一位老兵角度记叙明朝开国历史。刘辰于朱元璋夺取婺州后（1358年）前往投奔，任典签，出使时曾斥退方国珍献上的美女，又调和李文忠同部将葛俊的矛盾。后长期归隐，于建文年间复出为官，朱棣命其参修《明太祖实录》，刘辰遂撰《国初事迹》以进。二人皆亲身经历了开国全过程，却名位不彰，游离于官方史学体制，其著作在歌颂之时，亦载录了大量秘辛。这些内容或被官方史书雪藏，或加讳饰，由此形成了另一套关于明朝开国史的叙述。此外，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叶子奇《草木子》、长谷真逸《农田余话》等文献虽非专史，亦包含零星开国史事，渗透了官方史学避讳的内容。
私家文献揭露了大量官方文献隐没的史事，不同于官方文献歌功颂德，私家文献使朱元璋集团的残酷一览无余，冲击、消解了官方建构的开国史。晚明人张大同阅读《纪事录》时深受震撼，将与官方口径相左的记载解释为“以讹传讹之过”，怒斥“甚矣其诬妄也”。显然，如张大同一般的文人，以儒家纲常理念为要，长期浸淫明廷官方叙事，是朱元璋的忠实崇拜者。他们绝无法接受私修史书的任何揭露，唯能“不顾事实皂白以各种理由申释，保全开国君主之盛名与完美形象， 而于俞本之记事或评论及圣主者则处处贬损诋毁”。这种辩解缺乏实际证据，苍白无力，不过展现出某种价值观的崩坏而已。
具体而言，私家论述主要贡献有四。
首先，揭露出朱元璋同小明王的君臣关系。《纪事录》介绍韩林儿时言“于时上受节制”，即点明之。《国初事迹》载镇江人追记朱军击退张士诚军，立碑于西城，“文末写龙凤年号，太祖命毁之”，也显示出朱元璋极力抹杀龙凤政权的态度。后世多有议论。嘉靖时期，李文凤对此极为不满，感慨道：
元之不能以匹马、只轮临江左者，以有宋为捍蔽也。韩氏君臣非特有功于中国，其亦大有功于我明也乎！草泽崛起，不无凭依鬼怪与夫暴戾纠纷之气象。然建国十有余年，其间所以能自立，要必有可纪者，惜载籍泯泯，莫究万一。得则为王，失则为虏。
如无私修史书揭露，韩林儿与朱元璋间的君臣关系极有可能被湮没，后世感慨亦无从谈起。
其次，展现了朱元璋军的残酷杀掠。据《纪事录》，洪山之役后，处置张必先麾下士卒，“每四人共用麻编头发，木樁钉于鹦鹉洲上。是夜雪雨，寒风大作，殆晓，冱死者过半”；冯胜征河州，“以为化外之地不可守，将城楼、仓库、房屋尽行焚烧殆尽，拘虏南归。自洮河至积石关三百余里，尸骨遍野，人烟一空”。这种残忍还体现在对手下的杀戮中。徐达征甘露，麾下军士犯法，“以甑蒸之”。朱文正守浙江，“强夺军民妇女，淫而杀之，填于井中”。如上酷烈手段揭露出“仁义之师”的阴暗面。
再次，揭露朱元璋惭德。朱元璋并非十足仁义之君，多疑猜忌、残暴嗜杀是其另一面。他曾以乱宫传闻大兴杀戮，胡妃进谏却遭斩杀，其父胡美被“令自缢，妃之兄弟俱斩于玄津桥。悉诛宫人，瘗于聚宝山下”。洪武八年（1375年）改造奉天殿，朱元璋“疑木、瓦匠有恹，悉收戮之”，甚至“秦王殿亦毁而新造，工匠俱斩”。佥事陈养吾作诗“城南有婺妇，夜夜哭征夫”，被以伤时为借口，溺死水中。如此种种，充分揭示出朱元璋之暴虐及皇权专制的残酷。
最后，揭露了开国后民生惨状与残酷政治斗争。长谷真逸《农田余话》称洪武间“民间无产业者，起发凤阳府屯田，全家死于凤阳居半”，又称“洪武丙辰，结句云‘但看六月中，六畜一齐哭’。是年大水，孳畜无食，人皆杀而食之。庚申岁云‘庚申多鬼哭’，是岁多怪事，如龙潭疗病妇人变牛之类”，展现出民生之凋敝艰苦。洪武刑罚之残酷，也借私家文献得窥一二。杨宪作罪，“锁置天界寺前，沿身刺‘奸党杨希武’。剥皮作交床，置省、府、台堂，令后人坐之，以示警戒。连坐者五百余人”；毛骧犯法，“以骧之胁、背刺‘奸党毛骧’四字，剥皮贮草，置于都府堂上，以警后来，刳心肺示众。其妻子皆斩之”。
最宝贵的是，私家文献保存了洪武时期政治清洗的细节。洪武十三年（1380年），胡惟庸以擅权坏法，被诛于玄津桥，“掘坑丈余，埋其尸。次日，复出之，支解于市，纵犬食之。录其家资，以妻子分配军士，子弟悉斩之。连及内外文武官员数万人”，又以“应天府所属上元、江宁二县之民与胡惟庸为党，将男妇长幼悉屠之”。至如李善长、冯胜、傅友德、蓝玉、廖永忠、唐胜宗、陆仲亨之被杀，皆有载录。
三、两种论述模式之影响
明朝建立后，朱元璋坚持非猛不可的治国原则，天下士民动辄惨遭诛戮，朝不保夕。惠帝继位，始以宽仁治世，不过四年便被朱棣篡夺。朱棣即位后，极力神化朱元璋治绩，其“神化乃父的本质即是神化自己”，以在天下士民中树立自身正统地位。是以就发达程度而言，明初官修开国史远超私修。顾炎武认为“国初人朴厚，不敢言朝廷事，而史学因以废失”。事实上，与其说质朴醇厚，毋宁说是严酷政治环境所导致的噤若寒蝉和情非得已。尽管如此，刘辰、俞本等人还是创作出多部史学作品，形成了私家论述。两种论述模式共同构成明初的开国史撰述，并在明代史学史上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其一，官史彰显开国正大，私史载录隐没秘辛，二者形成明显反差，使得开国史扑朔迷离，难于查考。官史一味吹捧不足全信，私史夸张书写亦不能轻易采信。王世贞说野史“挟隙而多诬”“轻听而多舛”“好怪而多诞”，喻应益讲“三代而后，国家之盛、是非之明，未有隆比我明者，故野史之繁亦未有多于今日者。然见闻或失之疏，体裁或失之偏，纪载或失之略，如椽阙焉”。野史兴盛固然提供了更多史料，但也导致史料泥沙俱下、真伪难辨。诚如李新峰所论，“与出自官方的单调乏味、为尊者讳的记载相比，野史可以广收博采、秉笔直书，但往往难免传闻失实、掺杂私意的诬妄之病”。
俞本、刘辰虽记录诸多开国秘史，但他们名位不彰，一些记录只是据流言而书，即便亲眼所见之事，受限于身份，也无法窥及全貌，所见亦未必完全是实情。而如陶宗仪、叶子奇等人，他们怀恋故元，对新朝有颇多不满之处，未必能忠实记载开国史事。 要之，私家文献作者大多官卑职小，且身为朱元璋屠刀下的幸存者，所记史事不免轻听而多舛、好怪而多诞。官私史学叙事的差异，要求我们开发更多同时代文献，作为旁证。在阅读《明太祖实录》时，徐乾学发现“成祖为亲隐讳，故于重修时尽去之，其实太祖御制诰令文集未尝讳也”。如《明太祖实录》称永嘉侯朱亮祖镇守广东肆行不法，病死后，朱元璋御制圹志，葬以侯礼，又称其子朱暹亦先病亡。朱元璋御制《永嘉侯朱亮祖圹志》则称“一时朕怒而鞭之，不期父子俱亡”。可见朱亮祖父子并非自然死亡，而是被鞭挞致死。《纪事录》载元璋克陈理后“纳友谅次妃为姬”。此事在官修文献中无可稽考。元璋亲制《御制大诰·谕官无作非为》有“惟亲下武昌，怒陈友谅擅以兵入境，既破武昌，故有伊妾而归”一句，遂可证《纪事录》所言不虚。
其二，为晚明开国史考证热潮兴起提供了契机。明中后期国势日衰，士人追忆太祖开国之盛。成化以后，《平吴录》等短篇开国史问世。正嘉间，黄金著《皇明开国功臣录》，吴朴著《龙飞纪略》，开国史再编纂成为热潮。此后，王世贞作《史乘考误》，钱谦益撰《国初群雄事略》《开国功臣事略》《太祖实录辨证》，揭开了晚明开国史考证热潮。他们往往利用官私史书互相比勘，并搜集洪武时期原始文献作为旁证，考辨开国史事。钱谦益称于修《神宗实录》时得阅太祖手诏、《奸党》《逆臣》四录等文献，由此，“国史之脱误、野史之舛谬，一一可据以是证”。以王、钱二氏为代表的史家，极为关注开国史事，固然受个人学术趣味与时代导向影响，但明初开国文献叙述之矛盾离奇，亦为其考辨开国史的重要契机。
其三，推动了开国史事的传说化。两种叙述模式使得追求真实开国历史困难重重，私修史书很难得到官修史书佐证。私史叙述灵活，情节离奇，更容易印刻到世人头脑中，官私间的对比进一步强化了这种印刻。借此东风，私史也被后人进一步发挥，衍生出更多历史故事，不免使“巷语街谈，山言海说之流，一时充肆”大江南北，愈传愈神，愈传愈奇。开国史事不断被重新建构，若干历史情节在国初史书中无只字记载，却在明中后期粉墨登场，为猎奇文人记录在案。徐祯卿《翦胜野闻》载“太祖视朝，若举带当胸，则是日诛夷盖寡。若按而下之，则倾朝无人色矣”，及徐达追元顺帝将及却突然班师等故事，皆查无实据，被清人批判“书中所纪，亦往往不经”，归于小说家言。王文禄《龙兴慈记》载朱元璋曾赐无嗣的常遇春宫女二名，然遇春妻悍妒，断宫女之手，元璋获知后，“命力士肢解其妻，分赐功臣，上写曰‘悍妇之肉’。开平回，不见其妻，惊成癫痫”。遇春在洪武二年（1369年）北征时卒于柳河川，何来惊成癫痫之说？纵不论此，其妻蓝氏也生子三人，长子常茂袭国公爵位，何来无嗣之说？王文禄所记，不过是幼时听闻的“开国遗事”，与真实开国历史相去甚远。张岱认为国史失诬、家史失谀、野史失臆导致有明一代“二百八十二年总成一诬妄之世界”。于明初开国史而言，官私史书叙事的反差推动了明中后期开国史的传说化，这些传说与真实开国历史渐行渐远，开国不断被出于种种目的的后人再建构，愈发成为一个“诬妄”的时代。
清代四库馆臣论明代官私史学曰： “明自永乐间改修《太祖实录》，诬妄尤甚，其后累朝所修实录类皆阙漏疏芜。而民间野史竞出，又多凭私心好恶，诞妄失伦。史愈繁而是非同异之迹愈颠倒而失其实。”此语恰如其分地指出了官私史学各自“失职”的严重影响。
结语
乔治忠先生将中国史学史视作“官方史学与私家史学互动互补、互为消长的发展过程”。官私史学的互动是中国古代史学的主要特征。有明一代，常被认为是私家修史的鼎盛期，然明初之修史却为官方垄断，私史寥寥可数。
为了论证王朝交替并维系朱氏江山，官方史家强调明之开国乃天命，极力神化朱元璋君臣，贬斥元末群雄，塑造洪武时期黎庶安康的景象，凡与此不协调的史事皆被隐而不书，体现出明显“颂圣”色彩。私修史书，虽在体量、史料占有方面难与官修抗衡，却揭橥了大量隐没史事，无形中消解着官方话语体系，体现出“发隐”色彩。然而，由于明初开国史史料较少，以及官私史学各自弊病，开国史依然扑朔迷离。这种扑朔迷离激发了后世史家研究开国史的兴趣，明中晚期研究热潮正与之有直接关系。另一方面，差异显著的官私话语体系推动了开国史事的传说化，开国史被后人出于种种目的反复建构，建构的历史故事又与真实历史相去甚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