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女人认为自己是行星

除了零星被引进国内的作品，我们很少能有机会看到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女性科幻小说。这一时期恰逢第二波女性主义运动兴起，其对科幻小说领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作家们开始从女性经验出发写作，她们谈论女性困境，打破二元对立的性别秩序，在试图解构父权制压迫的生活的同时开辟一条新的道路，重构社会关系。《一个女人认为自己是行星》的出版，使我们能够一窥在男性主导的科幻生态下的一种全新的叙事。 科幻写作是对当下的反思和对未来的畅想，它理应是一种包含全人类经验在内的思想实验，然而被视作“他者”的女性的生命经验在男性的笔下总是以“边缘化”的形式出现。我们需要女性科幻，我们需要看看英雄主义叙事的另一面里那些被遗弃的女巫、烧伤的孩子、残障人士和被夺去魔法的普通人的生活。正如勒古恩所言：“如果我没有从自己身为女人的经验中学习如何写作，我可能就停止写作了。” **只要母亲还和我们一起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伊夫堡就是为她而不是为我们设计的** 《鲨鱼岛的母亲们》和《她们母亲的眼泪：第四封信》都讲述了“母亲”这一身份对个人的禁锢。一群母亲被关押在由高耸的围墙、悬崖峭壁和海中游弋的鲨鱼所包围的永恒监狱之中，一旦入狱便永无出狱之日。虽然我不是一位母亲，但是在愈发理解自己母亲的道路上，我渐渐与她共享了同一种感知，一种我们互为彼此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通感。“为什么我为子女们付出了这么多，他们却把我们送来此地？”除了被子女们押送至此的母亲，还有一些人则是因为不堪忍受家庭的冷漠和暴力奋起反抗后惨遭逮捕。归根结底，鲨鱼岛是终身监禁犯的归宿，母亲的身份也是。 从成为母亲时就需要承受的道德评判、繁重的家务、外界的注视、缺位的丈夫以及不得不让渡的隐私权，到衰老后的无人在意和关心，“母职”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就是一座以爱为名的监狱。母亲和女儿的身份转换又是牢笼里永无止尽的轮回关系。“是当母亲让你发疯的吗？”女儿问母亲。一个女儿总会经历对母亲的不解、憎恨、蔑视，到理解、心痛、心疼。或许女儿们也带着同样充满爱与恐惧的眼神，看着未来的自己走向鲨鱼岛。 女儿们到最后才明白，“只要母亲还和我们一起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伊夫堡就是为她而不是为我们设计的。”这只不过是时间问题罢了。 作家们从女性的身体经验出发，描述女性的生育恐惧、身体疼痛，和因为“母职”而不断消失的自我。“母亲”不再是一个具体的人，而是被庞大的父权机器所异化的符号。“母亲是什么？”《她们母亲的眼泪: 第四封信》里的“怪物”说道：“她是万物本源，而非一个‘人’。这里没有‘我’......你以为这间屋子里全是我？我是一个巨大的无底洞，城市从洞中生长。我是每个人必经的道路，我是那咸涩的海，每个人都从中诞生，无助、潮湿、皱缩。”这个庞大臃肿、不成形态的“母亲”像是一台肿胀的机器，她被压榨，被遗弃，她是孕育一切的圣洁女王，却从来不是她自己。 **成为一株植物，一颗行星，或者一只野兽** 世界不停墒增，我们却试图后退，退回与土壤、自然和内在相连接的地方。在这个到处充斥着达尔文主义、弱肉强食和强者文化的喧嚣世界里，或许我们还可以想象另一种“以静制动”的存在形式——成为一株植物或是一颗行星，拒绝压迫和异化。 “通过保持静止和退缩，人会感觉自己成为世界中心，一切运动之源。静为动源，她决定沉默，在沉默中，让世界复活。”在《一个女人认为自己是行星》和《植物之眠》中，无论是成为行星或是植物，都是一种对父权制剥削下的苦闷生活的反抗，这是一种自主选择的自由，如同《地海传奇》里的恬娜，勒古恩曾在接受采访时说：“恬娜的选择是一种母性的方式，不再像苹果，而是像苹果树一样思考。”成为一颗行星，生命自她的体内诞生，再也没有任何一种单调、繁琐的日常能够束缚住她，她会回归宇宙之源。 同样是描述原始、野性的存在形式，《杰斯特拉》却先将故事包裹以“浪漫泡泡”，再在结尾戳破它的伪装。以狼的形态出现时，她叫作杰西，以人类女性出现时，她叫作斯特拉。“当你是斯特拉的时候，你是一位好妻子，做饭、打扫、购物、阅读杂志、学习英语，但是不能去上学或工作，因为满月化身为狼的那几天困住了你。”真的是这样的吗？丈夫扭曲事实和认知让她自然地相信是她的本性困住了她，然而，正是这些规训才锻造了束缚住她的牢笼。男人们最擅长的不就是将困境包装成正常生活的蓝本，好让女人们落入他们设好的陷阱之中吗？ 《杰斯特拉》中最让人动容的一句话是：“你最享受的时光，就是作为人类在花园里劳作，作为野兽在森林中奔跑，这两种状态都和土壤不无关系。”我们与土地的连结比我们想象得要更加紧密，它是霸权、暴力和剥削之外的存在体系。一切顺其自然，一切潮涨潮落，一切直抵我们的内心，它是我们的归处。 **只有那些未曾被记住的东西才不会消逝** 言论自由、自我审查、社交媒体禁言、公权对于集体记忆的篡改和对少数群体的迫害等议题，在作家们的笔下也十分具有当代性。《玛格丽特·A.被剥夺的话语》中描述了一个其文字和语言都极具危险性的女人接受记者采访的故事。她的言语究竟为何被认定为有罪我们不得而知，但是这与当代社会中无处不在的审查和禁言机制如出一辙。玛格丽特·A.可以是我们之中的任何一个人，当政府想要控制言论，控制思想，任何人都能成为活靶子。诚如作者所言：“我们都以政府所提供的语境作为界定‘客观性’与‘职业操守’的标准，任何试图考察这些语境之外的事实的行为，都被视作为一种颠覆。这种政府的语境抹除事实，限制自由，禁锢言论。” 在《雷纳的七次消逝》中，同样是面对集权政府的审查和迫害，由于“我”没有提供过真名，这些暴力的代言人无法通过名字找到“我”，“我”成为了一个历史的幽灵。但是“我”没有随着时间消逝，而是成为了真相的见证者、守陵人。“只有那些未曾被记住的东西才不会消逝。”那些被剥夺了话语权的人们，被放逐于主流叙事之外的少数群体们，在公权机器试图抹杀公共记忆和历史真相的同时，他们也会以另一种形态存在于一代又一代的革命者之中。被遗忘的人不曾消失，这是非常酷儿的叙事。 对于少数群体、边缘群体的处境，巴特勒在《黄昏、清晨、黑夜》的后记里也提到：“......人们提问的时候，往往关注的是谁拥有的最多、最优、最令人向往的特质？谁又拥有最少、最不受欢迎、最不该拥有的缺陷？基因学就像是一场桌面游戏——更糟的是，它常被用作社会达尔文主义周期复兴的借口。”这篇故事像是对少数群体的隐喻，这些被优胜劣汰机制淘汰的人、特殊疾病患者、残障人士，他们在社会的边缘争取平等的权利，可是社会却常以沉默回应。 **我们何时能从“吃脸大赛”中退赛** 《我的法兰绒衬裤》里，卡林顿这样描述在被规训的审美标准下人类互相蚕食的状态：“我走进雾里，戴上我的脸......我带着可怖的笑容重返那一张张人脸构成的丛林，每一张脸都贪得无厌地试图吞噬彼此......这些脸下方的身体，仅仅是脸的压载物......这些身体长年处于痛苦与哀求之中，却一直被忽视，仅仅被用作脸的移动工具。”在“美”的规训下，我们很难关注自己身体的舒适程度。社会规范教导我们要时刻展现自己最优的一面。这套审美标准是谁制定的？谁又是获益者？我们何时才能真正地摒弃社会既定的秩序，从“吃脸大赛”中退赛？ 对于女性困境的描述在《完美的已婚女人》和《玻璃瓶把戏》之中也十分有趣和血浆。《完美的已婚女人》描述了一位能够穿越任意门的家庭妇女，在繁复单调的日常生活之外，可以进入任意一扇门进行冒险（甚至是杀死男人）的故事。然而，即使是对门的另一边的冒险生活进行再丰富的想象，也无法消解门这一边的现实生活所带来的苦痛，“这些被关得严严实实的门的背后，那里发生的事情远没有我们在这头经历得糟糕，你肯定再明白不过了。”作者调侃地说道。在《玻璃瓶把戏》里，作者提出想要让鸡蛋逃脱窄身瓶，唯一的办法只能摔碎瓶子。想要改变现状，只能先改变自己。碧翠丝释放了被丈夫杀害的前妻们的亡魂，携手让男人得到了报应。 《螺旋蝇之灭》和《恐惧》则分别描述了一个“猎杀女人以获得集体认同感”和“女人不准踏足”的社会，性别、安全和暴力之间只是一线之隔。《恐惧》中的主人公问父亲过去的世界和现在有什么不一样，父亲回答：“其实没那么不一样，一直都是男性掌权，有人说不是，可实权都在他们手里，顶多施舍一点给女人，就是这么回事，现在我们连装都不装了。”父权制的压迫不是消失了，而是隐藏得更好了。《福尔里弗斧头杀人案》重写了震惊世界的利兹·波顿斧头谋杀案，将利兹谋杀的动机藏在文本中那乌烟瘴气的工业革命下的街道里；藏在被资本主义异化的身体里；藏在被不断提醒的“次等”命运的褶皱里；藏在父亲和继母狭窄又逼仄的房屋里。谁说淑女们的双手不能沾染上世界的尘土，她脱下手套亲手用斧头将这个社会凿出一道豁口。 **停一停吧，你如此美丽！** 作家们在描述受到父权制社会压迫的生活的同时通常会提出另一条全新的社会体系。科幻本身理应是从全人类的经验出发，对性别关系、社会关系和世界形态进行可能性的想象，但是在男性主导的科幻体系里，对未来世界的畅想常常只停留在科技层面，其内核依旧是“人类中心主义”的意识形态，阶级差异、性别对立依旧大行其道。而女性主义恒常要挑战的议题之一就是打破这种永恒不变两性观念和社会建构，批判现有的社会秩序，重新思考传统的繁衍与婚姻模式，试图建立一个多元成家或集体抚育的社会。我们已经看过了许多女性科幻作家对于未来乌托邦的畅想，比如金草叶的《地球尽头的温室》，勒古恩的《黑暗的左手》等等，她们都向我们展示了一个更加多元的未来社会。男性笔下的英雄主义情结在勒古恩的《向南》里也被消解，“英雄主义的背面常常是相当可悲的，女人和仆人对此深有体会...真正宏大的是天空、大地、海洋和灵魂。”然而自大的人类却想处处留痕，处处“争第一”。 《语法学家的五个女儿》描述一种新型的帝国形式，女儿们接受母亲的宝贵财富（名词、动词、形容词、介词、副词），塑造出不同的世界，而这个世界里“协作”和“同在”是最重要的事情。协作，即通过协商和交易的方式稳固帝国的根基，而非通过战争和暴力；同在，即在消除阶级差异后人人平等的愿景。这样的世界坚实、强大、精妙、富有活力且井然有序。 《无脊椎动物的爱与性》里对“人类是进化论的终点”和“人类中心主义”也进行了调侃。“讲到‘智人’的时候，她便停下来，然后以此作结。在她眼里，我们就是最后的定论，是进化的顶点，是队列的终点，我确信，假如恐龙会思考，它们也会有同样的想法，还有什么能胜过坚硬的甲壳和带刺的尾巴？”人类的时代已然结束，而后续还会有不同的生命形态出现在地球上（比如文章里的硅基生命）。在《改变来临时》，作者也畅想了一种女性乌托邦，在入侵怀乐薇星球的男人们还在惋惜这里的女人不过是“半个物种”的时候，她们已经开辟出了一种新型复杂的社会关系。但是男人们的到来意味着幸福平静的母系社会的终结，男人们会利用武器和暴力掠夺一切。作者最后引用浮士德的“停一停吧，你如此美丽！”也是为这一美好乌托邦幻想的破灭而感到惋惜吧。对于性别二元对立的反思也体现在对“雌雄同体”生命形式的想象上。如果性别二元论是诸多矛盾的源头，那么它消解会让世界更加和谐吗？《然后，莎乐美起舞》讲述了一个雌雄同体的舞蹈演员的故事。两性既不对立，也不分离，它们的合二为一让生命趋于完整。 结尾处，我想引用勒古恩在《向南》里的讲述：“我的罗西塔和胡安尼托小时候听我讲过很多故事，关于那只可怕的狗和它的嚎叫，关于透明的牛群和隐形的牧人，关于一条名叫“南丁格尔”的8000英尺高的冰河，还有表姨胡安娜如何在世界的底部，在七个太阳的照耀下喝了一杯热茶，以及其他童话般的故事。” 希望我们能继续大声地讲出我们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