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邱奎：成都龚向农先生《经学通论》蠡述
摘要：《经学通论》是民国时期四川学者龚道耕所撰的经学概述著作,论述了经书概况、经学流变、治经门径等问题。龚氏治经主要沿袭乾嘉学风,复不持汉宋、今古门户之见,取径平正,故该书以乾嘉考据之学为根本学术宗尚,长于守成,但在经学史分期和今古学区别两大问题上独具卓识,使该书既是一部严谨通达的经学入门著作,又是一部颇有创见的经学研究专著,至今仍有其价值。
关键词：经学;龚道耕;经学通论;蜀学 作者简介：邱奎，文學博士，西華師範大學文學院副教授，研究方向為先秦文學與文獻。 文章来源：古籍整理研究学刊 . 2013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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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道耕,字向农,四川成都人。生于清光绪二年(1876),光绪二十六年(1901)中举,授内阁中书,然宦情淡泊,不久去职还乡,此后终身在蜀从事文教学术事业。曾任教于成都高等师范学校、四川大学诸校,民国三十年(1941)卒。著有《经学通论》四卷,林思进《经学通论序》称该书刻印缘由曰:“而相农以经教授吾蜀高等师范者十年矣,其搘柱飙狂涛骇中最久,于是有经学通论之作。诸弟子著录者,亦并服膺师说,惟恐或失,请于君,得印行之。”①序署“丙寅二月”,时在1926年。“吾蜀高等师范”即成都高等师范学校,该校始建于1916年,龚氏于是年起任该校教职,至林序作时恰十年,由此可知其书是在多年教授经学所编讲义的基础上撰成,肇始于1916年前后,至1926年付梓,历时十年。该书的版本,除初刊本外,另有成都维新书书局己巳(1929)重印本、成都薛崇礼堂丁亥(1947)刻本等,此外尚有《民国时期经学丛书》第二辑影印薛崇礼堂本及李冬梅选编《龚道耕儒学论集》中的点校本。诸本中以薛崇礼堂刻本及其影印本最善,盖此本经龚氏弟子徐仁甫校订,讹误最少。《龚道耕儒学论集》本据维新书局本整理,底本不善,但较易搜求。
《经学通论》全书4卷,近五万字。卷1《群经名义》,分“总释经名”、“周易”、“尚书”、“诗”、“礼”、“春秋”、“后世七经九经十三经之名”七节,先解释何为“经”,后释各经立名之义。卷2《群经篇目》,分“周易篇目”、“尚书篇目”、“诗经篇目”、“礼经篇目”、“礼记篇目”、“周官礼篇目”、“春秋篇目”、“孝经篇目”、“论语篇目”、“孟子篇目”、“尔雅篇目”十一节,介绍了“十三经”中各书古今篇目次第之分合改易。卷3《经学沿革略说》,分“经学始于孔子”、“晚周秦代经学”、“汉初至元成时经学”、“哀平至后汉经学”、“郑氏经学”、“魏晋经学”、“南北朝经学”、“隋及唐初经学”、“中唐以后至北宋经学”、“南宋元明经学”、“明末清初经学”、“清乾嘉经学”、“道咸以后经学”十三节,述经学流变,相当于一部简明经学史。卷4《群经学说》,分“周易”、“尚书”、“诗”、“礼”、“春秋”五节,陈示经学名著名家,揭橥治经方法。全书较具系统地论述了经的定义、经书范围、经书篇目分合、经学传授流别等问题,并为研治经学提供了入门津途。 龚氏生前以经学擅名乡邦,《经学通论》为其所有著作中唯一的经学概论之书,惜流传早稀,学界关注亦少。今据其经学渊源,管窥蠡测,略为评介该书的学术成就,望能扶扬潜抑,于经学研习稍有裨益。
一、龚向农的治经路径
欲明《经学通论》大旨,需知作者的经学师承渊源和治经路数。龚向农生于书香世家,其父龚藩侯“世承儒业”,其母尝授之唐诗,其伯父也曾与之属对。②至其业师,龚师古《先祖父龚向农先生生平简述》记乃祖“幼年师事桐城方鹤斋先生,终身服膺。”①徐仁甫《振兴蜀学人才辈出的尊经书院》一文载:“杜嗣兰以温江教谕代尊经院长,成都龚道耕向农即其得意门生。”②可知龚氏尝从方旭、杜翰藩二师。方旭字鹤斋,祖籍安徽桐城,清道咸之际生于陕西,幼时随父入川,后入湖北荆州知府倪望江幕,掌文案,兼家塾师,得师事倪望江,博览群籍,兼习书画,光绪十一年(1885)中举,后历任蓬州(今四川蓬安县)知州、梁山(今重庆梁平县)县令、华阳(今属成都)县令、夔州(今重庆奉节县)知府等,抗战前逝世。方氏工古文辞,善诗书画,曾主修《蓬州志》,有《鹤斋诗存》、《鹤斋文存》行世。杜翰藩,字诗笠,四川万县(今重庆万州区)人,光绪十一年(1885)拔贡,沉酣经史百家,工诗,善书篆,有《笠庵诗集》等。曾协方旭创办夔州府中学堂,任温江(今成都市温江区)教谕十余年。光绪二十七年(1902)代尊经书院山长,后官江西宜黄知县,卒于任。③儒宦之家的熏沐功在初染,为其以后治学奠定了良好基础。但龚向农的先辈及业师中并无经学专家,其治经门径和经学造诣,主要是在自学中沿袭乾嘉门径而来。龚读籀《先王父向农府君学行述略》记其祖“年十四,已毕群经诸子,兼通乙部。尝读甘泉江藩《汉学师承记》,色然喜,因是颇明清儒汉学统系,自谓一生治经,根柢于此。”④一语道明龚向农经学的渊源。
在扎根于《汉学师承记》所揭示出的朴学道路同时,张之洞主蜀中学政时所倡学风也对龚向农影响甚大。张之洞于同治十二年(1873)至光绪二年(1876)任四川学政,其间作《輶轩语》、《书目答问》,建尊经书院,并撰《创建尊经书院记》为施教纲领,启导蜀士,化成实多。张氏在蜀所论治学大旨,以经史为治学根柢,且尤重经学,于治经又力主以小学为基。《创建尊经书院记》即言:“凡学之根柢,必在经史。读群书之根柢在通经,读史之根柢亦在通经,通经之根柢在通小学,此万古不废之理也。”⑤张之洞又主张治经以汉学始,如《创建尊经书院记》曰:“天下之人才出于学,学不得不先求诸经,治经之方不得不先求诸汉学,其势然,其序然也。”⑥但又力戒汉宋互诋,于《輶轩语》曰:“近代学人大率两途,好读书者宗汉学,讲治心者宗宋学。逐末忘源,遂相诟病,大为恶习。夫圣人之道,读书治心,宜无偏废,理取相资,诋諆求胜,未为通儒。甚者或言必许郑,或自命程朱。夷考其行,则号为汉学者不免为贪鄙邪刻之徒,号为宋学者徒便其庸劣狡诈之计。是则无论汉宋,虽学奚为。”⑦力戒汉宋妄争。张氏之论,皆发于蜀任,龚向农书香子弟,生长斯邑,自当知晓。如《经学通论》卷4云:“南皮张之洞尝谓三礼中《仪礼》最为易治。以其仅十七事,而文质语简,历代治之者少,异说无多故也。”⑧此文即出《輶轩语》,可见龚氏之于张文襄,确尝闻其论,观其书。
龚向农治经受陈澧的影响亦颇深。陈澧为清季汉宋调和论的集大成者,其学则以考据最受称道,这正与张之洞倡导的立足汉学不废宋学之风相符。《东塾读书记》为陈澧用意之作,龚向农在《经学通论》中对其多有依从,如其书卷4《群经学说》讲治经门径,于《周易》学说一节四千余字全节引自《东塾读书记》卷4。论《仪礼》学,复以陈兰甫所述为要领:“陈澧曰:‘昔人读《仪礼》之法,略有数端。一曰分节,二曰绘图,三曰释例。得其法,则通此经不难矣。’……陈氏所言三事,为通此经之关键。故因其说而申之。”⑨此出《东塾读书记》卷8。讲《春秋》之学又云:“善乎陈澧之言曰:‘左氏不通之说指为后人坿益,乃厚爱左氏,非攻击左氏也。’”⑩此出《东塾读书记》卷10。由以上多处《经学通论》在治学方法上对《东塾读书记》的援引和认同,可见龚向农对陈澧之服膺。
清道咸以后,今文学兴,汉学内复分今古之别。王闿运治今文经《公羊》,自光绪五年(1879)至十二年(1886)间两度入蜀任尊经书院山长,累计七年之久,传学于蜀,廖平张大其军,其势甚炽。向农不为所动。庞俊《记龚向农先生》云:“当是时,蜀人言经,必曰廖氏。游食之士,攀附光景,惟恐弗及,至有不读注疏,不知惠戴庄刘为何人,而日言“三科九旨”、“五际四始”,附会牵引,无所不蔇。先生故深耻之,益闭户自精,于廖说不为苟同。”11是龚氏并未追随在其乡邦盛行的今文学风。 龚向农经学根柢于乾嘉考据,又不树汉宋门党,是对宋学取包容之见的汉学家,而在汉学内部又未预于一时盛行蜀中的廖平之学的潮流。可以说,龚向农经学主要继承乾嘉学风,而不持汉宋、今古门户之见,取径平易。
二、《经学通论》的学术旨趣
龚向农治经循乾嘉学风入手,又不轻持门户之见,《经学通论》也因而呈现出以乾嘉汉学为主体的平正通达之风,约而言之,盖有三事: 其一,以乾嘉考据之学为本。龚师古《先祖父龚向农先生生平简述》记龚向农学问之途曰:“早年治小学考据,从事校辑。十七岁作《经典释文叙录集证》,其后著有《仓颉篇续补》、《字林重订补遗》。中年以后,多着力于经、史学,对晋隋以来史籍,用功不小,补校《旧唐书》,名曰《旧唐书札迻》。至于批校过的《水经注》及其它书籍,考证都非常详实,对脱漏错误的地方,订正得也很精确,令人信服。”①可见龚氏于校雠、小学等用力盖勤,观龚氏《唐写残本尚书释文考证》、《郑君年谱》等著作,也确可见此,故《经学通论》也对训诂校雠、考订注疏等乾嘉诸儒擅长之事颇为重视。如论治《尚书》曰:“说经必通训诂,此于诸经皆然。而在《尚书》则尤要。《史记》载《尚书》,多以训诂易经文,‘钦若昊天’为‘敬顺昊天’,‘庶绩咸熙’为‘众功皆兴’,皆以今语改古语。是汉代儒者治《尚书》之法皆以训诂为重,不通小学,不能治《尚书》也。”②这正是倡导先通训诂以治经的乾嘉学风。龚向农于名物制度和经典注疏亦有造诣,著有《补礼经宫室例》、《妇为舅姑服三年辨》等文考证礼制,晚年又拟撰《礼记》新疏,在《经学通论》中,龚氏谓为《礼记》作新疏乃“不朽之盛业,学者其有意乎。”③显然欲继成乾嘉遗绪。
其二,宗汉学而不废宋学。《经学通论》以乾嘉考据学为根本而又不废宋学的特色,通过对该书卷4《群经学说》所列经师、著作数目的统计颇可见之。因为该卷通过评介历代经学的高下得失,指示应当参稽的名家要著,以明治经途径,抑扬去取之间,最能体现龚氏治经宗趣,故据此卷核计最能见《经学通论》对宋元明清经学的不同重视程度。去其重复,该卷所举经师,宋43人,元5人,明7人,清85人;所举著述,宋29种,元6种,明6种,清83种。④虽统计中有因原书使用泛称概数而致的不准确性,但即便如此,仍可确认其所列经师、经注以清代最多,远超其他三代的总和,其次为宋,元明两代最少,大致可推见《经学通论》言治经最重清儒之成就,于宋代学者和著作亦较留意。 其三,不轻崇今文。晚清今文学兴起,治其学者多重视谶纬和《公羊》。《经学通论》不轻崇今文,故其书于谶纬无一语道及,盖深摒之。再者,《经学通论》之不轻崇今文更见于对《左传》的认同。清代今文学家于《春秋》学,多崇扬今文之《公羊》,而轻贬古文之《左传》,如刘逢禄《左氏春秋考证》即谓《左传》之正名乃《左氏春秋》,“春秋”者史之通名,则《左氏春秋》本非《春秋》之传,而《左传》中解经之语乃刘歆伪作羼入。龚氏雅不谓然,曰:“刘逢禄据太史公但称《左氏春秋》,因谓《春秋左氏传》为东汉后以讹传讹之名。不知左氏为《春秋》作传而名之曰《左氏春秋》,犹之《诗》称《鲁诗》、《齐诗》、《韩诗》、《毛诗》,《书》称《欧阳尚书》、大小《夏侯尚书》,《礼》称《大戴礼》、《小戴礼》,何独疑于左氏乎。”⑤是龚氏以为《左传》确为《春秋》之传,只不过其解《春秋》的方式是“讬经义于记事之中”⑥,而不似公穀二家详阐大义。今文家又认为,《左传》,解经之语少,且其中解经之语又多自违义例,说明《左氏》不传《春秋》,作伪之迹昭然。龚氏辨曰:“《左氏》以叙事为解经,故解经之语甚少。且解经之语或转有出于后人坿益者。”⑦而这种“后人坿益”只是传习《左传》之学者所为:“盖《左氏》初出,学者见其解经者少,与二传绝异,遂以意坿益之,而不知其与《传》文谬戾也。”⑧龚氏认为,因《左传》本以记事解经,但习《左传》者见《公羊》《穀梁》阐释大义之学盛行,欲仿效之,乃增解经之语,唯增益不精,反出纰漏。故而今文家指为《左传》作伪痕迹之处实出于附益而并非《左传》的原貌,这不足以证明《左传》之伪,也不能证明《左传》不是《春秋》之传,它与《左传》本身的性质无关。不过,龚氏虽为《左传》辩,但仍承认《公羊》解经的长处,故云:“学《春秋》者,宜以《公羊》为本,而佐以《榖梁》、《左氏》。”⑨可见其不轻崇今文,却非一味排斥今文。 将龚向农《经学通论》以上三大旨趣与蜀中廖平之论比较,更能体现其特色。如廖平《经话》云:“国朝经学,喜言声音训诂,增华踵事,门户一新,固非宋明所及。然微言大义,犹尝未闻,嘉道诸君,虽云通博,观其共撰述,多近骨董,喜新好僻,凌割六经,存度铢量,自矜渊博,其实门内之观固犹未启也。”①廖平对声音训诂、名物考订之学不以为高,认为其未明大义,而龚向农《经学通论》基本上是遵循了乾嘉学的路数,此不同之一。《经话》中又说:“治经如做酒,谷米曲药,柴炭水火,汉学派也;抉取精华,尽弃糟粕,宋学派也。宋人鄙汉学为糟粕,然其造酿不从糟粕而出,明水涚齐,不堪尊罍,故治经始于繁难,终归简易,然其泓澈樽,莫不由糟粕而来。此汉宋之兼长也。治经当遵此法,不纯乎汉,亦不流于宋。沧州酿法,其传固在人间也。”②可见廖平所主汉宋调和实质是谓治经亦当如酿酒之化谷物为醇醪,即由名物训诂进而得出精义。但龚向农《经学通论》之不废宋学却是讲宋人之亦有考经解经之学,是肯定并吸纳宋人的考据成就,此不同之二。廖平又云:“纬书,经之衡线也。假梭而穿插于经线者也。孔子既著《春秋》、《孝经》,学者以经中制度记之以名“纬”。谓辅经而行者。其于载籍,似《王制》,似《仪礼》记文。微言要义,非此不传。盖汉以前说经要籍也。”③廖平重视谶纬,龚向农摒弃谶纬,此不同之三。 以乾嘉考据实学为根本,从汉学立场兼采宋儒之考证,对今文学持审慎的态度,这是《经学通论》的总体学术特色。这非该书所独创,而是乾嘉经学的主流的延续。然而在晚清提倡微言大义、经世致用的今文学风靡之后,处于廖平学说盛行的蜀中,依然固守旧轨,复不受新学腾涌的时风影响,这难免于开创新风和发明经义上略显不足,但同时正展示该书出对学术旧统的执着。
三、《经学通论》的学术创获
龚向农《经学通论》博观精审,不乏新解。其最具特识之处在于对经学史的分期和对今古文的区别,这正是该书最大学术创获所在。 其一,对经学史分期判断精当。对经学史的不同分期方式,体现出不同经学家对各时期经学特质的认识和对经学流变之迹的体认。《经学通论》卷3《经学沿革略说》中对经学史所分十三期,初看其各节名目,甚或有零乱之嫌,但若细细体会,不难发现龚氏对经学史的分期注重不同时代经学自身学脉渊源,作出了符合经学发展轨迹的细致描述:孔子时代,儒家成为一个学派,经学初始。孔门弟子及其后学之传经即七十子经学时代,儒家作为诸子百家之一,经学亦未与政权密附,自由传习。西汉初期至后期,官吏选用上的独尊儒术和文化制度上的今文博士官之确立,使得经学制度化,而今文经学成为显流。西汉末期至东汉,今文学衰颓,古文学勃兴。东汉末,郑玄之学盛行,今古文经学融合。魏晋时代,经学上郑学与王学相争,何晏、王弼等又杂老庄以变汉注,汉代经学家法师法沦替。南北朝时期,政权分离使经学大致具有南北不同的特征,而经学著作的主流由汉魏注解之学演变为义疏之学。隋及唐初,疆域统一从政治上结束了经学南北分传的局面,《五经定本》和《五经正义》的修订从经文和经疏两方面完成了对南北朝四百年经学的总结。中唐以后至北宋,以对《五经正义》敕定的汉魏六朝旧说的怀疑为终始,是汉唐经学旧观开始变革的时期。南宋至元明,理学、心学兴盛,传统注疏学衰废。明末清初,汉唐经学复兴。清乾嘉时代,为讲求声音训诂名物典章的考据学的全盛时期。道光咸丰以下的晚清,则是考据学渐衰而汉宋分争、调停,继而今文经学兴盛之时。与时代相近的皮锡瑞《经学历史》和刘师培《经学教科书》相较,这一划分尤显细致,对朝代的突破也更为明显。这种分期法完全以经学自身之演变为据,合理地勾勒出历代经学沿革之势,置于诸家经学史论述之中,亦未易泯忽其识断。
其二,对今古文区别见解独到。近世论经区分今古,以廖平《今古学考》为巨擘。廖平认为今古文经学之别重在制度,不在文字。《经学通论》论汉代今古学,引述廖平的观点云:“由哀平以后至后汉之末,二百年中,经学之争议,则今古文是也。今文之名,始于后汉;古文之名,始于西京之季。两家不特篇章文字互有不同,即言义理典制者亦绝异”,④但在接下来的分析中,龚氏却与廖平不同。龚氏分析今古之(别,先论其名始自何时,将经学上纷繁复杂的争议置于历史起点来考察,继而据《汉书》、《后汉书》等记载梳理出今古学构争之始、古文与今文并得盛行、今古文相争之极三个不同时期。⑤至于其得出的结论,龚氏云:“今古学家,其不同者有五。”一是“今文明大义,古文重训诂”;二是“今文多专经,古文多兼经”;三是“是今文守章句,古文富著述”;四是“今文多墨守,古文多兼通”;五是“今文多朴学之儒,古文多渊雅之士”。⑥此论在方法上重在以今古文经学的学派传承和纷争的史事为据,而不是从经书中考见的不同制度为据,故其所见不止于今古文“经”的制度之差,更系今古文经学“家”的学术风貌之异。此说之长,在于将今古学论争复原于历史,将经说的分歧归融于学派,不局限于经本、经说的差异对比,而以溯源别流的史家眼光,从今古学派形成、发展的根本立说。既然今古学在汉代的纷争是由无到有、由微至剧的,而古文家也多兼通今文经,则《经学通论》对于今古学的分析,无形中消弭了势若泾渭的今古文经之争。
经学史的分期和今古学的区别至今仍是经学研究中尚在不断深入探讨的话题,姑不论龚氏《经学通论》所言是否尽得其蕴,至少其方法颇可参考,仅以此而论,该书在经学研究史中即自应占一席之地。
余论
《经学通论》是龚向农在主讲经学课程的讲义基础上所作,龚氏的学术渊源、治学宗尚以及概论类著作的体例决定了该书总体上呈现出通达平正的特点,是一部完整严谨的经学概述。同时,该书也具有经学研究专著的性质,在经学史的分期和今古文的区别问题上尤具卓识。综观其书,可当内容完备、体例恰当、立论矜慎、平正通达之评。至其语言的整饬雅正,则更其余事。 该书以区区四卷五万字包含了初学入门至研究经学所需的诸端引导,与皮锡瑞《经学历史》、《经学通论》相比,其长在简约,且无偏主一家之弊;与刘师培《经学教科书》相比,其长在于内容的完整。而该书的根本宗旨在于为从传统经学研治之道入手的初学者提供途径,这种“研究”,与周予同等所言的研究经学是为“给他以过去的学术史上的地位,使它不要在中国前进的大道上变为障碍物”,并宣言“经学,我在高唱着他的輓歌呢!”①是完全大相径庭的。但龚氏“不乐自见,韫椟而藏”,②“以表襮邀时誉为耻”,③加之蜀中的闭塞,故此书并未进入主流学术视野,之后世运时风的转移,复使其堙没不闻。然鄙意以为,在经学传承历经沉寂衰歇之余,重拾此类一度晦而不彰的旧作,既为今日治经之助,也可由此一瞻前辈学风,故不揣浅陋,为陈崖略。 当然,该书问世于八九十年前,总体上又偏于守成,典雅的文言和平实的观点,使该书长于继往,稍逊开来,而概述的体例也制约了对若干问题的深入阐发。此类不足,存乎后学之审辨可矣。姜亮夫尝云:“余在先生门下日短,及与南北大儒奉手,而后乃渐知先生纯雅方正之学行。”④是否虚誉,观其书自有体会。
参考文献 [1]龚向农《经学通论》,《民国时期经学丛书》第2辑第1册影印民国二十六年成都薛崇礼堂刻本,台中文听阁图书有限公司,2008年,第2页。 [1]李冬梅编《龚道耕儒学论集》,四川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85页。 [2]四川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四文史资料选辑》第35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7页。按:徐文作“杜嗣兰”,疑为杜翰藩或字,待考。 [3]上述方旭、杜翰藩生平,参薛天沛《益州书画录》、《益州书画录续编》,林思进《华阳县志》、唐振常《四川的五老七贤》等。 [4]《龚道耕儒学论集》,第270页。 [5]张之洞著,苑书义编《张之洞全集》,河北人民出版社, 1998年,第10075页。 [6]《张之洞全集》,第10076页。 [7]《张之洞全集》,第9794页。 [8]《经学通论》,第144页。 [9]《经学通论》,第142-144页。 [10]《经学通论》,第172页。 [11]《龚道耕儒学论集》,第273页。 [1]《龚道耕儒学论集》,第285页。 [2]《经学通论》,第130页。 [3]《经学通论》,第147页。 [5]《经学通论》,第167-168页。 [6]《经学通论》,第168页。 [7]《经学通论》,第170页。 [8]《经学通论》,第172页。 [9]《经学通论》,第173页。 [1]廖平著,李耀仙编《廖平选集》,巴蜀书社,1998年,第401页。 [2]《廖平选集》,第402-401页。 [3]《廖平选集》,第523页。 [4]《经学通论》,第65页。 [5]参龚向农《经学通论》卷3“哀平至后汉经学”节。 [6]《经学通论》,第71-72页。 [1]周予同《怎样研究经学》,朱维铮编《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增订本)》,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634页。 [2]庞石帚《成都龚向农先生墓志铭》,《成都大学学报(社科版)》,1987年第4期,第60页。 [3]潘慈光《龚向农先生传》,《龚道耕儒学论集》,第282页。 [4]姜亮夫《姜亮夫全集·回忆录》,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312页。 注释 (1)龚向农《经学通论》，《民国时期经学丛书》第2辑第1册影印民国二十六年成都薛崇礼堂刻本，台中文听阁图书有限公司，2008年，第2页。 (2)据庞俊《记龚向农先生》、龚读籀《先王父向农府君学行述略》，二文皆为《龚道耕儒学论集》收录。 (1)李冬梅编《龚道耕儒学论集》，四川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85页。 (2)四川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35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7页。按：徐文作“杜嗣兰”，疑为杜翰藩或字，待考。 (3)上述方旭、杜翰藩生平，参薛天沛《益州书画录》、《益州书画录续编》，林思进《华阳县志》、唐振常《四川的五老七贤》等。 (4)《龚道耕儒学论集》，第270页。 (5)张之洞著，苑书义编《张之洞全集》，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0075页。 (6)《张之洞全集》，第10076页。 (7)《张之洞全集》，第9794页。 (8)《经学通论》，第144页。 (9)《经学通论》，第142-144页。 (10)《经学通论》，第172页。 (11)《龚道耕儒学论集》，第273页。 (1)《龚道耕儒学论集》，第285页。 (2)《经学通论》，第130页。 (3)《经学通论》，第147页。 (4)以上统计，有因原书行文特点所致不可确数者，如云“段玉裁、马瑞辰、胡承珙、陈奂，诸所著书”，仅能确数人*数，书名未言，故不计书之种数；又如“清代诸儒说《周官》者”为泛举；又如举《清经解》乃丛书，亦仅计为一种著作。另龚氏将顾炎武列为明人，今则计为清人。 (5)《经学通论》，第167-168页。 (6)《经学通论》，第168页。 (7)《经学通论》，第170页。 (8)《经学通论》，第172页。· (9)《经学通论》，第173页。 (1)廖平著，李耀仙编《廖平选集》，巴蜀书社，1998年,·第401页。 (2)《廖平选集》，第402-401页。‘ (3)《廖平选集》，第523页。 (4)《经学通论》，第65页。参龚向农《经学通论》卷3 “哀平至后汉经学”节。(I《经学通论》，第71-72页。' (1)烏予同《怎样研究经学》，朱维铮编《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订本)〉>，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634页。 (2)庞石成都龚向农先生墓志铭》，《成都为学学报（社科版)》，1987年第4期，第60页。 (3)潘慈光《龚向农先生传》，《龚道耕儒学论集》，第282页。 (4)姜亮夫《姜亮夫全集·回忆录》，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312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