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齐小刚：《饮冰室诗话》辑录考
摘要：《饮冰室诗话》因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多次出版而广为人知。然而《饮冰室诗话》的本来面目及辑录情况却鲜为人知。本文以《新民丛报》原刊为底本,以翔实的前人辑录文献为依据,对一百年来的辑录情况进行了系统考察。指出,一、某些影响较大的权威著作如《梁启超著述系年》及《清诗话考》中关于《诗话》的说明存在讹误。二、已有辑录文献均存在不同情状的问题:有的虽按《诗话》在《丛报》上的刊载顺序辑录,但辑录量太少;有的辑录量虽然较多,但存在不同程度的编排讹误;有的虽然收录了《诗话》的全部内容,但因所据底本原因未能纠正前人讹误。三、最为遗憾的是,至今为止大陆和台湾地区尚无一本内容完整且编排顺序与《诗话》在原刊上一致的单行本。文章指出并分析了上述诸多问题,提出重新辑录出版《诗话》单行本之必要。 基金：内江师范学院重点项目“《饮冰室诗话》辑录考”(14SA02)、内江师范学院教改项目“《文学概论》教改探索”(JG201330-256)阶段性成果;四川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重点项目“梁启超国家主义思想的文学实践”(15SA0077) 关键词：梁启超;《饮冰室诗话》;辑录考 作者简介：齐小刚,内江师范学院文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研究方向为中国近代文论、美学。
文章来源：文学研究 . 2016 ,2 (01)
《饮冰室诗话》(以下简称《诗话》)因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多次出版而广为人知。然而关于《诗话》的本来面目及辑录情况却鲜为人知。事实上,《诗话》诞生至今辑录工作一直延续,不过令人遗憾的是,不管是各种规模不等的梁氏“集子”对《诗话》的辑录,还是以单行本形式辑录的《诗话》均有问题。尤为遗憾的是,至今为止不管是大陆还是港台地区尚无一本内容完整且编排顺序与《诗话》在原刊《新民丛报》上一致的单行本。此外,某些比较权威的学术著作在述及《诗话》时存在不同程度的讹误。这些问题将在本文中得到澄清和解释。
一、《梁启超著述系年》及《清诗话考》之讹误
《诗话》陆续发表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二月十五日至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十月一日间的《新民丛报》(以下简称《丛报》)上。对于《诗话》在《丛报》上的刊载情况,较早进行统计的是李国俊先生,其《梁启超著述系年》指出《诗话》载于《丛报》“第4、9、11、12、14、15、18、19、21、24、26、28、29、38—43、46—51、53、55—74、77、85—90、92、95号”。①对于李先生的统计,笔者查证后发现有误——漏掉了《丛报》第78、80、82、84号上刊载《诗话》的事实。实际上,《丛报》刊载《诗话》的准确期号为第4、9、11、12、14、15、18、19、21、24、26、28、29、38—39合刊、40—41合刊、42—43合刊、46—48合刊、49、50、51、53、55、56、57、58、59、60、61、62、63、64、65、66、67、68、69、70、71、72、73、74、77、78、80、82、84、85、86、87、88、89、90、92、95号,共计54次。由于一般研究者不会查阅《丛报》原刊,另外即便想查也很难在同一图书馆找到《丛报》全号,加之李先生此著又具有权威性质,因此其结论被学界广泛认可,被不少专著或论文所引用,由此以讹传讹。 关于《诗话》的辑录情况,目前仅有蒋寅《清诗话考》有过简要统计。《清诗话考》泽惠学林颇多,其价值毋庸置疑,不过由于考察对象众多,故难以对每一对象进行精准说明,其对《诗话》的考证就存在如下问题。首先,提及的收录文献太少。事实上,收录《诗话》的集子很多,蒋先生只提及很少一部分,因而遗漏了很多收录了《诗话》且非常权威的集子。其次,所谓“饮冰室诗话五卷”,可能由于《清诗话考》体例和篇幅限制,不能就内容范围作出说明,从而容易造成读者的误解——认为被提及的文献完整辑录了《诗话》内容。实际上,不管是各种集子辑录的《诗话》还是单行本《诗话》,均有以“五卷”冠名者,而它们对《诗话》的辑录量不仅差异较大而且均无完整辑录者。第三,蒋先生所说的“宣统二年上海中华图书馆石印本”与“宣统二年上海书局石印本”②其实并非两个不同的版本,而是同一本子封面、封底不同的标注而已。宣统二年(1910年)由上海书局石印、中华图书馆印行的《饮冰室诗话》是《诗话》最早的单行本(以下简称“宣统本”)。“宣统本”封面右上角印“香山梁氏著”,居中印“饮冰室诗话”,左下角印“中华图书馆印行”。封底靠右印“宣统二年仲冬”,靠左印“上海书局石印”,两列文字并列居中竖排。因此,蒋先生所说的这两个版本实为同一本子上封面、封底的不同标注。对此,笔者已在国家图书馆和南京图书馆查证过。
二、各种“集子”对《诗话》的辑录情况及问题
所谓各种“集子”,指辑录梁氏著述的各种“文集”、“全编”、“类编”、“全集”、“合集”等。它们对《诗话》的辑录情况可分四类。 第一类:辑录“诗话”量较少,但辑录顺序与《丛报》刊载顺序一致者。此类集子最多,它们对“诗话”的辑录与编排遵循了“诗话”在《丛报》上的原貌,即所录“诗话”在编排上没有前后混乱的情况,这是其优点。问题在于,辑录量较少。因“辑录量”的差异,又分如下几种。
(一)仅辑录《诗话》前50则内容的“集子”。
最早的是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的《饮冰室文集》,由何擎一选编,上海广智书局校印。该文集总共16卷18册(前16册之后,加入《饮冰室文集》补遗一、补遗二两册)。该文集卷16(第16册)录有《诗话》,所收内容为该年《丛报》第4、9、11、12、14、15、18、19号上刊载的“诗话”。对应人们最熟悉的由舒芜校点、人民文学出版社多次出版的174则的《饮冰室诗话》(以下简称“舒芜本”),即其第1—50则。遗憾的是,此文集未能收录该年度《丛报》最后一期即第24号上的内容(即舒芜本第51—53则),因为此文集在十一月就已编订,故发行于十二月十五日的《丛报》24号上的“诗话”无法录入。尽管如此,此文集是最早辑录梁氏著述的集子,也是最早辑录《诗话》的集子,具有重要的文献学价值。与该文集几乎同时发行,且选编者和出版社也相同的,还有同年略后的18卷18册本的《饮冰室文集》,该文集是16卷18册本的修订本,它弥补了前者以“补遗一”、“补遗二”方式而形成的16卷18册的不美观的局限,不过所录内容没有变化。
(二)辑录《诗话》前53则(即舒芜本第1—53则)的“集子”。此类集子较多,它们辑录了壬寅年(1902年)《丛报》所刊“诗话”的全部内容。
1.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重订分类饮冰室文集全编》,上海广益书局石印线装本,是壬寅、癸卯(1902—1903年)的合刊本,共20卷20册,《诗话》收录于卷十五。有意思的是,该“全编”的辑录对象虽然包括壬寅、癸卯年间的其他文献,但“诗话”只辑录了1902年的内容。尽管如此,该本与何擎一选编的《饮冰室文集》相比,收齐了1902年的“诗话”,此其贡献。由于该编装订精美,故二三十年代仍有以同名翻刻者,只是出版社有变化,如1930年由上海会文堂书局印行的《重订分类饮冰室文集全编》20卷本即为其中之一,其卷十五所录“诗话”内容及排序与该本一致。 2. 民国十四年(1925年)《饮冰室全集》,陈益作序,上海大通书局印行,精装本20卷,分上下两厚册(同期发行的还有平装本10册),《诗话》录于卷十八。 3. 民国十五年(1926年)《饮冰室壬寅癸卯全集》,上海鸿章书局石印。该“全集”虽名“壬寅癸卯全集”,但卷十四所收《诗话》只包括壬寅年(1902年)而无癸卯年(1903年)。向前追溯,该“全集”可能极大地参考了1903年的《重订分类饮冰室文集全编》,因为前者正是梁氏壬寅、癸卯年(1902—1903年)文献的合刊本。 4. 民国十五年(1926年)《饮冰室全集》,上海会文堂书局印行,4册20卷,《诗话》录于第4册卷十五。该“全集”每页页边均标注“重订分类饮冰室文集全编”,其卷数、内容与1903年本《重订分类饮冰室文集全编》一致,因此该“全集”应是1903年版《重订分类饮冰室文集全编》的翻印,只是出版社变了。 5. 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订正分类饮冰室文集全编》,吴兴费有客校订,上海新民书局印行,20卷。《诗话》录于卷十五。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由周去病选编、上海广益书局发行的新版《订正分类饮冰室文集全编》与1933年版同名集子相比,在卷次划分和内容分类上均有调整,共4册4卷,不过卷四所录《诗话》与该本相同。 6. 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饮冰室全集》,沈元鼐校阅,赵双修、镕琴石序,上海文化书局发行,分上下2册,共20卷。《诗话》录于下册卷十四。该“全集”在命名、卷次安排等方面可能参考了民国十四年(1925年)上海大通书局印行的上下册精装本《饮冰室全集》。 7. 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饮冰室集》,上海中央书店印行,上下册,总计20卷(上册12卷,下册8卷),《诗话》录于下册卷十四。同年,该出版社出版的4册20卷本《饮冰室集》发行,其中卷十四(第三册)所录《诗话》内容与上下册本相同。 8. 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分类饮冰室文集》,大连图书馆供应社刊行,4册4卷,每册1卷,《诗话》录于第4册即卷四。 9. 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饮冰室文集》,上海大道书局印行,4册4卷,每册1卷,《诗话》录于第4册即卷四。
(三)辑录《诗话》前66则(即舒芜本第1—66则)的“集子”。
明治三十七年(1904年)日本刊印本《饮冰室文集类编》,夏河边半五郎编辑,帝国印刷株式会社(日本东京)出版,上下册精装铅印本。《诗话》收录于下册“韵文”类。内容为《丛报》第4、9、11、12、14、15、18、19、21、24、26、28、29号上的“诗话”,即舒芜本1—66则,其辑录量突破了此前各种梁氏“集子”所录,此其贡献。 第二类:辑录“诗话”量较多,但在编排上与原刊相比存在程度不等的混乱问题。此类集子与前述第一类相比,数量上略少但“诗话”辑录量相对较多,有如下数种。
1. 民国十五年(1926年)《乙丑重编饮冰室文集》(简称“乙丑本”),梁廷灿选编,中华书局出版。乙丑本80册、线装,印制精美。其中第79册全册刊载“诗话”,可惜仅录至1906年《丛报》第72号上的“诗话”。对应于“舒芜本”,该文集共收录“诗话”174则,即“舒芜本”的全部内容,其收录量在各种梁氏集子中是前无古人的。 不过,乙丑本对“诗话”的辑录存在明显的缺陷:第一,收录“诗话”虽然较多,但仍然不全,它没有收录1906年至1907年间《丛报》第73、74、77、78、80、82、84、85、86、87、88、89、90、92、95号上的“诗话”,未收“诗话”被后人辑录为30则(后面谈及)。第二,关于“诗话”的编排,尽管对《丛报》53号之前的内容严格遵循了原刊顺序,但53号之后55号至72号上的内容“乙丑本”在编排中却出现了较为混乱的情况。依据常理,53号之后的内容仍需按时间先后编排,而乙丑本自53号之后的实际排序却变为58、55、56、57、60、59、63、62、64、61、69、68、65、66、67、71、72、70号,与原刊相比,十分混乱。第三,如果说排序混乱只是调换了各号上“诗话”的顺序的话,那么更有割裂某一号中某些内容的现象,而割裂掉的内容又硬置于其他某个地方。比如《丛报》62号上的一则“诗话”就被割裂编排,原文献如下: 前号录悔晦钞寄绝句五章,题为谭浏阳作,出报后即有人以片邮来纠正者。曰乃龚定广诗也。捡之良信。吾初读此诗,已觉其似曾相识,但以为或从他处曾见浏阳作。不意乃十五年前旧雨之定广也。东坡诗云:“山灯欲暗饥鼠出,夜雨忽来修竹鸣。知是何人旧诗句,也应知我此时情。”古人亦往往如是,不得以诮寄者也。顾余之健忘,良自失耳。乃为两绝以解嘲。“宣圣低眉弥勒笑(昔传试官笑柄有云:佛肸乃西土经文宣圣低眉弥勒笑),一重公案太空疏。版权所有分明甚,字出南华非僻书。”“蝶周交梦谁为是,王谢争墩乃尔奇。息壤飘零君莫问,今番复位定广诗。”(定庵有《飘零行》云:“臣将请帝之息壤,惭愧飘零未有期。万一飘零文字海,他生复位定广诗。”)① 乙丑本在收录《丛报》62号上的“诗话”时割裂了上述内容,后将其编排于《丛报》61号和69号的“诗话”之间,这种编排的确匪夷所思,应为粗心大意所致。尽管乙丑本的编辑者是梁启超的侄儿,而且在策划上征得了梁氏同意,但是只要比照《丛报》原刊,就能发现上述讹误。 至于上述讹误何以未被后人发现,笔者认为可能的原因较多。一是与“诗话”体例有关。“诗话”是一种较为随意的论诗方式,《丛报》同一号中,可以出现不同论者的不同话题,这样乙丑本在辑录时即便号与号之间排序混乱,也难以被人觉察。第二,由于“诗话”间断刊载于《丛报》各号之中,一般研究者很难花时间去比照原刊,故讹误难以被发现。第三,乙丑本的选编者是梁氏侄儿,选编时又征求过梁氏意见,刊出后梁氏还亲自过目,加之装帧精美等因素使它成为后人研究梁氏的权威本子,所以研读者对其所录内容深信不疑。第四,虽然梁启超曾亲自过目,但百事缠身的他不可能对选刊内容进行校对,加之“诗话”只是该编的一小部分,其讹误自然难被觉察。此后但凡以乙丑本为底本而辑录的《诗话》均延续了上述讹误。
2. 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饮冰室合集》,林志钧选编,中华书局出版。分“文集”、“专集”两部分,共40册。“文集”16册,45卷;“专集”24册,104卷。《诗话》收录于“文集”之中。《合集》编选时既沿用了已有集子所录内容又加入诸多未印稿件,故已有的80册规模的乙丑本成为其重要底本。事实上,《合集》所收《诗话》与乙丑本不仅内容及排序相同,而且“讹误”也相同。可以断定,《合集》所收《诗话》是对“乙丑本”内容的直接刊刻。 1941年中华书局重印《合集》,内容及排序未变,此后几十年《合集》再未印行。直到1989年中华书局才再次翻印《合集》,但内容不变,只是把原来的40册合编为12册,“诗话”仍收录于“文集”中。此后1989年版《合集》被中华书局一再翻印,内容依然不变。因此目前为止,所有版本的《合集》所录《诗话》均为乙丑本所录内容且排序相同,故乙丑本讹误在《合集》中得以延续。 3.2001年《饮冰室文集点校》,吴松、卢云昆、王文光、段炳昌点校,云南教育出版社出版,共6册。该“文集”以乙丑本为底本,并参照《合集》及广智书局《饮冰室文集》进行点校,全书以简化字横排方式印刷。所录文献均注明写作和发表的时间、地点,并加入现代标点。《诗话》收录于该文集第6册,内容及排序与乙丑本同,故乙丑本讹误仍未得到纠正。 第三类:收录了《诗话》全部内容(204则),但编排上延续了“乙丑本”的混乱。 前述“乙丑本”未收“诗话”至20世纪80年代被学界注意到并辑录刊刻。1982年《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研究》丛刊第7辑刊发了由张海珊辑录的《<饮冰室诗话>拾遗》,共30则。至此,被前人遗漏的“诗话”全部面世。此后,陆续刊行的《梁启超全集》及《饮冰室合集·集外文》均收录了这部分内容。
1999年《梁启超全集》问世,张品兴主编,北京出版社出版,共10册。《全集》第9册收录了“诗话”全部内容,弥补了此前各种集子收录不全的局限。《全集》对乙丑本遗漏内容的收录可能是直接借用了张海珊的成果,因为《全集》所收《诗话》204则,新增内容为第175至204则,共30则,它们不仅与张氏“补遗”相同,而且每一则的划分也与张氏一致。《全集》所收“被遗漏”的内容严格遵循了它们在《丛报》上的排序,不过由于《全集》在宏观上参照的底本主要是《合集》,而《合集》的底本是乙丑本,因而《全集》前174则诗话的内容及排序与乙丑本完全相同。换言之,《全集》虽然收齐了“诗话”,但延续了乙丑本编排混乱的问题。 目前,被乙丑本遗漏的“诗话”除《全集》收录外,《饮冰室合集·集外文》亦予辑录。《集外文》由夏晓虹编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出版,分为上、中、下三册,中册收录了乙丑本未收内容并严格依据“诗话”在《丛报》上的刊发顺序排印,共30则,夏氏的辑录非常严谨。 第四类:未收录《诗话》者。 自1902年《饮冰室文集》刊行至今,尤其是20世纪40年代前,梁氏论著成为国人竞相刊刻的对象,相关集子高密度出现,诸多选本各具特色。就《诗话》而言,多数集子或多或少予以收录,不过也有未予收录者。如以下诸本: (一)民国五年(1916年)《饮冰室丛著》,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共4册,厚本精装。此后该集子被多次重印,到1924年已印至第四版,内容不变。 (二)民国五年(1916年)《饮冰室全集》,中华书局锓印,48册。该“全集”有大开纸、小开纸两种刊印形式,内完全容相同,于该年秋天同时刊印。 (三)1969年《饮冰室全集》,台北文化图书公司发行,发行者徐进业。该“全集”辑录内容包括议论文、学说、译述等15类。 以上集子只是未收“诗话”集子中的一部分,事实上自1902年至今,关于梁氏的各种集子,未收录“诗话”的不止于此。未录“诗话”的可能原因有多种,如选编者兴趣爱好不同、侧重点相异、选编规模限制,等等。需要说明的是,由于梁氏影响力巨大,其论著被同时代及后人辑录刊刻者颇多,除上述能够查阅的、信息完整的诸多集子外,还有部分残本集子也曾收录过“诗话”。笔者在国内各大图书馆查阅发现:有的目录完整而内容损毁较多;有的能看到所录“诗话”,但目录、编辑者、出版社等信息损毁;有的确知编辑者及出版社,但内容损毁严重;此外,某些集子可能已经失传。尽管如此,笔者在广泛而持续的查阅中,尚未发现异于上述形态的辑录情况。
(一)辑录“诗话”140则的“集子”。
民国三年(1914年)《饮冰室文集》,上海广智书局印行,上下两册。“诗话”辑录于下册,包括壬寅、癸卯、甲辰、乙巳四年(即1902年、1903年、1904年、1905年)的内容。对应于舒芜本174则“诗话”,该文集所收“诗话”为前140则。不过该“文集”整体编排设计比较奇特——先甲辰、乙巳(1904年、1905年),再壬寅、癸卯(1902年、1903年)。这种排序法不符合通常的时间纵向排序法,有不科学之嫌。当然,具体到某一年的内容,则遵循了《诗话》在《丛报》上的刊载顺序。 除编排奇特外,该集子辑录工作尚有其他不足。其一,未能完整辑录上述四年的“诗话”。其中壬寅、癸卯、甲辰三年收录完整,而乙巳年只收录了小部分。本来,乙巳年《丛报》所刊“诗话”及顺序(以舒芜本所分174则为参照)相应为:129—131、140、132、128、133—135、152—159、160—164、165—166、147—151、141一146、169—174、167、168则。而该文集只收录了129—131、140、132、128、133—135则,即只收录了该年度《丛报》前三期(即《丛报》62号、63号、64号)上的“诗话”,因此该年度《丛报》后续刊号上所载的为数更多的“诗话”并未收录,个中原因令人费解。其二,将原本属于某一年的“诗话”误编入其他年度。如:癸卯年(1903年)“诗话”实际包括第54至97则,而该文集在划分为癸卯年的时间段中只将54—66则纳入其中,67—97则居然置于甲辰年(1904年)之内,这是明显的不规范。尽管存在上述局限,该文集所收“诗话”总计达140则之多,在量上是一种突破。
(二)辑录“诗话”174则的“集子”。
三、各种单行本辑录《诗话》的情况及问题
(一)宣统本
前文已经提及的宣统二年(1910年)由上海书局石印、中华图书馆印行的《饮冰室诗话》是《诗话》最早的单行本。“宣统本”不仅严格按照“诗话”在《丛报》上的刊载顺序编排,而且内容接近于完整,不过仍有遗珠之憾,因为它漏掉了《丛报》第95号上刊载的“诗话”。原文献如下: 刘裴村先生诗多古体,其近体吾乃未一见,曹民父以所得二章相示。乃置之杜集,殆乱楮叶。哲人余事,靡不能也。谨录之:“自笑狂吟如醉僧,一舟万里寄行縢。忠州酒香赛白傅,夔府日斜悲杜陵。魄力掣鲸碧海水,梦魂饮马黄河冰。山川南北有奇气,史迁疏宕吾岂能。”(右一舟)“尽唤蛮山压客舟,甲盐飞去入空遒。双崖云洗肌如铁,一石江穿骨在喉。风静鱼龙排日睡,水还巴蜀接天流。涨时倒海枯时间,安稳哦诗答棹讴。”(右翟塘) 吴君又陵(虞)复以所作《赠周苍度》一章惠寄。纯然初唐之音,不仅颉顽梅村而已。诗云:“微尘世界真浮沤,我居其间逍遥游。胸中浩荡九万里,眼底惨淡三千秋。高立须弥知和寡,古艳幽怀自倾写。碧血长啼蜀国鹃,黄金谁市燕台马。周郎散漫最多情,念纪怪物还并生。不露文章我能识,凿破混沌帝亦惊。为言昔走长安陌,少年同学多奇桀(陈锡昌、匡绥福诸君)。丛桂淹留解念君,香草芳菲尤爱国。风云牢落且寻春,自惜婵娟绝代人。歌成绣被思王子,唾尽明珠为洛神。迩来憔悴还乡里,种豆南山行乐耳。误煞韩非是说难,哀时庾信余新体(苍度有庚子孤怀诗六十首,予为之序)。同调相逢堪拂衣,猖狂原不碍精微。蒙县庄休聊自恣,兰陵孙况谩相非。碔见容卞和陋,支颐坐看鸡虫斗。孔尼有道泣麒麟,墨翟无端诮禽兽。道裂应悲谬种兴,吹竽虽滥市人听。叔孙时务方希世,夏侯青紫愧明经。螾蚁龙蛇宁用合,儒林传好兼游侠。纵饶孟轲谈仁义,讵废苏秦传捭阖。善恶参差笑两家,是非彼我正无涯。屈子离忧寄兰蕙,陶潜身世感桃花。竞将婉媚承欢爱,独持慷慨增疑怪。蛾眉一笑众人愁,却葆神明转超迈。青镫相忆雨廉纤,溷浊真羞避俗嫌。菜苦蜜甘聊自适,径须从汝证华严。” 吴又陵复以杂诗四首见寄。录之:“葛相知多狂,商君莫漫轻。淹中余徇曲,稷下正枭鸣。寂寞眈玄草,遨游挟素筝。旧邦姬汉地,遥望不胜情。”“不逊真寒士,拘游岂丈夫。郭隗输死马,窦宪本孤雏。隽永非儒论,苍茫吊屈原。蛾眉空惜誓,沉痛意何如。”“刺客无荆聂,愚儒有孟荀。蟪蛄方聒耳,腐鼠亦骄人。雅意先黄老,高才隐贱贫。不须嗤佞幸,好为论钱神(太史公佞幸传以邓通居首,然使通在今日,故多额纳税上议院议员也)。”“未献帝王璞,徒悲天地秋。此身真苦聚,现象总浮沤。胠箧应惭圣,如弦那得侯。殷勤分九品,沧海正横流(此间主排革而讲年谊者,予甚苦之)。”① 以上3则诗话对应张品兴《梁启超全集》第202—204则、夏晓虹《饮冰室合集·集外文》第28—30则。我们要问,宣统本缘何遗漏了上述内容?由于编者没有说明,因此只能通过回溯《丛报》的实际刊行情况去寻求解释。《丛报》自1902年面世后就在国内外尤其是国内产生了巨大影响,不过由于多种原因,自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之后就经常不能如期发行。就“诗话”而言,最后一次刊载“诗话”是《丛报》95号,距上一次刊载“诗话”的92号,已有一年之久。其间,93号、94号没有“诗话”。此外,《丛报》在1907年发行完96号之后就彻底停刊。上述诸多因素都有可能致使辑录者认为92号之后再无“诗话”,故遗漏了95号上的内容。 宣统本尽管有遗珠之憾,但从刊刻质量以及与《丛报》排序的高度吻合来看,毫无疑问是至今为止最为权威的单行本。遗憾的是,这一本子并未被后人重印传承,以至被人们所遗忘。至于为何会出现这种情况,这是一个令人困惑的问题。笔者所能给出的解释是:20世纪前四十年尤其是前二三十年,人们对梁氏论著的热衷主要表现为选编具有一定规模的集子,因为这种方式可以最大限度地传播梁氏论著,为出版商带来较好的经济效益。基于此,出版商对单行本《诗话》的关注度自然不够,由此导致这方面工作的不足。另外,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文学出版社对《诗话》的多次刊行,加固了“宣统本”的被遗忘,故至今鲜为人知。
(二)舒芜本
新中国成立后,单行本《诗话》于1959年再次问世,它是作为“中国古典文学理论批评丛书”之一而发行的,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主编是郭绍虞、罗根泽,未注明校点者,实际上是舒芜。卷首有《出版说明》,注明该本底本为“乙丑本”。1959年本《诗话》只是对乙丑本内容进行了现代标点并分为174则。尽管1959年本不是完整本,而且距此前的“宣统本”有近50年之隔,但因宣统本出版后无人重新刊行,故这本以“人民文学出版社”名义出版的《诗话》一经出版就被人们视为“权威本子”,成为至今影响最大的单行本。很多未接触过《丛报》的人会误认为它就是《诗话》全璧,由此导致诸多学人对《诗话》原貌及辑录状况的“不知情”。由于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诗话》受到广泛关注,因此被一再翻印。如,1963年第二次印行;1982年第三次印行;1998年第四次印行。尽管如此,由于“舒芜本”是基于乙丑本的点校,故乙丑本的局限在舒芜本的各版次中均未得到纠正。
(三)周岚、常弘辑录本
该本由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1998年出版。它是目前为止真正意义上的“足本”《诗话》,所谓“足本”是就内容而言的。该本收录了《丛报》所载“诗话”的全部内容并将其分为204则。不过该《诗话》仍有局限,即它所辑录的内容不是以《丛报》为底本,而是以前人所辑录的梁氏集子为底本。理由在于,该本前174则内容不仅与乙丑本和《合集》一致,而且排序也与二者相同。而此前各种集子收录了前174则内容的只有以上两种,因此可以断定该本前174则“诗话”是直接从乙丑本或《合集》辑录无疑,因而乙丑本错乱编排的部分未能得到纠正。至于该本所收后30则(即175—204则),其来源有两种可能:一是直接辑录前文提到的张海珊《<饮冰室诗话>拾遗》,因为在此之前张氏最早依据《丛报》完整辑录了被“乙丑本”遗漏的内容。二是依据《丛报》原刊亲自辑录。不过这种可能性较小,因为该本辑录者曾见过张氏所录《<饮冰室诗话>拾遗》。无论如何,就《诗话》单行本而言,该本是目前内容完整的唯一本子,其价值和贡献应该肯定。
(四)台湾地区单行本
台湾地区对《诗话》单行本的收藏颇为用心,它不仅保存了清代宣统本,还收藏了大陆地区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系列版本、张海珊《<饮冰室诗话>拾遗》以及周岚、常弘辑录本。此外,台湾地区也有刊印本行世,主要有两个系列的不同版次。其一为台北中华书局的系列刊刻本,目前有三个版次,分别是1936年的初版、1957年的二版、1968年的三版。上述三个版次的《诗话》所收录内容一致,只是装帧上略有变化。从该本辑录内容、编排顺序及初版时间推断,所据底本应为“乙丑本”。就内容而言,该本所收“诗话”与“乙丑本”及《合集》完全相同且排序一致,但是由于《合集》初版时间为1936年9月,而该《诗话》出版在前,因此其底本只能是“乙丑本”。两相比照,该《诗话》辑录文本中仅有极个别字词与“乙丑本”有出入,可能因为辑录者失误或有意校正所致。台湾地区第二个系列的刊印本由台北广文书局刊行,1982年初版,1997年再版。有意味的是,广文书局刊刻的两版次的《诗话》的内容和排序与台北中华书局系列版次高度相同。由此观之,目前为止台湾地区刻的《诗话》仍然没有完整本,而且所有刊本均未能纠正“乙丑本”的局限。
四、结论
《饮冰室诗话》面世至今,辑录者历来不断,通过上述考释我们得到如下结论:一,某些影响较大的权威著作如《梁启超著述系年》及《清诗话考》中关于《诗话》的说明有不尽如人意甚至讹误之处。二,已有辑录文献存在不同形态的局限:有的虽按“诗话”在《丛报》上的刊载顺序辑录,但只收录了小部分内容;有的收录量虽然较为可观,但有不同程度的编排混乱;有的虽然收录了“诗话”的全部内容,但因所据底本问题未能纠正前人讹误。三,至今为止,尚无一本内容完整且编排顺序与《丛报》一致的单行本《诗话》,这是极为遗憾的事情。四,凡此种种,作为后学,我们有义务、有责任重新对《诗话》进行辑录、刊行。
注释 (1)李国俊:《梁启超著述系年》,复旦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69页。 (2)蒋寅:《清诗话考》,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32页。 (1)梁启超:《饮冰室诗话》,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新民丛报》总第62号。 (1)梁启超:《饮冰室诗话》,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新民丛报》总第95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