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聂渡洛：希罗多德的笔法
【作者简介】聂渡洛，比较文学博士，中山大学国际翻译学院预聘助理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西方古典修辞学、文学批评。著有《高贵灵魂的回响：伪朗吉努斯〈论崇高〉研究与译注》（商务印书馆，2024）。译有《〈法句经〉并附论文》《希罗多德的历史方法》《教化：希腊人的文化理想》。
【文章来源】读书 . 2024 (02)
古典语文学家丹尼斯顿（J.D.Denniston）曾在其《希腊散文风格》中发出喟叹，“希罗多德是希腊文学中不可解释的现象”。希罗多德的《历史》确实是一个待解之谜—而这正是希罗多德的迷人之处。初次阅读《历史》的现代读者难免产生一种印象，即此书与叙事逻辑清晰、条分缕析的现代史书极为不同，除却极为杂多的人物（据统计，《历史》中人物多达九百四十位）、地理、政权、风土、逸闻之外，其前后交杂呼应的叙事也极大地增加了阅读难度。而专业希罗多德研究者也必然要面对一系列更加严肃的追问：历史话语是如何生成的？这部看似包罗万象、杂乱无章的史学著作之祖是否有着一以贯之的主题和思想（如果这一问题在希罗多德这里成立的话）？希罗多德在希腊与异邦文化问题上的价值导向是什么？他的写作目的是什么？ 事实上，这一系列彼此交缠的问题在二十世纪希罗多德研究中已成焦点话题。在此，我想举两个针锋相对的例证来说明希罗多德研究中存在的两种偏向，即所谓的“统一派”与“生成派”。前者以亨利·伊玛瓦（Henry R.Immerwahr）所著的《希罗多德中的形式与思想》（Form and Thought in Herodotus）为代表，此派坚定地捍卫一个观点，即《历史》通过某些前后呼应的母题、关键词、模式等将散乱的素材[或者用伊玛瓦的术语“单位”（units）]凝聚在一起，这也是早期希腊散文的特征。在他看来，无论从观念上还是从技艺上来说，希罗多德的作品都具有其自身的隐藏秩序，这种秩序与诸如史诗、悲剧、修辞等文化形态的发展具有连续性与相关性。在这个背景下尝试理解（或拆解）《历史》不仅有助于我们为其在文学史中做出定位，更有益于揭示潜存于杂乱文本织物中的统一主题、思想，乃至目的—伊玛瓦称之为“模式”（pattern）。肯尼斯·瓦特斯（Kenneth H.Waters）则从根本上否定《历史》是一部统一的文本。他试图从写作方法、叙事技巧、材料来源、文史传统等诸多方面拆解、破除统一说中的诸多论点，如模式说、历史道德论、希腊中心主义（参考《史家希罗多德：其问题、方法与原创性》）。此派最后的结论并不让人讶异：希罗多德是一位杰出的历史小说家（historical novelist）、记录员（journalist），但他并没有道德训诫，更没有文化立场，一切记录皆是出于“历史客观性”(historiographic objectivity）动机（参考其另一部专著：《希罗多德论僭主与暴君：一项客观性的研究》）。不难看出，这两位有代表性的研究者中，前者更重《历史》之“文”的特质，而后者则更重作为客观记载的“史”。
拉泰纳教授持中道而对两者均予以批判：前者易因“一叶障目”而滑入“意向性错误”（intentionalist fallacy）之中，并进而得出结论：希罗多德从不打盹；后者则易因无所不包而陷入杂乱无章。面对两派如此水火不容的学界论战，他决意另辟蹊径参与竞赛，效法“狡黠”的希罗多德，径直进入他所描绘的那个“所见”“所闻”“所论”的大千世界。《希罗多德的历史方法》正是在这个语境下写作的。作者谦卑地为自己辩护，尽管这是个极具雄心的学术目标：自己的目标不是确定希罗多德是否处在任何的历史坐标上，而是展现他是如何得出结论，如何证明的，以及他为什么认定那些结论与证明是正确的。在他看来，要解决希罗多德写作历史之方法这一问题，研究者必须直面希罗多德的唯一遗产，它也是了解其人其思想的唯一中介。在这样的思想指引下，他决心从语词—“制作-编织-创造-呈现”的最小单位—入手，微观透视修辞与写作传统、叙事技法、材料来源、主导思想，并由此全方位解析希罗多德的“研究（即历史—ίστορίη）”的可能内在“方法”。这种拆解与其说是现代史学研究，毋宁说是传统的语文学方法的现代展现。 在这一点上，文史大家库尔提乌斯在《欧洲文学与拉丁中世纪》中点明的语文学方法极具启发意义：一种文学现象即是一个事实，在文学事件的结构中存在着几十甚至几百个事实，如果我们能够将这些事件之点联结起来，便会发现一个文本之团，进而观看到整个图景。以此观之，《希罗多德的历史方法》一书正是这种语文学实践的上佳例证，也为我们从文词角度细致深入理解西方古典文献提供了一个进路。
贯穿本书的中心要点在于，新兴的文体历史写作并非天降之物，而是对史诗、抒情诗、悲剧、喜剧等传统权威文学文体的借鉴与融合（参考书中对史诗“非语言行为”的说明：惨叫、跪拜、泪眼、大笑、响屁等）。非语言行为是对修辞（尤其是演说）的重要补充，它通过敏感地捕捉事件参与者的姿态、表情、动作，更为生动地揭示隐藏在历史背后的真实人类戏剧。在此，历史展现出“诗”的维度，它超越了对客观事实的追求，使文本更具恒久、鲜活的普遍人性，并因此足可成为评断世事的标准。但是，在另一方面，相较于前代文体，《历史》的表现主题已开始从神话转向当代人事—尽管历史作为独立文体的彻底转向要等到修昔底德—并在此转向指导下访查历史文献、口头佚闻等。由此，作者逐层深入，以词语表达为中介，深入《历史》的肌理之中，以求展现一个介于文学与历史之间的《历史》。在此拈出以下两个重要视角予以简论：删减原则与统领原则。 相较于其他重理论论述的著作而言，《希罗多德的历史方法》的一大用力之处在于对复杂文本的析离与重建。作者认为，在面对浩如烟海的历史材料、口头传统、民族志书写时，作为史家的希罗多德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如何“笔则笔，削则削”。从本质上来说，历史书写就是逻格斯的编织，因此，研究史家思想的一项重要任务便在于析离、辨识出作者的原初写作路径。作者从极为驳杂繁复的文本中开出删减清单、沉默清单与多重版本清单，并由此总结出了若干希罗多德的增删原则，如个人喜好、对不可信赖的怪力乱神之事的沉默与批判、材料不足、事情本身不能引发兴趣等等。值得我们拈出特别说明的是，拉泰纳教授对多重版本的论述十分启人神智。据他统计，《历史》一书足有一百二十五处多重版本叙述（这些多重版本不包括细微的差别、讲述者对事件的不同讲述，以及希罗多德对他人叙述版本的驳斥）。基于这种实证研究，作者提出一个论点：希罗多德的历史观尽管遭到后人的批评，但真假叙事交织体现出的一个基本历史原则—历史写作的样态受人的有限存在决定：人在观察、认知、判断上的能力有限，因此个体获得的历史真相的准确性也有限，而以多重视角（包括事件参与者、旁观者的讲述、街头巷议、口头传统、有形纪念建筑等）重构不在场的历史事件或许可以尽可能地接近历史真实。在以多重叙事重构历史的同时，希罗多德也邀请读者共同参与对传述事实的感受、评论与判断。一言以蔽之，作者试图从语言、叙事、修辞等方面指示一点：《历史》是一部开放之作。 此论既成，作者旋即从增删原则转入统领原则。他意欲回答的问题是，在这些增删原则之下呈现的谋杀、战争、娱乐、神灵、奇景、演说等所谓“历史”素材是否都服从于一个（或多个）“文学性”统领原则呢？文学意象的分析显示，《历史》中存在着一个一再出现的意象，它关心的是物理上的、社会的与伦理的界限与分寸，这些松散的概念体都与nomos（礼法）这个多重指涉的词语相关，它能够帮助我们定义《历史》中的历史原力。拉泰纳将习俗这一元隐喻统摄下的多重叙述分为三类：地理边界隐喻；女性主题叙事；与界限相关的伦理原则。地理边界隐喻在展现希腊-波斯之政治冲突上的作用尤其显明。作者以轭架引申出的动词ζεύγνυω（本意为为牲畜上轭架，引申为“连接”，此用法可以追溯至埃斯库罗斯《波斯人》）为例展现地理距离如何在《历史》中实体化为一种政治价值。波斯三代君主居鲁士、大流士、薛西斯均频繁使用该隐喻，以示吞并希腊并将它纳入其未来将统辖的“太阳所照到的土地”中（7.8γ2）。语文学研判再次佐证了希罗多德对僭妄（hybris）在文辞层面的价值判断。据拉泰纳统计，διαβαίνειν（“跨越”）一词在《历史》中总共出现八十九次，其中大部分用以指涉鲁莽的侵犯之举。而其变体διβατoς（“可跨越的”）与διβασις（名词“跨越”）则纯属希罗多德独创，其用意更为明确。两个词在《历史》中共计出现十一次，其中九次用以指涉波斯帝国对其他民族的侵犯。值得注意的是，帝国-家族-伦理叙事往往纵横错落、交相呼应，但正是因为这一高悬于文本之上隐秘而又无处不在的主题，《历史》具备了一种我们心心念念的“现代”统一性标准。 对领土的僭越的另一个对应面相是习俗的倒置与颠覆。习俗的一个重要面相即性别社会期待。作者在这里重点关注了异邦文化中处在权力结构中的妇女，因为她们将“正常范式与非凡的背叛结合在一起，创造了一种我们称之为社会学、人类学与历史学的学科组合”。在《历史》中，妇女叙事与男性的权力意志相对，妇女是习俗的守护者，她们起着一种“反省式的批判与节制的作用”。值得注意的是，细心的读者如果深研卷一开篇讲述的巨吉斯与坎达列斯逻格斯（1.8-12）与卷九接近结尾处的薛西斯与玛西斯特斯逻格斯（9.108-113）中相关段落的遣词造句，定会发现“边界”“习俗”等历史形而上学主题已经在遥相呼应的两个元逻格斯中彰显无遗。或许我们可以顺着拉泰纳教授的分析，从“妇女的主题”再进一步，得出以下结论：《历史》中的帝国叙事是两大帝国家庭爱欲元叙事在政治上的展开。希罗多德的文化立场则是另一个关键问题。希罗多德的多元文化兴趣使之关注他者（埃及人、波斯人、斯基泰人等），而与此同时，差异的存在意味着同一性的存在，他者的存在不仅带来惊奇（θωμ）、排斥、比照、衡量、区分—“礼俗主别异”—同时更塑造、确认了希腊主体。而《历史》的中心主题“希波战争”便是希腊民族主体性建立的一次见证。 删减原则指向的历史向度与统领原则指向的文学向度展现出《历史》的丰富性与复杂性。前者向以伊玛瓦为代表的“模式说”指明，《历史》确有模式可循，但其中亦不乏不可归类的元素，其中有客观报告、道听途说，以及受个人经验限制的见闻，然而它们并不能被不加区分地一概归入诸种“模式”中，这样做有扭曲、简化文本原初形态的风险；后者则向以瓦特斯为代表的“客观说”表明，《历史》并非毫无价值判断与取向的客观记载，其对诗（广义的文学）在写作、措辞、手法上的继承与发扬明确显示出作者的写作意图与价值取向。由此观之，介于文学与历史之间的《历史》或许更接近《历史》的本质。拉泰纳教授此作时而精微、时而宏阔，我们邀请读者一同通过《希罗多德的历史方法》走进希罗多德的历史-文学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