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真实理性的了解替代盲目妄断
这本书对波斯历史和文明的讲述比较粗略，重点在对1979伊斯兰革命后的伊朗的一些分析。客观中立，值得一读。下面说一些书中我印象深刻的点，有助于我们更全面理性地看待今天的伊朗和它所面临的问题。
最近因为伊朗问题升级，成了国际热门话题，各种自媒体账号上对伊朗问题的解读分析要么武断失智，要么狂妄自大。这似乎是男人谈政治的一贯做派，一种开了上帝视角一样的笃定和自信。
我以前一直觉得女性在研究历史和政治问题上存在视野短板，对问题的分析和认知没有男性宏观智慧、切中要害。因此我常常羞于和我的男性朋友们谈论政治与历史，我总会觉得我的看法会显得浅薄，毫无新意，虽然我读了很多历史、社科类书籍……
后来我发现其实不是，事实是女性往往会因为更强大的共情能力和对细节问题更敏锐细腻的观察力，而影响到对问题宏观走向的判断，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在整体分析上的感知能力和智慧低于男性。
1、关于1979后伊朗政治体制的特殊性，神权以及两任最高领袖对政治和社会的影响，不应该片面的非黑即白，因为没有完美的政府。
衡量一个政权的优劣，一是对内它是否代表了更大群体的利益，是否做出了惠及更多人的事情；二是对外他是否在地区和国际问题的推进上有良性的作为。
霍梅尼是从小就走上了宗教学习的专业神职人员，他年幼时失去了父母，成为孤儿，却在宗教学习方面表现出了远超别人的悟性和能力。他有一项非常的才能——演讲。他在巴列维政权倒台后回国，所受到的万人空巷的欢迎，一方面是当时伊朗国内民众情绪和政治希望坍塌的真空所致，他给了当时的人民一剂希望。另一方面是他本人的号召力，这体现在他多次进行的电视讲话里，这种能力无法复刻。即便后任者哈梅内伊也难以企及。但这样的能力是完全个人化的，这种能力和其所带来的感召力会随着他本人的离世而不复存在，无法延续……
除了演讲能力，霍梅尼在政治上的平衡艺术、决断能力、对什叶派宗教信仰坚定而一以贯之的执行力……都是非常成功的。他开创了现代国家中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将伊斯兰神权和西方民主政权结合的奇特政体，虽然这个政体在各方看来非常别扭、奇葩。但是如果将衡量一个政权的好坏标准简单定义为该政权惠及的人口数量时，再来看霍梅尼在1979至他去世近十年的这段时间内的作为，我们就不会简单粗暴地将他定义为一个“神棍”了。
任何一个政权，都没办法获得所有民众百分之百的肯定和赞誉，这是非常明确的事实。如果它在能力范围内，已经最大可能地惠及了更多的民众，那它已经算很成功了。（这里抛开个体的牺牲和极端事件的影响）
从四十多年的伊朗历史来看，霍梅尼政权惠及的群体大于前任巴列维王朝。这其中还要考虑到一些客观因素，巴列维王朝的礼萨汗上位是受当时英国政府的扶持，在英法俄等国的利益需求下，他以本国石油为代价获得了西方世界的支持，做出了一些改革；1979年后的伊斯兰共和国是完全孤立于西方世界甚至周边伊斯兰世界的，两伊战争、伊核问题、以色列的强硬威胁……
2、关于伊斯兰教义对现代伊朗国家政治和社会的影响究竟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很难说，某种时候，民众需要宗教信仰；但另外一些情况下，当宗教教义更多地限制了生活自由化时，教义又会被人民所嫌弃。伊斯兰化的伊朗，在波斯时期已经开始；到了霍梅尼时代，这种意识形态开始从幕后走到台前。今天人们对伊斯兰世界的理解，更多的是受西方舆论影响。
当我们看待伊斯兰宗教影响力时，首先应该了解它的教义，什叶派和逊尼派的区别，整个伊斯兰世界四分五裂的教义派别，以及伊朗的什叶派十二伊玛目派的源头和主张。实际上什叶派穆斯林在世界范围内属于极少数派，逊尼派占据了绝大多数，而近些年来制造了各种恐怖事件的“伊斯兰国”组织，源自逊尼派下的极端分支，比如沙特阿拉伯的主流势力——“瓦哈比派”，而非伊朗的什叶派。
3、 两伊战争中，两国经历了长达八年两败俱伤、劳民伤财的消耗战，其中伊拉克曾对伊朗使用过化学武器，以及大量的地雷。但伊朗在本有能力使用化学武器回击的情况下，并没有做出这样的选择。
不仅如此，2013年，叙利亚阿萨德政府因使用化学武器而被国际社会诟病之时，伊朗政府在总统鲁哈尼带领下曾努力促成叙利亚政府放弃使用化学武器。
这两件事情，一件发生在霍梅尼时代，一件在哈梅内伊时代，如果抛开政治考量，将其只看作简单“善举”的话，至少这些善举里有伊斯兰教义的规训和教法的要求。
那些一味粗暴地将伊朗现政权称为神权政府，将神权领袖称为神棍的说法，有失水准。
4、在伊朗是否拥核问题上，我们可以换一种看法：他们是想要证明自己能够拥核的能力还是真正实现拥核。因后者需要付出极大的国际政治代价和承受更大的经济和舆论压力，在全球化的今天，被孤立意味着寸步难行。
而决意证明自己的拥核能力并以此提高地区威慑力，也并非完全像西方世界所判断的那样，是为了主动攻击、威胁别国等理论……回顾伊朗近代历史，英国、法国、德国、俄国、以及美国因自身利益而对其进行过一系列利用、控制、背弃……了解了这些，就不难明白他们对西方的不信任态度和拥核的决心，加之今天，当伊朗环顾四周，发现它完全被一帮逊尼派国家包围，且这些逊尼派里大多数已因为自身利益而站队西方，以及最大的导火索——内塔尼亚胡的上台，让两伊战争时尚且友好的伊以关系迅速撕裂。
综合以上因素，不难理解伊朗拥核的决心，但他的拥核动机并非美西方所分析的那样。（其实伊朗的拥核动机比朝鲜要单纯一些）
美国在现代以来出现过许多次因对国际关系的误判而犯下的错误，比如当初对中苏关系的误判，比如越南战争，如费正清所说，这一点源自美国国内一些具有话语权的人的傲慢。
4、虽然历史事件的发生和演变有它的规律，但不能忽略的是那些伟大政治家的影响力。纵观历史，对尖锐的政治冲突起到了缓解作用，对和平做出了更大贡献的往往是那些温和派人士。
2015年伊核协议的达成，给伊朗带来了非常难得的十年喘息机会。而这一协议有赖于当时的伊朗总统鲁哈尼和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的积极与乐观。
作为伊朗政体的特殊性而言，鲁哈尼的举措是得到了哈梅内伊支持的，他代表的除了伊朗大部分民意之外，也是哈梅内伊集团的意见；奥巴马当时也承受了很大的压力。但他们都做出了极大努力、表现出了善意和信任。这样的事情如果放在今天，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
所以，我们应该感谢那些和平时期更为温和、开明、包容的政治人物，感谢每一个做出了一些“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贡献的人物。
5、在伊朗核问题和对西方关系上，哈梅内伊并非完全油盐不进的强硬右派。这一点倒不完全是因为对自身利益的考量。当然不排除宗教权力考虑，作为接棒者的他，要做的是让伊斯兰共和国继续运行下去，保持神权的不落。但同时作为政治家，他算是非常努力地在适应当前局势并做出调整和让步了。他目前面对的伊朗社会远比他的前任霍梅尼所面临的更加复杂，他没有霍梅尼那么权威的神学地位，当年选择他接班不是因为他的神学造诣，而是多方利益权衡的结果，为了确保他上位的合理性，伊斯兰共和国第一次修改了宪法。
但这也产生了一个积极影响，就是他能更为“世俗化”地权衡一些政治问题，不至于将伊朗带入更为纯粹的神学人士的极右影响中。
6、今天的伊朗是否是他们最好选择？不知道，很难说。从近现代历史来看，伊朗错过了很多重要的节点，而且似乎它的每一次选择都错了。
最近的一次错误是从1921年英国人扶植的礼萨汗建立巴列维王朝开始。当时的伊朗已经是世界重要的石油产出国了，1921-1979近五十年的巴列维王朝时期，是整个世界格局激烈动荡、重新洗牌的重要时间段，但巴列维并没有像他的偶像凯末尔那样做出真正大刀阔斧、合乎实际、更有利于伊朗的改革行动来。
我们首先应该承认每一个政治人物的能力有高低之分；其次巴列维代表了一部分人的利益，但却没有代表大多数人的利益。如果把同时期的伊朗历史对标我们的历史经历来看，完全不难理解他的失败。
7、巴列维王朝的失败和今天伊朗的复杂问题，从另一方面也凸显出了伊朗社会构成的复杂性。尤其是在1979的关键时刻，霍梅尼的上位正是产生自这种混乱和真空。很难想象，当时他所面对的支持力量的构成有多么复杂：改革派、共产主义者、极左派、受西方思想影响的知识分子、城市小市民、神权阶层、农村人口……可以说是众望所归，这里也能看出来伊朗民众对政治的乐观态度。
是的，这听起来很讽刺。他们的确一直保持着这种对政治的乐观。他们的乐观让他们非常乐意相信和接受新的政治团体，也非常容易走上街头示威颠覆一个团体……
当年走上街头把末代巴列维赶下台的，和今天走在德黑兰街头呼唤小巴列维回来的，是同一种青年群体。但伊朗的大多数群体，并不渴望回到巴列维时代。
他们的乐观和盲目是一体的。
8、网上有很多人指责神权政府的万恶，同情伊朗人民水深火热的生活。
换一种角度，抛开神权不说，伊朗目前是民选政府、民选总统，是真正会进行全国票选的选举。
伊朗民众是可以因为对政权不满而走上街头游行示威的。游行示威这一套，在伊朗从来没断过。从过去的王朝到现在的伊斯兰共和国。
伊朗的城市化比我们更早，城市人口所占比例也比我们更高。因为国际形势限制，国内经济释放出的能量有限，导致大量青年失业，社会矛盾因此加剧。（以及教条的神权对人权的限制）
德黑兰人口远在我们的很多城市成为大型城市之前就已突破了500万（这也为日后大量青年群体失业埋下了伏笔）。里亚尔大幅贬值之前，德黑兰曾是世界人居消费水平最低的大型城市。
伊朗民众的受教育程度远高于整个伊斯兰世界其他国家，也高于我们。尤其是女性受教育程度。国家公立大学免费，医疗免费。（教育是从小学到大学全免，中小学皆为小班制教学。）
霍梅尼政权在推进伊朗农村地区基础教育上做出了很大贡献，此举产生的最大影响是农村人口文盲率下降和女性受教育比率的提高，伊朗大学中的女生比例高于男生。（这一点和霍梅尼最初用伊斯兰教法来限制女性地位形成了荒谬的悖论）
不要总拿巴列维时代女性可以露腿穿裙子的照片和现在伊朗女性的头巾罩袍对比，庙堂之上，宗教从来都不只是简单的信仰。女性的身体和着装只是政治表达的载体。巴列维时代穿着时髦裙子走上街头的女性绝大多数生活在于德黑兰北部，而生活在南部的大部分女性无论是1979前还是1979后始终都未脱下过罩袍。
女性地位的提高不在于教法或社会规定对着装规范的要求或废止，而在于全体女性受教育权利的保障和女性社会地位及影响力的真正提升。就全体女性受教育而言，1979后的神权政府贡献远大于巴列维时代。
伊朗民众对现状的不满，更多是对更美好生活、更自由社会氛围、更高更有影响力的国际形象的诉求，而非温饱线的诉求。
伊朗和我们一样，有着曾经悠久灿烂的、存续未断的文明，延续至今的民族语言，给了他们作为波斯人的骄傲。他们是带着这种骄傲的，这点也和我们一样。（参考他们“曾经阔过”，也被人轻视过，现在则是被抛弃的焦虑。）
这份骄傲构成了他们近现代历史上的诸多努力尝试，也成了割伤他们自尊的利剑，他们对西方不信任，但总又在忽左忽右地想要和西方搞好关系，意识形态层面，虽然一直是反西方的；但民众层面，又的确是向往亲近西方的……这种难言的别扭，也是他们割裂的一部分。
他们本无意成为具攻击性的什叶派，但却因为少数派的原因，成了一圈逊尼派眼里最讨厌的人和最大的威胁，宁愿站外人的队，也不愿信任他。不信任他的西方和他不信任的东方。我们现在所讲的“抵抗轴心”“抵抗之弧”只是受西方影响的片面之词，这甚至有些高估了伊朗实际的地区影响力和能力。
9、最后，和作者一样，我对伊朗的前景仍是乐观的，因为我对伊朗人民的乐观。
就像那句话说的：道路是曲折的，而前途是光明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