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高冀：论奥尔巴赫的文学史书写——从《罗曼语语文学研究导论》出发
【编者按】埃里希•奥尔巴赫是德国罗曼语语文学家、比较文学学者，他于二战期间在伊斯坦布尔撰写的巨著《摹仿论》早已成为比较文学研究者和爱好者的必读书。随着国内学界奥尔巴赫研究的不断深入，与《摹仿论》写于同一时期、原文为法文的《罗曼语语文学研究导论》（Introduction aux études de philologie romane）也已经首次被翻译成中文，并被列入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张辉、张沛老师主编的“文学与思想译丛”，以《奥尔巴赫伊斯坦布尔讲稿：罗曼语语文学导论》为题，即将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以下是该书译者、北大比较所高冀老师为译著撰写的导读，原文刊发于《国外文学》2023年第2期。
【作者简介】高冀，美国芝加哥大学罗曼语言文学系博士，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暨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助理教授，北京大学法国文化研究中心成员。研究方向为法国早期现代文学，在《语言学研究》《外国美学》发表多篇学术论文。已出版译作夏尔·巴托的《归结为同一原理的美的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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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里希•奥尔巴赫是20世纪德国的著名学者，在比较文学、文学批评界享有盛誉。他的名著《摹仿论》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巨大影响。相比较而言，他用法文撰写的另一部著作《罗曼语语文学研究导论》（Introduction aux études de philologie romane，以下简称《导论》）由于中译本还没有出版，至今未能引起国内学界的足够重视。事实上，这本书对于研究奥尔巴赫的文学观和文学史观，是极具价值的参考文献。
《导论》产生于一九四三年的伊斯坦布尔，与《摹仿论》写于同一时期。它起先是一份用于教学的法文讲义，旨在为伊斯坦布尔大学的土耳其学生呈现罗曼语语文学的源流和概况。次年即一九四四年，由一位女生苏黑拉•拜拉夫（Süheyla Bayrav）翻译的土耳其文译本问世。一九四八年，在朋友们的建议下，奥尔巴赫对《导论》的法文原稿加以修订。一九四九年，《导论》由德国法兰克福的维托里奥•克洛斯特曼（Vittorio Klostermann）出版社出版，其后多次再版，被译为多种语言。本文拟对《导论》进行评析，从多重视角审视该书的文学史书写特点。
一、以语文学为基础的文学史书写
《导论》对罗曼文学史的书写可谓别具一格。全书正文包含三大部分：1）语文学及其不同形式；2）罗曼语言的起源；3）文学时期概览。其中的“文学时期概览”是一部罗曼文学简史，占据了正文五分之三的篇幅。另有第四部分即“书目指南”，包含长达几十页的语文学研究参考书目。
与一般意义上的文学史相比，此书的独特之处在于，首先讲述语文学的概貌和罗曼语言的源流，而后才对罗曼文学史娓娓道来。这种篇章结构反映出的思路是：若要讲文学史，就要从语言讲起；若要讲语言，就要追根溯源，从语文学讲起。在法语和德语中，“语文学”均为Philologie，源于希腊语的philologos，由philos和logos组成。philos是“爱”，logos的基本词义是“词”或“话语”，也引申为“理性”或“思想”。这一构词显示出语文学与语言的密切关联。
在《导论》的开篇，奥尔巴赫这样定义语文学：“语文学是运用某种方法研究人类语言的各类活动之总和，以及用该语言撰写的艺术作品。”按照这一定义，语言学研究和文学研究均是语文学的分支。由此可见，语文学构成了奥尔巴赫文学史书写的基础。在《导论》的第一部分“语文学及其不同形式”中，奥尔巴赫将语文学分为“文本校勘”“语言学”“文学研究”和“文本解释”，依次加以介绍。
按照奥尔巴赫的论述逻辑，文本校勘和语言学是奠基性的工作，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要建立在对语言的研究之上，而文本校勘与语言学都面临从古代走向现代的问题。文本校勘是语文学的经典形式。文本校勘原有其古老的源头，涉及到经典文本的保存和校订。现代意义上的文本校勘始于文艺复兴。当时的人文主义者想要最大限度地恢复古代文本的原貌，便建立一套严格的方法，通过各种残缺的手稿重构原始文本，形成可靠的校勘本。印刷时代的来临使得手抄本中常有的异文现象大大减少，但也带来新的问题，如标准底本的确立、真伪的考释，等等。
谈到语言学，奥尔巴赫指出，在语言学革命的作用下，有三种最主要的流派为当代罗曼语言学奠定了基础：其一是费迪南•德•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的现代形式的系统化倾向，确立了一种静态的共时语言学；其二是以卡尔•福斯勒（Karl Vossler）为代表的“精神史”（Geistesgeschichte），意在通过语言现象找寻个人、民族和时代的天才；其三则是以朱尔•吉列龙（Jules Gilliéron）为代表的方言研究和语言地理学研究，试图揭示与语言发展相关的心理与社会因素，将语言和物质文明相联系。奥尔巴赫的特别之处在于，他站在思想的源头处，强调要从这三种语言学汲取营养，不仅要重视语言的结构，同时也要看重语言与时代和社会背景的密切关联。
关于“文学研究”，奥尔巴赫在《导论》中分别从“目录学和传记”“审美批评”和“文学史”三个方面去分析。在他看来，目录学意在提供一份有关作家和作品的成体系的清单，传记是对作家生平资料的研究，两者都是文学研究的基本工具。
然而，目录学和传记只是研究的基础，真正的文学研究则要从审美批评开始。奥尔巴赫还指出了审美批评的古今之别：从古典时代至18世纪末的传统审美批评是教条而客观的，倾向于为每种艺术门类确定不变的范例，以此作为评判作品的根据。
从18世纪末发展起来的现代审美批评始于德国浪漫派对法国古典主义的反叛，在审美批评中引入了历史意识。奥尔巴赫强调，这一历史意识为个人趣味的发展提供了空间，也使人们拥有更加开阔的眼界，得以欣赏民间艺术、“原始”艺术以及欧洲以外的艺术。
由此观之，按照奥尔巴赫的理解，文本校勘和语言学为文学研究奠定了基础，而在文学研究中，目录学、传记和审美批评又为文学史奠定了基础。从这个角度出发，文学研究就与那种将文学仅仅看成语言的结构，要从形式系统的角度进行分析的倾向区分了开来。这与从俄国形式主义，经布拉格学派到法国结构主义的发展线索有着明显的不同。
在奥尔巴赫看来，文学研究的基本方法是“文本解释”（l’explication des textes）。这里主要指以莱奥•施皮策（Leo Spitzer）的风格研究为代表的现代文本解释，即从微观角度分析文本的语言和艺术形式，专注地审视文本本身，排除有关文本和作者的其他信息。文本解释与英美新批评所主张的“文本细读”（close reading）有着诸多相似之处，与海因里希•沃尔夫林（Heinrich Wölfflin）的艺术史研究、贝内代托•克罗齐（Benedetto Croce）的直觉主义美学以及埃德蒙•胡塞尔（Edmund Husserl）的现象学哲学亦有内在思路的一致性。
然而，奥尔巴赫所理解的文本解释又有其独特性。用他自己的话说，文本解释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并不会一开始就把感兴趣的现象从其周边环境孤立出来（...）而是会考虑这些现象所处的真实环境，只是一点点将其抽离出来，却并不破坏其特有面貌”。换言之，奥尔巴赫认为在仔细分析文本的同时，也要将文本置于历史发展进程中，结合既有的观察，衡量其历史价值。这种研究思路在《摹仿论》和《导论》中均有所体现。
二、两种文学史叙述模式：《导论》和《摹仿论》的比较
为了更好地呈现奥尔巴赫的文学史书写观念，我们不妨将《导论》与同一时期的《摹仿论》做个对比。两书堪称姊妹篇，也展现出两种可以互为补充的文学史叙述模式。两种模式的特点可以总结如下：其一，《导论》侧重于梳理宏观历史脉络，以广度见长，而《摹仿论》从细致的文本分析出发，以深度见长；其二，《导论》包含对时代特征的整体描述，《摹仿论》则更强调具体的作家和作品。
1. 深度与广度的互补
《摹仿论》的副标题是“西方文学中现实的再现”，名义上以整个西方文学为分析对象，但是如果仔细审视该书的二十个章节，就会发现，罗曼文学所占的比例高达全书的三分之二。其中的第八章和第九章分析《神曲》和《十日谈》，第十四章分析《堂吉诃德》。关于法国文学的内容更多，从中世纪文学的各类文体（第五、六、七、十章），到16世纪的拉伯雷和蒙田（第十一、十二章），到17世纪的古典主义戏剧和18世纪的小说和回忆录（第十五、十六章），再到19世纪的现实主义和唯美主义（第十八、十九章），几乎完整地涵盖了法国文学的各个时段。
此外，第四章分析的是法国历史上的重要文献《法兰克人史》，而第二十章则用一定的篇幅分析了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可以说，《摹仿论》以罗曼文学为主干，而法国文学又是其中最完整的线索。因此，《摹仿论》和《导论》两书均根植于奥尔巴赫的罗曼语语文学研究，其内容亦有诸多相互呼应之处。在《导论》第三部分中梳理罗曼文学简史时，奥尔巴赫的叙述带有欧洲视角，超越了国别和民族的界限，却又以法国文学作为贯穿古今的主线，如第一节“中世纪”和第二节“文艺复兴”按法国、意大利、西班牙文学的线索分别论述，第三节“现代”则以法国文学为主，从17世纪讲到20世纪初。试以《罗兰之歌》为例，来审视两书在深度和广度上的特色。
《罗兰之歌》（Chanson de Roland）是中世纪法国文学中武功歌的代表。《摹仿论》的第五章（“罗兰被任命为法兰克远征军后卫部队司令”）分析了《罗兰之歌》第738行至782行的内容，即第58至第62个“籁司”（laisse）。这段引文讲的是罗兰被甘尼仑提名为法兰克人后卫部队的指挥官。奥尔巴赫对这四十几行诗进行了细致的分析，从句法层面的并列排比句式入手，认为这是崇高文体的新形式，并着力探究其中所反映的程式化秩序和狭小的空间范围。
从语言分析出发，奥尔巴赫将以《罗兰之歌》为代表的中世纪法国武功歌与《伊利亚特》、让•拉辛（Jean Racine）的《贝蕾妮斯》以及诞生于民族大迁徙时代的日耳曼英雄史诗《希尔德布兰特之歌》和《尼伯龙人之歌》等作品相对照，以凸显《罗兰之歌》所体现的高度一致的理想观念和无可置疑的秩序。与此同时，奥尔巴赫也引用《圣阿莱克西行述》，认为这篇古法语长诗的文体和世界观均与稍晚的《罗兰之歌》有着相似性，而这也体现出古典时代后期文化的僵化和狭隘。最后，奥尔巴赫也强调，以《罗兰之歌》为代表的武功歌虽然表现的是封建社会上层人物的事迹，却也具有大众性，同时也为神职人员所用，被不断重新加工，在社会各阶层产生广泛的影响。
《摹仿论》对《罗兰之歌》的解读始于对一小段文本的分析，并通过与其他文本的对比，凸显该作品及其所代表的武功歌这一文体的鲜明特色。这是一种见微知著、管中窥豹的文学史叙述模式，奥尔巴赫试图从语言层面出发，进而把握文体的核心特点以及文本背后的诸多观念。《导论》对《罗兰之歌》的叙述则呈现出另一种特点。奥尔巴赫首先从整体上描述《罗兰之歌》的押韵方式、风格特点和基本内容，强调这部作品虽然讲述的是一个公元八世纪的故事，反映的却是第一次十字军东征前后即作品产生的时代的习俗和观念。
从这一描述出发，他开始讨论一个更加深刻的问题，即以《罗兰之歌》为代表的武功歌有着怎样的起源。他列举了两种较有代表性的思路，即浪漫主义和实证主义的解读。按照浪漫主义的解读，此类史诗是民间天才长期酝酿的产物，由口口相传的民间传说和歌谣积淀融合而成。实证主义的解读则将武功歌更多地视为诗人的个人创作，强调《罗兰之歌》与12世纪的时代背景的密切关联。
在奥尔巴赫看来，这两种倾向各有一定的道理。一方面，行吟诗人的创作与当时教士的庇护有着密切关系，而《罗兰之歌》提及的地名往往也是至圣所或修道院的所在地。另一方面，武功歌所呈现的历史故事是对史实的极大简化和调整，而这种根据民众趣味和时代语境而做的编排亦根植于一种悠久的传统。
与《摹仿论》的细致评析和旁征博引相比，《导论》更有概括性，令读者得以迅速把握《罗兰之歌》的基本特色和研究现状，其中的一些论述更可以与《摹仿论》形成补充和对照。如前所述，在《摹仿论》中，奥尔巴赫通过具体实例，指出了《圣阿莱克西行述》与《罗兰之歌》在文体和世界观上的相似之处，而在《导论》中对《罗兰之歌》的叙述中，奥尔巴赫展现了更为宏阔的视野，呈现了教会对俗语诗从抑制到利用的过程，并特别强调以《圣阿莱克西行述》（Chanson d’Alexis）为代表的法语古诗的诗律如何上承古典拉丁语诗歌和教会拉丁语圣歌的诗律，同时与武功歌的“籁司”存在亲缘关系。
2. 微观与宏观的互补
《导论》与《摹仿论》两书对微观层面的作品手法与宏观层面的时代趋势的处理同样引人注目，试以法国19世纪文学为例来说明这一点。
《摹仿论》第十八章“德•拉默尔府邸”和第十九章“翟米妮•拉赛特”的讨论重点均是19世纪法国文学。第十八章先后引用和分析了司汤达《红与黑》、巴尔扎克《高老头》以及福楼拜《包法利夫人》的相关段落，并由此展开，分析这几位代表性作家的写作特点。
在奥尔巴赫看来，司汤达的作品首次展现了一种现代的现实主义意识，首次将那个时代的历史、政治和社会环境纳入故事情节之中。这与以雨果为代表的浪漫派的崇高与怪诞的文体混用形成反差，后者并不以刻画现实为目的。与司汤达相似，巴尔扎克同样书写日常生活现实，却有着更为宏大的计划，即通过文学研究19世纪的风俗史。由此，巴尔扎克更强调对环境的真实再现，更看重人和历史的有机联系，并带着历史主义的眼光，对笔下的人物和环境加以展示。
与司汤达和巴尔扎克相比，19世纪下半叶的福楼拜受实证主义的影响，对日常生活现实的书写也更为冷静客观，并不直接表达作者的思想感情，而是将其寓于字里行间，寓于情节的安排之中。与此同时，福楼拜又有着唯美主义的艺术追求，与一般读者之间存在着某种鸿沟。
第十九章以龚古尔兄弟的长篇小说《翟米妮•拉赛特》（Germinie Lacerteux）的序言开篇。该序言对小说这一文体的作用做了总结，主张小说可以是文学研究和社会调查的生动形式，具有科学性，也可以将下层民众纳入表现对象，同时对一般读者的审美观加以指责。奥尔巴赫认为这篇序言具有很强的代表性，因为它一方面引出了以左拉为代表的深受实证主义方法影响的自然主义，另一方面也引出了19世纪法国文人的唯美主义、普通读者的庸俗趣味以及两者之间日益增大的鸿沟。从第一条线索出发，奥尔巴赫引用了左拉《萌芽》的选段并加以评析，而从第二条线索出发，他谈到了福楼拜、波德莱尔，以及巴纳斯派（Le Parnasse）及其代表人物勒孔特•德•里尔（Leconte de Lisle）等人，并总结了唯美主义与日常现实的关联。
总体而言，这两个章节在描绘19世纪法国文学时，以小见大，从文本出发，论及作家和时代的整体特点，其中的诸多讨论都体现出奥尔巴赫的独到眼光和独特趣味。
相比之下，《导论》的“19世纪一瞥”在叙述以法国文学为主的19世纪文学时，采用了一种宏阔的历史视角。在简短的篇幅内，奥尔巴赫没有依照时间顺序梳理重要人物和事件，也没有一一列举文学流派的名称，而是勾画了这一时期的六个主要趋势：
1）印刷术的进步、报刊杂志的大量出版以及由此带来的巨大的文学产量，而文学消费者的大量增加也带来了文学作品普遍审美水平的下降；
2）杰出作家和普通公众之间出现了一道鸿沟，前者积极开展各种艺术革新，并不寻求自己让作品通俗易懂，且对后者的庸俗趣味充满鄙视；
3）思想和言论的自由，及其所带来的发达的精神和文学活动和强大的公众舆论；
4）抒情诗各种形式的大量涌现，如浪漫派创造的新的诗歌语言，又如以勒孔特•德•里尔为代表的巴纳斯派和以波德莱尔、马拉美、魏尔伦、兰波为代表的象征主义诗人对言语的唤起功能的强调；
5）对日常现实的征服，如现实主义小说的开创者司汤达和巴尔扎克对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的书写，又如福楼拜对小资产阶级的精辟分析以及左拉在描写卢贡—马卡尔家族的“自然史”（histoire naturelle）时所用的生物学的唯物主义方法；
6）属于精英的极端主观主义和属于大众的新兴集体主义的汇合，如巴雷斯（Maurice Barrès）和纪德从个人主义到集体主义的转向，而统一的现实亦被不同层次的现实所取代，也即一种有意识的视角主义（perspectivisme），以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为代表。
由此可见，上述《导论》的内容与《摹仿论》的论述有着一定的重合之处。然而，与《摹仿论》细密幽深的分析相比，《导论》对19世纪文学主流的归纳要更加简明扼要，更加提纲挈领，便于读者领会和总结。
如果说，《摹仿论》从具体文段出发，透视作品和作家的特色以及时代的变迁，体现出奥尔巴赫深厚的语文学功底和敏锐的洞察力，《导论》则展现出奥尔巴赫开阔的研究视野与宽广的知识面。《导论》对文学史的梳理尽管往往只是粗线条的勾勒，其中的很多表述却言简意赅、微言大义。对于初读《摹仿论》感到迷失的读者来说，《导论》是极好的入门导引。对于重读《摹仿论》的读者而言，《导论》又是有益的参照。
三、奥尔巴赫文学史书写的独特建构
奥尔巴赫选择了一条不同于传统语文学的文学研究路径，对文学史有着独到理解。在他的最后一部作品《拉丁古典时代晚期和中世纪的文学语言及其受众》（Literary Language and Its Public in Late Latin Antiquity and in the Middle Ages）的开篇导言《目的与方法》（Purpose and Method）一文中，奥尔巴赫将自己的治学路径和施皮策的风格研究做了比较，认为施皮策的首要关注是对个别形式的准确理解，而他自己则关注更为普遍的事物。他总结道：“我的目的始终是书写历史。因此，我从不把一个文本作为一个孤立的现象来对待；我对文本提出一个问题，而我的首要出发点是我的问题，并不是文本。”
在这段话中，奥尔巴赫分别谈到了他的研究目的和对待文本的态度。从“我的目的始终是书写历史”一语可以看出，他深受詹巴蒂斯塔•维柯（Giambattista Vico）的历史主义影响，对同时代以新批评和形式主义文论为代表的科学主义研究路径多有批评，并试图超越既定的文学概念和范畴，努力凸显个人与大历史的内在关联。而从他对待文本的态度，也可以看到，奥尔巴赫尽管和施皮策一样，受过扎实的语文学训练，却不愿意就文本谈文本，而是有着明确的问题意识。那么，奥尔巴赫究竟如何实现他的“书写历史”的目的呢？这在奥尔巴赫的诸多著作之中均有体现。
前文也已经对《导论》和《摹仿论》的不同叙述模式做了对比，但是作为奥尔巴赫曾撰写的唯一的一部文学史讲义，《导论》仍有其独特性，有三点值得特别强调和重视：第一是从常识的眼光和个人的阅读经验出发，不拘泥于既有的文学概念和分期；第二是突破了狭义的文学范畴，纳入了对多种社会历史因素的分析；第三是始终贯穿着以语言为中心的文学史书写理念。
我们首先来审视《导论》中的一些基于个人阅读经验的观察。以“文学时期概览”的第三章第二节“18世纪”为例，奥尔巴赫从大处着眼，将其大致分为前后两阶段，将前一阶段（从1715年路易十四去世到1750年《百科全书》的筹备）的特点概括为生活和艺术形式的极度优雅，认为后一阶段（从1750年到1789年大革命爆发）的主要特点是哲学的通俗化运动。尽管奥尔巴赫并未使用“洛可可风格”和“启蒙运动”这两个名词，他的描述却颇为精准。在宏观的划分之后，奥尔巴赫更加具体地描绘了18世纪文学的一些主要趋势。
他首先注意到，相较于路易十四时代的崇高风格和浮华气氛，审美和趣味的主要原则并未改变，却出现了一定的松动，“占据优势的是一种更随和，不那么崇高也不那么严厉的趣味”。由此便有了既非悲剧又非喜剧的“催泪喜剧”（comédie larmoyante），有了情色主义（érotisme）和放荡主义（libertinage）的盛行，而法语语言也变得更加灵活多样。其次，在社会结构方面，宫廷不再居于文化生活的中心，取而代之的是贵妇人的沙龙，以及更为大众化的咖啡馆，而出版业的日益壮大更使得政府难以再控制思想的流通，也让文人得以通过写作谋生，享有更大的独立性。对于通常所说的启蒙运动，奥尔巴赫也提出，这场运动的宣传性大于创造性，目标也很明确，即与基督教以及所有天启宗教和形而上学作斗争。
而后，奥尔巴赫又围绕伏尔泰、孟德斯鸠、狄德罗和卢梭这几位大人物，将启蒙运动分为四个阶段，即：（1）伏尔泰的青年时代；（2）孟德斯鸠；（3）《百科全书》和伏尔泰的费内（Ferney）时期；（4）卢梭，并对其中的每一位做了精当而犀利的评述。
例如，一般的文学史著作均强调《百科全书》对思想解放的推动作用，奥尔巴赫则是一方面肯定这项事业对思想革命、学科分类和知识普及的贡献，另一方面也以其语文学家特有的敏感，明确指出，撰稿人的众多和对普及性的追求使得《百科全书》的内容良莠不齐，总体上不再具有当时的大作家和哲人的优雅和自由精神。限于篇幅，《导论》中的论述很少有长篇大论，然而奥尔巴赫却能在只言片语之间显示出他对某位作家、某部作品或某个时代的独特观察。
《导论》的第二大特点是突破了狭义的文学范畴，包含了多学科的视角。在讨论19世纪文学时，奥尔巴赫在勾画这一时期的文学发展趋势之前，特别强调大革命的影响和物质、科学和技术的发展。具体而言，正是义务初等教育和义务兵役制，使得大革命的观念得以传播开来，让公众更加自觉地参与公共生活，正是物质、科学和技术的发展，带来了巨大的人口增长，让资产阶级得以占据统治地位，也让欧洲国家得以实现殖民扩张。
在奥尔巴赫看来，这些因素看似与文学无关，却对19世纪文学的整体走向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与施皮策和英美新批评对文本和风格的专注研究不同，奥尔巴赫尽管受过完整的语文学训练，却不愿把眼光局限于作家和作品，而是重视文学史与社会历史因素的密切关联。同样地，在介绍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的浪漫主义时，奥尔巴赫在试图为各国的浪漫主义找寻共同点时，特别强调的是浪漫主义对历史发展的理解。正如现代审美批评推翻了古典主义的那种遵循单一典范的审美观一样，这种历史构想不再认为后一个文明阶段必然胜过前一个阶段，而是承认各个时代都有着完善的艺术和生活形式，将历史视为人类的各种形式的丰富演变。
奥尔巴赫深受维柯的影响，也视维柯的《新科学》为这种浪漫主义历史构想的先声。如他所述，这种历史构想使得很多浪漫主义者崇拜传统，认为有着古老习惯的人民更接近自然，并反对大革命及其对传统习俗和制度的彻底破除。因此，很多浪漫主义者既反对革命、崇拜传统，又具有民众性，重视民间文化与民众的天才，而他们的这种历史构想不仅为文学语言带来了更大的丰富性和自由度，培育了一些重视个性、心理和乡土的小说和诗歌形式，也启发了19世纪的历史研究和语言学研究，催生了一套以黑格尔体系为代表的新的哲学。综上所述，在书写文学史时，奥尔巴赫并不局限于单一的文体或者学科，而是采用了多元化的视角，将文学文本的发展演变置于宏阔的历史语境之中。
《导论》的第三大特点是以语言为中心，试图将语言和文学史有机结合。相较于绝大多数文学史以作家、作品和流派为中心，奥尔巴赫的《导论》特别注重考察语言的历史渊源与流变，突出语言发展在文学史中的地位。在第三部分即“文学时期概览”中对罗曼文学史进行梳理之前，《导论》专门辟出第二部分即“罗曼语言的起源”，展现罗曼语言的形成过程，以此凸显罗曼语言与罗曼文学之间的密切关联。其中既有宏观层面的描述，又有微观层面的探析。
在探讨罗曼语言时，奥尔巴赫在“罗马与罗马的殖民”和“通俗拉丁语”两节中介绍过拉丁语的缘起和分化之后，便着重探讨两个对罗曼语言发展有着重大影响的历史事件即“基督教”和“日耳曼人入侵”。日耳曼人的入侵摧毁了通俗拉丁语的统一性，使得原罗马帝国境内的各种地方土语在经过了漫长的演化之后，形成了一些基于政治和地理边界的同质化的集群，即法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普罗旺斯语等罗曼语言。基督教一方面让日耳曼征服者迅速罗马化，另一方面也构成了一种文化纽带，使得欧洲西部联系在一起。
基督教对文学语言、文学体裁以及作品主题的影响则要更加深远。如奥尔巴赫所言，在诗歌领域，教会所使用的晚期拉丁语（bas latin）产生了诸多宗教主题的诗歌，它们不像古典诗歌那样基于音节的音量，而是基于音节的性质、数目和韵脚，从而为中世纪诗歌和其后的所有欧洲诗歌奠定了基础。同样地，以俗语写成的对神圣故事的解述也往往采用戏剧形式，构成了欧洲戏剧的开端。出于布道的需要，教士们在讲述宗教故事的过程中，逐步发展出一种比日常生活用语更加考究也更富有文学性的俗语，即罗曼文学语言的雏形。正是从基督教开始，才有了一种充满谦卑精神的新的崇高观，这也是欧洲的悲剧现实主义的根源。
在宏观层面的梳理之外，奥尔巴赫也着眼于微观层面，从语音、词法、句法、词汇等角度审视罗曼语言的发展趋势和分布特点。例如，奥尔巴赫特别提出，法语明显区别于拉丁语和其他罗曼语言，也有着更加多样的词汇来源，而这一异质性源于两次拉丁化。第一次拉丁化指的是罗曼语言脱胎于拉丁语，因此，所有各门罗曼语言中，都有着大量的拉丁语的词汇。这些词汇构成了各门罗曼语言的基本词汇。
与其他罗曼语不同的是，法语在中世纪晚期和文艺复兴时期又经历了第二轮的拉丁化，再次引入了大量拉丁语词汇。这一过程是由一批文人推动的，使得法语语言进一步雅化，形成了一些学术术语和新的文学表达。这两次拉丁化在法语中产生的词汇构成了两个明显不同的层次。 奥尔巴赫的这一观察为我们理解法语语言的演变以及文艺复兴时期法国文学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
结语
从对语文学及其不同形式的概述，到对罗曼语言发展源流的介绍，再到对罗曼文学史的勾勒和梳理，诞生于特殊历史情境的《导论》提供了一个实例，使人看到奥尔巴赫如何理解语文学，如何书写文学史，而这种书写又如何与奥尔巴赫的《摹仿论》和其他著作互为映照。《导论》彰显了奥尔巴赫的语文学根基，凸显出罗曼语言与罗曼文学之间的深厚联系，也令人得以领略奥尔巴赫在书写文学史时所具有的一种不拘泥于具体文学范畴或流派、不限于单一学科的恢弘手笔与开阔视野。同时代的施皮策和英美新批评家在开展风格研究和文本细读时，强调专注的微观阅读。这种文学研究方式的巨大价值自不待言，却也因为排斥历史视野，而难免有“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之嫌。
相形之下，奥尔巴赫走出了一条以语文学为基础、以语言为中心的独特研究路径。他一方面极力强调文本解释作为基本方法的重要性，强调语言和文学之间的密切关联，另一方面又不限于对文学语言的分析，而是从个人的阅读经验出发，将文学作品置于历史脉络之中，试图建构一种带有多学科视角的文学史，从历时和共时的角度“既见树木，又见森林”。或许可以这样总结，即《摹仿论》是这条治学路径的巅峰和集大成，《导论》则更加清晰地展现了奥尔巴赫的知识脉络和治学特色，同时呈现出与《摹仿论》既有关联又有差异的另一种文学史叙述模式。
（注释从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