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播剧《太平年》中的冯道：乱世中的理想与人生
“这是真的吗？”
作为2026年的开年历史大剧，《太平年》在开篇就投下了一枚重磅炸弹，向观众展现了残暴的彰义节度使张彦泽是如何将百姓骨肉舂碎磨烂，充作军粮，甚至杀死自己的养子，烹而食之。从森森白骨到遍地血污，再到锅中沸腾的肉汤与恣肆的狂笑，犹如纪录片一般毫不遮挡的镜头，瞬间将观众抛进了五代十国的虎狼乱世之中。而在另一个名场面“牵羊礼”里，晦暗的惨日之下，素服跣足的后晋末代皇帝石重贵，披发遮面，手牵山羊，跪伏在冰冷的尘土之中，身后是同样跪伏于地的后妃与群臣，以如此屈辱而又符合华夏投降传统的方式，来迎接来自北方所谓夷虏征服者契丹皇帝耶律德光。
血腥与悲愤，几乎是硬生生地从荧幕中扔在了观众脸上，那种刻意营造的真实感，将长期以来被“唐宋元明”的轻易跳过的五代十国那段残暴、混乱而模糊的历史活生生地呈现在眼前，直面我们的祖先最残忍与最屈辱的一面，这不由得会让生活在和平时代的我们提出这个问题：
“这是真的吗？”
当然，一个标准答案是，历史影视剧遵循的基本原则是“大事不虚，小事不拘”，艺术创作可以遵循“史无记载皆可写”的原则，只要符合所谓的“大历史观和历史逻辑”。《太平年》这部剧也在宣传中一再向观众展现自己是如何地还原历史。从服装布景到剧情细节，无不在展现自己是如何尊重和还原历史。
但越是刻意营造出这般真实的历史感，似乎就越容易将历史真实与虚构相混淆，以至于它就像吃一条美味又多刺的鱼，究竟哪一口是虚构的鱼肉，又有哪一口是真实刺痛人的鱼刺呢？
因此，从历史影视剧中区分真实与虚构并非故意找茬，吹毛求疵，而是让人们可以从荧幕上的演员身上看到他们所饰演的真实的历史原型，通过历史影视作品由表及里地了解真实的历史，就像是历史的领航员，带领观众航行在历史之海中，一面欣赏海上的风景，一面要小心不要撞到浮在水面的冰山以及水底的暗礁。
就像绝大多数历史影视剧一样，《太平年》中的冰山与暗礁同样也比比皆是。对这部剧的本身来说，到目前已经播出的剧集来看，《太平年》真正虚构的部分，恰好是剧中主角的主线剧情——甚至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只要你看到两位男主角钱弘俶与赵匡胤出场，那么这部分剧情一定是虚构的。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赵匡胤指挥的那场长达十天的开封保卫战——这是一场根本不存在的精彩战役，根据《旧五代史》和《资治通鉴》的记载，开运三年十二月初十日，杜重威投降契丹，到十六日，石重贵才“始闻杜重威等降”，当天晚上，才得到张彦泽已经抵达滑州的军情。就在他与亲信商议诏刘知远发兵入援之际，第二天天色未明，张彦泽就已经“自封丘门斩关而入”。保卫帝都的禁军将领李彦韬只派出了五百名禁军象征性地抵挡了一下，便任由张彦泽的大军来到宫城大门明德门外——剧中那场感人至深的剧情中冯道站在明德门上面对叛军那场沉着而不失威仪的发言，在历史上同样也不存在，因为此时的冯道远在邓州，根本不在开封。历史上开封的最终陷落只是通过耶律楚材给石重贵的一封抚慰的信，于是石重贵便“悉开宫城门”——连一场像样的抵抗都没有，便宣布投降。
给予观众极大震动的屈辱的“牵羊礼”在历史上同样也不存在。不过这一点倒并非完全虚构，因为当时确实认真地考虑过“使帝衔璧牵羊，大臣舆榇，迎于郊外”，但这份方案却被耶律楚材直接否定了，他的答复是：“吾遣奇兵直取大梁，非受降也。”不仅如此，他还派人传话宽慰石重贵，说：“孙勿忧，必使汝有啖饭之所。”这番温情抚慰让石重贵“心稍安，上表谢恩”。
那么剧中的主角赵匡胤在哪里呢？很遗憾他当时正浪游在外，并不在开封当中。同样，剧中的另一位主角钱弘俶，此时也并不在开封，他甚至不在后晋境内，而是安然待在吴越国中过着他王公子弟的生活。即使他如剧中所展现的那样，身处开封的朝堂上，面对登基建号大辽的耶律楚材，他也不可能在朝堂上激于义愤，手刃张彦泽——原因很简单，耶律楚材的登基大典是在二月初一，而张彦泽早在耶律楚材进入开封的第二天，正月初二就被下令斩杀。
除了作为历史背景的大事件并未改变之外，几乎所有的历史细节都为了主角的主线剧情而遭到修改。但历史影视剧中历史与虚构之间的界限就是常常这样模糊不清，它可以将众多真实的事件排列组合，让虚构的人物可以畅游其中，也能够让真实的历史人物在剧中去推动剧情向着真实的历史发展。剧中那位永远沉着镇静的冯道，便是这样的角色。从某种角度上说，无论是《太平年》的剧情中，还是真实的历史中，他都是那位冷静的观察者与推动者，在他的身上，剧情的虚构与真实的历史才能并行不悖近乎完美的融合。那句他对耶律楚材所说的“此时百姓，佛再出救不得，惟皇帝救得”的精彩台词，正是他在真实历史中的真实话语。而他也成了一扇门，让我们可以往返于历史与虚构之间。
以下内容经出版社授权，摘编自《冯道：乱世的理想与人生》。
（导语撰文：李夏恩）
原作者 | [日]砺波护
良相
早在建国之时，后晋高祖石敬瑭就已经知晓了契丹的实力，因此始终保持低姿态，恭敬地将契丹奉为君主，从未改变。然而，他的部下们却很不满。他们认为契丹不过是单纯的夷狄而已，身为中原的天子，怎能向夷狄行臣下之礼？镇州成德军节度使安重荣就是其中之一，他时常仗着自己的勇猛实施暴行，还总是将“天子，兵强马壮者当为之，宁有种耶”（《旧五代史》卷九八）之类的话挂在嘴边，非常看不起高祖对契丹的低姿态。
值得一提的是，随着燕云十六州被割让给契丹，雁门关以北诸州归属契丹，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吐谷浑也全部臣服了契丹。因为这一割地政策，吐谷浑不得不承受契丹暴虐的欺压，于是他们渐渐生出了像从前一样臣服中原的想法。安重荣抓住这一机会，采取行动，帮助吐谷浑的千余部落从五台山地区逃入镇州。契丹的耶律德光向高祖问责。但事情远不止如此，天福六年（941）六月，安重荣私自扣押契丹使者，上表请求讨伐契丹。高祖不知如何处置，无法做出任何决定，感到精疲力尽，只能任命刘知远为河东节度使，努力加强太原晋阳地区的防卫。十二月，安重荣最终发起叛乱。高祖倾近卫军之力进行镇压，最终在第二年正月斩杀安重荣，并将他的首级放在盒中送给契丹。安重荣之乱虽然得到了镇压，但契丹遣使而来，要求将大多数吐谷浑逃亡者带回契丹。高祖陷入困境，无计可施，终因疲劳过度在天福七年（942）五月一病不起。
某天早晨，冯道独自来到高祖床前。高祖让幼子石重睿出来拜见冯道，并命宦官将石重睿抱到了冯道的怀里。尽管高祖没有言语，但他的意思非常明白。高祖知道自己已时日无多，希望冯道能拥立并辅佐自己的幼子石重睿。六月十三日，高祖逝世，享年五十一岁。继明宗之后，冯道再次失去完全信赖自己的天子。此时的冯道已经六十一岁，步入了老年。
高祖病逝后，冯道与天平节度使景延广商议，认为国家正处于多事之秋，应立长君，所以决定让石敬瑭兄长之子齐王石重贵继位。冯道违背了高祖想要立幼子石重睿为帝的遗命，他认为宰相不应该被私情左右，虽然高祖有遗命，但在目前的艰难时刻，还是必须避免年幼的天子即位。就这样，齐王石重贵即位，他就是后晋少帝，之后又被改称出帝。冯道继续留任宰相。这已经是他作为宰相辅佐过的第六位天子。
与冯道商议拥立少帝的景延广，将所有功劳揽在自己身上，掌握了朝廷的实权。另一方面，高祖弥留之际曾想召见身在河东的刘知远，但这道命令却被即位前的少帝阻止，刘知远因此忌恨于他，进而采取了不合作的态度。身兼宰相与近卫军总帅的景延广本就是主张对契丹采取强硬态度的武将之一，掌握朝廷实权后，他想在告知契丹方面高祖死讯的书信中不使用一直以来的“臣”字。宰相之一的李崧则 希望像从前一样维持友好关系。冯道夹在中间，对二人的意见都没有明确表态。但少帝赞成景延广的意见，就这样将书信送往契丹。契丹方面对这一点提出指责，但景延广依然用不逊的口吻作出回应：“先帝则北朝所立，今上则中国自策，为邻为孙则可，无臣之理。”（《旧五代史》卷八八）进一步激怒了契丹。
契丹的卢龙节度使赵延寿本就有成为中原天子的夙愿，因此劝太宗耶律德光进攻后晋。耶律德光逐渐也萌生了这一想法。另外，后晋曾与契丹定下条约，除了割让领土之外，还要每年以岁币的形式向契丹进贡三十万匹绢，但约定的时间已过，后晋却依然没有进贡。耶律德光最终下定决心，派军南下，讨伐后晋。然而这次入侵分别在天福九年（944）正月与十二月遭受两次挫败，反而大大助长了后晋的气焰。景延广十分嚣张，经常说后晋有十万口横磨剑，像契丹这样的，完全不必恐惧。
中原的这种自信是有理由的。作为铁产地的晋阳与经济中心开封已经在后唐时代结合在了一起，中原的武器生产已经提升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事实上，依靠大量物资，即便与北方游牧民族的骑兵部队作战，中原军队也能够进行相当程度的抵抗。但自从接管燕云十六州后，契丹的战力也得到了强化。后晋似乎忘记了这一事实，过于放松警惕了。开运三年（946）十一月，耶律德光第三次举全国之力率大军南下，很快攻破了后晋的防线。后晋首都沦陷，当时最有权势的桑维翰被杀，少帝与景延广被俘。后晋灭亡后，华北地区立刻陷入难以收拾的大混乱之中。
顺便一提，在契丹首次入侵失败后撤退的天福九年（944）四月，少帝逐渐对权力心生渴望，于是将景延广迁为西京留守，朝廷的实权来到了高祖时代的宰相桑维翰的手中。景延广过于独断专行，引起朝野反感，恰在此时，他又被认为需要对澶州以北的戚城救援不力一事承担责任。取代景延广的桑维翰也是对契丹强硬派的一员，因此他的上位并没有缓解后晋与契丹之间的冲突。
冯道当时仍是宰相之首，但面对朝廷中主战与主和的激烈争论，他没有支持任何一方，而是始终保持模糊不清的态度。冯道并没有改变他的看法，认为自己作为文官不应该干涉军事决定。得到桑维翰授意的某人曾对少帝说道：
冯道，承平之良相；今艰难之际，譬如使禅僧飞鹰耳。（《资治通鉴》卷二八四）
崇尚静寂与不杀的禅僧，可以思索无穷真理，却不适合让他放飞老鹰来捕捉猎物。冯道就像禅僧，可以是和平时期的名相，却不适合成为战时体制的负责人。
于是，六月三日，冯道被迁为同州节度使。六月六日，作为参谋本部的枢密院恢复建制，桑维翰以宰相身份兼任枢密使，将军政大权牢牢握在手中。
违背高祖遗命拥立少帝的冯道，完成了作为高祖山陵使的任务，朝廷再次进封他为守太尉、燕国公，以示嘉奖。洛阳冯宅所属的上相乡中台里也更名为太尉乡侍中里。当时距离后唐末帝任命他为同州节度使刚好度过了十年的时光，冯道已经六十三岁。第二次出任同州节度使的两年后，开运三年（946）五月九日，朝廷再次加冯道为中书令，并命他移镇远离洛阳的邓州，任威胜军节度使。于是冯道来到了现今河南省的南端。这一年年末，耶律德光率领契丹大军南下、一举灭亡后晋之时，这位承平良相正在邓州，没有直接遭受战火的洗礼。
《五代史补》记载了冯道作为同州节度使时的一段插曲。节度使幕下掌管酒务的某个胥吏，想要用自己的家财修复夫子庙，冯道将他提交的文书交给判官，命其仔细审阅。这位判官素来滑稽，审阅完毕后在自己的署名之下写了一首绝句：“荆棘森森绕杏坛，儒官高贵尽偷安。若教酒务修夫子，觉我惭惶也大难。”冯道读后惭愧不已，于是用自己的俸禄重建了夫子庙。《古今诗话》 与 《全唐诗》 也有类似记载，不过故事的时间变成了冯道在邓州南阳任节度使时，请求修庙的也从酒务吏变成了十余位酒户，就连诗句本身也有很大的区别。
很难确定这则故事究竟有多少真实性。但冯道在出镇同州时曾移建文宣王庙，即夫子庙一事是不争的事实，证据就是流传至今的同州大荔县《移文宣王庙记碑》。文章由冯道执笔，勾官杨思进挥毫写就，最后再刻石成碑。碑高四尺五寸（1.36米），宽二尺九寸七分（0.9米），共二十七行，每行十八字至二十字不等，共计四百余字，收录于《金石萃编》卷一二〇。《关中金石记》评价冯道的文章清简有法，杨思进的行书稍加精整就可流传后世。根据这篇碑文的记载，冯道初次赴任同州节度使时，就曾前往拜谒夫子庙。当时的夫子庙不仅位于街道拥挤处，而且荒废已久、破败不堪，于是冯道才计划将其移建到冯翊县以西。建造即将完工时，冯道回到了中央，直到十年后再次以节度使的身份来到同州，夫子庙的重建才正式完结。这就是冯道笔下重修夫子庙的经过，文章写成的时间是开运三年（946）正月十五日。另外，根据碑文可知冯道当时的官衔是“守正弘德保邦致理功臣、匡国军节度管内观察处置等使、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太师、兼侍中、使持节同州诸军事、行同州刺史、上柱国、秦国公、食邑八千五百户、食实封一千二百户”。
亡国
率领大军一鼓作气南下的契丹太宗耶律德光，于开运四年（947）元旦，接受了少帝的投降，在后晋百官的迎接下进入开封城。
他先将少帝降封为负义侯，又将其迁至黄龙府。黄龙府曾是渤海国的扶余城。耶律德光又将东京开封府改为汴州，以辽为国号，改元大同，并将恒州——原来的镇州升为中京府。此外，耶律德光还命官吏皆遵循晋制，自己也改穿中原的衣装。
威胜节度使冯道在邓州得知后晋灭亡的消息，立即启程赶往耶律德光所在的首都汴州。这是二人时隔八年的再会。上一次，冯道以宰相的身份出任外交使节，前往位于严寒之地的契丹西楼；这一次，他则以一位老年节度使的身份出现在驻军总帅的面前。当时的冯道已经六十六岁。耶律德光责备冯道在后晋时毫无政绩，冯道默然无语。于是，耶律德光又问道：“何以来朝？”冯道答道：“无城无兵，安敢不来。”耶律德光讥讽他道：“尔是何等老子？”冯道平静地答道：
无才无德痴顽老子。（《新五代史》卷五四）
听到回答的耶律德光非常高兴，命冯道为太傅，作为顾问在枢密院侍奉。即便只是徒有其名也好，冯道在异民族契丹政权的统治下，以太傅的身份确保了自己拥有相当于宰相的地位。冯道好似拥有不死之身一般。
后晋少帝断绝与契丹友好关系之时，宣徽北院使刘继勋是参与决策的重要人物。此前冯道调任邓州节度使，刘继勋作为冯道的继任，出任同州匡国军节度使，后因耶律德光进入汴州，他也匆忙返回了朝廷。耶律德光想要对他追责，此时冯道也在殿上，于是刘继勋指着冯道说道：“少帝在邺，道为首相，与景延广谋议，遂致南北失欢。臣位至卑，未尝措言，今请问道，道细知之。”刘继勋拼命想将主战的责任推到冯道的身上。然而耶律德光并没有被他的话迷惑。
926年九月，耶律德光在父亲耶律阿保机死后继承契丹国主之位，这一年是后唐明宗天成元年。从此之后，他始终密切关注中原的政治情势，对于其间几乎没有离开宰相之位的冯道的行事风格了然于心，无须其他人另行说明。耶律德光听闻刘继勋的辩解之词，这样说道：
此老子不是好闹人，无相牵引，皆尔辈为之。（《旧五代史》卷九六）
刘继勋不敢再说什么。当时，刘继勋身体不适，从症状来看应该是中风。耶律德光说北方地凉，到那里自会痊愈，于是命人给刘继勋戴上枷锁，送往黄龙府。
另一方面，晋昌节度使赵在礼原本也打算入朝，从长安启程前往开封，却在途经洛阳时听说了刘继勋之事，大惊失色之下自缢身亡。耶律德光听说了赵在礼之死，于是释放了刘继勋，但后者却因戴枷之辱羞愤难当，最终郁郁而终。
攻陷汴州开封灭亡后晋的耶律德光，企图长期占据当地，进而统治中原。值得一提的是，他违背了用中原人统治中原的旧原则，允许契丹骑兵部队在本地征用粮食。这些军队开始劫掠各地村落，如遇反抗，无论男女老幼，尽数屠杀。这种做法也叫“打草谷”，本意是收割稻谷。
中原百姓在异民族契丹的逼迫下陷入绝境，于是开始殊死抵抗，大家聚集在一起结成了自卫集团，袭击契丹任命的地方官或契丹守备军。契丹人则展开了更疯狂的报复性虐杀，凡是契丹军经过之地，不论是城市还是乡村，悉数沦为废墟。不同于单纯的内乱，这里展开的是一幅惨烈的民族斗争地狱图。
其实从一开始，南征就遭到了以耶律德光的母亲应天述律太后为核心的保守派的反对，尽管如此，耶律德光依然克服重重困难，致力于实现对中原地区的统治。某天，耶律德光问冯道，如何才能拯救天下百姓？冯道答道：
此时百姓，佛再出救不得，惟皇帝救得。（《旧五代史》卷一二六）
请求耶律德光停止杀戮。时人无不称赞冯道，认为正是他的调解起到了作用，契丹才没有将中原之人全部屠杀。
当时，身在北方军事基地晋阳的节度使是刘知远。他曾因后晋少帝即位一事与少帝及朝廷掌权者景延广产生龃龉，同时又担心对契丹的外交方针过于强硬，很可能会带来危险，于是暗中铸造兵器、扩充军队，以备万一。像他这样实力强劲的军阀，面对契丹的大举入侵却选择了袖手旁观，这也是后晋灭亡的原因之一。耶律德光灭亡后晋统治中原后，刘知远也在二月十五日于根据地晋阳称帝，国号为汉。虽然他与后唐皇室一样出身于突厥系沙陀族，但因以刘为姓，于是自称汉人。刘知远即后汉高祖。
然而高祖并没有立刻出兵中原，而是向其他地方军阀发出檄文，煽动他们一起反抗契丹。作为北方民族的契丹军难耐酷暑，入侵开封是在严冬时节，随着天气转暖，许多人开始思念北方平原。再加上中原人民的游击战日益激烈，耶律德光最终决定率军北还。当时距离他进入开封还不足三个月，契丹对中原地区的统治可谓彻头彻尾的失败。
耶律德光从中原撤退的同时，还带走了为数众多的官吏、女官、宦官、手工业者和学者，以及包括图书、礼乐器等在内的大批传世文物。三月十七日，跟随耶律德光离开开封的汉人官吏与军士各有数千人之多。冯道当时也在这支北还的队伍中。出身契丹后族的萧翰作为汴州宣武军节度使，留在当地负责后续事宜。
契丹带走了开封城内所有的财货。此前，曾有数百名契丹守备军在相州被杀，作为报复，北归途中，契丹军屠杀了相州所有的男子，并将妇女作为奴隶带回国去。据说，契丹军甚至将幼儿抛向空中，以刀劈杀取乐。后来，当中原的官吏再次进入相州时，发现了超过十万具遗骸，仅有七百人幸免于难。这仿佛是三百年后成吉思汗血洗花剌子模的预演。类似的悲剧在契丹军所到之地反复上演。被折磨到这种地步，中原人民只能奋起反抗。各地爆发的游击战最终使契丹太宗耶律德光不得不率军北还，这也使得中原人民更加自信。
“帝羓”
带领冯道等人一同北还的耶律德光中途病重，最终于四月二十一日在恒州附近的栾城逝世，享年四十六岁。为了防止他的遗体腐坏，契丹人割开他的腹部，取出肠子并塞入了盐。汉人戏称他为“帝羓”。
太宗耶律德光并不是太祖耶律阿保机的长子。太祖逝世时，皇后述律氏手握大权，但她不喜欢长子耶律倍，反而更偏爱次子耶律德光，于是让后者坐上了皇位。耶律兄弟曾并肩骑马出行，见到这一光景的述律氏对臣下表示，自己并不偏爱任何一方，你们认为谁适合做天子，就拿起他的缰绳吧。揣摩皇后心意的大臣们纷纷选择了弟弟一方，于是耶律德光登基称帝。
耶律德光在栾城逝世时，以述律氏为首，皇弟耶律李胡、皇子耶律璟等人都在上京临潢府，只有耶律倍之子永康王兀欲在军中。契丹将军们于是拥立他即位，也就是辽世宗。兀欲虽然已经即位，但耶律德光之子还在本国，且他没有获得述律太后的许可就擅自即位，因此内心惶恐不安，匆忙率众归国。另外，兀欲又任命耶律德光的从弟麻荅为中京留守，负责恒州的防卫，从后晋带走的文武百官与士卒们也留在了恒州。五月二十一日，兀欲从恒州出发，仅带走了翰林学士徐台符与李澣，以及女官与宦官。
冯道等人也留在了恒州。负责在开封处理善后事宜的萧翰，最终放弃开封北上，并于六月一日抵达恒州，与麻荅会合。萧翰所属的萧氏与耶律氏都是具有辽代契丹族社会特征的姓氏，代表了早期社会的双分组织（氏族集团）的半族结构。皇室耶律氏总是从萧氏中选择后妃，据说契丹社会还用“牡马”图腾代表耶律氏、“牝牛”图腾代表萧氏。
于晋阳即位的后汉高祖刘知远，在萧翰离开后的六月十一日进入开封。后晋时代的藩镇相继来降。高祖颁布大赦令，由契丹任命的节度使以下的军士、官吏全部保留原职。然而，冯道等人仍留在恒州，也就是镇州，不得不继续为麻荅和萧翰等人效力。
麻荅生性贪婪残暴，只要是民间的珍宝、美女，势必抢夺到手，如遇反抗，则以偷盗的罪名挖去对方的双眼，斩断双手后再用火烧死，以此来警告其他人。麻荅的行径过于暴虐，恒州附近的游击战愈演愈烈。此外，滞留恒州的契丹骑兵明明只有两千人，麻荅却要求提供一万四千人份的粮食，多余的部分全部进入他私人的口袋，并且他还在尽量减少中原官吏的粮食。官吏们激愤不已，听说后汉高祖进入开封的消息后，更加迫切地希望南下返回开封。
近卫军指挥使之一的李荣与何福进，暗中商量率领数十名部下攻击契丹人，但由于此前被契丹的强盛震撼，所以迟迟下不了决心。恰好此时契丹派主力外出镇压游击战，恒州城内仅留下了八百人。面对千载难逢的机会，何福进等人最终决定发动起义，以第二天用餐时的佛寺钟声为号，一同发起攻击。当时是闰七月二十八日。
另一方面，尽管述律太后等人拒绝世宗兀欲入国，但后者依然用强硬的手段进入上京临潢府，并将太后与耶律李胡关进了太祖耶律阿保机的墓中。太宗耶律德光的葬礼终于在木叶山举行，以冯道为首的十名朝士被勒令前往参加仪式。使者骑着马来到了恒州。闰七月二十九日一早，接到命令的麻荅，将冯道及枢密使李崧、左仆射和凝等人一同召集到府衙，想要说服他们一同前往临潢府。
当天，李崧反常地一个人先到了府衙，听说详情后惊慌不已，面色铁青。麻荅告诉他，希望明天一早与朝士们一同出发。李崧没等冯道与和凝出现，就退了出去。他刚走出府衙大门，突然与冯道等人相遇。说明情况后，众人一同右转离去，各自回家。
不久之后，代表用餐时间的钟声响起。听到信号的数十名中原士兵，抢夺了守门契丹兵的兵器，诛杀十余人后突入府衙。李荣首先占领了储藏兵器的仓库，招呼中原士兵与普通民众，给他们分发兵器，并在衙门放火，与契丹人展开激战。李荣将武将们召集在一起，请求他们的合作。近卫军指挥使之一的白再荣对这次起义能否成功心存疑虑，于是躲进其他房间，不料士兵们持刀闯入，拉住他的肩膀，他只得被迫参与进来。武将们一个接一个地抵达，四面八方燃起烟火，战鼓的轰鸣传遍各处。麻荅等人惊得目瞪口呆，只得带着宝物与家人乘车逃往城北。然而，中原一方也很混乱，缺少统帅全局之人，贪婪狡诈之徒忙着趁火打劫，胆小怕事者急着四处躲藏。
第二天，即八月一日，从牙城北门涌入的契丹军，在一夜之间，以令人惊讶的威势震撼了四方，死亡的汉人居民超过两千人。前磁州刺史李谷担心起义失败，请求冯道、李崧、和凝三人前往战场慰劳士
兵。士兵们见到冯道等人，顿时士气大振，再次展开突击。接近黄昏时分，数千村民聚集到城外抢夺契丹人的宝物与女人，引发了骚动。
契丹人惊恐不已，纷纷向北逃去。麻荅等人也出发前往位于恒州东北的定州，与义武节度使耶律忠会合。最终，中原人民成功将契丹人从恒州驱逐了出去。
冯道等人在各处安抚兵民。众人都希望冯道能够出任节度使，但冯道却拒绝道：
我，书生也，当奏事而已，宜择诸将为留后。（《资治通鉴》卷二八七）
尽管这次起义的最大功臣是李荣，但白再荣的地位在他之上，于是以白再荣暂代留后之职，同时向开封的后汉高祖呈递文书，请求援兵。
次年春天，因害怕中原进犯而与耶律忠一同放弃定州、逃回契丹的麻荅，被世宗耶律兀欲问责，追究镇州失守之罪。但麻荅并没有立刻认错，反而认为正是朝廷想要将冯道等中原官吏招入契丹，才引发了这次叛乱。最终世宗将麻荅鸩杀。
如果当天李谷没有想到请冯道等人去劳军，或他们推辞不去，则此次起义很有可能功败垂成，而契丹人必将展开更激烈的报复。然而，如果不是李崧在前一天提前抵达官衙，而是如往常一般与冯道、
和凝一同拜见麻荅，并被要求出席耶律德光的葬礼——但凡其中一人迟疑，全员恐怕都会被俘。如果事情这样发展，那么起义又会走向哪里呢？当时的人们评论道：
道布衣有至行，立公朝有重望，其阴报昭感，多此类也。（《旧五代史》卷一二六）
此外，冯道在恒州时，只要见到被契丹俘虏的中原士女，必定慷慨解囊替她们赎身，并就近安置在高尼精舍之中，而后又一一将她们送回本家。
本文为摘编内容。导语作者：李夏恩；原作者：[日]砺波护；编辑：刘亚光；导语校对：王心。未经新京报书面授权不得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