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刘小枫：马汉与政治史学
摘要：阿尔弗雷德·马汉以多卷本海权史论著称，而其关于国际政治的时论性作品也多凭靠政治史学的支撑，流畅的叙述文风甚至让他获得了“优秀[通俗史书]作家”的声誉，他本人也首先把自己看作是史学家。然而，马汉的海权史论从属于其自由帝国主义的文明扩张论。这种扩张论以清教信仰为“内在的共同精神”,以武力征服为基础，然后才是“物质上的发展”。马汉的海权史论来自他对罗马共和国崛起时期的迦太基战争的理解，而他的文明扩张论则是受罗马帝国奠立者凯撒的激发，企望美国成为现代式的罗马帝国。就其政治品质而言，马汉的政治史学用社会达尔文主义补充马基雅维利主义，堪称19世纪末自由帝国主义时代的代表性历史文献。
基金： 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研究基金“‘普遍历史’观念源流研究”项目(22XNLG10)阶段性成果 关键词：阿尔弗雷德·马汉;海权论;地缘政治学;政治史学;自由帝国主义 目录 一、海权三部曲中的美式现代世界史逻辑 二、马汉如何展望20世纪 三、马汉的凯撒主义 四、马汉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文章来源：浙江学刊 . 2023 (03)
若要更好地理解眼下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有必要深入认识上一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自由帝国主义(liberal imperialism)竞争的巅峰时刻(1890—1920)——的种种面相，而阿尔弗雷德·马汉(1840—1914)恰好是美国在这一历史时期走向自由主义帝国的重要代言人之一。他的“第一篇纯粹地缘政治方面的文章”写于1890年，最后一篇写于1914年，“这一时期恰好与欧洲走向灾难性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相吻合”(1)。若说马汉的著作为欧洲走向这一灾难做了舆论准备，也许并不为过。
1890年5月，《海权对历史的影响》刚一面世，马汉上校随即给初入政坛的朋友西奥多·罗斯福(1858-1919)寄去了签名本。因为后者八年前的少壮之作《1812年战争中的海战》(1882)实际上已经提出了海军实力与美国命运的关系问题。西奥多·罗斯福花了一个周末，“从头到尾，一字不落”地读了马汉的新作。他本来自认为是这一领域的专家，现在他承认，马汉的著作拓展了视野，澄清了政权与海权、战争与经济、地理与技术间的复杂关系，尤其是证实了海军在决定国家实力方面比陆军更为有效——合上书时，“罗斯福像变了一个人”。(2)仅仅一周后，马汉就收到了罗斯福赞不绝口的回信：“我可以坦言相告，您的作品是我所熟知的此类书籍中最为详尽、最具教育意义的一部概论。”(3)
《海军对历史的影响》成稿于1889年秋天，美国海军部长本雅明·特雷西(Benjamin F. Tracy, 1830—1915)当时正为将在年底提交给国会的海军建设年度报告费神，他的部下马汉的著作让他眼前一亮：美国海军建设应该从防御转向进攻。凭靠这一“崭新思路”,特雷西的年度报告成了“美国海军政策整个发展过程中最为有力的一份文献”。为了实现马汉“设想的[美利坚]帝国主义前景”,特雷西还成立了一个海军政策委员会(1890年1月)。按照这个六人委员会的建议，美国“立即开工建造各类级别的200多艘现代战舰”,尽管这时美国的“所有边境都处于十分安全的状态”(4)。
仅仅数年间，马汉的海权史论就对世界大国政治产生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影响。据说，德意志帝国皇帝威廉二世(1859—1941)自称“不是在阅读”而是“在吞咽”马汉上校的这部书，甚至“努力要把它背下来”。《海权对历史的影响》的绪论和第一章在1892年就有了日译本，日文全译本在甲午海战之后(1896)出版，销量可观，进呈天皇和皇太子获“御批”后销量再度攀升。(5)尽管如此，若要说德国和日本的海军强国政策是由马汉的海权史论推动的，未免夸张。事实上，海权论的真正教诲师是17世纪以来崛起的欧洲大国尤其英国的海外扩张。美籍德意志人弗里德里希·李斯特(1789—1846)虽然是经济学家，却有敏锐的地缘政治自觉。他在19世纪40年代就已经看到，英国的海军实力“掌握了每个海洋的钥匙”,“能够随心所欲地开放或关闭每个海洋和每条海上通道”——正是凭靠这样的海上优势，英国的商业和殖民实力才获得了全球支配权。(6)
马汉的海权史论不过是把英国成为全球霸主的这段历史变成了一种史论：“海权论”首先是一种教育美国公众的政治史学，它“从头到尾是对英国勇气、英国忍耐力、英国技巧和英国强权的一番辉煌颂扬”(7)。古希腊的雅典就有散文叙事体的政治史学，其目的是教育雅典城邦民。同样，马汉的海权史论作为一种政治史学，其目的不仅是为了教育美国海军军官，而更多是为了教育美国公众。正因为如此，就政治教育的德性品质而言，马汉的政治史学与古希腊的政治史学不可同日而语。 一百年后的20世纪90年代，我国知识界才开始关注马汉，其历史原因不难理解。让人难以理解的是，我们迄今仅仅把马汉视为现代海战史家、军事战略家——至多是个地缘政治学家。(8)这与马汉对自己的理解以及美国政治思想家对他的理解都相去甚远。塞缪尔·亨廷顿(1927—2008)在20世纪50年代就说过，马汉的著述带有“政治、意识形态甚至种族的弦外之音”,它们属于“历史哲学而非战争哲学”。马汉甚至“基于道德和宗教的理由”劝美国人相信，战争是上帝指导下的“人类进步过程的工具”,因而其视角“远远超出克劳塞维茨、约米尼以及其他军事著作家”(9)。
的确，除了著名的海权三部曲外，马汉还有宗教著作，他的基督教信仰与其海权史论有着不可忽视的内在关联。(10)尤其是，马汉还有大量在今天看来属于地缘政治学的著作，它们虽然无不是涉及国际政治态势的时论之作，却不乏历史哲学信念的表达。这些时论性的地缘政治作品同样带有政治史学特征，或者说以马汉自己的世界史观为基础。马汉固然首先是海军军官和军事教官，然后才是政治纪事作家，但他“总把自己看作是史学家，其次才是海军军官”。马汉写作《海权对历史的影响》的灵感，就来自他阅读德国史学名家特奥多尔·蒙森(1817—1903)的《罗马史》所获得的“顿悟”。1894年，当马汉得知自己被接纳为美国史学协会成员时，他顿时“喜上眉梢”。1902年，马汉因自己的作品广受公众欢迎而当选美国史学协会主席，在他看来，这是自己能够享有的莫大名誉——“在美国人民当中，马汉比史学协会更为出名”(11)。既然马汉的著作属于“历史哲学而非战争哲学”,那么，我们就必须从政治史学的角度而非仅仅从海权论的角度理解马汉。
一、海权三部曲中的美式现代世界史逻辑
《海权对历史的影响》问世后仅仅两年(1892),马汉就出版了《海权对法国大革命及帝国的影响(1793—1812)》,人们通常将他的这两部早期著作与十多年后(1905)发表的《海权与1812年战争的关系》合称为“海权三部曲”。从军事史角度看，这种迄今流行的说法无可非议，但从政治史学的角度看，它很容易产生误导。如果我们把马汉的史书写作仅仅视为展示现代国家的海权争夺史，那就小看了他的抱负。马汉所理解的“海权”(Sea power)不是指某个国家像拥有某片陆地一样拥有有限海域的权利或在海上自由航行的权利，而是指大国支配世界秩序的权力。如他自己所说，“海权的历史”仅仅看起来“主要是一部军事史”,“从其广义来说”,它“涉及有益于使一个民族[国家]依靠海洋或利用海洋强大起来的所有事情”(12)。显而易见，马汉的根本关切是美国如何成为大国，这不仅需要唤起美国军人的意志，更需要唤醒美国公民的文明自觉。
南北战争结束后，美国的现代化取得了显著进展，但国家意识却停留在美国立国以来形成的“孤立主义”心态之中。马汉年轻时也是孤立主义者，蒙森的《罗马史》才让他“开始转向领土扩张主义”(13)。通过历史写作，马汉希望打破美国人的孤立主义心态，重塑美国公民的政治意识。由此可以理解，马汉的写作注重通俗性叙事，喜欢列举史例，让读者觉得不是他而是历史事实在施教。(14)毕竟，马汉心目中的读者绝非仅仅是美国海军战争学院的学员：
马汉意向中的读者是美国的政治家和平民，因为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还没有意识到或承认……[美国]在海上拥有任何巨大利益”⑤。
由此来看，马汉的海权史三部曲的第三部就不会是1905的《海权与1812年战争的关系》,而应该是1897年的文集《美国的海权利益：现在与未来》。这部作品由八篇写于不同时期的文章构成，第一篇题为《美国向外看》(The United States Looking Outward)仅仅标题就具有标志性意义。马汉希望美国公众“向外看”到，“美国的独特[地缘]位置与东方和西方的古老世界相望，美国的海岸与大洋相濒临”,无论“这些大洋与哪条海岸相邻，它们都对美国有着同等重要的意义”扩张主义心态溢于言表。他还提醒美国公众，德国和美国正“围绕着西太平洋群岛”发生冲突。(15)
这篇文章原刊《大西洋月刊》1890年12月号，与《海权对历史的影响》同年问世，它足以证明马汉写作《海权对历史的影响》绝非出于军事史学的旨趣，而是受自由帝国主义冲动的支配。此文不仅是马汉的第一篇“纯粹地缘政治”文章，它甚至堪称第一篇现代意义上的地缘政治学文献。人们有理由说，早在“地缘政治”这个语词出现之前，马汉就已经是“一位地缘政治思想家”——他不仅是麦金德的先驱，也是卡尔·豪斯霍弗的先驱。(16) 《海权对历史的影响》记叙了从17世纪中叶到英属美洲殖民地独立战争结束时(1660—1783)的国际海战史，在马汉眼中，这是现代世界历史演进的第一阶段。接下来的《海权对法国大革命及帝国的影响(1793—1812)》描述了这一历史演进的第二阶段即拿破仑战争时期海战史，历史主角是失败的法兰西帝国。此书写到英国与美国爆发战争的1812年时收尾，而马汉在前言中明确提到，探究美英战争当属于美国的“国家特殊利益”这一主题。(17)四年后，美国公众就读到了《美国的海权利益：现在与未来》,这个书名无异于在提醒公众：现代世界历史正进入第三阶段，其标志是美国应该凭靠海外扩张成为自由帝国主义大国。固然，马汉在十五年后出版的《海权与1812年战争的关系》前言中说，此书按“最初构想”属于“《海权对历史的影响》系列丛书的最后一部”,但它显然从属于“美国的海权利益：现在与未来”这一主题。通过通俗化的历史纪事，马汉希望“广大[美国]民众”记住英美战争期间美国“因战备上的吝啬而导致的令人深感痛心的境况”——掩盖或忘记美国在过去的“各种经验教训”不利于美国崛起。(18) 马汉的海权史三部曲叙事隐含着这样一个现代世界历史演进的逻辑推导：美利坚应该凭靠海上优势和平接替大英帝国成为支配全球的大帝国。为了向美国公众展示这一现代历史的演进逻辑，马汉上溯到世界历史的古代纵深。《海权对历史的影响》开头部分(“绪论”和“第一章”)的叙事虽然略显拖沓，却简洁明快地展现了马汉心目中的世界史轮廓，即三个世界性帝国的历史更替：罗马帝国—大英帝国—美利坚帝国。这个开头部分与其说是《海权对历史的影响》一书的导论，不如说是马汉心目中的美式世界史绪论。 “绪论”从19世纪中叶以来的“科学进步”给海军带来的巨大变革谈起，并以18世纪末期的三场海战为例，具体展示技术进步对大国海上冲突的战略和战术产生的实际影响。人们若是仅仅看到这一层，未免过于草率。毋宁说，马汉实际展示的是17世纪以来的世界大国更迭，只不过他同时想要证明，海军实力在现代式的大国更迭中具有决定性作用。 经过这番铺垫后，马汉的“绪论”转向了世界历史的早期，用近半篇幅讲述罗马与迦太基争夺地中海支配权的历史事件。(19)马汉在序言中已经提到这一事件，而他描述这一事件时所用的材料明显主要来自蒙森的《罗马史》。(20)即便不与《美国向外看》联系起来，当时的美国公众也不难看出，马汉希望他们应该想到，美国与英国或美国与德国即将为支配两大洋而展开争夺。因为，在结束“绪论”之前，马汉的笔端回到了美国诞生并进入世界历史的时代——拿破仑战争年代。马汉的三段式世界历史逻辑就这样建立起来，他由此发出呼吁说，“研究海军战略对于一个自由国家的全体公民来说，是一件有意义、有价值的事情”,尽管“尤其是对于那些负责国家外交和军事的人来说更是如此”⑥。
接下来的第一章探讨构成海权的诸要素。以自由贸易的权利为基点，马汉逐一考察了支配海上通道的大国赖以形成或“创造历史”的诸种条件：地理位置、自然结构、领土范围、人口数量乃至民族特性和政府特点等等。在今天看来，这算得上是标准的政治地理学文献。孟德斯鸠的拥趸杜尔哥(1721—1781)在18世纪早期已经提供了这样的观察框架，尽管马汉未必读过他的《政治地理学》。(21)就此而言，现代政治地理学乃至马汉的海权史论属于启蒙史学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地缘政治学关切大国关系或大国更迭，它以历史的政治地理学为基础。在展示其地缘政治学原理时，马汉依据的是17世纪中叶至19世纪中叶西欧王国争夺大国地位的历史，与德意志的著名政治史学家利奥波德·兰克(1795—1886)在1833年发表的名作《诸大国》所关注的主题和时段相同。通过展示17世纪末至19世纪中期欧洲大国冲突的“世界性时刻”(Weltmoment),兰克力图澄清“普遍流布的”关于“现代世界形成过程”的若干误识。仅仅过了半个世纪，马汉的地缘政治式的历史观察就让兰克的史学视野捉襟见肘。显而易见，兰克的目光局限于欧洲大陆，尽管他提到“美国独立战争带来的不仅是共和潮流的逐步兴盛，而且还有英法争斗这一直接后果”,却没有看到美国的政治成长会带来怎样的“世界性时刻”——他甚至没有提到1823年的门罗宣言(22)。马汉着眼于欧洲王国的海外争夺，其政治史学目光更具前瞻性，这得益于他渴望美国的扩张。在考察支配海上通道的大国赖以形成的诸种政治地理条件时，马汉处处对比美国的地缘政治状况——用马汉自己的话来说，他关心的是“美国的民族[国家]特点是否适合发展一支强大的海上力量”(23)。
马汉所期盼的美国时刻尽管在《海权对历史的影响》和接下来的《海权对法国大革命及帝国的影响(1793-1812)》中已经展开，但也仅仅是为美国公民认识到“美国世纪”的来临做准备而已。《美国的海权利益》在一开始就提醒读者，“美国也开始从睡梦中醒来，并意识到了与其未来密切相关的利益”(24),他甚至呼吁美国公民做好准备应对可能来临的战争。 《美国的海权利益》中题为《准备海战》(Preparedness for Naval War)的文章，原刊《哈珀新月刊》1897年3月号——马汉写道：
不管产生战争的场合多么突然，战争的根源都在于先前的局势之中；一个国家的政治家及其人民——至少是其中勤于思考的那一部分，在战争来临之前的很长时间里就应该清晰地看到局势的大体变化趋向。(25)
这段言辞预示了一年后的美西战争，或者说马汉的海权史三部曲的世界历史逻辑就这样贯通了，因为，这场战争将是美国向海外军事扩张的标志性事件。当然，马汉与兰克一样没有预见到，不久的将来，德意志和美利坚这两个同出于新教的自由主义帝国会因争夺世界霸权而两度殊死搏杀。如果海军失利是后来的德意志帝国两次败在美利坚帝国脚下的重要原因之一，(26)那么，马汉的政治史学视野超逾兰克，已经决定了这场世纪性对决的胜负。
二、马汉如何展望20世纪
马汉在1897年3月发表文章呼吁“准备海战”时，他属意的战场是美国东南面的加勒比海和墨西哥湾水域，争夺对象是早已奄奄一息的西班牙王国。凭靠政治史学的眼光，马汉将这场争夺的历史意义比作英法两国自18世纪以来争夺地中海的控制权。(27)然而，在接下来的美西战争(1898年4月至12月)中，美国也同时向西太平洋出击。夺取菲律宾的行动由海军代理部长西奥多·罗斯福一手秘密策划，马汉并不知情，行动开始后也不赞成，但这不等于他不赞成美国向西太平洋方向扩张。
《海权对法国大革命及帝国的影响(1793—1812)》出版后的第二年(1893年3月),马汉就在Forum月刊上发表了题为《夏威夷与我们的未来海权》一文(收入文集《美国的海权利益：现在与未来》)。人们从中可以看到，马汉“向外看”的目光已经同时投向大西洋和太平洋两个方向：
我们正迈向海洋。在我国的幼年时期，我们只濒临大西洋；青年时期的我国把疆界拓展至了墨西哥湾；今天，正处盛年的我国已与太平洋相邻。难道我们没有权利或不需要在任何方向上迈得更远?难道对我们来说在海平面的那边就不存在要求我们具备某种政策以赋予我们某些权利的关键性利益或显而易见的危险?②
马汉告诉美国公众，夏威夷群岛对于美国极为重要，它“有力地影响着太平洋地区”,是“唯一不可替代”的战略支撑点，美国在那里必须拥有“最充分的权利来发挥作用”,以获得对该地区在“商业和军事上的支配”。马汉的具体建议是，美国应该借助“自由精神”以及“关于权利和法制的观念”逐步将夏威夷群岛收入囊中。(28)今天的史学家若想要搞清自由帝国主义的具体含义，马汉的这篇文章是难得的历史文献。对我们关注的问题来说，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马汉把建议美国支配夏威夷群岛比作“罗马将意大利半岛上的其他国家吸纳进来”④。
其实，在1890年的《美国向外看》中，马汉已经提到夏威夷群岛，并呼吁“不允许其他国家具有与美国同样的影响力应成为我们坚定的决心”,因为那里是旧金山“至澳大利亚和中国的交通线上的重要一站”(29)。这再次证明，《海权对历史的影响》虽然记叙的是欧洲海战史，马汉的写作意图是为美国将向大西洋和太平洋两个方向扩张做战争准备。 1897年对于马汉的确堪称是“准备战争”的一年：他接连在《哈珀新月刊》上发表了三篇文章，比《准备战争》更为重要的是《展望二十世纪》(A Twentieth-Century Outlook)一文(原刊《哈珀新月刊》1897年10月号)。(30)离19世纪终结还有三年，马汉已经就20世纪的世界政治前景表达了充满自由帝国主义冲动的渴望。正是在这里人们看到，马汉不是一般的地缘政治学或国家战略学家，而是亨廷顿所说的“历史哲学家”。 马汉赖以“展望20世纪”的历史地平线仍然是：凭靠工业革命带来的“机械工艺的改进和交通运输的大量增长”,欧洲大国以及美国获得了强劲的“外向势头”(out impulse),整个世界的政治面貌正在发生彻底改变。东西方文明在过去“一直相互分离，各自形成自己独立的世界”,如今则因现代海军的出现而不再相互隔绝，反倒“在地理位置上相互接近”⑦。
马汉预断，世界历史在20世纪的基本趋势是：西方基督教国家的“技术和经济进步”以及殖民扩张必然唤醒被殖民的古老亚洲文明，尽管它们“有着不同的精神观念和非常不同的政治能力”,而且“处于物质繁荣和进步的不同层次”⑧。
十九世纪的历史就是一部我们自己的文明对这些更古老的文明持续不断、与日倶增地施压的历史，直至今日，如我们放眼四方，到处都可看到一种激活，一种从睡梦中的觉醒……⑨
这话看似兴奋，其实也表达了一种具有世界史含义的忧虑：古老的亚洲文明“数世纪的迷梦”被“粗暴地打断”后，文明的担纲者们很容易看到，西方文明“具有两大优势，即强权和物质繁荣”,并开始“渴望这些东西”,从而迟早要与西方文明一争高下。马汉相信，当东方世界看到西方世界凭靠“物质优势和政治传统”而获得了“强权”(power),必然会欲求以同样的方式获得“强权”。下面这段说法表明，1894年的甲午战争给马汉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日本令人吃惊的发展是最明显的证据[……]由于理解和欣赏西方的物质和政治文明的优势，殖民地政治意识的觉醒虽然不比先前的[殖民地]叛乱更具直接的威胁性，但对未来的巨变而言要不祥得多。(31)
马汉没有说，欧洲大国的自由帝国主义扩张是一种不义行径，日本追仿欧洲大国，把马基雅维利式的强权政治原则复制到古老的亚洲空间并非是一种历史必然，而是出于民族品德的选择。1870年以来，美国流行社会达尔文主义，马汉不假思索地接受了这一信条，他的作品中“到处充斥着”应用于“国家身上的‘适者生存’概念以及在十九世纪的竞争和冲突中得到正面弘扬的民族主义”。(32)若说马汉的政治史学中有某种“历史哲学”,那也不过是一种清教信仰与“生存竞争”论相结合的历史信念罢了。他并不相信，现代西方的科学技术和自由贸易带来的“物质繁荣”会同时给世界带来“普遍和平”(universal peace)。在《美国向外看》中马汉已经宣称，他相信的历史法则是：
我们周围处处是争斗。“生存竞争”“生活的竞赛”这些词语如此令人熟悉以至于我们并未体味其意义，除非我们停下来思考它们。在任何地方，一个国家总是对其他国家怀有戒心，我们自己也并不比他国特殊。除了一场有组织的战争，我们的保护性安排指的又是什么呢?③
由于东西方文明在地理上的隔离已经不复存在，而相互之间又“没有相应的精神观念上的共鸣”,当东方国家也学着“看重物质优势”,它们与基督教西方发生冲突的危险必然随之增加。在《展望二十世纪》中，马汉没有审视欧洲新教文明的政治品德，反倒基于这样的认识郑重提醒美国公众：
我们正站在一个时代的开端；在这个时代，那个或许已被长期拖延的问题将决定性地得到解决：是东方文明还是西方文明将主导整个地球并支配其未来?④
说这句话的不是一个站在欧洲陆地上的欧洲人，而是一个站在太平洋东岸美洲陆地上的欧洲裔殖民者——马汉充分自觉到美国应该对整个基督教欧洲文明的兴亡承担历史责任。 东方文明还是西方文明将“主导整个地球并掌控其未来”(to dominate throughout the earth and to control its future),对西方人来说是个古老的“东方问题”(Eastern Question)。在古代西方人眼里，“东方”指的是地中海东岸的“近东”(如今的土耳其、叙利亚、伊朗),那里因与地中海文明在地缘上相互接近，自古就厮打在一起。到了中古时期，所谓“东方问题”变成了基督教欧洲的西方与阿拉伯帝国的东方之间的长期拉锯战。直到19世纪中期的克里米亚战争(1853—1856),基督教西方眼中的所谓“东方问题”虽然“被长期拖延”,才明显朝着有利于自身的方向发展。(33)
马汉眼中的“东方”与传统的欧洲人不同，因为他的立足点是太平洋东岸的北美大陆。虽然隔着浩瀚的太平洋，马汉仍会觉得大洋彼岸的东亚才是美国的“近东”。因为在马汉看来，欧洲人殖民北美大陆意味着欧洲文明针对东方文明的前沿阵地“向前推移”了一大步。既然美国就是这一“前沿阵地”本身，它就不能置身于这一“普遍趋势”之外，而是应该在欧洲文明的“再次全线推进”中发挥应有的突击作用——毕竟，美国所具有的“自然条件使这种趋势得到了加强和延续”⑥。 由此不难理解，在马汉眼里，即将到来的世界未来前景是：地理上相互隔绝两千多年的东亚文明与西方基督教文明将在“主导整个地球并掌控其未来”的问题上一决雌雄。
当前，摆在文明化的基督教世界面前的伟大任务、伟大使命是，将包围着自己的众多古老而不同的文明——首先是中国、印度和日本文明——纳入自己的胸怀并融进自身的理想，完不成使命就得毁灭。(34)
我们应该对这段话感到惊讶：马汉居然说古老的亚洲文明“包围着”(surrounded)“文明化的基督教世界”,而且“占据数量优势”(outnumbered)!难道中国人、印度人或日本人没有理由说自己被“文明化的基督教世界”(civilized Christianity)包围?无论如何，马汉的这些言辞足以再次提醒我们，仅仅从军事学角度看待马汉的海权史论明显过于局促。毋宁说，如果没有反复掂量马汉所说的“文明化的基督教世界”所面临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伟大任务、伟大使命”,人们断乎不能真正理解马汉，遑论准确理解美国文明的帝国主义品质。毕竟，马汉自觉地把自己的写作视为美国文明意识觉醒的标志——用他5年后发表的《我们的国家情感的成长》一文中的话来说，其历史写作记录的“不是我的发展，而是这个国家从1890年到1897年的觉醒进程”(35)。 基于这样的文明觉醒，马汉发出了自由帝国主义式的扩张呼吁：为了让欧洲文明的前沿阵地“向前推移”,以巩固“使其得以生存的防御线”,美国必须向太平洋西岸扩张：“不仅要占据地球上的不毛之地，还要占据那些有争议的地盘” ——那些迄今为止把欧洲人“与古老的国家隔开的缓冲地带”,让欧洲文明“与之面对面、边靠边”③。 现在我们能够理解，为何对于二战后的美国政治家来说，东亚即便不是“有争议的地盘”,也值得让它变成这样的地盘——美国就算是在琉球群岛和菲律宾群岛拥有了军事基地也仍然不够。历史地看，若说“第一岛链”的创意属于马汉，并不为过。对今天的美国政治人来说，南中国海的“九段线”海域即便在二战后很长一段时期尚且不是有争议的地盘，现在也必须让它变得“有争议”,因为他们是马汉的通俗史教化出来的。
三、马汉的凯撒主义
在1898年的美西战争中，美国海军亚洲分遣舰队以突袭方式轻而易举歼灭了泊驻马尼拉湾的西班牙亚洲舰队(5月1日佛晓)。马汉起初不赞成对西属菲律宾群岛采取行动，仅仅是因为那里离美国本土实在太远，而他担心美国海军目前的实力尚不足以实现这样的战略目的。马汉审慎地建议，美国海军最好争取能够在“马尼拉、关岛和长江口获得加煤站”,以此“支撑美国将来在中国的商业野心”。然而，当大约一万美国陆军登陆菲律宾群岛后(1898年7月),马汉随即“加速奔向这支帝国主义队伍的前列”。他欣喜地告诉美国公众，门罗主义仅仅禁止美国干涉欧洲大陆事务，它“当然不适用于美国对菲律宾和中国”采取的任何行动。半年后，美西战争的菲律宾战场转变成了美菲战争(1899年2月),马汉又觉得，“就战略或地理而言”,美国花费钱财和军力在菲律宾群岛有些得不偿失。毕竟，吞并菲律宾仅仅是“为美国提供了进入中国的跳板”,重要的是美国能够在中国海岸获得海军基地。(36)换言之，在马汉看来，美国在菲律宾群岛获得战略支撑点远远不够，必须踏足东亚大陆边缘——英国、日本、俄国甚至德国都在中国沿海获取了军事基地，美国不应该是例外。也许正是由于马汉的教诲，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就制定了一项作战计划：直接从夏威夷到菲律宾，接着去攻占中国大陆，之后再去攻占日本”(37)。
美西战争后，美国的战略边界在大西洋方向仅“推进了几百英里”,而“美国主权延伸到了菲律宾群岛”则意味着其战略边界在太平洋方向“推进了几千英里”(38)。倚靠这一意想不到的战略成就，美国随即有了底气与俄、日、德三国争夺在华利益：1898年10月，新任美国驻华公使康格给新任国务卿海约翰(1838—1905)打报告说，中华帝国政府“极其懦弱无能，无力对大国进行任何抵抗”,美国“至低限度”应占据一个良港作为据点，以便“坚定地捍卫我们的权益并有效地扩大我们的势力”。康格并不知道，美国国务院和海军部这时已经在讨论“获取威海卫或烟台作为美国海军基地的问题”,后来又属意离上海不远的定海港。在年底(12月5日)的国会咨文中，时任美国总统的威廉·麦金莱(1843—1901)正式宣称，“美国并非中华帝国所发生的非常事件的消极旁观者”。(39)1899年8月，俄国政府宣布中国辽东半岛南端的大连为自由港。针对俄国的行动，美国国务卿海约翰召见英、俄、德、法、意、日六国驻美大使(9月),发布了态度强硬的照会，要求其不可独占远东利益，中国的门户必须保持“开放”。俄国明确表示拒绝，英、德、法、日各国持保留立场，仅伦巴第人的后裔意大利表示无条件同意。(40)
在“门户开放”(Open Door)照会的激发下，马汉连续发表了三篇以“亚洲问题”为题的文章(刊于《哈珀新月刊》1900年3月至5月号),年底结集为《亚洲问题及其对国际政治的影响》(以下简称《亚洲问题》)。此书可视为《美国的海权利益：现在与未来》的续篇，马汉开篇就颇为兴奋地说，“最近，美国的扩张向前迈出了坚定的一大步”。在他看来，“美国的扩张仅仅是过去几十年中席卷整个欧洲文明世界的扩张思想的一个方面”,但美国明显落伍了，必须迎头赶上。他以资深历史作家的姿态对美国公众说，早在美国立国之前的18世纪初，北美殖民者就有了扩张“渴望”,只不过在立国之后才“意识到这种扩张可能是命中注定的”——因此，这种“渴望”如今应该“发展成为一种信念”(41)。不难看出，美国跨洋夺取菲律宾群岛极大地增强了马汉“翘首远望，放眼未来”的激情。在此之前，由于考虑到美国海军实力不够，他仅仅鼓励美国“从古巴穿过巴拿马(当时这里正在开凿运河)到夏威夷建立一系列基地”,以便“用主力舰队和靠前部署海军基地支援英国，控制太平洋”。(42)
马汉也对“门户开放”政策作出了自己的独特解释：它不仅是要“防止任何外部国家或外部国家集团[在中国]占据绝对的政治优势”以攫取中国利益，还必须迫使中国“对欧洲思想和各个支系的[基督教]牧师开放”——毕竟，“思想家的影响要高于单纯的商业利益”。马汉懂得，在“促使中国实行贸易开放的道路上每前进一步都得凭借压力来实现，最重要的施压方式就是发动战争”,但要让“世俗的或基督教的思想”支配中国却不能凭靠武力，而是得借助“言论自由”这个武器。(43) 更值得注意的是，《亚洲问题》拓展了《展望二十世纪》提出的问题：基督教的欧洲文明如何“将包围着自己的众多古老而不同的文明……纳入自己的胸怀并融进自身的理想”。《展望二十世纪》提到东方文明时主要指东亚，而在《亚洲问题》中，马汉把目光投向了欧洲人眼里的近东，他“想象到土耳其的亚洲部分——小亚细亚、叙利亚和美索不达米亚发展成为一个高度发达的现代化国家”的前景，那里甚至会“拥有组织高效的陆军和海军”,还特别强调“这与中国的问题同样重要”⑦。 这一地缘政治观来自马汉习读《罗马史》时获得的凯撒主义，在《展望二十世纪》中他已经说过，“历史不时地借助恺撒这样的伟大人物来表达它的深谋远虑”(44)。 决定各国家的职责时，[地理上的]接近是最明显、最一般的指示。考虑到美洲各国从传统、制度、语言上可以视为欧洲家庭的成员，正是在太平洋这个帝国的西进过程再次与东方相遇的地方，美洲各国与世界未来的关系变得最清楚。(45) 这里提到“美洲各国”会让今天的我们感到奇怪——难道南美与北美是一体?一旦人们想起门罗主义，这样的困惑马上就会消失。传统的门罗主义强调美洲与欧洲的分离，马汉所理解的门罗主义则强调被殖民的美洲是欧洲现代文明势力的延伸。因此，马汉把“门户开放”与门罗主义相提并论，而支撑这一提法的正是他心目中的凯撒主义。可以说，与三年前的《展望二十世纪》相比，马汉在写作《亚洲问题》时更加自觉地用恺撒式的目光来展望美国向全球扩张的未来前景。由于伊斯兰文明与基督教欧洲文明的冲突已经有长达千年的历史，对于马汉来说，欧洲现代文明在未来要征服的对象自然主要是东亚——尤其是中国这个文明古国：
我们要认识到，欧洲文明现在已经发展到一个需要交流的重要时期，这个过程已经开始，其结果必然是让没有任何共同之处的东西方文明互相对峙，或者需要吸收新的元素，尤其是中国的元素。(46)
马汉说到这里时提到的史例是“拉丁人和日耳曼人”的历史融合：美国人被类比为拉丁人，中国人或包括日本人在内的东亚人被类比为日耳曼蛮族。马汉相信，文明融合以武力征服为前提，然后是“物质上的发展”即今天所说的经济进步，但发展“内在的共同精神”更为重要，而“这种精神的进步速度远远慢于物质上的进步”:
正如此刻拉丁文明正与强大的日耳曼文明之间决定性的对抗通过罗马法律和帝国思想体现出来，集权化教会就是这种思想的天然产物，我们自己的文明，虽然包含许多不同的国家类型，但是他们在一种共同的、神圣的基督教传统中实现了统一。③
马汉当然知道，罗马帝国虽然显赫一世，最终还是走向了衰微并被日耳曼蛮族所吞噬，但这并不妨碍他服膺凯撒主义。马汉这样开导美国公众：日耳曼蛮夷接手罗马帝国遗产时不再是外人和陌生人，而是已经皈依罗马法和基督教信仰。同样，无论东方文明诸民族如何抵抗，他们最终会成为“我们当代文明中的一部分”,即便“多少代以来，他们一直远离我们的文明”:
正如日耳曼人的文明融入罗马文明中一样，尽管会出现许多阵痛，但这不是一种激变，而是通过一段漫长的发展过程，并且受到了本质上如同性别一样不同的种族特性的相互影响。上述这个结果至今使我们获益匪浅，正如蒙森所说的那样，它之所以能够延伸至现在，应归功于凯撒的远见，也就是他坚持的长远设想。④
马汉把日本视为东亚民族“皈依”现代欧洲文明的例子，他甚至相信，日本文明改嫁欧洲现代文明后，给远东的东方文明树立了值得学习的榜样。 日本加入欧洲大家庭的行为充分显示了该国的优秀品质。因为它加入欧洲大家庭是一种确信无疑且真心实意的改变。这种改变很难做到，要求有很大决心。日本没有忽视更没有贬损自己的种族特点和过去的历史，而是富有智慧地在一个制度中发现优势并联系自我，在实践中和思想上找出与自己先前习惯的不同之处。如果日本发展的全部仅包含于明显的物质进步中，那么日本业已表现出的倾向只会激起人们的忧虑。但是，日本对那些在演变过程中逐渐支配我们的理想(思想上和道德上的)显示出开放态度并受其影响——这是我们更大的希望。⑤ 马汉对日本正在逐步吞并朝鲜半岛视而不见，因为这符合他心目中的欧洲现代文明方式。马汉心里清楚，基督教欧洲发展出庞大的常备陆军和海军后，必然“激活”东方国家通过发展同样的武装力量“进入西方的利益范围”,而日本就是证明。(47)他期待日本接受欧洲文明的现代观念后会成为欧洲大家庭的成员，无异于鼓励日本成为欧洲大国式的自由帝国主义国家。按照马汉对世界历史法则的理解，他不会想到日本入侵中国是迟早的事情，也就不难理解了。毕竟，这样的行径不过“是在模仿比日本更早成功的殖民强国，特别是那些西方殖民强国”(48)。 日本模仿欧洲现代文明的方式必然从东亚秩序内部摧毁东亚的传统文明德性，马汉没有看到这一点，更因为他把美国摆在了古罗马帝国的历史位置——日本不过是代表美国这个新罗马帝国把自己的势力延伸到世界的东亚一方而已。英国的世界史学者西姆斯这样刻画现代欧洲人与罗马帝国的历史纽带：
对于任何想要代表欧洲的人来说，神圣罗马帝国及其继承者是其政治合法性的源泉所在。几百年来，很多重要人物积极谋求获得神圣罗马帝国的权力，想要继承查理大帝的遗产。亨利八世和土耳其的苏莱曼大帝都想要夺取它，查理五世曾经拥有过它。法国国王中，从弗朗索瓦一世到路易十六，都在谋求夺取帝国的皇冠，拿破仑也非常严肃地考虑过要成为这里的主人——而希特勒的野心就再明显不过了……(49)
西姆斯应该在拿破仑之后再加上美国第26任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及其继任者伍罗德·威尔逊(1856—1924),因为他们所采取的政治行动比马汉的著作更让人们清楚看到，美国民族这个“欧洲支裔”更具雄心，模仿凯撒而非查理大帝才是这个政治种族的文明抱负。
《亚洲问题》问世仅仅两年后，马汉发表了又一部地缘政治文集《回顾与展望：国际关系研究——海军与政治》,对自己从发表《美国向外看》以来的地缘扩张论做了历史的“回顾与展望”。(50)当世界历史的脚步日益走向第一次世界大战之际，马汉发表了他的第四部地缘政治文集《国际状况中的美国利益》(1910),其中有一篇题为《东方与西方之间的关系》(Relations between the East and the West),这里的“东方与西方”已然囊括全球——马汉写道：
门罗主义和适用于远东的门户开放是当前美国对外政策的两大原则。对于欧洲，美国由来已久的政策是消极而非积极的不干涉，它是和门罗主义相呼应的。可是，不插手欧洲的国家间关系并不意味着我们应对影响到我们在整个世界上的利益及权力的欧洲均势的变动漠不关心。这个道理眼下适用于德国和英国之间的竞争；这两个国家间在经济和海军力量上的差距虽然仍相当地存在，但正日益缩小。(51)
这段话足以为美国在七年后介入欧洲战争提供理由。我们已经看到，从1897年的《美国的海权利益》经1900年的《亚洲问题》再到1910年的《国际状况中的美国利益》,马汉紧随国际地缘政治时局的嬗变不断向美国公众灌输美国扩张正当论，而海权史三部曲的第三部就出现在后两者之间(1905)。很清楚，马汉绝非仅仅是讲授海军战略的教官，他更是欧洲现代文明的自觉担纲者，而且是作为一个美国政治人具有这样的文明承担意识——他清楚意识到，“美国人民无疑是欧洲大家庭的一部分，是欧洲的血缘和业已认可的传统的直接继承者”(52)。在马汉身上，现代欧洲新教文明近乎生物种族性的扩张冲动自觉地向太平洋西岸突进。
四、马汉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美国在加勒比海和南中国海同时采取军事行动，让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1868—1918)的宫廷政治家们十分不爽，却又无力阻止。于是尼古拉二世指示外交大臣穆拉维耶夫两次向当时的国际社会发出倡议(1898年8月和1899年元月),在海牙召开国际会议，商讨“确保世界各民族享受真正持久和平的有效途径”——尤其是限制军备发展的有效途径。尽管遭到当时的“许多大国领导人夹杂着憎恨的冷嘲热讽”,以俄国君主名义发出的这一呼吁仍然“在世界各国人民中得到共鸣”。当时的自由帝国主义大国政府虽然觉得沙皇的呼吁“滑稽可笑”,或者认为这不过是掩盖俄国军事工业落后的伎俩，仍然有26个国家(包括美国和日本)同意派代表出席会议：1899年5月18日至7月29日，世界历史上首次具有全球化色彩的国际会议在荷兰海牙举行。(53)
这次国际会议形成了三份主要文件(《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公约》《陆战法规和惯例公约》《关于海战的公约》),无意中像是为即将到来的世界战争订立规矩。第一份文件的签署国绝大部分是君主制国家，虽然实际上没有任何政治效力，但人们通常赋予《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那些溢美之词用于这份文件倒是名副其实。后两份文件成了所谓“国际战争法”的重要文献，这些法规的订立体现的是基督教欧洲的国际理念：既然战争不可避免，就必须设法约束战争。尽管如此，在后来的战争中这些战争法规从未得到切实遵守。 俄国未必真的是为了“普遍和平”而呼吁诸大国坐下来商量建立国际仲裁和限制军备的机制，而是想借机排斥域外势力进入东亚。俄国与日本已经为争夺中国东北和朝鲜半岛的支配权缠斗多年，当时两国刚达成暂时妥协，签署了一系列涉及经济利益的协定。由于都企图独占朝鲜半岛，双方均不同意以北纬38度线为界划分势力范围——这是世界史上首次出现朝鲜半岛的38线问题，1945年的划界不过是美国取代日本罢了。
马汉上校作为美国代表出席了海牙和平会议。会议期间，他曾当着中国代表的面说出了过去仅仅在私人书信中表达过的观点：美国战略已经不是“南北”问题，而是“东方和西方”的问题——甚至东方(亚洲)比西方(欧洲)更是问题，尤其是中国问题。(54)马汉随后就在《亚洲问题》公开表达了这一观点。
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从现实所预示的最长远的角度来看，世界扩张的基本趋势不是朝南或朝北，而是向东和向西。在亚洲东西两个方向上，目前具有促进所有的扩张趋势所需的最重要的刺激因素。(55)
由此看来，马汉对美国与俄国迟早会在远东直接争夺势力范围早有自觉，他甚至预见到冲突地点将在中国东北，因为“满洲对于远东将具有十七和十八世纪的比利时对于西欧所具有的重要性”(56)。 海牙和平会议之后，马汉写了一系列文章，1911年结集为《军备与仲裁：或武力在国家关系中的地位》,这是他一生中最后一部地缘政治文集。在长篇序言中，马汉根据“欧洲过去四百年来的文明史”经验提出，维护和平只能诉诸武力， 企望靠限制军备、裁军或国际仲裁现实持久和平不仅是幻想，而且是懦弱胆小的表现。序文以提到罗马帝国的Pax Romana[罗马和平]结尾，言下之意，根据罗马帝国的经验，如今要保障世界和平，欧洲文明国家就必须凭靠军备优势保持世界性的“超级大国”(supremacy)权力。(57)显然，对马汉来说，美国没有理由不成为这样的超级强权。在《东方与西方之间的关系》中，他已经毫不掩饰地说过，美国若“必须就保护主义和其他国家打交道”,就“必须认识到后者能否听从美国的意见”,而美国主张的“政治秩序能否得以建立与保持”,全然取决于自己的军事实力。(58)如今的史学家在指出日本和德国的军国主义取向时，也不应该忘记马汉堪称美国的军国主义者。
通观马汉一生的写作，美国在世界地缘政治格局中的位置始终是其首要关切。作为美国的政治作家，这样的关切并非不可理解。问题在于，马汉骨子里是基于社会达尔文主义的马基雅维利式军国主义者。对于他来说，自由民主理想的全球化不仅是文明问题，同时也是“种族问题”。在“展望20世纪”时马汉就说过，根据世界历史的文明趋势，欧洲人这个“种族”(race)及其“文明形式”(form of civilization)有理由占据“优势”(preponderance)。他紧接着还说，欧洲人不能指望“用理想中的完美手段”把东方文明“纳入自己的胸怀并融进自身的理想”,必须借助“武力”(force)为自己赢得时间，并持续“保持强权”(staying power)。毕竟，这个世界还“没有共同标准”,各文明之间的平衡只能靠武力来维持。武力虽然“粗鲁、不完美，但并非可鄙的仲裁者”,它在世界历史上屡试不爽——罗马帝国就是彰明较著的史例。(59) 在21世纪的今天，“文化种族论”看似早已名声狼藉，其实不然，今天的美国政治人会用威尔逊式的“普世价值”修辞来表达它罢了。这种修辞与马汉所谓的“皈依”所具有政治含义并无不同，即“一个国家的意识形态越是和美国相近，这个国家越符合正义与道德，相反，若一个国家的意识形态与美国背道而驰，这个国家也就越邪恶反动”(60)。
美国的“门户开放”宣称并没有停留在口头上。我国华北地区出现义和团运动时(1900年初),美国除派出2500名陆军参与八国联军洗劫北京的行动外，国务卿海约翰还借机“秘密地寻求为美国”在我国海南岛“三亚湾获取一个海军基地和租界”,因遭到日本强烈反对才作罢。(61)
马汉撰写“亚洲问题”三论时，他对义和团事件并不知情，但他已经预见到：
在十八世纪最后 25 年中所进行的大范围扩张运动中，整个太平洋地区，尤其是亚洲东部地区被视为所有国家当前以及在遥远的未来共同的、最重要的利益目标。(62)
显然，马汉远比卡尔·豪斯霍弗(1869—1946)更早看到太平洋地区的重要性。(63)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城(1900年10月)之后，马汉随即补写了“亚洲状况对世界政策的影响”,他对这一事件的反应是：
为了维护我们共同的利益， 必须使中国对欧洲和美国的生活和思维方式保持开放， 必要时可以使用武力。中国可以不必喝这桶水， 但它至少应当允许我们将水带到中国人民的家门口。⑥
修昔底德笔下的战争纪事已经出现了海上优势或制海权问题，但他更为关切国际政治中的政治判断和政治行为的德性品质，即凭靠奥德修斯式的眼光辨识不同城邦及其担纲者的德性差异。(64)在马汉的历史书写中，欧洲现代文明的扩张“天命”已经使得国际政治中的德性差异不再是首要的政治史学问题。这倒不难理解，因为自由民主理想已经勾销了这样的问题，马汉仅仅需要强调，承担这一“天命”的美国“必须在太平洋保持有效的海军力量”⑧。 马汉不会想到，通过学习修昔底德的政治史学眼光，今天的我们不难一眼看穿他的历史书写及其地缘政治主张的德性品质——或者说，如果我们要像美国人认识自己那样认识美国的政治德性，那么，马汉的政治史学式的地缘政治作品是难得的历史教材。如下事实恰好能够证明这一点：20世纪90年代末，我国的改革开放刚刚取得一点儿进展，就有美国的地缘政治学家想起了马汉的《亚洲问题》。为了教育后冷战时代的美国公众尤其是美国的政治人，他特别安排重印了一个“学院版”,还撰写了长达60多页(按中译本计算)的“引言”,其中写道：
马汉曾预言，有一天中国会成为一个逐渐强大的势力，对现存国际体系提出挑战——这种情况在写下这些文字时也许正在发生。(65)
马汉的确曾经担心古老的中华文明帝国的新生。(66)毕竟，敏锐的地缘政治直觉让他不难看到，中国“有着广阔的国土和众多的人口”,中国人身上不仅有“一种坚定的气质”,而且有“一种与种族意识并不相同的国家意识”。一旦中国人得到有效的组织“上下一心”,中国必将“成为一支强有力的世界力量”(67)。但若说马汉“曾预言”未来的新中国逐渐强大后会“对现存国际体系提出挑战”,那就错得过于离谱。在马汉时代，压根儿就不存在什么“现存国际体系”,那是自由帝国主义大国竞相扩张激烈争夺势力范围的时代。如马汉所说，“今日的德英竞争不仅是欧洲政治、也是世界政治的紧张根源”,而与德国一样，“美国的政策中的确包含着颇具进取意味的自我激励成分”。正是由于中国在“组织方面的无力使它治理不当，缺乏军事威力”,欧洲大国、美国以及日本才会为攫取中国利益展开角逐。(68) 在上一个百年大变局之际，马汉的政治史学和地缘政治著作怀着极大的热情激励美国加入自由帝国主义的扩张行列。与此相对照，塞姆帕教授的说法倒是让今天的我们应该意识到，美国在二战后建立的所谓“世界新秩序”,与马汉的普及性影响不无关系——至少应该溯源到马汉时代。因为，二战后的美国才真正跨越大西洋和太平洋，实现了马汉所说的向“亚洲东西两个方向”扩张——用麦金德的说法则是实现了对欧亚大陆心脏地带的反包围。冷战之后，美国政治人有理由觉得美国已经成了马汉所“渴望”的新罗马帝国，因为美国的“力量优势只有当年的罗马帝国堪与媲美”——德国的政治史学家甚至承认，“美国人实现了罗马没有实现的东西”。(69)就此而言，正在发生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走向，倒真有可能是自由帝国主义国际秩序的终结，而这也是新中国“在国家之林中取得应有位置”的世界史含义之所在。
注释
(1)弗朗西斯·塞姆帕:《学报版引言》,马汉:《亚洲问题及其对国际政治的影响》,范祥涛译,上海三联书店,2013年,第15页。 (2)埃德蒙·莫里斯:《领袖的崛起:西奥多·罗斯福》,李俊、杨京鹏译,新世纪出版社,2015年,第416页。 (3)亨利·亨德里克斯:《西奥多·罗斯福的海军外交:美国海军与美国世纪的诞生》,王小可、章放维、郝辰璞译,海洋出版社,2015年,第20、24页;Richard W.Turk,The Ambiguous Relationship:Theodore Roosevelt and Alfred Thayer Mahan,Greenwood Press,1987,p.16. (4)哈罗德 ·斯普雷特、玛格丽特·斯普雷特:《美国海军的崛起》,王忠奎、曹菁译,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92—194页;诺曼·里奇:《大国外交:从拿破仑战争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吴征宇、范菊华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283页。 (5)徐弃郁:《一战前德国“大海军”建设的源起与理论》,邱立波主编:《海权沉浮》,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64页;麻田贞雄:《从马汉到珍珠港:日本海军与美国》,朱任东译,新华出版社,2015年,第3—4页;详参John B.Hattendorf(eds.),The Influence of History on Mahan:The Proceedings of a Conference Marking the Centenary of Alfred Thayer Mahan’s The Influence of Sea Power Upon History,1660-1783,Naval War College Press,1991,pp.49-66,67-80. (6)爱德华·米德·厄尔:《亚当·斯密、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弗里德里希·李斯特:军事力量的经济基础》,彼得·帕雷特主编:《现代战略的缔造者:从马基雅维利到核时代》,时殷弘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年,第241页;比较弗里德里希·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邱伟立译,华夏出社,2009年,第302—309页。 (7)菲利普·克罗尔:《阿尔弗雷德·塞耶·马汉:海军史学家》,彼得·帕雷特主编:《现代战略的缔造者:从马基雅维利到核时代》,时殷弘等译,第433页。 (8)钮先钟:《战略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75—187页。 (9)塞缪尔·亨廷顿:《军人与国家:军政关系的理论与政治》,李晟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245—246页;比较Jon Tetsuro Sumida,Inventing Grand Strategy and Teaching Command:The Classic Works of Alfred Thayer Mahan,The Woodrow Wilson Center Press /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97,pp.109-113.
(10)Alfred Thayer Mahan,The Harvest Within:Thoughts on the Life of the Christian,Boston,1909;比较Reo N.Leslie,Jr.,Christianity and Sea Power:The Religion of Alfred Thayer Mahan,in John B.Hattendorf(eds.),The Influence of History on Mahan,pp.127-140;Suzanne Geisler,God and Sea Power:The Influence of Religion on Alfred Thayer Mahan,Naval Institute Press,2015,pp.97-128.
(11)罗伯特·西格:《马汉》,刘学成译,解放军出版社,1989/1991年,第428—429页;亨利·亨德里克斯,《西奥多·罗斯福的海军外交:美国海军与美国世纪的诞生》,王小可、章放维、郝辰璞译,第23页;详参William E.Livezey,Mahan on Sea Power,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1947/Second edition,1981,pp.25-39.
(12)马汉:《海权对历史的影响》,安常容、成忠勤译,解放军出版社,1998/2006/2014年,第1—2页。
(13)⑤ 弗朗西斯·塞姆帕:《学报版引言》,第14、24页。
(14)罗伯特·西格:《马汉》,刘学成等译,第419—420页。
(15)马汉:《海权论》,萧伟中、梅然译,言实出版社,1997年,第298页。(以下简称《海权论》)。文集中的其余7篇文章的发表年份是:1893年两篇,1894—1895年两篇,1897年三篇。中译本的编排顺序与原书不同,比较Alfred Thayer Mahan,The Interest of America in Sea Power:Present and Future,Boston,1897/1917.
(16)William E.Livezey,Mahan on Sea Power,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1947,p.316.
(17)马汉:《海权对法国大革命及帝国的影响(1793—1812)》,李少彦、董绍峰、肖欢等译,海洋出版社,2013年,第II页。
(18)马汉:《海权的影响与1812年战争的关系》,李少彦、董绍峰、姜代超等译,海洋出版社,2013年,第I页;比较斯蒂芬·豪沃思,《驶向阳光灿烂的大海:美国海军史(1775-1991)》,王启明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5年,第117页。
(19)⑥ 马汉:《海权对历史的影响》,安常容、成忠勤译,第17—28、29—30页。
(20)参见特奥多尔·蒙森:《罗马史》第三卷,李稼年译,商务印书馆,2015年;比较罗伯特·欧康奈尔:《坎尼的幽灵:汉尼拔与罗马共和国最黑暗的时刻》,葛晓虎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
(21)比较杜尔哥:《政治地理学》,刘小枫编:《从普遍历史到历史主义》,谭立铸、王师、蒋开君译,华夏出版社,2017年,第99—118页。
(22)列奥波德·兰克:《论列强》,见列奥波德·兰克:《世界历史的秘密》,文斯编,易兰译,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91页。
(23)马汉:《海权对历史的影响》,安常容、成忠勤译,第73页。
(24)马汉:《海权论》,萧伟中、梅然译,第298页。
(25)马汉:《准备海战》,见马汉:《海权论》,萧伟中、梅然译,第398页,参见《美国向外看》,第298页。
(26)参见C.W.尼米兹、E.B.波特:《大海战:第二次世界大战海战史》,赵振愚等译,海洋出版社,1987年,第207—242页;卡尔·邓尼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德国海军战略:对四十个问题的答复》,上海外国语学院德法语系德语组七二级工农兵学员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第101—118页。
(27)②④⑦⑧⑨ 马汉:《海权论》,萧伟中、梅然译,第345—346、311、316、416、432、426页。
(28)马汉:《海权论》,萧伟中、梅然译,第310、316页。
(29)马汉:《海权论》,萧伟中、梅然译,第298、302页。
(30)中译见马汉:《海权论》,萧伟中、梅然译,第414—434页。(中文译文据原文多有改动,以下不再一一注明。应该提到,此文中译标题“回顾与展望”是错的。马汉在1902年发表了《我们的国家情感的成长》(The Growth of Our National Feeling)一文,收入文集Retrospect and Prospect:Studie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Naval and Political(Boston:1902)时改题为“回顾与展望”。
(31)③④⑥ 马汉:《海权论》,萧伟中、梅然译,第422、303、425、423页。
(32)诺曼·里奇:《大国外交:从拿破仑战争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吴征宇、范菊华译,第282页。
(33)A.L.Macfie,The Eastern Question 1774-1923,Routledge,1996,pp.27-45;乔丽萍:《跨世纪的外交热点:“东方问题”始末》,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
(34)③ 马汉:《海权论》,萧伟中、梅然译,第425、428页。
(35)Alfred Thayer Mahan,Retrospect and Prospect:Studie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Naval and Political,p.24.
(36)罗伯特·西格:《马汉》,刘学成等译,第380—382页。
(37)保罗·肯尼迪:《二战解密:盟军如何扭转战局并赢得胜利》,何卫宁译,新华出版社,2013年,第8页。
(38)哈罗德·斯普雷特 、玛格丽特·斯普雷特:《美国海军的崛起》,王忠奎、曹菁译,第223页。
(39)戈列里克:《1898—1903年美国对满洲的政策与“门户开放”主义》,高鸿志译,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25—26页。
(40)诺曼·里奇:《大国外交:从拿破仑战争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吴征宇、范菊华译,第263—264页;比较于尔根·奥斯特哈默:《中国与世界社会:从18世纪到1949》,强朝晖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第244—288页。
(41)马汉:《亚洲问题》,徐朵、李璟译,见艾尔弗雷德·塞耶·马汉:《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660—1783)》,李少彦、董绍峰、徐朵等译,海洋出版社,2013年,第458—459页。
(42)帕特里克·奥利沙文:《战争地理学》,荣旻译,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第107页。
(43)⑦ 马汉:《亚洲问题》,安常容、成忠勤译,第523、484页。
(44)马汉:《海权论》,萧伟中、梅然译,第427页。
(45)马汉:《海权论》,萧伟中、梅然译,第430页。
(46)③④⑤ 马汉:《亚洲问题》,安常容、成忠勤译,第491、491—492、491、515页。
(47)马汉:《海权论》,萧伟中、梅然译,第419—420页。
(48)保罗·肯尼迪:《二战解密:盟军如何扭转战局并赢得胜利》,何卫宁译,第262页。
(49)布伦丹·西姆斯:《欧洲:1453年以来的争霸之途》,孟维瞻译,中信出版社,2015年,第xv页。
(50)Alfred Thayer Mahan,Retrospect and Prospect:Studie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Naval and Political,pp.22-23.
(51)马汉:《东方与西方》,见马汉:《海权论》,萧伟中、梅然译,第193页。(原文见Alfred Thayer Mahan,The Interest of America in International Conditions,Boston:1910,pp.125-184).
(52)马汉:《亚洲问题》,安常容、成忠勤译,第515页。
(53)诺曼·里奇:《大国外交:从拿破仑战争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吴征宇、范菊华译,第296页。
(54)弗朗西斯·塞姆帕:《学报版引言》,第32—33页。
(55)马汉:《亚洲问题》,安常容、成忠勤译,第489页。
(56)马汉:《海权论》,萧伟中、梅然译,第177页。比较朱卫斌:《西奥多·罗斯福与中国:对华“门户开放”政策的困境》,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年。
(57)Alfred Thayer Mahan,Armaments and Arbitration:or The Place of Force in 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States,Happer & Brothers,1911,pp.1-13.
(58)马汉:《海权论》,萧伟中、梅然译,第182页。
(59)马汉:《海权论》,萧伟中、梅然译,第426页。
(60)郑凡:《撒下转变的种子:马汉论亚洲问题》,林国基、王恒主编:《约法传统与美国建国》,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150页。
(61)弗朗西斯·塞姆帕:《学报版引言》,第39页。
(62)⑥⑧ 马汉:《亚洲问题》,安常容、成忠勤译,第508、525、528页。
(63)卡尔·豪斯霍弗:《太平洋地缘政治学:地理与历史之间关系的研究》,马勇、张培均译,华夏出版社,2022年,第24—42、140—155页。
(64)列奥·施特劳斯:《城邦与人》,黄俊松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年,第225—239页。
(65)弗朗西斯·塞姆帕:《学报版引言》,第59页。
(66)马汉:《亚洲问题》,安常容、成忠勤译,第522页。
(67)马汉:《海权论》,萧伟中、梅然译,第177—178页。
(68)马汉:《海权论》,萧伟中、梅然译,第187、192—193页。比较托马斯·奥特:《中国问题:1884—1905年的大国角逐与英国的孤立政策》,李阳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年。
(69)约翰·盖迪斯:《遏制战略研究的启示》,牛军主编:《战略的魔咒:冷战时期的美国大战略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页;彼得·本德尔:《美国:新的罗马》,夏静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第236页。比较维多利亚·格拉齐亚:《不可抗拒的帝国:美国在20世纪欧洲的扩展》,何维保译,商务印书馆,2014年。
- 作者: （美）阿尔弗雷德•塞耶•马汉 / 阿尔弗雷德·塞耶·马汉
- 出版: 海洋出版社
- 定价: 90.00元
- 装帧: 平装
- 页数: 549
- 时间: 2013-5-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