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李世祥、李亚荣：荷马李、马汉与海权论
摘要：马汉及其海权论在中国乃至世界都有持久的影响,但细读其书其文,不难发现其对中国的偏见和强权心态;我们对马汉要有全面清醒的认识,看到其理论的局限性以及对中国的真实态度。与马汉几乎同时的荷马李对积贫积弱的中国怀有一腔热血,舍生忘死投身中国革命,其观点在当下读来仍有振聋发聩的效果。
关键词：荷马李;马汉;海权论;无知之勇
文章来源：人文 . 2024 ,11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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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书有自己的命运
20世纪末,马汉(Alfred T.Mahan,1840—1914)的海权论在中国忽然成为一门显学,其《海权对历史的影响》(The Influence of Sea Pouer upon History,1660-1783)先后出了十几个汉译本,或节译或选编,有的版本甚至连续加印多次。对于马汉思想的意义,学界的定位很高:
从维护国家利益、推进民族复兴与发展、建设海洋强国的角度,研究马汉的“海权论”,对于我们思考未来国家与民族的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启迪。①
中国的“马汉热”并非偶然,这与中国人随着国力增强把目光投向海洋息息相关。这一现象自然也引起了西方学者的关注。据美国地缘政治学家卡普兰(Robert D.Kaplan)回忆,二〇〇四年在北京的一场座谈会上,学者们接二连三地引用马汉的话。他有些感慨地说,随着中国海军日益强大,他们对马汉还会越发推崇。“马汉已声名远扬,但他最风光的日子可能还在后头。”① 其实,马汉何曾沉寂过。《海权对历史的影响》一经面世就受到英国人的追捧。一八九三年七月,马汉率领“芝加哥号”航行到南安普敦,受到众多政要的欢迎款待,包括维多利亚女王、正在访英的德国威廉二世、威尔士亲王(后来的英王爱德华七世)、英国首相以及罗斯柴尔德男爵。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一周内分别授予其荣誉学位,《泰晤士报》甚至将马汉称为“新的哥白尼”。②在美国,马汉一直与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过从甚密。一九〇一年三月,听闻马汉欲息笔后,时任副总统的老罗斯福急忙致信劝慰:
看在上苍的分儿上,我亲爱的上校,不要轻言结束自己的写作!我们必须依靠你作为大众思想的最重要教育者之一,我对未来的岁月很多年满怀信任。③
就这样,马汉最终成为神一样的存在,其思想对美国海军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以至于陆军部长史汀生(Henry L.Stimson)多年后在抨击美国海军时仍有些愤愤然:
海军部的特殊心理,那往往似乎从逻辑王国退入朦胧的宗教世界,海神是上帝,马汉是先知,美国海军是唯一正统的教会。①
对手的攻击恰恰证明了马汉在美国海军传统中的重要地位,“没有哪个人像马汉那样直接且深刻地影响了海权理论和海军战略。他促发和引导了一场美国海军政策方面长期悬而未决的革命”②。 与马汉相比,孙中山的军事顾问荷马李(Homer Lea,1876—1912)在中国的遭遇要冷清落寞得多。一九〇九年三月,他的《无知之勇》由哈珀兄弟出版社发行。一九一〇年十一月七日,孙中山致信提及汉译一事:
至于贵著的翻译,我将告诉日本友人立即开始动笔。我认为,这样做我们将有所收获。中译本则无利可图,因为中国出版社对最好译文的报酬也只有千字3到5个银元。版权在中国是无效的,贵著译出来约有10万字,稿酬仅有500银元或250美元,一个人译至少需要三个月才可完稿。但贵著包含许多宝贵知识,对现代中国人而言不可或缺。待日文版完成后,我将让人翻译出中译本。①
令人惋惜的是,孙中山直到去世也没有兑现自己的承诺。这本书的中译本在一个世纪后才与国人见面,而中国人在此期间历经磨难,饱经沧桑。时至今日,中国大陆关于荷马李的论文数量仍在个位数上徘徊,即便是专修中国近代史的学者也很少提及他的名字。
这本书在美国也没引起什么反响。早在一九〇五年六月,荷马李就陪同康有为拜见过老罗斯福总统,但两人似乎并不投缘。一九一〇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对马汉青眼有加的老罗斯福致信英国将军汉密尔顿(Ian S.Hamilton)说:“荷马李的毛病是,明明是一个好的例证,他偏要用歇斯底里的夸张将之毁掉。”②美国学者魏格特(Hans W.Weigert)在一九四二年很不屑地说:“荷马李远没有麦金德(Halford Mackinder)重要!”③不过,我们的邻居日本对《无知之勇》非常重视,日译本一九一一年就出版,据说再版有二十四次之多。④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才有美国学者意识到,荷马李和马汉是美国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最重要的两位地缘政治理论家”,但后面还有一句“马汉要更出色些”。⑤
荷马李三十六岁因病在加利福尼亚离世。在最后的岁月里,他念兹在兹的依然是中国革命,常常问身边人:“我死之前是不是肯定做不到功成身退?”他未曾想到此后还有更为深重的苦难在等着中国人。荷马李下葬时穿的是中华民国将军服,遗愿是埋在中国的大地上。
一、“神说,天下的水要聚在一处”
这句话出自《创世记》第一章,英国地缘政治学家麦金德认为,马汉正是据此发展出其海权论,以全球视野来看待海洋,并将之作为其《民主的理想与现实》第三章“海上人的观点”的题引。①所谓“海权”源于英语“sea power”,字面意思是海上力量,本义指控制海洋,可追溯至古希腊史学家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所说的“Thalassocracy”。根据马汉的看法,一个国家只有统治海洋才能拥有霸权,在这样的思想语境下,海权的译法倒也不能算错。在《海权对历史的影响》绪论中,马汉称:
在世界历史风起云涌惹人注目的时期,海权具有战略意义与分量,但对此人们未有足够的认识。虽然如果详细探求海权对第二次布匿战争的影响,我们尚不完全拥有所需的知识。但是,所遗留的种种迹象足以得出这样的推断:海权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②
为证明这一论断,马汉选择从史学的角度切入,其“海权论”三部曲①通过分析历史案例告诉人们:谁控制了海洋,谁就控制了世界。马汉宣称,他对海上力量的认识源自上帝的感召与启迪,这是“一种具体的感觉,它将内心的黑暗变成光明——使影子变成了实际存在”②。实际上,马汉不过是把瑞士战略家约米尼(Antoine Henri Jomini)关于陆战的战争原则应用于海战,如集中兵力原则、中心位置和内线的战略价值、后勤与战斗的密切关系。③而约米尼则可以算上“孟德斯鸠最后一个真正18世纪的门徒”,两人的思想“极为接近”。④ 三部曲的时间跨度是一个半世纪,从一六六〇年至一八一二年。这也正是英国不断通过海战获取霸权的时期:英荷战争(一六六五年至一六六七年)、英西战争(一七一五年至一七三九年)、七年战争(一七五六年至一七六三年)、北美及西印度群岛海战(一七七八年至一七八一年)、欧洲海战(一七七九年至一七八二年)、英法海战(一七九四年)、大西洋海战(一七九六年至一八〇一年)、特拉法尔加(Trafalgar)海战(一八〇五年)。这些战役充分说明海权在英国争夺霸权过程中的重要作用。“用武力来守卫帝国及其生命线,英国把海军视为维护其政治经济利益的终极保障。”⑤此后,英国在全球各大洋横行霸道,中国人也开始感受到海权的压力,屡屡遭受战败的耻辱。英国皇家海军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一八四〇年)封锁广东珠江口,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一八五六年至一八六〇年)沿海由南向北进攻,由天津北塘登陆攻入北京,火烧圆明园。
但是,英国也为自己的衰落埋下了伏笔,北美殖民地的独立推倒了第一块多米诺骨牌。史学家赖希(Emil Reich)颇有见识地指出:
尽管美国独立战争在时间和空间上的跨度都非常大,但战争本身实际上是非常简单的事件。它持续了八年之久,并在美国的东部领土和几乎所有的海域进行。战略问题归根结底是海权问题。只要英国能够控制住大西洋,他们就能轻易地向殖民地派遣新的军队(大部分是雇佣的军队)。一旦丧失对海洋的控制权,英国对美洲殖民地的控制权事实上也就丧失了。①
英国只有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才会意识到,它不仅失去了重要的力量源泉,还给自己催生出一个强大的掘墓人。因此,马汉着重论述的一八一二年战争对英美都有着深远的战略意义,美国总统麦迪逊(James Madison)对这场战争的理解是:
如果我们一遇到阻力就退缩不前,那意味着在这个我们所居住的、所有独立国家和平共处的星球上,就构成地球3/4的海洋而言,美国还不是一个独立的国家,而是殖民地和附属国。②
在马汉看来,影响各国海权的因素主要有六种:地理位置、包括物产气候在内的自然条件、领土范围、人口数量、民族性格以及包括政治体制在内的治理特性。如果一个国家的地理位置使其不用顾虑陆上的防御与扩张,专注于海洋,它就处于争夺海权的有利位置,如英国和日本。同样,一个国家是否拥有优良的港口、漫长的海岸线、辽阔的国土和充足的兵员,这些也会影响到海权实力的强弱。民族性格的倾向性对海权的发展也至关重要,海洋民族积极主动,敢于冒险,不安于现状,大陆民族较之则更为沉稳、保守,更愿意因循传统。早在两千多年前的伯罗奔尼撒半岛战争中,科林斯人就曾对雅典与斯巴达的民族性格做过类似划分。①关于政治体制对海权的影响,君主制往往比民主制能更直接、更迅速地建立强大的海军,如法国的“太阳王”路易十四,但其致命处在于:一旦王位更迭,这一事业也会随之夭折。马汉认为,这六种因素都是战略层面的原则,而战略不同于战术,属于大自然的规律,亘古不变。 正如麦金德所说,马汉的理论使人们对海洋拥有了一种全球视野,人们的目光不再局限于某个内海或大洋,大国角力也由此进入一个新阶段。马汉的主要贡献不仅仅是从政治史学的角度勾勒出地缘范式,更重要的是就海权及其对外交政策的影响发展出一种批评分析方法。②“在现代战略思想史上,马汉海权思想的核心价值在于首次从国家大战略角度对海权进行了详细考察,即他首次阐述了海权作为一种国家政策工具的价值和有效性。”③
二、“海上力量并不是政治实体”
马汉与荷马李的思想有许多共同之处,都受到国家有机体理论和陆地海洋二元对立观的影响,主张军事对于国家的重要性,反对裁军和仲裁。两人都重视海洋,但马汉是从海权的角度来看待太平洋,而荷马李是从民族国家的角度来看待太平洋。有论者认为,荷马李是最早阐述太平洋在全球地缘政治格局中战略价值的思想家:
大博弈的主要玩家是英、德、俄、日,麦金德等理论家分析过前三个,荷马李先于其时代注意到日本的实力、帝国野心以及尚武精神。在同时代的西方地缘政治学家中,只有荷马李强调日本和太平洋的重要性。豪斯霍弗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接续了这一主题并把荷马李作为原创者。①
豪斯霍弗(Karl Haushofer)是德国将军,退役后创办《地缘政治学》(Zeitschrift für Geopolitik)月刊。一九二五年,豪斯霍弗出版《太平洋地缘政治学:地理与历史之间关系的研究》,在书中称荷马李的观点为“不易之论”②。
就地缘战略而言,太平洋霸权的争夺者最终只有两方,美国和日本。马汉承认日本地理位置的重要性,但认为日本由于领土范围、周边形势及文明演进程度等因素实际上处于劣势,在远方建立据点的可能性较小。荷马李的看法恰恰相反,日本在太平洋正对美国构成实质性的威胁,无论美国的舰队是否占据优势。① 在《无知之勇》中,荷马李用了一章的篇幅来论述太平洋的战略意义,指出太平洋正在重现地中海的旧梦(埃及因丧失地中海的霸权而衰落),而能否控制太平洋关乎日本的生死存亡:
地中海霸权只影响到那些居住在沿岸、争吵不休的国家,大西洋的控制权只覆盖人类更大的一部分,但主导太平洋则将关乎整个世界,人类各种族的不同分支在这一海域相遇。太平洋只占地球表面的34%,不仅有一半多的人类居住在沿岸,而且地球上三分之二未开发的资源位于其沿海的陆地。人类和诸多尚未被挥霍的财富,二者的结合决定着太平洋的真正意义。无论未来世界是否在政治、军事或工业上被一个国家或国家联盟所主导,这都取决于对太平洋的统治。
太平洋的人口和资源使其成为争夺全球霸权的焦点,日本人意识到了这一点,美国人同样如此。这折射出的时代大背景是世界政治经济重心正在从大西洋向太平洋转移。正如豪斯霍弗后来所说:
我们一直将太平洋视为边缘位置,而实际上太平洋正在赢得中心位置。将大西洋视作全球权力中心的地图已经过时,因为中心早已从大西洋移开。太平洋周边的两个最强大的经济强权——日本和美国的演化最明显,两者由于表现显著而最容易被感知。②
若要统治太平洋,各国就必须得占领茫茫大海中的关键位置,如夏威夷。这是太平洋中最重要的位置,位于太平洋的中心,将太平洋从南北、东西两个方向切割开。“不占领夏威夷群岛,任何国家不仅没有希望获得太平洋的统治权而且无法继续进行海事行动或海洋扩张。”①马汉也意识到夏威夷的重要性,如果敌方控制了夏威夷,就会对美国的太平洋海岸及贸易构成威胁,因此“兼并问题不能回避”②。美国一八九三年占领夏威夷后,只有日本一直不承认美国对夏威夷的主权。荷马李警告美国人,日本对夏威夷是政治移民而非经济移民,在夏威夷的日本人从一八八四年的一百一十六人增长到一九〇〇年的六万一千一百一十五人。一九〇〇年到一九〇八年,日本向夏威夷群岛移民六万五千七百零八人,又有四万两千三百一十三人离开,用参加过大战的老兵(其中有一部分参加过日俄战争)替代不适合作战的人,暂时完成对夏威夷的军事占领。面对这些人,美国的十二名军官和二百零九名士兵开战后将在二十四小时内消失殆尽。③从现代情报分析的角度来看,荷马李的这一判断可谓入木三分! 不过,荷马李并未像马汉那样将海权抬高为“决定性因素”,在承认海洋战略意义的同时也重申“海军的短板”和“海战的局限性”。海军和陆军都是国家从和平状态进入战争状态的工具,海军只会在交战双方同为岛国的情况下才具有决定性作用。当一方为大陆国家,另一方为岛国时,海军的作用只是保卫海岸线的交通,最终的胜利只能通过陆军来实现,毕竟战争的根本目的是“摧毁敌方的资源或者消灭控制着资源的政府”。因此,荷马李对于海权的总体定性是:
海上力量并不是一个政治实体。它无法独立生存,也不是绝对不受限制,而是要服从于种种基本条件。这些条件时刻决定着处于海洋环境的国家的崛起、生存以及衰落。①
什么是政治实体?村庄、部落、城邦和国家这些都可以说是政治实体,但海上力量不能算,因为没有超越国家(陆地)属性的海军,只有英国海军、美国海军、日本海军、德国海军。人类生存的根基是大地,人无法永远在浩瀚海洋上漂泊,哪怕以劫掠为生的海盗也是如此,这就是海权固有的局限性。 马汉的整体论证逻辑是英国通过争夺海权从而获得全球霸权,荷马李显然对此有不同的看法:
英国早期海上霸权的效力并不完全源于其出色的作战能力,而是源自于政治上的专制主义以及英国不受其他国家的控制和约束。古老的形势一去不复返,随着东西半球大国的崛起,英国对海洋控制的绝对性已经消失。国际干预限制了岛国的海洋特性,改变了曾经成就英国海上力量的原则。②
马汉的论断既存在史实选取的片面性,也有国际政治视野的狭隘性。①有研究者略带嘲讽地说,如果马汉的著作存在历史哲学,那就是“在基督教的喧嚣声和狭隘的英美主义中,充满了折衷、混乱、牵强附会、唯我独尊和鼠目寸光”②。马汉立论的史实基础是一六六〇年至一八一二年的英国发展史,但只根据这段历史无法得出普遍性的结论,因为英国获得霸权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在欧洲大陆维持均势政策,确保法德等列强不会威胁到自己在海洋上的优势地位。此外,这一历史时期技术的发展(尤其是铁路)使得海权国家丧失了交通便捷的优势,同时海洋经济也不再是推动国家实力发展的唯一要素。机械革命以前,岛国掌握着海洋的控制权,但技术的进步缩小了海洋空间,也相应地削弱了其对海洋的控制。荷马李说:
科学现在不仅将跨越海洋的时间从数月减至数日,导致各国投入对海上高速公路的竞争,而且还增加了所有民族的饥饿感。大陆国家和岛国都认为,世界上未开发的资源对他们的发展和生存至关重要。③
这恰恰是马汉不愿看到的。
三、《亚洲问题》的精神品性
一九〇〇年,马汉出版《亚洲问题及其对国际政治的影响》(The Problem of Asia and Its Effect Upon International Policies),收录了其于一九〇〇年撰写的三篇文章,其中“亚洲问题”一文分三次在《哈珀新月刊》(Harper's New Mnthly)连载。在这本书中,马汉较为系统地阐述了他对中国的看法。马汉内心对中国一直持有深深的防范。早在一八九三年一月三十日,在给《纽约时报》编辑的信中,马汉称中国有可能克服重重障碍从东西两个方向向太平洋和欧洲大陆扩张。在这种情况下,夏威夷就是中国的一个重要目标。①
中国此时正在为生存苦苦挣扎。那一年是庚子年,义和团运动爆发,八国联军七月十四日从大沽口进攻天津,八月十五日攻占北京并大肆劫掠三日,光绪、慈禧西迁逃难。七月十七日,俄军屠杀江东六十四屯居民,八月三日大举入侵东北。八月二十日,光绪帝发布“罪己诏”,向列强政府赔礼致歉。十二月二十七日,清政府接受严苛的“议和”条件,赔款六千七百万英镑,主战的庄亲王被赐死,端亲王发配新疆终身监禁,毓贤被处决,董福祥将军被革职。② 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马汉在书中提出的建议令今天的中国人依然心绪难平。③“为了人类的福祉,中国人和中国的国土,在实现种族大团结之前应当经历一段时间的政治分裂。”瓜分别人的土地却宣称这有益于全人类,这样的逻辑足以让强盗脸红。马汉接着说:
我们希望中国政府所在地,不管其传统势力如何,能够转移至长江流域,完全依赖于这条河流并且以长江为中心发展一个全新的中国。如果实现这一点,而且北京当局面对强压做出让步的话(这是东方国家的传统),那么很有可能在长江流域会有一个对立的政权逐渐崛起。①
为什么要迁都?因为这有助于中国的分裂,使中国重回战乱不已的南北朝时期。更为重要的是,这有助于列强在中国的扩张,因为北京处于内陆,太靠北,这样的位置不便于西方列强的侵略。马汉在前文已经把这层意思说得很明白了:
战舰可从长江入海口上行驶入230英里外的南京,战斗力强大的军舰还可以再向前进400英里到达汉口。美国内战时期使用的蒸汽船可以开至距离长江入海口1000英里的宜昌。②
西方列强需要使长江的可航行路段成为进入中国内陆的“必要线路和向当地施加影响的必要核心”,“为连接世界的海洋打开自由的通道”。因此,马汉对中国提出的要求是:“中国不会在长江两岸建立防御工事或者其他任何军事据点,从而使这片水域对海权国家强行封闭。”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将首都从北京迁到长江附近才会是马汉所谓的“为了人类的福祉”。 反观荷马李,他建议中国不应把防御重心完全放在首都,“只保卫北京而不顾及其他地区就像只护住了头却暴露出心脏。头脑保护得越好,敌人就越有可能攻击心脏”①。中国应该统一全国军队,树立整体防御观念,完善铁路交通和内河水系使之成为运送兵力的内网。
中国的安全取决于五个分布广泛的战区。如果中国军队的总司令不能迅速有效地将各师从一个防区调到另一防区,敌军就能各个击破。整个国家的防御同时也是各战区的防御…… 在未来战争中,有三个战区可以通过铁路或江河与汉口相连。通过建设汉口至广东铁路、汉口至福建铁路,这五个防区的互联互通就得以实现。通过建设广东经福建至汉口的铁路,与到天津的大运河相平行,第二条交通线将把这些外围防区连接在一起。 作为一种军事手段,如果中央政府改造不计其数的河道,建立国有运输线,就像密西西比河那样能通汽船,中国很快就能建立无与伦比的省内军事运输体系。②
两相对比,我们完全可以给马汉扣上一顶帝国主义者的高帽,此外还要追加一顶精神殖民的“桂冠”,毕竟他还是一名“热情四溢”的传教士。 马汉有着浓厚的基督教背景,一八四〇年九月出生于一个新教圣公会(Episcopal Church)家庭,中学教育是在圣詹姆斯学校(Saint James School),晚年出版《内心的收获:关于基督徒生命的思、索》(The Harvest Within:Thoughts on the Life of the Christian)。马汉是虔诚的基督徒,他的传教使命感也体现在《亚洲问题》中。
谈到门户开放政策时,马汉说,中国不仅要开放商业,“还应该对欧洲思想和各个支系的牧师开放”。“如果中国变得有序且强大,却又没有被那些足以修正和提升人的高尚理想所熏陶,对欧洲来说是件十分危险的事情。”什么是足以修正和提升人的高尚理想?马汉接着解释说,基督教及其教义在精神和道德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与哲学或科学进步“共同构筑了欧洲文明”。因此,基督教思想有权利进入中国,中国的反传教活动“荒谬至极”。 各阶层的中国人对基督教的冒犯不应成为将基督教排挤出中国的正当理由。修建铁路并不是一种基督教活动,但却触怒了许多中国人,只不过由于该行为已得到中国政府的首肯而使这些中国人只能忍气吞声罢了。然而,中国政府准许传教活动,却不能迫使中国人接受基督教传教士的传教。促使中国实行贸易开放的道路上每前进一步都凭借压力来实现,最重要的施压方式就是发动战争。商业借助实际的或可能采取的暴力手段取得征程上的每一次进步;而世俗的或基督教的思想,只要求言论自由。① 这些话简直称得上是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NED)宣传材料的翻版。列强用武力强迫开放市场,强占中国的土地,不仅要奴役中国人的身体,还要阉割同化中国人的精神。他接着说,“我们不干涉中国的内部事务,直到国际社会不能容忍为止”。这话听起来怎么都让人感觉有些黑色荒诞剧的味道,西方列强好像一直在宽厚地“容忍”着中国。 其实,马汉的传教热情背后还有着更为深刻的文明抱负。在马汉心目中,欧洲文明是在一种“共同的、神圣的基督教传统中”实现统一的文明。现在,欧洲文明到了交流的时期,需要吸收新的元素,尤其是中国的元素。文明不在于外部环境的物质发展,而在于“人的意识水平的提高,以及通过人而实现的民族性格的进步”①。中国最终的文明特征将决定世界的未来,一个不同于欧洲文明的中国文明将是“十分危险的事情”。如此看来,马汉的视野已远远超出海军史学家或地缘政治学家的传统定位。毕竟,他意图使美国分担欧洲的辛劳,共同维护欧洲文明,承担起责无旁贷的历史任务。② 马汉是欧洲现代文明的自觉担纲者,而且是作为一个美国政治人具有这样的文明承担意识:在他身上,欧洲文明的历史命脉开始向太平洋东岸转移。③
四、“中国还能战斗吗?”
对于中国,荷马李显然有着与马汉完全不同的认识。他曾两次拖着病体远赴重洋赶往中国参加革命:第一次,父亲为阻止他甚至中断了他每月三百美元的生活费;第二次,医生警告他说中国之行会要了他的命(一语成谶),但荷马李还是毅然决然地登上了驶往异国他乡的轮船。一个能把骨灰安葬在中国土地上的人当然不能与一心想着分裂中国、向中国传教的马汉相提并论。① 荷马李在他的两本专著中多次论及中国,在《无知之勇》“国家的兴衰”一章中做过整体的概括: 中国政治发展的历史不仅与人类其他地方的历史类似而且其内部还有对世界政治未来的神圣预测。从其晦暗不明的远古一直到现代,中国形成了其特有的文化和文明,但世界上的其他文明没有从中受益。在其政治进化和扩张过程中,中国一直受这些因素支配(正如这些因素控制着西方那些强国的命运),无论是在强大时期还是在衰落时期。同每一个伟大帝国一样,中国在其漫长的岁月里也有政治单元的分裂和繁殖、衰落和复兴。 国家是一个政治有机体,像人一样必然要经历诞生、成长、壮大、衰落和消亡这些发展阶段。而国家命运的决定因素是其军事实力。“战争—胜利—国家。战争—破坏—解体。”这一法则同样支配着中国的历史轮回。中国已经经历过六次兴衰,现在又要进入第七个循环,荷马李语重心长地警告说:
中国人民曾经被更强大更有能力抵抗游牧民族的外来征服,正如同他们今天抵抗欧洲或日本的强权一样。这些国家现在正无情地逼近帝国的边境。除非一个武僧再从最底层崛起,否则定格的时刻就将来临:古老王国将郑重向人类挥手告别,其过去的繁华喧闹都已不再重要。①
此外,荷马李还写过多篇研究中国的论文,一九〇七年二月在《今日世界》(World Today)发表《中国还能战斗吗?》,一九〇八年九月在Van Norden发表《王安石变法的失败》,还有生前未发表的《中国的防御》,以及至今仍躺在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抽屉里的《中国的经济建设》。读了这些文章后,我们不由得感叹“这个人对中国到底知道多少?”“他耗费如此心血究竟图什么?” 在《中国还能战斗吗?》一文中,荷马李反驳了(包括马汉上校在内的)西方人的一种偏见,即中国士兵懦弱无能,不堪一击。他认为,西方列强在中国的屡屡获胜不是因为中国人天生胆小怕死,而是由于双方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西方国家的军事效能当时正处于巅峰状态,而中国正处于政治衰败期,“军队没有装备,没有良好的培训,没有组织,没有称职的军官”,“腐败的政府官员和偏执盲目的文人压制了中国人的军事本能和热望”。②相反,荷马李对中国人军事素质的溢美之辞让人觉得实在是有些“护短”: 中国人天生是当兵的料,任何国家的人都比不了。中国人耐力惊人,吃苦耐劳,从不抱怨生活艰苦,因为他们知道生活必然艰苦。中国人从不喝醉,也不需要什么宪兵司令。中国人在和平时期很温和,在战争中则异常勇敢,不怕死。他们能够理解掌握技术指导中最精微的内容,平和且有耐心。这些素质在现代战争中非常宝贵,中国人对于权威的尊重使得军队很容易做到纪律严明,这恰恰是军队的基础。① 荷马李确实把握到中国国民性中的某些优良品质,而具备这些素质的士兵也正是后来捍卫中国主权的血肉长城。“一个强大的中国,一个武装起来捍卫自己权利的中国,将会打消那些因中国军力贫弱而滋生的野心。”②
结语
将马汉和荷马李比对,我们并非要否定马汉的思想价值,而是阐明对马汉要有全面清醒的认识,看到其理论的局限性以及对中国的真实态度。除此之外,我们更应该思考的是,荷马李在中国为何会有如此遭遇?荷马李对积贫积弱的中国怀有一腔热血,舍生忘死投身中国革命。作为中国人,我们有什么理由把他忘记?在一九一一年总统任职招待会上,荷马李曾亲口告诫孙中山:“作为行将就木之人,我已经用书警告过美国,现在亲口来劝诫你……除非你们的内心深处焕发出(武僧那样的)尚武精神,否则自由的中国将会消亡。”③
注释
(1)[美]艾尔弗雷德·塞耶·马汉:《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660—1783年)附亚洲问题》,李少彦等译,海洋出版社2013年版,第1页。 (1)[美]罗伯特·D.卡普兰:《即将到来的地缘战争:无法回避的大国冲突及对地理宿命的抗争》,涵朴译,广东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31页。 (2)[美]克罗尔:《马汉:海军史学家》,载[美]彼得·帕雷特主编《现代战略的缔造者:从马基雅维利到核时代》,时殷弘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年版,第432页。 (3)Richad W.Turk,The Ambiguous Relationship:Theodore Roosevelt and Alfred Thayer,Westport:Greenwood Press,1987,p.129. (1)Henry L.Stimson&McGeorge Bundy,On Active Service in Peace and War,New York:Harper&Brothers,1948,p.506. (2)Margaret Tuttle Sprout,"Mahan:Evangelist of Sea Power",in Makers of Modern Strategy:Military Thought from Machiavelli to Hitler,edited by Edward Mead Earle,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48,p.415. (1)[美]荷马李:《无知之勇——日美必战论》,李世祥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245页。 (2)Lawrence Kaplan,Homer Lea:American Soldier of Fortune,Lexington:The University Press of Kentucky,2010,pp.115,262. (3)Hans W.Weigert,Generals and Geographers:The Twilight of Geopolitics,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42,p.136. (4)黄季陆:《黄季陆先生怀往文集》,中华书局2016年版,第785页;参见陈丹《孙中山与荷马李<无知之勇>在日本的译介》,《广东社会科学》2020年第3期。 (5)G.R Sloan,Geopolitics in United States Strategic Policy,1890-1987,Brighton:Wheatsheaf Books,1988,p.87. (1)[英]哈福德·麦金德:《民主的理想与现实:重建的政治学之研究》,王鼎杰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 (2)[美]艾尔弗雷德·塞耶·马汉:《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660—1783年)附亚洲问题》,李少彦等译,海洋出版社2013年版,第9页。 (1)除了《海权对历史的影响》外,还有《海权对法国大革命和帝国的影响:1793—1812》和《海权与1812年战争的关系》。有学者认为第三部应该是《美国的利益》,还有人认为应该将这四本书统称为四部曲。 (2)[美]罗伯特·西格:《马汉》,刘学成等编译,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版,第415页。 (3)[美]艾尔弗雷德·塞耶·马汉:《马汉:海军史学家》,载[美]帕雷特《现代战略的缔造者:从马基雅维利到核时代》,时殷弘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年版,第442—47页;参见G.R.Sloan,Geopolitics in United States Strategic Policy,1890-1987,Wheatsheaf Books,1988,p.88。 (4)纽先钟:《约米尼的战略思想》,载[瑞士]约米尼《战争艺术》,纽先钟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66页。 (5)Robert Srausz-Hupe,Geopolitics:The Struggle for Space and Power,New York:G.P.Putnam's Sons,1942,p.244. (1)[英]埃米尔·赖希:《现代欧洲的基础》,汪瑛译,华夏出版社2022年版,第23页。 (2)[美]艾尔弗雷德·塞耶·马汉:《海权与1812年战争的关系》,李少彦等译,海洋出版社2013年版,第28页。 (1)[古希腊]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何元国翻译、编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44—45页。 (2)G.R.Sloan,Geopolitics in United States Strategic Policy,1890-1987,Wheatsheaf Books,1988,p.93. (3)吴征宇:《海权的影响及其限度——阿尔弗雷德·塞耶·马汉的海权思想》,《国际政治研究》2008年第2期。 (1)Valerie M.Hudson&Eric Hyer,"Homer Lea's Geopolitical Theory:Valor or Ignorance?”,Journal of Strategic Studies,Vol.12,No.3,1989,p.338. (2)[德]卡尔·豪斯霍弗:《太平洋地缘政治学——地理与历史之间关系的研究》,马勇、张培均译,华夏出版社2020年版,第419页。 (1)Robert Srausz-Hupé,Geopolitics:The Struggle for Space and Power,New York:G.P.Putnam's Sons,1942,p.249. (2)[德]卡尔·豪斯霍弗:《太平洋地缘政治学——地理与历史之间关系的研究》,马勇、张培均译,华夏出版社2020年版,第145页。 (1)[美]荷马李:《无知之勇——日美必战论》,李世祥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116页。 (2)Alfred Thayer Mahan,"Hawaii and Our Future Sea Power",in The Interest of America in Sea Power:Present and Future,Boston:Little,Brown and Company,1917,pp.33,47. (3)[美]荷马李:《无知之勇——日美必战论》,李世祥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141—143页。 (1)[美]荷马李:《撒克逊时代》,邱宁译,李世祥校,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134页。 (2)[美]荷马李:《撒克逊时代》,邱宁译,李世祥校,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140—141页。 (1)参见吴征宇《海权的影响及其限度——阿尔弗雷德·塞耶·马汉的海权思想》,《国际政治研究》2008年第2期。 (2)[美]罗伯特·西格:《马汉》,刘学成等编译,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版,第436页。 (3)[美]荷马李:《撒克逊时代》,邱宁译,李世祥校,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142页。 (1)Alfred Thayer Mahan,"Hawaii and Our Future Sea Power",in The Interest of America in Sea Power:Present and Future,Boston:Little,Brown and Company,1917,pp.31-32. (2)[美]徐中约:《中国近代史:中国的奋斗》,计秋枫、朱庆葆译,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99—401页。 (3)[美]艾尔弗雷德·塞耶·马汉:《亚洲问题》,《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660—1783年)附亚洲问题》,李少彦等译,海洋出版社2013年版,第482页。 (1)[美]艾尔弗雷德·塞耶·马汉:《亚洲问题》,《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660—1783年)附亚洲问题》,李少彦等译,海洋出版社2013年版,第482页。 (2)[美]艾尔弗雷德·塞耶·马汉:《亚洲问题》,《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660—1783年)附亚洲问题》,李少彦等译,海洋出版社2013年版,第503—504页。 (1)[美]荷马李:《中国的防御》,《撒克逊时代》,邱宁译,李世祥校,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246—247页。 (2)[美]荷马李:《撒克逊时代》,邱宁译,李世祥校,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247页。 (1)[美]艾尔弗雷德·塞耶·马汉:《亚洲问题》,《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660—1783年)附亚洲问题》,李少彦等译,海洋出版社2013年版,第523页。 (1)[美]艾尔弗雷德·塞耶·马汉:《亚洲问题》,《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660—1783年)附亚洲问题》,李少彦等译,海洋出版社2013年版,第490—493页。 (2)Alfred Thayer Mahan,"Possibilities of An Anglo-American Reunion",in The Interest of America in Sea Power:Present and Future,Boston:Little,Brown and Company,1917,p.110. (3)刘小枫:《重评“文明冲突论”》,(香港)《二十一世纪》2020年10月号,第51页。 (1)[美]荷马李:《无知之勇——日美必战论》,李世祥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9页。 (1)[美]荷马李:《无知之勇——日美必战论》,李世祥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11页。 (2)[美]荷马李:《中国还能战斗吗?》,《撒克逊时代》,邱宁译,李世祥校,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182页。 (1)[美]荷马李:《撒克逊时代》,邱宁译,李世祥校,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187页。 (2)[美]荷马李:《撒克逊时代》,邱宁译,李世祥校,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187页。 (3)[美]荷马李:《无知之勇——日美必战论》,李世祥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23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