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革命与西方的崛起——近代早期全球主导地位的军事根源探析

引言：重新审视“大分流”‍

在探究世界近代史的核心议题——即所谓的“大分流”，解释欧洲为何能在近代早期（约1500年至1800年）超越亚洲各大文明，并最终建立全球性主导地位时，学术界历来众说纷纭。传统的解释框架往往聚焦于经济与社会层面，例如资本主义的兴起、产权制度的革新、新航路的开辟与海外贸易的扩张，乃至人口结构的变动。这些因素无疑至关重要，但它们更多地解释了西方“为何要”扩张，以及扩张的内在动力。然而，一个更直接、有时却被有意无意忽视的问题是：西方“如何能”实现这种扩张？

杰弗里·帕克在其著作《军事革命》中系统阐述的核心论点：西方列强之所以能够征服一个又一个高度文明的民族，最直接、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他们在陆地和海上的作战能力占据了越来越明显的、压倒性的优势。这种优势并非孤立的技术领先，而是一场深刻的、全方位的“军事革命”的产物。这场革命始于16世纪的欧洲，其核心内容包括火器的普及与战术的革新、新型防御工事的出现、军队规模的空前膨胀，以及与之相伴相生的国家财政、行政与后勤体系的彻底重塑。

本文将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将详细解析欧洲军事革命的几大核心要素，阐明其如何在欧洲内部重塑了战争的面貌。第二部分将探讨这场军事革命如何与近代国家的形成过程相互促进、共生演化，催生出一种高效的战争机器——“财政-军事国家”。第三部分将把视野投向全球，分析欧洲如何凭借其军事优势在美洲、非洲及亚洲进行扩张，并重点剖析为何像奥斯曼帝国、莫卧儿印度和明清中国这样的强大文明，虽早已接触火器，却未能在军事上与欧洲并驾齐驱。最终，本书将论证，正是这场军事革命赋予了西方将其意志强加于世界的力量，构成了其全球霸权不可或缺的基石。

第一部分：欧洲军事革命的核心要素

16世纪至18世纪的欧洲，战争的形态、规模和理念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这种变化并非渐进式的改良，而是一场结构性的革命。它由几个相互关联的关键发展所驱动，共同铸就了欧洲在军事领域的决定性优势。

1.1 火器与战术革新：从“轮射”到“战场王后”‍

火器的出现并非军事革命的起点，但对其使用方式的革命性思考，却是引爆变革的导火索。16世纪的火枪，尤其是滑膛枪和火绳枪，存在着致命的弱点：射速慢得惊人，装填过程繁琐复杂。一名经验丰富的士兵，每两分钟大约只能发射一发子弹，这在面对骑兵冲锋时几乎毫无用处，因为敌人进入有效射程后，火枪手往往只有一次开火机会。传统的密集步兵方阵虽然能抵御骑兵，但无法有效发挥火器的威力，长枪手的主要任务反而是保护脆弱的火枪手。

改变这一切的突破发生在16世纪末的荷兰。拿骚的莫里斯亲王和他的堂兄威廉·路易伯爵，在研读古罗马兵法时获得了灵感，于1594年12月8日首次提出了“轮射”战术构想。其核心理念是：将火枪手编成多排队列，第一排齐射后退到队尾重新装填，后续各排依次上前射击，从而形成持续不断的弹幕火力。这一看似简单的战术创新，却产生了颠覆性的影响：

阵型变革：为了最大化火力输出，并减少自身在敌方火力下的伤亡，军队阵型必须从过去纵深数十排的密集方阵，转变为纵深较浅（如10排）的线性阵列。这使得战场宽度急剧增加，中世纪那种数万人在一公里宽战场上肉搏的景象一去不复返。

纪律与操练：轮射战术对士兵的个人素质和集体协作能力提出了前所未有的高要求。每一个士兵都必须像机器零件一样，精准、同步地完成开火、后退、装填、前进等一系列复杂动作。这催生了系统化的军事操练。16世纪90年代的荷兰军队几乎将所有时间都投入到无休止的队列操练中，这种严格的训练将士兵塑造成了纪律严明、行动划一的战斗单位。

组织结构优化：为了便于指挥和操练，军队的组织结构也相应地小型化和标准化。例如，连的规模从250人缩编至120人，而团则被拆分为若干580人的营。这种模块化的编制增强了军队的战术灵活性。

荷兰的战术革新很快被欧洲其他强国所效仿。瑞典国王古斯塔夫·阿道夫在三十年战争中对这一体系进行了完善，他将火枪手与长枪手的比例调整得更利于发挥火力，并创造性地将轻型野战炮与步兵协同作战，使其瑞典军队在布赖滕费尔德（1631年）和吕岑（1632年）等战役中取得了辉煌胜利。到了17世纪中叶，多数欧洲军队中火枪手与长枪手的比例已达到三比一甚至四比一，滑膛枪无可争议地成为了“战场王后”。这场由战术创新引领的变革，将欧洲的野战水平提升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

1.2 棱堡体系的兴起：火炮催生的防御革命

与野战战术革命并行的是一场防御工事的革命。15世纪以来，火炮技术的进步，特别是能够发射重型铁弹的攻城炮的出现，使得中世纪高耸的石制城堡变得不堪一击。传统的垂直城墙在炮火面前如同纸糊，攻城战的优势一度完全倒向进攻方。

然而，到了16世纪，一种新型的防御工事——“意大利式防御工事”，也就是我们熟知的棱堡——在意大利应运而生。这种工事的设计理念是对火炮时代的完美回应：它低矮而厚实，能够有效吸收炮弹的冲击力；它以倾斜的土垒和砖石护墙构成，取代了垂直的墙面；最关键的是，其星形的轮廓由一系列向前突出的、被称为“棱堡”的角楼构成，棱堡之间由“幕墙”连接。这种设计彻底消除了防御死角，任何试图接近幕墙的敌人都将暴露在来自两侧棱堡的交叉火力之下。

棱堡体系的出现，戏剧性地逆转了攻防关系。攻占一座设计精良的棱堡要塞，需要进行漫长、复杂且代价高昂的围攻。进攻方必须挖掘一系列平行的堑壕，逐步向前推进，同时还要承受守军猛烈的炮火。一场围城战往往持续数月甚至数年，消耗的人力物力极为惊人。这直接导致了战争形态的改变：

消耗战成为主流：战争不再仅仅是几次决定性会战的胜负，而更多地演变为一场“消耗战”。通过围攻并占领敌方要塞，一点一滴地蚕食对方的领土和经济基础，成为了更常见的取胜之道。汉斯·德尔布吕克所描述的这种模式，主导了近代早期欧洲的绝大多数战争。

战略纵深的重要性：拥有一个由棱堡构成的纵深防御网络，对于国家的安全至关重要。这使得速战速决变得异常困难，战争旷日持久。例如，意大利战争、法国宗教战争、尼德兰八十年战争以及三十年战争，无一不是持续数十年的长期冲突（。

可以说，棱堡体系像一个“过滤器”，它极大地提升了发动和维持战争的门槛，只有那些拥有强大财政能力和高效后勤组织的国家，才能在这场无休止的消耗战中幸存下来。

1.3 军队规模的急剧膨胀与后勤挑战

新的战术和新的防御体系，共同推动了军队规模的爆炸式增长。线性战术要求更长的战线，自然需要更多的士兵来填充；而漫长的围城战则需要一支庞大的围城部队，同时还需要另一支规模相当的野战部队来阻止敌人的解围。

军队规模的增长速度是惊人的。15世纪末，西班牙的斐迪南和伊莎贝拉用6万军队攻克格拉纳达已属罕见；而到了1552年，其外孙查理五世围攻梅斯时，总兵力已接近15万人。法国的军队规模也同步增长，从1494年的1.8万人，增长到1552年的3.6万人。进入17世纪，主要欧洲国家维持的常备军数量普遍超过15万人，而到了路易十四时代末期，法军规模更是达到了惊人的40万。18世纪，法国和英国的军队人数继续保持高位，两国军队占总人口的比例达到了一个高峰 。

这种规模的膨胀给国家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后勤压力。供养成千上万的士兵和马匹，需要一个庞大而复杂的系统。

财政压力：军饷是最大的开支，但武器、弹药、军服、粮草的采购和运输同样耗资巨大。例如，16世纪40年代的法国王家炮兵，每年消耗的火药量是一个世纪前的25倍。

粮食与住宿：如何为行军中的大军提供食物和栖身之所，是一个永恒的难题。士兵们常常因缺乏帐篷而露宿野外，饱受恶劣天气之苦。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欧洲军队逐渐发展出由承包商大规模供应标准化面包的制度，并开始在驻防城镇修建专门的兵营，以减少对平民的骚扰，并加强对军队的控制。

马匹供应：骑兵虽然在军队中的比例下降，但其在侦察、突袭和追击中仍不可或缺。然而，战马的消耗率极高，不仅在战斗中损失惨重，在平时也极易因疾病和恶劣环境而死亡。维持一支有效的骑兵部队，对国家的马匹资源和财政都是巨大的考验。

总而言之，近代早期欧洲的战争变成了一场关于组织、后勤和财政能力的全面竞赛。一个国家供应其庞大军队的能力，往往比将领的战术天才更能决定战争的最终走向。而正是这种巨大的压力，成为了催生近代强大中央集权国家的关键动力。

第二部分：军事革命与近代国家的共生演化

军事革命并不仅仅是军事领域内部的技术和战术变革，它更像一场深刻的社会政治革命。为了应对日益扩大和昂贵的战争，欧洲各国政府被迫进行彻底的自我改造，从而催生了近代国家的雏形。军事需求与国家能力的提升形成了一个相互强化的正反馈循环。

2.1 “财政-军事国家”的崛起

历史学家们用“财政-军事国家”这一概念来描述近代早期欧洲出现的新型国家形态 。其核心特征是国家机器的构建与战争需求紧密相连，财政体系和行政官僚机构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更有效地榨取社会资源以支持军事行动。

行政官僚化：维持和指挥一支庞大的常备军，单靠中世纪封建领主的个人效忠是远远不够的。国家必须建立一个专业化的、中央集权的官僚体系，负责征兵、训练、装备配发、军饷支付和后勤补给 。正如法国军事工程师沃邦对法国边境防御工事进行的系统性规划所展示的那样，通过拆除内陆无用的要塞，将兵力集中到边境的双层防线上，国家能够以更理性的方式调配军事资源，为野战部队腾出数万兵力。这背后体现的正是国家行政能力的巨大飞跃。这种行政权力的扩张也体现在军事中心和官方机构的建立上 。

财政体系创新：战争开支的激增迫使各国政府彻底改革其财政制度。中世纪君主依赖个人领地收入和临时性封建税收的方式已难以为继。各国开始建立更广泛、更稳定的税收体系，并大力发展国债，通过向金融家和公众借贷来为战争融资 。这种筹集资金和动员社会资源的能力，成为了国家间竞争的关键 。军事开支在17至18世纪成为中央集权国家最主要的支出项目，而一个更庞大、更高效的军队反过来又能帮助国家更有效地征税，形成了一个“战争创造国家，国家发动战争”的循环 。

国家权力的集中：军事革命的过程，也是国家权力不断集中、强制力不断增强的过程。一支由国家直接控制、领取国家薪饷的常备军，成为了君主压制地方贵族、维护国内和平与稳定的强大工具。军政管理体系的合理化，反过来也为经济发展创造了更稳定的内部环境 。

可以说，近代欧洲的强大国家，是在战争的熔炉中被锻造出来的。军事压力是国家进行制度创新最强大的催化剂，军事上的失败往往会直接促使一个国家进行深刻的政治、行政和法律改革 。

2.2 后勤、组织与行政能力的飞跃

西班牙的佛兰德军团的演变，生动地展示了后勤与组织能力如何成为军事效能的核心。在16世纪末，这支军队因欠饷和补给匮乏而频繁哗变，严重削弱了其战斗力。然而，经过数十年的摸索和改革，到了17世纪下半叶，佛兰德军团已经建立起一套令人印象深刻的后勤保障体系。

专业化与外包：军需部门通过与私人承包商签订合同，实现了后勤供应的专业化和规模化。例如，承包商一次就能提供数百万块标准化的3磅重面包，确保前线和后方的士兵每两天都能领到一块。在1678至1679年间，该军团消耗了超过1200万块面包，平均每天近4万块。

标准化与系统化：军服、武器、弹药的供应也实现了标准化和定期化。军方财政部门能够相对及时地为所有物资买单，这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过去因忽视物资供应而导致的大规模兵变。

基础设施建设：修建永久性兵营不仅解决了士兵的住宿问题，更重要的是，它将军队与平民社会在物理上隔离开来，形成了一个自成一体的军事社区，极大地增强了纪律和控制 。

尽管到了17世纪末，佛兰德军团在规模和组织上已被法国等新兴强国超越，但它所开创的后勤管理模式，代表了欧洲国家在组织和动员资源方面达到的新高度。这种“软件”上的优势——即高效的行政管理和后勤保障能力——与“硬件”上的技术优势（火枪、火炮、棱堡）同等重要，共同构成了欧洲军事力量的内核。欧洲政府不仅学会了如何组建庞大的军队，更关键的是，他们学会了如何持续地供养这些军队 。

第三部分：全球视野下的军事优势投射

当欧洲内部的陆地战争因棱堡体系的普及而日益陷入僵局时，各大强国不约而同地将目光投向了海洋，试图通过争夺制海权和海外殖民地来打破战略平衡。正是从这里开始，欧洲的军事革命开始向全世界溢出，并深刻地改变了全球的力量格局。

3.1 海上霸权的奠定：从盖伦帆船到战列舰

欧洲的海上军事革命与陆上革命几乎同步发生，其核心是将重型火炮有效地与远洋航行船只相结合。这种“会移动的炮台”赋予了欧洲海军前所未有的远程打击能力。

技术融合：欧洲人发展出了能够承受数十门重炮齐射后坐力的坚固船体，并设计出适于远洋作战的盖伦帆船乃至后来的风帆战列舰。这种将火力、机动性和续航力融为一体的战舰，是其他文明所不具备的。

战略应用：从17世纪开始，欧洲列强间的战争几乎无一例外地演变为对制海权的争夺。黎塞留和柯尔贝尔治下的法国海军、古斯塔夫时期的瑞典海军，以及在17、18世纪占据主导地位的英国皇家海军，都斥巨资建设强大的战列舰队。到1688年后，这些舰队已经能够在加勒比海、印度洋甚至太平洋上执行复杂的战略任务，为全球帝国的建立铺平了道路。

这种海上优势在全球范围内的投射，效果是立竿见影的。

3.2 美洲与非洲的征服：不对称的军事冲突

在美洲，欧洲的军事优势体现得最为淋漓尽致。

技术与战术的代差：科尔特斯和皮萨罗等人率领的数百名探险者，之所以能征服拥有数百万人口的阿兹特克和印加帝国，除了利用了当地的政治矛盾和天花等疾病的传播外，军事上的绝对优势是决定性因素。火枪、火炮、钢制剑甲和战马，对于尚在使用黑曜石武器的美洲原住民来说，是如同神祇般的武器。更重要的是，当科尔特斯在特斯科科湖上建造装备火炮的双桅帆船时，他迅速夺取了制水权，为攻陷特诺奇蒂特兰创造了条件。这正是欧洲军事体系（技术、战术与组织）对美洲本土军事体系的降维打击。

防御理念的差异：美洲大部分地区缺乏欧洲那种坚固的、可供长期据守的设防城市。这使得欧洲人一旦在野战中获胜，便能长驱直入。虽然原住民后来学会了利用沼泽和森林进行游击战，让殖民者头痛不已（“每块沼泽地就是一座城堡”），但他们始终无法在正面战场上抵挡欧洲人的军事机器。

在非洲，情况有所不同。欧洲人并未立即进行大规模内陆征服，而是通过建立沿海要塞来控制贸易。这些采用意大利式防御工事的堡垒，对于当地部落武装来说是无法攻克的。同时，欧洲人也利用了非洲社会一个独特的军事文化特点：许多部落战争的主要目的并非占领土地，而是为了抓捕奴隶以换取欧洲的商品（如火枪）。这种“为奴役而战”的模式，使得非洲内部冲突不断，为欧洲奴隶贩子提供了源源不断的“货源”，同时也阻碍了能够有效抵抗欧洲入侵的强大统一政权的形成 (。

3.3 亚洲的挑战与欧洲优势的根本体现

与在美洲和非洲的摧枯拉朽不同，欧洲在亚洲遇到了更为强大的对手。奥斯曼帝国、莫卧儿印度和明清中国都拥有庞大的人口、成熟的官僚体系和悠久的军事传统，并且它们接触和使用火器的时间并不比欧洲晚。这就引出了一个核心问题：为什么这些亚洲帝国最终在军事上落后于欧洲？

一些学者，如贡德·弗兰克，认为欧洲的军事优势被夸大了，亚洲强权在火器技术上并不落后。然而，这种观点正如帕克所批评的那样，将“军事优势”简单地等同于“武器技术优势”。真正的差距，在于如何将火器技术整合进一个全新的、革命性的军事、社会和政治体系中。

文化与制度的惰性：亚洲各大帝国普遍倾向于将火器作为一种补充，融入其固有的军事传统，而不是围绕火器进行彻底的变革。例如，他们可能组建了火枪部队，但没有发展出与之配套的轮射战术、严格的操练纪律和灵活的营级编制。其背后的深层原因，可能与僵化的社会结构、缺乏国家间持续高强度的军事竞争（欧洲那种“战国时代”式的环境），以及文化上的保守主义有关 。奥斯曼帝国虽曾用巨炮攻克君士坦丁堡，却未能发展出标准化的军事工业体系；明清中国虽早有火器，但落后的经济制度和松散的装备供给部门，使得武器质量和标准化难以保证，先进技术无法普及 。中国缺乏现代科学和工业革命的背景，最终导致了与西方在军事技术上的“大分流” 。

实战检验的差距：

在印度，欧洲要塞的防御力得到了反复验证。1571年，不到1100名葡萄牙守军在焦尔，成功抵挡了4万莫卧儿大军长达6个月的围攻并最终反败为胜。欧洲人建造的棱堡几乎从未被当地军队攻陷，但它们却可以被其他欧洲军队轻易攻克，这清晰地展示了攻城技术和能力的差距。印度的统治者虽然也修建了规模宏大、墙体厚实的城堡，但其设计理念仍停留在前火炮时代，缺乏棱堡那样的科学防御体系。

在东亚，郑成功的例子极具启发性。他是一个罕见的、成功掌握了欧洲军事革命精髓的亚洲领袖。他的父亲郑芝龙就曾为荷兰人效力，并按照欧洲样式改造中式帆船，加装重炮。郑成功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一支拥有2000艘战船和10万大军的强大水陆武装，并灵活运用欧式武器。他不仅拥有庞大的贸易网络，甚至在1661年成功地从荷兰人手中夺取了台湾，建立了稳固的基地。郑成功的围城战术（使用28门西式火炮围攻热兰遮城）和海上力量，完全达到了当时欧洲的一流水准 。

然而，郑氏集团的最终失败，恰恰反衬出欧洲军事革命成功的深层逻辑。郑成功的军事机器高度依赖其个人才能和家族的贸易收入，缺乏一个强大、稳定的国家作为后盾。台湾的资源和人口，远不足以支撑他与整个清帝国进行长期对抗。当清朝在荷兰人的帮助下建立起自己的水师后，郑氏集团的失败便只是时间问题 。这雄辩地证明了，真正的军事优势，必须是技术、战术、组织、财政和国家机器的有机结合体，缺一不可。

结论

通过对近代早期军事发展的深入考察，我们可以得出一个清晰的结论：西方之所以能在近代逐渐取得全球性的主导地位，其越来越明显的军事优势是最直接、最有效的工具。这一优势并非偶然，也不是单一技术的领先，而是一场深刻的“军事革命”的系统性产物。

这场革命始于欧洲内部，以火器战术的革新、棱堡防御体系的普及以及军队规模的空前膨胀为核心表现。更为关键的是，为了应对这场革命带来的巨大挑战，欧洲各国被迫进行了深刻的社会和政治重塑，催生了以高效动员和资源榨取为特征的“财政-军事国家”。正是这种将先进的军事“硬件”（武器、工事）与强大的组织“软件”（行政、财政、后勤）相结合的全新战争体系，构成了西方无与伦比的核心竞争力。

当这一体系被投射到全球时，它展现出强大的威力。在美洲和非洲，它造成了不对称的碾压；在亚洲，它则通过更复杂的方式，最终确立了欧洲的优势地位。尽管亚洲各大帝国拥有强大的实力和悠久的文明，但它们未能像欧洲那样，完成一场自下而上的、围绕新作战方式的全面社会变革。郑成功的崛起与陨落，如同一面镜子，映照出单纯模仿技术与战术的成功与局限，凸显了背后国家体系支撑的决定性作用。

当然，我们不能否认，欧洲的全球扩张过程中，金钱收买、外交分化乃至疾病传播等手段也扮演了重要角色。然而，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战争和暴力是其征服过程中必不可少的、最终的仲裁手段。军事革命赋予了西方人“将他们的影响力和行为方式强加于整个世界”的力量。因此，理解这场发生在几个世纪前的军事变革，就是理解近代世界格局形成的钥匙，其深远影响，直至今日依然清晰可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