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4年初版序：我们要讲的故事在我们这个时代并未结束

我们无意在此用一篇俗套性的序言来耽误读者的时间。每个人都知道，故事没结束，就没法写序言；而我们要讲的故事在我们这个时代并未结束，或许再经历许多世代后，也未必会结束。因此我们所要做的，就是在进入我们的主题之前，略微交代下我们在本书中采用的方法及其结果。

虽说我们从事工会运动研究，不是要去论证我们自己的任何命题，而是要去发现工会运动给我们提出的问题，但是，对于这个主题，我们头脑中并非一片空白，以至于对此类问题的性质没有任何事先的见解。我们原以为，此类问题无疑几乎都是经济问题，指向的是一种共享的经济道义；而且在我们看来，这种期望仍是如此自然，以至于如果它得以实现的话，我们定将毫无意见地加以接受。但事实并非如此。我们刚着手研究就开始发现，工会运动对劳动条件、产业组织和产业进步的影响，受到生产过程中各种技术变化的支配，因此，这种影响在不同产业中，甚至在不同职业中，都是不同的；而经济道义也随此影响的变化而变化。在我们曾期望从中找到一条经济线索来写篇论文之处，我们发现的是一片蜘蛛网；从那时起，我们认识到，我们首先要写的不是一篇论文，而是一部历史。而我们又看到，除非我们把有关整个运动的通史与数以千计的工人团体的个别史区分开来，否则这样一部历史也是无法著成的，在这些工人团体当中，有的自18世纪以来即持续至今，而有的则是突然出现，经过短时期的存在后，随即消失了。因此，在我们差不多对全国每一个重要工人团体的档案进行了一番研究，积累了许多摘抄材料，并按各个行业及其子类进行分类之后，我们发现，在本书中，只能从这些文档中挑选出在我们看来对总的工会运动的发展具有极其重要意义的一小部分。许多著名的罢工和停业，许多令人关注的劳资争议，许多轰动一时的诉讼，若干剧烈爆发的骚乱和犯罪，以及某些行业中许多枯燥无味的琐事，或者不得不被摒除在我们的叙述之外，或者因其与总的工会运动史有关而只被当作次要性的参考而已。有关工会行动带来的经济效果的所有分析，我们将留到下一本研究“工会运动问题”的书中来讲述，在该卷中我们会更充分地采用各个工会的历史资料。那些极欲探寻经济道义之人，也将会对该卷内容感到非常满意；因为我们在其中所概括出来的经济道义与我们所论及的团体几乎一样多。

在本书中，我们只是讲述总的工会运动史，而它将会被认为是英国政治史的一部分。尽管现代历史学家们都在辩称，应少写些政府行为史，多写些被统治者的风俗和习惯，虽说对人民的风俗和道德的描绘能让历史不再单调且生动活泼，但历史要成为历史，就必须抓住那些持续性组织的发展进程。一个充分民主的国家的历史，应该既是一部政府史，也是一部民族史。工会运动史即是我们国家中的一部国家史，并且这是一部如此令人羡慕的民主的历史，以至于只要真正了解了这一历史即可了解英国工人，而那些只阅读中产阶级历史的人是无法了解英国工人的。从18世纪早期直到今天，民主、结社自由、放任主义、劳动时间及工资调控、合作生产、自由贸易、贸易保护，以及许多其他不同的且经常是相互矛盾的政治观念，不时左右着这些组织起来的雇佣工人的想象，并在工会运动的进程中产生了深刻影响。而且，最迟自1867年以后，任何受到这些观念深刻影响的工会运动，也必然会在政治上产生深刻影响。一些政党内阁被推翻的事件，曾在中上层阶级中引起震惊，他们和新闻记者、历史学家事后也给过极为牵强的理由，而我们则能指出，只要了解了当时工会运动者们的想法，那么这些事件的解释就会直接呈现在眼前了。不过，这些解释的呈现也是纯粹偶然的，因为我们自始至终只是为其自身目的而论述工会运动的，并不是为了分析工会运动给政党政治带来的无尽的侧面解释。

或许我们应该把本书最后一章作为一篇附录，而不是将它作为本书正式计划中的一部分，在这一章中，我们尝试对当今工会世界作一概观，即介绍了其不均衡的分布，强大的局部组织和尚存缺陷的政治机关，以及由工会干事组成的新兴管理阶层等情况——最为重要的，是指出了工会世界在面临着许多尚未解决但又必须面对的宪法的、经济的和政治的问题时，其在方法、目的和政策上的过渡现状。

稍微交代一下本书的资料收集工作，这对那些今后可能在此领域从事研究之人或许有所裨益。工会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时期都缺乏详尽的记载，因此我们不得不主要倚赖自己的调查。但凡此主题的研究者，必定都会承认布伦塔诺博士（Dr. Brentano）对英国工人阶级历史的丰硕研究的价值，以及乔治·豪厄尔（George Howell）先生对其自身那派工会运动学说以及他那个时代的工会运动的完全贴合实际的阐述的价值。在这个主题上，最为重要的已刊材料，或许是社会科学联合会在1860年刊发的《工人团体与罢工报告》，里面简练地记载了种种精挑细选的事实，与1824—1894年历史上五次著名的对工会运动的正式调查所收集到的零散且未经证实的大量资料相比，该报告一点也不逊色。我们还从全国各公共图书馆馆存的周期性出版物和临时性小册子中，搜罗到了有关工会的大量的五花八门的事实。为了将来研究者的研究方便，我们在本书后面附上一份我们所能发现的此类已出版资料的完整目录。关于结社的早期历史，我们只能依赖于公共档案、旧报纸和当时各式各样的小册子。因此，本书前两章主要依据的是下议院议事录、枢密院会议记录、档案局出版物，以及在大英博物馆、伦敦市政厅图书馆和剑桥圣约翰学院H.S.福克斯韦尔（H.S. Foxwell）教授汇编的非常宝贵的经济文献选辑中所保存的无数国会请愿书和与工会有关的旧论文。对于1835年之前的时期，最为重要的材料当属弗朗西斯·普莱斯（Francis Place）遗留下来的、目前存放在大英博物馆中的多卷本的评论文章手稿、剪报、章程、报告、小册子等等。这份由当时最为忙碌的政治家所收集的独一无二的文献资料，不仅对于工人阶级运动的研究者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对于那些研究19世纪前40年英国政治或社会生活的历史学家来说，也是必不可少的。

但我们大部分材料，尤其是与20世纪相关的材料，都是从工会运动者本人那寻得的。在那些较为古老的工会会所里，存放着有时可追溯到18世纪的有趣档案——其中有历代勤勉的秘书们努力记录下来的有关他们委员会工作的会议记录，他们即便未受过教育却都是大运动的真正记录者，还有热忱的工人阶级政治家和行政管理者用来逐月向散布于各地的分会组织传递其计划和愿望的工会定期文件，这些文件甚至为大英博物馆所忽视。在调查之初，我们自以为一些旧式团体的内部历史是不会允许外人触碰的。但我们发现，那些认为工会恪守秘密的流行印象，是毫无根据的。一些旧分会或古老的地方团体的秘书，为我们翻遍了他们上有三把锁的可追溯到18世纪的陈旧箱子。昔日一场工会运动中尚健在的领袖们翻箱倒柜，寻找他们那被忘却已久的团体的章程和会议记录，以供我们使用。在伦敦和利物浦，在纽卡斯尔和都柏林——尤其是在格拉斯哥和曼彻斯特——等地的很多工人家中，昔日的熟练手艺人的子孙无不搜出其“祖父的学徒契约”或“父亲的旧会员证”，或一份破旧的章程，以协助一个陌生人的调查工作，他们模糊地认识到，这个陌生人正在努力编写他们这个阶级的历史。全国及各郡大型工会会所中的所有文件，从公开出版的报告和章程，到非公开性的现金账簿和执行委员会会议记录，都非常慷慨地供我们使用。唯有一位秘书长拒绝向我们提供其团体的以往资料，他只是解释说自己正打算写一部本会的历史，而将我们看作文坛上的竞争对手了。

这种大度的信任不只是局限于提供旧日的散发霉味的档案。当我们为了查阅地方档案而不得不长期驻留在各个产业中心时，他们为我们研究当今工会组织的实际运行状况提供了一切便利。我们曾列席过多数大城镇的工联理事会；也曾从头到尾列席过全国各地无数的分会会议和会员大会；我们当中一人还享受过极为特殊的优待，得以列席各种全国性团体的执行委员会的秘密商议会，以及棉纺工、棉织工和煤矿工的大型联合工会为解决重大工会政策问题而召开的特别代表会议，而且还曾列席过1892年机械工联合协会选举出来的60名代表为全面检查这一世界性组织的工会政策及内部管理而召开的持续6周的会议。

当然，我们并未将自己仅局限于工人这一方。在几乎每一个产业中心，我们都找到了各产业有代表性的雇主。从他们那里，我们得到了很多有益的建议和批评。但是，正如人们所预想的，这些产业大亨在绝大多数时候关注的是其业务的经营方面，而对于其工人过去的组织，甚或现在的组织的情况，基本没有清晰的了解。对我们的调查工作更有帮助的，则是各个雇主联合会的秘书们。尤其是各个造船口岸的雇主联合会的秘书们，将他们与各部门工人进行集体协商的经验，以及他们各自联合会编制的非公开的统计资料，都提供给我们使用。不过，我们发现，在雇主阶级中，那些通常是工人出身的一线管理者和工头，最为了解且最能暗示性地批评工会的组织及其方法。我们常常感到遗憾，这些人恰是产业问题调查者最难接触到的，而且他们也极少被皇家调查委员会召为证人。

将数以千计的各个组织的无数琐事融汇成一种叙事，并根据它们各自的记录编著成一部类似总运动史的东西，此中困难之巨大是无须我们多说的。不管是从文学的角度还是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我们都深知本书存在不足之处。但我们在工作中受到一种信念的鼓舞——这种信念随着我们调查的展开而变得更强烈——即工会档案中包含的材料对于未来研究产业组织和政治组织的历史学家来说具有极高的价值，而这些档案却正在快速地消失。许多较为陈旧的档案在个别工人手中，而他们并不知道这些档案的历史价值。在那些较为大型的团体中，通常也只能找到仅存一份的完整的章程、报告和公告等。火灾、搬迁、老秘书的去世，都往往会导致那些对日常办公没实际用处的一切东西的消失。每一个热心的调查者或收藏家都能体会到，当我们到达某一古老工会的活动中心，得知会所里的“旧垃圾”6个月前刚被“清理干净”后的那种恼火至极的心情。地方公共图书馆甚至大英博物馆，都极少存有工会内部的任何新旧档案。因此，我们不但收集我们可能获得的每一份工会文件，而且还对那些我们借来的会议记录、报告、章程、公告、小册子、工人阶级报纸等，编制详尽的摘录和摘要。

此项材料收集工作，以及本身范围就如此之广的调查工作，若不是我们有幸得到一位非常适合此工作之人的帮助，那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F.W.高尔顿（F.W. Galton）先生是我们的热心助手，我们能收集到如此丰富的材料和统计资料，都归功于他的不倦工作。他本人即是一位熟练的手艺人，曾有段时间还担任过他们工会的秘书，他给此项工作带来的不仅是他的敏锐智识和不懈努力，还有他个人熟知的工会生活和工会组织的详细情形，因而与他的合作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我们在本书最后一章中，加入了一段出自他笔下的对工会内部生活的生动素描。

此外，我们还得到了来自四面八方的极为热忱的帮助。如果把我们要感谢的所有人的名字都列出来，那我们得编制一份几乎包括全国所有工会干事的名单了。对他们来说，也没必要这样一一致谢，因为他们当中很多人都成为我们珍贵的私人朋友了。其次，我们要感谢许多“产业大亨”，特别是米德尔斯伯勒的休·贝尔先生（Hugh Bell）和厄尔斯威克的戴尔（Dyer）上校，以及各雇主联合会的秘书们，他们随时接受我们的安排。我们要特别感谢H.S.福克斯韦尔教授、弗雷德里克·哈里森（Frederic Harrison）先生、E.S.比斯利（E.S.Beesly）教授、罗伯特·阿普尔加思（Robert Applegarth）先生，以及议员约翰·伯恩斯（John Burns）先生，他们曾借给我们很多稀有的小册子和工人阶级的报纸杂志，同时，约翰·伯纳特（John Burnett）先生和亨利·克朗普顿（Henry Crompton）先生曾认真地在校样上审阅了一章或数章内容，并提出了许多改进建议。另外，如若此书有任何文字上的优点，那都要归功于两位亲爱的同志及朋友，是他们对我们的原稿进行不断的逐行校订。

R.A.佩迪（R.A. Peddie）先生从我们的材料中编制了文献目录，他还会同阿普尔亚德（Appleyard）小姐承担了对几乎所有引文进行校对的繁重工作，对此我们表示感谢。

悉尼·韦布 比特丽斯·韦布

格罗夫诺路41号，威斯敏斯特

1894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