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徐震宇：康托洛维茨其人其书
作者简介：徐震宇，华东政法大学法律史专业硕士，复旦大学世界史专业博士；华东政法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助理研究员，华东政法大学涉外法治研究院副研究员。著有《正当法律程序的早期发展》等。译著有《国王的两个身体：中世纪政治神学研究》《象牙塔的变迁：学术卡里斯玛与研究性大学的起源》等。
文章来源：读书 . 2018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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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柯在《规训与惩罚》第一章中解释自己对于罪犯身体的兴趣, 特别提到恩斯特·康托洛维茨对国王身体的精细研究带来的启发。随着福柯引发的热潮, 人们开始重新注意康托洛维茨与他的《国王的两个身体》。这部“中世纪政治神学研究”以其广博和精深, 不断激发着各专业学者的想象力, 再加上作者颇为传奇的事迹, 使其人其书都值得向中国读者引介。
一
起初, 恩斯特·康托洛维茨看起来不像是要做学问的样子。 一方面, 家族的酒水生意极好, 产品行销欧美, 随着上一辈创业者渐渐老去, 年轻人要预备好接班。恩斯特在大学的专业是经济学, 还被父亲安排到汉堡实习, 处理坦噶尼喀的果汁订单。另一方面, 他的高中成绩并未显示出天分, 拉丁文和希腊文笔试不及格, 没人会想到有朝一日他要写一本满页脚注、大段引用古典语言的书。 从海德堡大学毕业后, 康托洛维茨也没有要走学术之路的意思。这位衣食无忧的公子加入了诗人斯特凡·格奥尔格的圈子。 格奥尔格是当时的文坛领袖。他反对日益失去活力的自然主义, 在德国诗坛开辟了唯美和象征主义的风格。“一战”前, 他发表了一篇题为《战争》的诗作, 对德国的命运表示悲观, 而战争的结局正应验了诗人的预言。于是, 格奥尔格在战后被奉为先知。 格奥尔格相貌奇崛, 个人魅力极强, 致力于建立“教育的共同体”, 鼓吹一个精神性的“秘密的德国”。他吸引了一批年轻人, 形成一个封闭性相当强的“小圈子”。加入圈子的人都要经过这位老师亲自挑选, 被选中者将接受个人指导。成员有年轻的诗人、学者, 也有出身贵族的青年, 其中包括日后行刺希特勒的施陶芬贝格。
格奥尔格崇拜英雄, 策划了一系列“传记”, 交由弟子们撰写, 传主包括歌德、尼采、拿破仑、恺撒等。他十分看重中世纪霍亨斯陶芬家族的皇帝腓特烈二世, 遂命康托洛维茨作传。 当时, 康托洛维茨二十七岁, 只在大学接受过很少的史学训练, 也无学界前辈指导。好在家境优渥, 无须担心生计, 更可以四处探访古迹、搜集资料。两年后, 他开始动笔。按照另一位圈子成员贡多尔夫 (Friedrich Gundolf) 的说法, 康托洛维茨为这位皇帝“着了魔”。一年多之后, 初稿草成, 随后是修改。在格奥尔格的大力推动下, 这部篇幅达六百多页的传记于一九二七年出版。 尽管作者是一位默默无名的年轻人, 但《腓特烈二世传》 (以下简称《腓传》) 立刻热卖。评论者纷纷对该书流畅的叙事和生动的人物刻画表示赞赏, 而书中表现出的民族主义和威权主义倾向也十分打动苦于魏玛共和国政治疲弱的德国大众。 不久, 这部传记也引起了学术界的注意。当时的德国史学界坚持实证主义, 强调史家须避免个人情感, 以档案材料重建历史事实。《腓传》热情的言辞和文学化的人物描绘令专业史家深感不安。一九二九年, 中世纪史学界的权威布拉克曼 (Albert Brackmann) 发文强烈批评《腓传》的史观和方法, 指责该书被格奥尔格圈子的“教义”主导, 混淆神话与现实, 以当下的情感渲染古人。于是, 康托洛维茨与之展开一场论战。除了澄清书中一些情节的历史证据外, 康托洛维茨指出, 史观的差异是双方的根本矛盾, 他追求的乃是“历史写作”而非“历史研究”。他同样追求历史真实, 但辅以必要的历史想象, 而非仅仅执著于“纯粹的事实”。 这场论战延续到一九三○年的德国历史学家大会。不满三十五岁、没有任何学术职位的康托洛维茨面对近四百位参会者做了题为“中世纪历史呈现的限度、可能与责任”的报告。康托洛维茨指出, 十九世纪的伟大史家, 如兰克、德罗伊森和蒙森 (都是实证主义者) , 作品都有上佳的文学性。历史客观性有天然的限度, “历史呈现”意味着史家必须动用历史想象力填补空隙。他还指出, 史家不可能是完全“中立”的, 必定带着某种立场写作。从日后史学理论的发展来看, 他的这些观点极具前瞻性。 与此同时, 康托洛维茨着手为《腓传》编制一本“附卷”, 希望最大程度地回应学界的质疑。他在德国古史研究会的图书馆里辛劳地工作, 寻找和考订各种历史证据。一九三一年“附卷”出版, 详细解释了《腓传》所使用的历史材料, 并加入几篇就特定问题所做的研究性文章。虽然有少数证明仍嫌不足, 但已经足够回应对《腓传》学术性的质疑。这部由全无注释的正文和纯粹注释的附卷组合而成的传记也成了学术传奇。 这可能是康托洛维茨重要的转型期。正是通过学术考据的历练, 他从文人转向了学者, 学术兴趣也与日俱增。在图书馆, 他还结识了一些学界朋友, 包括对他相当赏识的馆长凯尔 (Paul Kehr) 以及罗马史大家蒙森的孙子小蒙森。不久, 在格奥尔格圈子的影响力、凯尔馆长以及机缘的共同作用下, 康托洛维茨未经资格考核即进入法兰克福大学任教。随后, 在一九三二年取得了中世纪史教席教授的职位。 康托洛维茨晚年曾对《腓传》表示担忧, 并阻止出版社再版, 因为已经有些人把这部传记中的民族主义情绪与纳粹相联系。后来, 也有人据此指控康托洛维茨是纳粹。纵观他的一生, 这个论断实在是离谱。
二
算起来, 康托洛维茨一生出版了三部著作:《腓特烈二世传》, 在伯克利出版的《君王颂》 (Laudes Regiae) , 以及在普林斯顿出版的《国王的两个身体》。不过, 下面要谈的却不是《君王颂》, 而是康托洛维茨在离开伯克利之前自费印刷的一本小册子《根本问题》 (The Fundamental Issue) 。 康托洛维茨逃离纳粹德国前, 收到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邀请。经过一番颠沛流离, 在朋友们的帮助下, 他终于踏上美国的土地。但伯克利的任命书迟迟不来。校方一直拖到最后一刻, 还是不愿授予教席, 只肯提供一年期的试用岗, 还要“学者紧急救助委员会”负担相当部分的薪水。此后数年间, 校方“骑驴找马”的态度令康托洛维茨不得不每年为职位奋斗, 其间有一年甚至几乎失业。直到一九四五年, 才终于获得了终身教职。
然而, 好景不长。一九四九年, 加州大学爆发了一场严重争端。 当时麦卡锡主义盛行, 加州大学校董要求全体教员进行效忠宣誓, 声明自己未参与且不会参与任何“推翻美国政府”的党派或组织。此举遭到许多教师的抵制, 认为属于政治性宣誓, 有悖大学精神。 在出席人数两倍于平时的教职员大会上, 康托洛维茨站起身来, 开始宣读一份预先准备好的打印稿。他指出, 这个新誓言一旦实施, 将会危及一些基本价值, 以经济制裁威胁学者的良心自由。这是危险的。起初貌似无甚伤害的宣誓, 将会逐渐变本加厉, 一九三一年的意大利, 一九三三年的德国, 就是如此。最后, 他总结道:“真正的、根本的问题在于:职业和人性的尊严 (professional and human dignity) 。” 有三种职业有权利穿长袍:法官、教士、学者。这件袍子表示穿着者心智的成熟、他做出判断的独立性以及他直接向自己的良心和他的上帝负责。这表示了这三种互相关联的职业内心的独立:他们应当最强烈地抵制服从威胁、屈从压力的做法。 康托洛维茨成为斗争的领导者之一。在《国王的两个身体》的序言中, 他回忆说, 这场斗争耗费了他极大的精力, 以至于不能完成计划中的研究。
争端持续了整整一年, 最终以教师们的失败告终。其间, 康托洛维茨自费印制了一本小册子, 题作《根本问题》, 解释他在此事上的立场。而他的解释, 融合进了许多当时正在思考的学术问题, 后来, 这些内容都反映在《国王的两个身体》中。 康托洛维茨认为, 问题的核心与共产主义的威胁无关, 而是校董试图侵犯大学教师的职业良心。校董会议曾提出一个观点, 认为教师与大学是雇佣关系, 若雇员不顺服, 雇主即可开除。康托洛维茨表示二者并非雇佣关系;大学乃是“教师与学生构成的合众之体” (universitas magistrorum et scholarium) , 教师不是大学雇员, 教师就是大学本身;只是, 教师构成的合众体 (corporation) 与他们所服务的合众体, 即大学, 保持同一。校董无权开除教师, 因为“涉及所有人的事应当由所有人批准”。 另外, 康托洛维茨指出, 大学教师的工作是“良心活”, 他必须出于对教学和学术研究的热情和爱, 出于良心, 付出大量私人时间从事看不见结果的辛苦劳动, 因此不能按照“工资换时间”的方式对待教师。一旦教职终身制遭到破坏, 就会破坏学术自由, 也将极大地影响学术产出能力。
原本, 学年终了, 教师会收到一份校方的通知, 注明下一年度薪酬。宣誓争议爆发后, 校方暗中改变了通知格式, 窜入一句“兹通知你已被加州大学任命……”暗示学校每年更新与教师的雇佣关系。康托洛维茨指出, 这是破坏教职终身制的另一个表现。按照原先的措辞, 教职自然延续、并不中断, 但新格式生造出一个“空位期” (interregnum) ;在技术上, 全体教职员每年要被解雇一次, 然后重新雇用, 教师们在其间处于失业状态。校方的这一安排, 近乎中世纪的“封土复归” (escheat) , 封臣必须重新宣誓效忠、缴纳贡金方可继续保有土地。 于是, 康托洛维茨始终拒绝签署誓言, “拒绝以自己的信念和良心买卖学术职位和学者的尊严”。最终, 他离开伯克利, 转去普林斯顿高研院。 《根本问题》的意义在于, 这本小册子揭示了, 在多年的学术工作之后, 恩斯特·康托洛维茨的心里, 还有一团火焰在燃烧。他的信念使他不能把学术简单地视为一份受雇执行的工作, 而是一项带有某种崇高神圣性的使命。并且, 他会为人性的尊严而不惜一战。
三
康托洛维茨曾说, 他的每一篇论文, 都是精心雕琢的宝石。最终, 他把所有这些宝石组合起来, 做成一件伟大的作品:《国王的两个身体》。这是他一生的巅峰之作, 前后一共耗费了十年时间。 “国王的两个身体”是伊丽莎白一世时期英国法学家创制的概念:国王有一个“自然之体”, 他私人的肉身, 可生病、会疲弱、可朽坏;同时, 国王另有一个“政治之体”, 永远存续、不可朽坏。老王驾崩, 自然之体消灭, 但政治之体依然存续, 转移到新王的自然之体、与之重叠。这个观念突出体现在英国法一个奇特的名词中:“单人合众体” (corporation sole, 一般译作“独体法人”) 。合众体的意思是由许多人合并而构成一个身体, 因此按本意“单人合众体”是一个“矛盾构词”, 好比“一只羊的羊群”。法律史大家梅特兰曾涉猎该问题, 但并不重视, 甚至加以取笑。但康托洛维茨却认为, 这个“拟制” (fiction) 非常重要。 康托洛维茨展开了一系列令人目眩的研究, 探索“两个身体”的中世纪渊源, 在神学、法学、政治理论各领域的文本中发掘出类似的观念。从基督的二性、国王对基督的仿效、“人”与“职位”的对立, 到君王同时构成“正义之父”与“正义之子”、同时在法律之上和之下, 再到全体臣民构成政治身体、以国王为头……他谈到莎士比亚的《理查二世》、亚琛福音书中的皇帝画像、诺曼无名氏的政论文、腓特烈二世的法典、“基督奥秘身体”的教会论、布雷克顿、罗马法及教会法的各种格言及原理、国王葬礼仪式, 其广博和精深令人叹服。 一九五七年《国王的两个身体》出版, 引来许多好评, 但也有一些批评, 其中常见的是表示该书结构过于散漫, 抓不住全书主题。这个批评并非全无道理。尤其是康托洛维茨在书中添加了海量的脚注, 却极少陈述结论。 他的问题到底是什么呢? 康托洛维茨早年撰《腓传》, 在相关的考证工作中逐渐步入研究性大学。进入大学任教后, 他开设的课程和研讨班主题均与此有关, 包括“诺曼人在欧洲”“人文主义研究”, 还有“空位期研究”。腓特烈二世死后, 他建立的帝国很快崩溃, 留下一个“大空位期”, 看起来这个问题引起了康托洛维茨的极大兴趣。他在给格奥尔格的信中也提到计划撰写一部关于空位期的专著。牛津访学之后, 他的视野进一步放宽, 不再局限于德国史, 转向了英法史。 另一个关键点, 是中世纪晚期时间观的变化。一九三三年被迫离职后, 康托洛维茨并未停止学术研究。在此期间留下的手稿显示, 他意识到中世纪晚期人们对时间的态度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即在原先“永恒”与“时间”二分之间插入了第三个范畴“永常” (aevum) 。这个源于天使学的观念使人们对时间的观感从“脆弱”和“易逝”转向了“此世的永久”。
康托洛维茨离开德国、到达美国后, 先在哈佛和耶鲁等地做了一系列讲座。这些讲座显示, 他特别关心中世纪到近代早期国家政体的延续性问题, 尤其是英国。在《国王的两个身体》中, 解释“二体”观念时, 他举出了英国内战中的例子, 议会讨伐逃跑的国王, 宣称他们乃是代表国王的“政治之体”, 而国王的“自然之体”则已经违背了对前者的责任。康托洛维茨认为, “国王二体”的观念, 对于理解英国现代国家的形成有特别的意义, 揭示了英国如何建立国家体制的延续性, 而不至于反复剧烈变动, 英国的特殊性也体现在这一点上。 在举出各种“二体”现象后, 康托洛维茨开始正面论述时间观和国家延续性。他特别指出当时用于建立国家延续性的三种方法:王朝、“王冠”和“尊荣”。王朝延续性建立了一种历时性的人的集合, 而非共时性的人的集合;“王冠”常常从财产的角度建立国家的延续性;“尊荣”则从文化和意识形态上建立国家的延续性。最终, 这些因素在英国汇聚成了一种法学上的拟制, 在英格兰国家走向近现代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 看起来康托洛维茨确实有关心的“大问题”, 那就是如今这个世俗化的、以民族国家为基础的世界, 是如何借助“政治神学”脱胎于基督教的中世纪。 最先为康托洛维茨联系出版的, 是时任普林斯顿大学历史系主任的斯特雷耶 (Joseph Strayer) 。他告诉出版社, 根据他与康托洛维茨教授的谈论, 他认为这是一部极为出彩的著作。斯特雷耶本人也对现代国家的起源问题非常关注, 书稿显然激发了他的兴趣。 不过, 康托洛维茨的关心, 似还不止于此。 《国王的两个身体》初稿并无第八章, 交稿后评阅人赞誉有加, 但提出一条意见, 认为全书缺少结论, 建议增加一小段总结性的论述。结果, 康托洛维茨非但未做总结, 还增加了关于但丁的一章。 就全书内容而言, 这场从都铎法学家的“二体”拟制起步的丛林探险, 经历各种曲折, 发掘宝藏、拾起贝壳, 到第七章, 回到英格兰, 身后留下各种路标, 足供后人游览和开拓。初看, 新增的第八章不仅未澄清全书旨趣, 反似另辟一局, 精巧但令人迷惑。 康托洛维茨在这一章中突破“二体”意涵的国家边界, 将它扩展到“人性”的范畴。通过对《神曲》中“人性升华”的分析, 结合《世界帝国》, 康托洛维茨指出了但丁在此世实现乐园的政治理想。最后, 他将视觉化地呈现“人”和“人性”二元观念的任务, 交在了诗人手中。而当年, 在格奥尔格的圈子里, 但丁是受膜拜的对象。于是, 他领着我们, 又回到了诗人的台前。 如果没有《根本问题》, 只看脚注, 我们可能会误以为康托洛维茨是个皓首穷经的学究。然而, 他在这部杰作中引导我们, 尝试去理解这个世界世俗化的进程, 理解现代国家背后的观念结构, 最终, 他将理想指向超越国家的全人类的共同体。他是一位生活在现代的人文主义者。 这部著作似乎总结了他的学术生涯, 仅仅六年后, 康托洛维茨因病在家中安静地去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