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莫光华：词语破碎之处——施特凡·格奥尔格引论
摘要：施特凡·格奥尔格是20世纪上半叶最重要的德语诗人之一,“格奥尔格圈”是当时最独特的文学和文化现象之一。由于格奥尔格与纳粹当局的微妙关系,也由于其作品独特的美学旨趣,人们对格奥尔格的接受可以概括为极度崇拜和赞扬,极度误解和拒斥这两个极端。本文论述诗人的创作历程及其各作品的主要特色以及“格奥尔格圈”的概貌和基本性质,简析诗人与其时代特别是纳粹当局的关系并介绍近年来格奥尔格研究在德国的进展情况。
作者简介：莫光华，文学博士，西南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文章来源：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 2005 (06)
他那素朴而幽微的言词， 透出一股主宰和诱惑力， 他使空气令人窒息地旋舞 他能杀伐，而无需接触。
（胡戈·封·霍夫曼斯塔尔：《预言家》）2)
这个威力巨大的“他”就是施特凡·安东·格奥尔格。
有人认为，他也许是自歌德以来，诗写得最好的人，也许是自尼采以来，活得最纯洁的人……他太纯洁，他的荣耀在于他的纯洁，他的罪错也在于他的纯洁。3)
也有人认为，在德国文学史上，没有哪位诗人像他一样，生前既赢得那样高度的承认和赞扬，又遭到同样程度的拒斥和蔑视；也无人像他一样，自始至终都严格奉行其作为诗人的使命；更无人像他一样，能将那么多才华横溢的青年吸引至他周围，并作为“大师”、“引路人”和“先知”受到罕见的崇拜。4)
一、奥尔格和格奥尔格圈
格奥尔格生于德国宾根附近的布德斯海姆。其父系先祖是法国人，在法国大革命期间，他们迁至德国莱茵兰地区，后来又搬到布德斯海姆，世代经营葡萄种植园，销售葡萄酒。格奥尔格的父亲施特凡·格奥尔格二世（Stephan George II.，1841-1907），起初是旅店主，1873年举家移居宾根，又重操祖辈旧业，做起葡萄和葡萄酒生意并任有公职，虽颇有资产，但并不贪婪。此人性格开朗，具有莱茵兰人知足常乐的性格，虽然他后来曾说：“要是我儿子格奥尔格肯和我一起买葡萄酒，我会更高兴”，5）但他对子女的发展基本上顺其自然。格奥尔格的母亲埃娃（Eva Scmitt，1841-1913），出身富裕农民家庭，没什么文化。据说她笃信宗教、性格粗鲁、待人冷漠、少言寡语，拒绝任何社交来往，甚至从不亲吻自己的孩子，对子女放任自流。格奥尔格有一个姐姐欧蒂莉（Anan Ammalia Ottilie, 1866-1938），性格与其母近似。她终生都为其光荣的诗人弟弟活着，是一位“在他生命的某些阶段给他安慰的庇护者”。6）继承父业的是格奥尔格的弟弟巴普蒂斯（Friedrich Johann Baptist，1870-1925）。这三兄妹都没有婚育。
格奥尔格儿童时代就表现出很强的社交能力，例如：他能在和同伴的游玩中说服小伙伴让他一直做国王，其他人作臣仆，而不是按常规，轮流坐庄。格奥尔格的中学时代（1882-1888）在位于达姆施塔特的、具有严格人文主义传统的路德维希-格奥尔格-文理中学度过。他后来的挚友克莱因（Karl August Klein，186?-1952）、7）沃尔夫斯凯（Karl Wolfskehl，1869-1948）、贡多尔夫（Friedrich Gundolf，1880-1931）等人也在该校其他年级。格奥尔格对按部就班的学习兴趣不大，成绩平平，惟独对语言学习情有独钟。他积极参加各种语言课程，并开始阅读当时的世界名著原文。他还和朋友创办了一份“排斥宗教和政治内容”的校园刊物《玫瑰和飞薕》（Rosen und Disteln，1887）。8）
1888年，中学毕业的格奥尔格开始漫游欧洲。他先在伦敦呆了半年，受到那里盛行的世界主义思想的影响。当年冬天，他在瑞士。次年早春，他到了意大利北部。5月，他终于到达人生最重要的一站——巴黎。到巴黎之前，他虽然已经开始写诗，也有过自己的思考和观察，但一直未能找到属于自己的艺术道路。经朋友引荐，他结识了法国象征主义大师马拉美和魏尔伦，后来还拜见过罗丹。此外，他还到过荷兰和比利时，认识了荷兰诗人费尔维（Albert Verwey，1865-1937）。回国后，格奥尔格起初在柏林上大学（1889-1891），主修哲学、日耳曼学和法国学。此间，他与克莱因交好，从此有了一位长期而忠实的朋友。
格奥尔格一生爱过的唯一一个女人，可能是他1892年在宾根认识的伊达·科布伦茨（Ida Coblenz，1870-1942）。格奥尔格把她唤作“伊丝”（ISI），并为她写过一些诗。这个女子妩媚迷人、精神饱满，一度是他渴望的“世界”。后来，“伊丝”先是嫁做商人妇，遭受一段不幸的婚姻之后，改嫁自然主义作家戴默尔（Richard Dehmel, 1863-1920）。由于厌恶戴默尔，1896年起，格奥尔格中止了与科布伦茨的联系。
大学中辍的格奥尔格从未寻求也不曾担任过任何藉以谋生的社会职位。他既无家室，也无房产，终生过着无拘无束的漫游和寄宿生活，处于一种精神上的“游牧状态”。可以说，无论在艺术和生活上，他都达到了千百年来无数艺术家梦寐以求的那种自由、自治的生活。就此而言，格奥尔格无疑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特立独行的人，一个与现实生活可以说完全“绝缘”的人。但他又绝非那类比比皆是的怀才不遇、愤世嫉俗、离群索居的诗人。对于格奥尔格，那种“独行独唱独嗟哦”的诗人生活是不可想象的——他最需要、也最不缺少的就是朋友，包括他的崇拜者、追随者和学生。就是这些人组成了格奥尔格的“朋友圈”（Frendes-Kreis），史称“格奥尔格圈”（George-Kreis）。9）
其实，所谓“格奥尔格圈”，简言之就是他的朋友圈，是他的精神赖以为生的“小社会”，是由络绎不绝的朋友、崇拜者、追随者和学生们自愿以他为核心组成的不止一个的“圈子”（Kreis）。这些圈子带来的种种问题和危机也与他相伴一生。事实上，要理解格奥尔格中学毕业以后的生活和创作，就不可能也不应该不讲格奥尔格圈，因为它对格奥尔格的生活和创作的具有决定性意义，以至于格奥尔格的生活和作品之间那种“不可拆解的交织与融合”关系在德国文学史上“几乎是绝无仅有的”。10）
大约在格奥尔格漫游欧洲之后，格奥尔格圈就开始形成。起初的一批朋友大都是他的同龄人，是清一色的世界主义者，具有强烈的欧洲意识。在年龄上，格奥尔格圈内的人主要包括三代：他的同龄人，他的下一辈和第三代。在时间上，格奥尔格圈的存在时间大致从1891到1933年。在数量上，格奥尔格圈的核心成员、外围成员，加上一些与格奥尔格有特殊关系的人，前前后后总共不下百人。从职业和身份上看，其主要成员大都是诗人、作家、学者、教授、艺术家。从国籍上看，他们主要来自德国、奥地利、荷兰、波兰、比利时。这些成员在格奥尔格圈内的时间或长或短，有少数人与格奥尔格保持着终生友谊，只有极少数属于核心成员，也有一些成员后来模仿格奥尔格建立了自己的圈子。
格奥尔格的主要活动地点是慕尼黑（约1892年起）、柏林（1896年秋起）和海德堡（1911年起），因为他在这三处分别有一个朋友圈。生活简单、不求奢侈的格奥尔格常常转徙于这三个城市，过着吉普赛人式的浪游生活。
格奥尔格圈没有固定的组织形式，对成员也没有成文的明确要求，他本人就是这个群体的标尺、维护者和评价人。按贡多尔夫的说法：
“格奥尔格圈既非一个具有确定章程和固定组织及活动形式的秘密社团，也非一个具有教义和仪式规程的宗教派别，更不是一个文学帮派，就算参加了《艺术之页》的编辑和出版工作，还并不意味着就是格奥尔格圈内的人。11）属于格奥尔格圈的是这样一小群人：他们具有共同的精神旨趣和思想，出于对一个伟大人物的崇敬而走到一起；他们追求的是这个人身上体现出来的那种理念，他们愿意通过自己的日常生活和社会业绩为他朴素、客观而严肃地效劳。对格奥尔格圈的一切此外的解释，都是愚蠢的昏话或胡说”。12）
除了霍夫曼斯塔尔(Hugo von Hofmannstahl, 1874-1929)和里尔克(Rainer Maria Rilke, 1875-1926)以外，曾属于格奥尔格圈的重要人物大致有：哲学和心理学家及现代笔迹学奠基人克拉格斯（Ludewig Klages，1872-1956），作家德尔勒特（Ludwig Derleth,1870-1948），历史和考古学家舒勒（Alfred Schuler,1865-1923），作家沃尔夫斯凯，文学批评家贡多尔夫，文学史家和作家沃尔特斯（Friedrich Wolters, 1876-1930），诗人和戏剧家海泽勒（Bernt Heiseler，1875-1928），学者海林格拉特（Norbert Hellingrath, 1888-1916），13）文学史家和作家贝特拉姆（Ernst Bertram, 1884-1957），荷兰诗人费尔维，医生兼作家希尔特布兰特（Kurt Hildebrandt，1881-1966），犹太作家康托罗维茨（Ernst Kantorowicz，1895-1963），文学批评家和作家科梅内尔（Max Kommerell，1902-1944），学者高特因（Percy Gothein, 1896-1944），14）艺术家莱希特（Melchior Lechter，1865-1937）等。而与格奥尔格圈有往来的哲学家主要有西美尔（Georg Simmel，1858-1918）、狄尔泰（Wolhelm Dilthey,1833-1911）、韦伯（Max Weber，1881-1961）等。
有必要单独列出的圈内人物，是后来以刺杀希特勒而著名的施陶芬贝格三兄弟：贝托尔特（Berthold von Stauffenberg，1905-1944）、亚历山大（Alexander von Stauffenberg, 1905-1964）和克劳斯 (Claus von Stauffenberg, 1907-1944)。他们经人介绍先后成为格奥尔格圈的核心成员。15）
显然，格奥尔格周围这些人皆非等闲之辈，大都是那个时代名副其实的“精英”。另外，引人注目的是，这个圈子中的核心成员全是男性，虽然外围有一些女性——主要是某些男性成员的妻子或女友。
下面简单谈谈对格奥尔格产生过重要影响的几个人。
1891年，格奥尔格和“文学神童”——奥地利诗人霍夫曼施塔尔相遇，随后共同作创办了唯美主义的纯文学刊物《艺术之页》（Bl?tter für Kunst，1891-1919）。这份刊物主要刊登格奥尔格和朋友们自己的诗歌、戏剧以及他们翻译的外国文学作品。其出版人一直是克莱因，每期印数在500份以内，仅供圈内人士和少数精英人物阅读。
在格奥尔格的朋友中，对格奥尔格的作品做出最好诠释的，就是霍夫曼斯塔尔。他和格奥尔格的关系是后来的研究者的经常话题。尽管他对格奥尔格的评价多有矛盾之处，但他在死前不久却说，与格奥尔格相遇“使我受益匪浅，就像一个经过漫长旅程的人，把一个新的国度认作秘密的第二故乡。”16）
1893年，舒勒经克拉格斯介绍与格奥尔格相识。此人对秘教仪式很有研究，对格奥尔格和不少人都产生过重要影响。1894年，“青年风格”（Jugendstil）画家和书籍装祯艺术家莱希特与格奥尔格相识。他很欣赏《艺术之页》的格调，此后便负责格奥尔格作品的装祯设计。他还设计了一种格奥尔格专用的印刷字体，用于出版格奥尔格的作品。
1898年，沃尔夫斯凯向格奥尔格引荐了贡多尔夫。贡多尔夫将格奥尔格视为自己的导师和偶像，此后长期都是奥格最贴心的人，格奥尔格的许多不可避免的社会事务都是由他代劳。贡多尔夫对于格奥尔格圈的精神建构起过关键作用。就是他们三个人决定了世纪之交前后几年的慕尼黑格奥尔格圈的基本特征。他们的大多数活动都在沃尔夫斯凯的“灯泡屋”进行。17）
除贡多尔夫和科梅内尔之外，沃尔特斯自1904年起成为格奥尔格最重要的追随者。同年，克拉格斯和舒勒离开格奥尔格。1906年，格奥尔格与霍夫曼斯塔尔的友谊破裂。1907年起，又有一些早期的朋友逐渐疏离。格奥尔格想重塑自己的圈子, 希望在“秘密的德国”（Das geheime Deutchland）18）这一理念指引下，建立一个具有“精神同盟”性质的精英人士圈。于是，沃尔特斯写了《统治与服务》19）一书。他把柏拉图意义上的“国家”概念运用于格奥尔格圈的建构。在书中，沃尔特斯基于统治者的精神业绩、为少数人服务和牺牲的意志，发展出一种“精神帝国”观念。贡多尔夫则开始宣扬“服从和追随”思想并提出了“国家诗”（Staatsgedichte）的概念——按他的理解，《同盟之星》就是“国家诗”的代表。20）这些模糊不清的概念，以及格奥尔格的一些作品（例如《追随者》）本身的歧义性，都为日后某些纳粹对分子格奥尔格及其圈子的“好感”埋下了祸根。
格奥尔格生命中最重要的转折发生在1902年：他与14岁的中学少年马克西米连·科伦贝格（Maximilian Kronberger，1888-1904）在慕尼黑的凯旋门附近相遇。格奥尔格及其朋友把这个少年尊称为“马克西敏”（Maximin）。两年之后，科伦贝格病亡。于是，“马克西敏”连同这段“马克西敏经历”被格奥尔格神化，成为他后半生精神生活的核心。后来，格奥尔格出版了诗集《纪念马克西敏》（Maximin - Ein Gedenkbuch，1907），其中包括科伦贝格的一些作品。
鉴于《艺术之页》只刊登作品，1910年，格奥尔格支持贡多尔夫和沃尔特斯等人创办了评论性质的刊物《精神运动年鉴》（Das Jahrbuch für die Geistesbewegung，1910-1912），旨在吸引年轻一代的文学精英尤其是大学生到格奥尔格旗下，共同对抗那个“被神所抛弃、没有英雄、毫无福佑、不再追思伟人、堕落而失去良知”21）的时代，该年鉴也只发行500份。
有人要问，格奥尔格和他的朋友们究竟在一起做什么呢？
除了编辑他们的刊物，他们在一起主要是讨论艺术，举行作品朗诵会，偶尔也有室内化妆聚会。朗诵会主要是格奥尔格朗诵自己的诗歌。只有经过格奥尔格精心挑选的成员才可以参加这些活动。有两次重要的朗诵会值得一提：
第一次（1897年11月14日）是在画家雷普休斯夫妇（Sabine Lepsius，1864-1942；Reinhold Lepsius，1857-1922）家中。里尔克和西美尔都曾应邀参加。里尔克被格奥尔格朗诵的《心灵之年》里的诗篇震撼，随后致信格奥尔格，请求让他正式成为他的作品朗诵会听众之一。22）那次朗诵会给里尔克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里尔克后来回忆说：“我钦佩施特凡·格奥尔格的诗”，与他的相遇，“成为我最乐于珍藏的记忆。”23）直到1924年他还说：“从一开始，《心灵之年》就对我具有重要的意义……而当我在雷普休斯夫妇家中听到诗人自己道说他那些颇具力量的诗行，它们才表现为令人倾倒的东西。”24）
对于朗诵会的情况，一位当年的听者描述如下：
“……灯光昏黄，一些名人已经在座，有人压低嗓音交谈……这时一个男子从侧门悄然进来，鞠了一躬，然后开始朗诵，虽然我熟悉其中的大多数诗句，他的莱茵兰口音却使人难以立即跟上那些变幻莫测的思绪和形像。可是稍后，人们就感到自己好像受到了催眠术的影响，渐渐被攫入他所发出的魔力之中。最后……他第一次抬起眼来，显出暗淡、发红的眼睑和黑色的、有些僵直的、不大的眼瞳。然后他再鞠一躬，便离去了……”25）
第二次重要的朗诵会也在柏林（1902年10月22日），地点是出版商邦迪（George Bondi，1865-1935）家中，可谓盛况空前，共有80多位听者，其中也有西美尔——他写过三篇论格奥尔格及其作品的文章（1898，1901，1909）。1919年圣灵节，格奥尔格召集第一次世界大战劫后余生的圈内成员相聚海德堡，由于不少人在大战中死去，此时的格奥尔格圈内主要是年轻一代的追随者，人数已不足10个。此后，格奥尔格周围又逐渐形成第三代追随者。
那么，格奥尔格的魅力和吸引力究竟何在呢？对此，有一位追随者后来回忆说：
“格奥尔格有一种独特的、难以模仿、难以描述的行为方式。他跟任何年龄的人都能以相宜的方式交往。他既能以对方的话语方式和行为方式与之交流，同时又总能保持他自己。他总是他所处的环境和每一种情势的主宰者，似乎在他身上，自然和艺术、力量和风格、表达和形式已经熔铸为一个更高的生命统一体……他不仅善于理解每一个年龄段的人的特殊问题和困苦，而且能让人深信，这些困苦和问题也正是他自己所面临的。”26）
这至少说明，格奥尔格既有鲜明的个性和行为方式，又非常善解人意、乐于助人，具有独特的亲和力和人格魅力，不乏一代“引路人”的风范。
关于格奥尔格对于追随者们的精神价值，沃尔夫斯凯的夫人汉娜（Hanna）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
“在我们的世界，没有什么比跟施特凡在一起更令人安慰的了！他能给予只有上帝才能带给世界的东西——那些属于这世界的东西！如果他不给予我们一种那样的、我们通常无法找到的支撑，我们就会动摇，就会不安。历史上那些伟大的灵魂、预言家和统治者们离我们都太遥远——我们需要这个活着的来代替那些死者！只有这个自身就属于那类伟大者之一的人，才能取代那些人！”27）
格奥尔格生命中的最后三个冬天是在瑞士度过的。一位朋友为他在诺加洛附近的米努西(Minusio)租下了一所僻静的住处。在科梅内尔离开之后，艺术天分极高的雕塑家梅纳特（Frank Mehnert，1909-1943）成为格奥尔格的继承人，一直陪伴着格奥尔格。格奥尔格临终时，施陶芬贝格三兄弟都守在病床前。贝托尔特被指定为代位继承人，28）克劳斯安排后事。
二、格奥尔格的诗
在论及作为诗人的格奥尔格之前，必须特别指出，格奥尔格是一位优秀的文学翻译家，因为格奥尔格正是“在翻译法语诗歌的过程中”，特别是“通过迻译波德莱尔，找到了自己作为德语诗人的道路。”29）格奥尔格精通法语、希腊语、拉丁语，掌握了英、意、西、荷、丹、挪等多国语言。他对外国诗歌可以说一往情深。从中学时代起，他就开始了翻译尝试。18卷本《格奥尔格全集》（1927-1934）中有7卷译著，包括波德莱尔的《恶之花》（1891），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1909），但丁的《神曲》（1912）等，这些译文准确而优美，质量很高。
格奥尔格很早就开始写诗。他早年的诗歌1901年才整理出版，取名《学步》（Die Fibel），30）里面的作品比较稚拙。格奥尔格成年后的创作可分成前期（1890-1897）、中期（1998-1913）和后期（1914-1933）三个阶段。前期有5部诗集。起初的三部诗集《颂歌》（Hymnen，1890）、《朝圣》（Pilgerfahrten，1891）和《阿迦巴尔》（Algabal，1892）31）主要是在法国象征主义影响下写成的。
随后，格奥尔格开始探索自己作为诗人的道路，这种探索集中体现于第4部诗集《牧歌和赞美诗，传说和歌谣，悬挂的花园》（Die Bücher der Hirten- und Preisgedichte, der Sagen und S?nge und der h?ngenden G?rten，1895）。从标题上就不难发现，它描述了古代、中世纪和东方这三个伟大的文明世界。作品中的“我”试图为自己探寻精神渊源，追寻可以作为“原型”的生活形态。这种选材使诗人能游刃于巨大的历史空间，多方面尝试使用外来语言素材，以不同风格寻求新的起点。在这部诗集里，诗人的心灵穿越时空，驰聘于遥远的文化时空，用德国式的目光观照古代文明。
对于格奥尔格的发展，这部诗集是一个重要的过渡。
他前期创作的巅峰和成熟的标志，是第五部诗集《心灵之年》（Das Jahr der Seele，内部版1897，正式版1899）。
这部诗集里的作品主要写于1892-1897年间，有一些是献给“伊丝”的。作品以吟咏自然为主，同时描述个人对世界的独特体验。与歌德和德国浪漫派处理自然题材时强调主观感受这一传统做法不同，格奥尔格在自然和社会面前，总是保持着冷静而刻制的距离。诗集中的作品具有鲜明的形像和严谨的形式。入诗的园林、海滨、河流等自然景物作为表达空间，往往具有欧洲古代哀歌中的景物风格。《心灵之年》是格奥尔格最成功的一部诗集，1897年由格奥尔格自己的“艺术之页出版社”首次出版，到1922年已印了12版，印数达3万册。
之所以提到印数，是因为按今天的话来说，格奥尔格一生都是“低调主义者”，始终与他所处的那个“堕落”的时代保持距离。故此，格奥尔格前期的作品都由自己刊印，印数很少，32）仅供他精心挑选的少数朋友作为内部版传阅，或者由他为他们朗诵。因此，直到1898年，格奥尔格的作品都没有走向公众。这时候，他认识了出版商邦迪，从此有了固定的商业性出版社。1899年，邦迪首次公开出版了诗人此前的全部作品。
这期间，格奥尔格和沃尔夫斯凯着手编选三卷本的《德国诗选》（Deutsche Dichtung）。对他的创作而言，这是回顾德意志民族文学传统，从中汲取精神养分的时期。此间，他深深地走进了歌德的世界——古典主义的歌德。同时，作为荷尔德林（Freidrich H?lderlin,1770-1843）的重要“发现者”之一， 33）他开始从这位被埋没了将近一个世纪的伟大诗人的作品中寻求养料。事实上，《心灵之年》这一标题就可以看作“对荷尔德林的回响”。34）
格奥尔格的第六部诗集是《生命之毯和梦与死之歌》（Der Teppich des Lebens und die Lieder von Traum und Tod mit einem Vorspiel，1900）。它标志着诗人抛弃唯美主义价值观，转向了伦理学价值观。在越来越多的朋友、学生和追随者的拥戴下，格奥尔格开始建立一个理想中的、具有神秘主义色彩的价值世界，逐步强调人之行为的伦理意义。这部诗集的结构非常考究：“生命之毯”、“梦与死之歌”和“引子”三个部分各包含24首4行一节的诗，总共96首。作品既洋溢着一种适度的古典主义情愫，同时又有超越时代和自身的倾向。
在20世纪的第7个年头，与前一部诗集恰好相隔7年，格奥尔格的第7部诗集完成——《第七个环》（Der Siebente Ring，1907）。这部诗集以数字“7”为结构原则：全书共分7部，7个部分环环相扣，核心是由21首诗构成的“马克西敏组诗”（Maximin，7个字母），组诗的前后各有三部分。7个部分中，每部分包含的诗歌首数均为7的倍数。35）这部诗集在结构上看似具有高度的统一性，内容却比较庞杂。里面的诗歌风格各异，质量也不尽整齐。然而，正是这种矛盾性标示出格奥尔格诗歌创作的又一转折：诗人放弃了《生命之毯》中对形式的过份追求，而是承续《心灵之年》的哀歌风格，同时有节制地表达了马克西敏之死带给他的伤痛。
又过了7年，格奥尔格出版了《同盟之星》（Der Stern des Bundes，1914）。这是诗人结构最独特的一部诗集，全诗分三部分，每部分各30首，另有9首引子和1首终曲，总共1000行。在这部作品里，格奥尔格的“马克西敏体验”才得到最重要的表达。由于格奥尔格把“马克西敏”看作一个新的“神”，于是他也就成为那个“新神“的代言人，成为”新帝国”的宣告者。此时，“为艺术而艺术”的唯美信条已被抛弃殆尽，预言、法度和教义决定了这部诗集的基调。这些诗的形式不再规整圆润，而是与《第七个环》中的某些与时代相关的诗行、格言、警句如出一辙，甚至散发出一种秘教味道。这种性质使它成为格奥尔格最难以接近和最不为人理解的诗集。
自《第七个环》以后，人们曾以为，格奥尔格作为诗人得力量已经泯灭。然而，《同盟之星》却又一次充分体现了这种力量。为了克服荷尔德林在18世纪初期就已切身体验到的、由欧洲社会大转型带来的严重文化危机，深受尼采影响的格奥尔格试图在小范围内实践其“超人”哲学，建立一个不无神秘主义性质、由一些有贵族精神的文化精英组成的“新同盟”——这应该是格奥尔格意指的“同盟”。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同盟之星》1914年正式出版后引起极大的反响和误解，让人以为它是为战争而作。加之这部诗集里的部分作品的可阐释空间极大，后来“不幸地”得到一些纳粹分子的“青睐”。其实这部诗集本来不是为了发表，而是写给圈内人士的，无奈它生不逢时，或者说，它正逢其时。
14年以后，格奥尔格的最后一部诗集《新帝国》（Das Neue Reich，1928）不再出单行本，而是直接作为1927年开始出版的18卷本《格奥尔格全集》的一部分问世。其中的《歌德在意大利》一诗早在1909年就已写成。“新帝国”这个后来引起极大误解的书名，按贡多尔夫的解释，有三种含义。其一，此时格奥尔格个人的精神发展，已获得稳定的形式和秩序，正如一个理想的精神帝国。其二，对于这个新的理想国，作为先知的格奥尔格虽能看到，但由于年事已高，他已无力研究和欢呼。在《同盟之星》里，他还只能瞻望这个精神帝国，此时他已是在俯瞰：同盟是形式，国家是内容。其三，那些感性与伦理力量通过诗人的言说获得表达和检验。“国家”（Reich）就是指令，是一种规范，一种要求，一种戒条。36）
结构上，《新帝国》分为4部分。第1部分吟咏和反思德意志的历史英雄和文化伟人——他们或为德国创立业绩，或为德国带来灾难。诗中的战争、罪恶、灾难等，都不是起因于民族、个人的或党派，而是象征奔涌撞击、永恒不息的时间和生命之魔力。第2部分纵横古今，描绘历史上的拯救者、牺牲者、永恒的引导者、救世主、魔灵、自然强力，或者描述格奥尔格的理想世界的法度，充分展演了基督教的、异教的、天上的、冥界的、自然的、秘密的、公开的等等一切力量。第3部分是“致知生者的格言”，主要回顾诗人的朋友、追随者们的苦难和命运，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与他们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揭露了战争对他们造成的创伤。在作为结束部分的尾声中，格奥尔格运用德意志民族文学传统里长盛不衰的叙事诗体，从古代文化中采取素材，写作了一些歌谣、短歌，意在召唤人们回顾民族精神的起源，从民族神话和传说吸取精神养分，回到承载着自然之律动和存在之意义的“词语”（Wort）之魔力中。此外，这部诗集里的部分作品也体现了格奥尔格作为教育者的一些思想。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在作为诗人的格奥尔格一生里，与“马克西敏”的相遇是一个具有转折意义的根本经历。后者的死在以后的岁月里逐渐升华为诗人的一种艺术体验，深入其骨血。格奥尔格将“马克西敏”看作作一个“新神”的显灵，看作他想象中的“新世界”的缔造者。对此，沃尔特斯说过：“是格奥尔格的信仰之力诞生了那个神，唯独从它那里，一个新世界才能得到解释”。因此有人认为，格奥尔格的最后三部诗集最难懂，因为它们都是”马克西敏体验”的产物，它包含太多了我们的语言无法承受的东西。37）
最后，从形式上看，格奥尔格的诗大都句子简短、用词考究（少数作品因而有雕琢之嫌）、结构轻巧、极富韵律感。这与当时方兴未艾、以砸烂传统诗歌为能事的某些现代主义流派的诗学旨趣截然相反。不仅如此，格奥尔格的作品体裁多样，包括十四行诗、叙事谣曲、颂歌、古体诗以及简洁的歌词和自由诗。在格奥尔格的作品中，名词首字母都没有按德语正字法的规定采用大写，逗号皆以近似于汉语中的分隔符（·）替代。这些细节在德语中曾具有形式“标新”的意义。
格奥尔格很少写散文，仅在1903年出版了一本薄薄的散文集《日子和作为》（Tage und Taten）。这些文字风格隽永、热情而真诚、意蕴幽远，与其说是散文，不如说是无韵的诗。从这些随笔性的文字中可以看出，格奥尔格十分热爱自己的故土。但他说过，这些随兴而成的篇什不属他那些“圣书”之列。38）
三、格奥尔格与他的时代
格奥尔格对于19/20世纪之交的德语文学尤其是德语抒情诗发展的重要性，是不容置疑的。通过他自己的创作和他翻译的外国诗歌，特别是法语诗歌，凋敝已久的德国诗坛与当时方兴未艾的欧洲现代主义接上了趟，实现了一次重大的转折。与此相应，他让他的《艺术之页》体现这一转折，而且“从那时起，他就将1900年前后唯一能与他并驾齐驱的霍夫曼斯塔尔远远超越。”39）
尽管格奥尔格生前已名声远扬，但就他与现实和公众的距离而言，他一生都过着隐士般的生活，活在他那个深深地镌刻着尼采之烙印的精神王国中。40）
1905年，当英、德之间首次面临战争威胁时，两国一些名流试图通过发表公开信的方式制止战争爆发。霍夫曼斯塔尔等人希望格奥尔格在那样一封公开信上署名，但格奥尔格拒绝签名，因为正如后来在1914到1933年那些黑暗岁月中一样，他坚信：只有当人们能够达成一种内心的转向，彻底弃绝对现代社会的所谓“进步”与物质生活的崇拜，并认真思索过，何为真正的生活价值，才能从根本上避免那样的战争。41）可以想象，格奥尔格当时拒绝签名的态度，必定会被视为“主战派”，不管他内心怎样想。即便在今天看来，他那种超前的信念，超前的战争观，他对人们的那种要求，也都是难以实现的。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格奥尔的一些朋友认为他在《同盟之星》里预见的事情实现了，并为此欢欣鼓舞，连里尔克都写出了歌颂战争爆发的《五歌》。42）
格奥尔格生前先后受到魏玛共和国和纳粹当局的赞赏，尤其是后者的认同，在二战后几乎就等于一纸“封条”。然而诗人自己却只是被动地与当时的德国官方发生过为数不多的几次“联系”：
1927年，法兰克福市决定将首届“歌德奖”（Goethe-Preis）43）授予格奥尔格，因为评委们认为：
格奥尔格作为诗人、教育者、领路人和人，在迷惘混乱的时代，为我们维护了歌德、诺瓦利斯和荷尔德林的语言精神，并以自己新的形式证明了诗的永恒意义。他在对词语的精神职使的信仰中，意识到超越于被描绘的事物之上的美，并且通过筛选、节制和音律，把世界的素材转化为世界的精神。作为一个先知，他洞悉了事物的幽暗而光辉的秘密，并温柔地借助具体的词语，同时也以丰富的表情，以歌吟的语言将它表达出来……在这个时代，他无出其右地守护了诗人的歌德式的尊严。44）
客观地讲，这段话对于格奥尔格作为诗人的功绩的评价，就当时德语诗坛的实况而言，当不为过。但格奥尔格没去领奖。
1928年，格奥尔格60大寿，魏玛共和国总统兴登堡（Paul von Hindenburg, 1847-1934）致信祝贺。格奥尔格写了寥寥数语的致谢函回应。他之所以觉得有必要回信，是因为兴登堡是唯一的一位出现在他诗中的同时代人。45）
之后，希特勒及其党羽开始发挥影响。据希尔特布兰德的记述，对于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党”，格奥尔格曾建议他圈内的人，不要支持也不要反对，也不要无视国家社会主义具有的某些积极因素。到后来，格奥尔格坚决反对国家社会主义；可是对于纳粹迫害犹太人的做法，他的态度不太明朗。46）
纳粹1933年初攫取德国政权之后，第三帝国的文化当局企图把格奥尔格奉为“民族诗人”，把格奥尔格纳入他们的阵营，因为他们已经觉察到，这位诗人后期的作品对于当时的青年和参加过一战的士兵有着怎样的影响。
于是，格奥尔格65岁生日时，纳粹媒体纷纷祝贺和赞扬格奥尔格这位“新帝国的诗人”。时任帝国宣传部长和帝国文化局主席的戈贝尔博士(Pual Joseoph Goebbels，1897-1945)就是是格奥尔格的忠实追随者贡多尔夫的学生，借机向格奥尔格这位“师爷”表示了生日祝贺，称他为“诗人和先知、词语大师、善良的德国人”。47）当时还设立了一个“施特·凡格奥尔格奖”（由于格奥尔格的不合作态度，不久就被改名）。
虽然厌恶政治的格奥尔格从没做出过任何归顺纳粹政权的表示，也拒绝与他们发生任何形式的关系。纳粹文化当局却让人传话，请格奥尔格去帝国诗人协会（Dichterakademie）担任“主席”之类的位置。格奥尔格的回答是：他不想接受任何职位，即使是名誉上的，更不获取任何薪俸。他还自豪地宣布，“半个世纪以来，他无须任何协会也能一直得心应手地治理着德国的诗和德国的精神。”48）
为了与纳粹当局保持距离，格奥尔格随后避走瑞士最南部的提契诺(Tessin)。但这一举动不一定完全表明他拒绝整个纳粹政权。这件事，后来被一些人，当然主要是他的追随者们，包括施陶芬贝格兄弟，解释为一种无声的抵抗行为。49）格奥尔格死后，纳粹文化当局的一位官员（传说是戈贝尔本人）以官方名义发去了唁电并刊登于当时的媒体。而格奥尔格本人生前从未向纳粹官员写过书信。
尽管如此，上述情况已足以让后人对格奥尔格与第三帝国的关系产生各种猜测和误解。
1933年以后，第三帝国不再提格奥尔格。有人认为，这恰好是对格奥尔格与纳粹帝国之关系的一种最好的反面佐证，是对格奥尔格那种“无声抗议和拒斥”的佐证！50）
最后，我们不妨看看格奥尔格的同时代人是如何评价他的。
1928年，为祝贺格奥尔格60大寿，当时的著名诗人、作家、出版家、艺术家和政客纷纷谈论格奥尔格对自己精神发展的影响。此处不妨摘引几段：
最具代表性的对格奥尔格的拒斥之声来自德国最重要的马克思主义作家布莱希特（Bert Brecht，1898-1956），他毫不留情地挖苦道：
“这个诗人属于这样一类现象——他们由于自己在一个恰好被他们视为毫无光彩的时代与世隔绝地活着，并与这世界对立……恰好是他们的精英意识和统治欲使他们将自己孤立起来。我个人不会批评格奥尔格的诗，说它显得空洞无物——因为对于空洞的东西，我向来无话可说。至于它的形式，则显得太沾沾自喜，它的外表毫不重要，而且是偶然的，纯属滑稽。他脑子里大约塞进了不少书，这些书可能也只是具有规规矩矩的形式。而他所交往的，都是些靠养老金过活的人。他看起来像个游手好闲、无所事事之徒……”（1928）51）
可想而知，对布莱希特这样一个彻底的现实主义者而言，格奥尔格之类的诗人确实无异于对现实无补的“多余的人”。不难想见，以布莱希特的身份，他这一番或许不无道理的评语，日后会对无产阶级阵营或社会主义国家的格奥尔格接受有着怎样的影响。
而后来自杀身亡的克劳斯·曼（Klaus Mann，1906-1949）的评语则截然相反：
“格奥尔格向我们证明，即便在世纪之交的德国，诗人也是可能的，他在这个混乱的时代发出警告、呼吁、预言并且影响人，对于1914年牺牲的那一代人，他就是那个荷尔德林式的德国的最纯洁、最可爱的代表。那一代人相信自己是为理想的德国而死，其实却在党派的谎言中倒下……对于我们这些在崩溃的世界中成长起来的一代人而言，正是格奥尔格使我们得以与往昔伟大而有教养的世界的那些价值观和传统保持联系。他通过警醒我们不要失去根源，也通过他的作品，预示我们面前的命运，他就是路标和领路人，他引领人通向一个有着更纯洁的光，有着更严谨的幸福的未来。”（1928）52）
克劳斯·曼的这段评论可以说代表了他那一代人的真实感受，但恰好在对待战争问题的态度上，这番话却可能为格奥尔格的形象罩上了阴影：似乎就是格奥尔格将那一代青年人送去当了“炮灰”。
对于格奥尔格的语言，奥地利作家S.茨威格（Stefan Zweig，1881-1942）表达了由衷的敬意：
“凡是想要对于共建语言大厦有所作为的人，都无法绕开施特凡·格奥尔格，纵然是那些刻意不同于他的人……在当代德语诗人中，我对S.格奥尔格精炼的形象的钦敬，超过了任何其他人。”（1928）53）
对于格奥尔格作为一种精神现象的独特性，贝恩（Gottfried Benn，1886-1956）1933年发表了一番颇有见地的感慨:
“格奥尔格是德国精神史上曾经有过的最流畅而又光辉四射的现象……只要想一想尼采和荷尔德林，想一想他们历经了多少毁灭，克服了多少难以言说的痛苦，才写成那些语句；想一想他们那些图像，是穿透了多少阴影，才得以最终呈现……在格奥尔格那里，一切却都来得温柔、明晰，具有阿波罗精神，一切都显得那么井然有序——但是这一点，在德国已经是一个令人无比惊奇的现象……这就是格奥尔格，我们不会忽视这种独特性，可恰好就是它，它向我们澄清并且意味着我们的全部未来：这种形式意志，这种新的形式感，这不是唯美主义，不是唯理智主义，不是形式主义，而是一种至高的信仰：或者相信，真有一个精神性的世界图像，它超越于自然和历史；或者说根本就没有那样的东西，从而克莱斯特、荷尔德林、尼采带来的牺牲就是徒劳无益的。”54）
贝恩把格奥尔格与克莱斯特、荷尔德林、尼采等德国文学和精神史上堪称最纯洁的三个代表相提并论，肯定了格奥尔格的艺术追求、思想境界和精神生活之高卓不俗。
对于这一点，奥地利作家穆齐尔(Robert Musil，1880-1942) 1923年就已指出，格奥尔格“具有新的重要性……不要忘了，他是唯一真正实现了艺术自治的人。”55）
至于格奥尔格圈内的人对他的评价，不言而喻大都带着无比的崇敬之情，同时也给他罩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此处不单独引述。
四、格奥尔格的影响和研究现状
熟悉德国文学的有识之士都知道，里尔克、霍夫曼斯塔尔、特拉克尔（Georg Trakl,1887-1914）、贝恩、海森布特（Helmut Heissenbüttel，1921-1996）、托马斯·克林（Thomas Kling，1957-）等德语文学史上的重要诗人和作家都与施特凡·格奥尔格密切相关；一些著名哲学家如本雅明（Walter Benjami，1892-1940）、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1889-1976）、伽达默尔(Hans-Georg Gadamer，1900-2002)、布洛赫（Ernst Bloch，1885-1977），还有音乐家56）勋伯格(Arnold Sch?nberg，1874-1951)，里姆(Wolfgang Michael Rihm，1952-)等人都曾在精神上受惠于格奥尔格。
虽然总的来说，1945年以后，格奥尔格并没有被人遗忘，但是在那之前，他已开始陷入各种误解的“迷雾”。正如1961年再版的一本格奥尔格论文集编者在前言里所写的那样：
“从本书的再版可以看出，人们对这位一度被遗忘的诗人的兴趣不仅存在，而且还在继续增长。他之所以被里尔克、特拉克尔和霍夫曼斯塔尔的光辉遮蔽，不是因为他对我们说得不多，意义不大，而是我们至今仍未将他从——他那些毫无保留的崇拜者们为他罩上的——一层厚厚的坚冰里，通过相应的阐释放出来。同时，仍然有人用一种模糊不清、似是而非的的看法，把他的诗歌跟纳粹主义的某些劣迹扯上精神联系。甚至还有一些别有用心的崇拜者仍然在往他的祭坛里投掷香火，为了假他之名呈现自己的形象。”57）
可以说，从奥尔格死后直至20世纪90年代初，格奥尔格都被封闭在那样的“坚冰”里。在70年代中期，一位学者高度评价了格奥尔格作为诗人的地位，同时又根据当时的情况断言：“格奥尔格在二十世纪不可能复兴”。58）到了80年代，更有人确认，“在德国，在这个国家，人们如今已彻底放弃——哪怕仅仅是追求一下——精神文化。因此，施特凡·格奥尔格已被忘却。”59）
至今日，德国人对于格奥尔格的诗，尽管“存在着广泛得令人惊奇的认同”，以至于“在任何一部严肃的德国抒情诗选中，格奥尔格都不可或缺”，然而人们对格奥尔格一直抱着一种“普遍的回避和畏惧态度”。60）笔者认为，这一现象首先不能不说与格奥尔格同纳粹德国那些如今显得说不清、道不明的“瓜葛”不无关系。毕竟纳粹分子给世人造成的精神创痛，不是在一两代人之内就可以完全愈合的——后人“爱屋及乌”，凡是纳粹分子推崇过或是喜欢过的一切，无不成为“禁区”，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如是观之，格奥尔格本人的悲剧大概就在于，他当时未能认识到也未曾预见，他自己的作品可能已经和将要产生的、具有导向性的实际影响，而且这种影响事实上恰好又发生在诗人自己及其追随者都相信它不可能、不应该、不可以发生的时候。
尽管如此。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自1990年代以来，不少德国学者开始关注格奥尔格——他的诗，他的圈子，他的广泛影响，并且有越来越多的研究成果问世。与此相应，从1992年起，德国杜塞尔多夫的海涅大学设立了每两年颁发一次的“施特凡·格奥尔格翻译奖”（Stefan George-Preis），专门奖掖将法语文学译成德语的优秀青年译者。1974年成立的“格奥尔格纪念馆促进会”（Gesellschaft zur F?rderung der Stefan-George Gedenkst?tte）1994年正式更名为“格奥尔格协会”（Stefan-George-Gesellschaft），每年召开一次国际格奥尔格研讨会。该协会和“格奥尔格基金会”（Stefan-George-Stiftung）从1996年起合作出版两年一卷的《格奥尔格年鉴》（George-Jahrbuch）。此外，“格奥尔格博物馆”（Das Stefan-George-Museum）也常年开放。
有必要指出，世界上至今仍有一批诗人、学者、艺术家以格奥尔格的“精神遗产继承人”身份在活动。他们以位于荷兰阿姆斯特丹的“卡斯特鲁-佩莱格里尼”基金会（Stiftung Castrum Peregrini）为依托，有一份自己的、以文学、艺术和精神史为内容的刊物《卡斯特鲁-佩莱格里尼》（1951年创刊）和同名出版社——主要出版关于格奥尔格及其圈子的研究成果。该出版社自称以“对抗时代精神”为宗旨，其刊物“秉承了施特凡·格奥尔格的传统”。61）
在中国，多数读者对诗人施特凡·格奥尔格知之不多。部分读者首先是从海德格尔讨论语言与存在之关系的书中获知这位诗人的名字的，因为海德格尔为了阐释其存在哲学，先后选取了荷尔德林62）和格奥尔格这两位他认为最具代表性的德语诗人的作品作为样本来“解剖”。
1957年底，海德格尔在弗莱堡大学作了题为《语言的本质》的演讲，1958年5月做了题为《思与诗：论格奥尔格的〈词语〉》的演讲。63）这两个演讲对于理解海德格尔对语言与存在之关系的思考具有重要意义。对于《词语》（Das Wort）这首诗，迦达默尔曾经写道：“格奥尔格以其杰出的语言掌控力——不同于他的某些诠释者——探寻命运之边界，于是将诗人的使命变成了一种受苦。‘词语破碎之处无物存在’——这是他在一首诗中对那样的临界体验的最深刻表达。可惜许多阐释者却对此视而不见，因为那与他们心目中的大师形象不相符。”64）
由此可知格奥尔格及其作品何以被曲解。霍夫曼斯塔尔谈到格奥尔格的《牧歌与赞美诗》时曾说：“我们永难进入这些诗的内部，然而能在它们周围逛一逛，并不时窥见一些它的造物——这已是一种难得而高妙的快乐。”65）笔者以为，这话也适用于格奥尔格的全部作品。
注释：
1、本文系笔者所译《格奥尔格诗选》（待出）“译者序”的一部分，所有引文均为笔者所译。文中关于格奥尔格的主要史实出自《格奥尔格：诗人和他的圈子》。该书是1968年在德国举办的“格奥尔格诞辰100周年纪念展”资料汇编: B. Zeller, W. Volke, G..Hay u.a., Stefan George. Der Dichter und sein Kreis.Stuttgart 1968. 2、转引自《词语破碎之处无物存在：纪念格奥尔格》第115页：Manfred Schl?sser, Kein ding sei wo das wort gebricht. Darmstadt 19612. 3、《施特凡·格奥尔格：诗人和他的圈子》第305页。 4、《施特凡·格奥尔格：诗人和他的圈子》第5页。 5、《施特凡·格奥尔格：诗人和他的圈子》第38页。 6、1897年版《心灵之年》的献词。 7、生年未详。 8、《施特凡·格奥尔格：诗人和他的圈子》第41页。 9、人们通常把这个复合词笼统地译成“格奥尔格派”，既成定译，本无大碍，但容易让读者误以为它是一个同“浪漫派”、“现代派”一样的文学流派，遮蔽了这个概念本应透露的更多信息。为行文方便起见，笔者此处直译为“格奥尔格圈”。 10、《格奥尔格诗选》2004版，第299页。Stefan George Gedichte. Reclam: Stuttgart 2004. 11、有资料说“格奥尔格派”是以《艺术之页》为核心聚集的一群文学青年。实际上，《艺术之页》在1919年以后就停刊了，而格奥尔格圈一直到他死后才解体。 12、《施特凡·格奥尔格：诗人和他的圈子》第353页。 13、海林格拉特：20世纪荷尔德林研究的奠基人。他把格奥尔格目为自己的“精神导师”，在后者支持下，通过自己的学术实践使被埋没近一个世纪的荷尔德林“重见天日”。参阅《荷尔德林手册》第422-425页：H?lderlin-Handbuch, hrsg. von J.Kreutzer, Stuttgart & Weimar: Verlag J. B. Metzler, 2002。 14、高特因曾长期被视为格奥尔格的继承人，后来建立了自己的“圈子”。 15、1944年7月20日，格奥尔格的忠实信徒、时任帝国上校参谋的克劳斯刺杀希特勒失败，连同参与其事的哥哥贝特托尔先后纳粹被处决。亚历山大在集中营里躲过劫难，后来成为古代史学家。 16、《霍夫曼斯塔尔和格奥尔格》第18页：Jeans Reckmann，Hugo von Hoffmanstahl und George Stefan. Tübingen 1997. 17、这间屋里挂着一盏在当时还比较少见的、没有灯罩的乳白玻璃灯泡，像太阳一样明亮，在格奥尔格的诗中被称作Kugelzimmer。 18、由于克劳斯·施陶芬贝格刺杀希特勒事件的发生，1945年以后，常常有人把这个“秘密的德国”视为反抗纳粹政权的最有效的抵抗模式。关于“秘密的德国”这一有争议的话题，参阅《秘密的德国：论格奥尔格和格奥尔格圈》：Kahlhans Kluncker, Das geheime Deutschland:Stefan George und sein Kreis.Bonn 1985. 19、Friedrich Wolters, Herschaft und Dienst. Berlin 1909. 20、《施特凡·格奥尔格：诗人和他的圈子》第248页。 21、《施特凡·格奥尔格：诗人和他的圈子》第236页。 22、《施特凡·格奥尔格：诗人和他的圈子》第121页。 23、《施特凡·格奥尔格：诗人和他的圈子》第123页。 24、《施特凡·格奥尔格：诗人和他的圈子》第123页。 25、《施特凡·格奥尔格：诗人和他的圈子》第143页。 26、《施特凡·格奥尔格：诗人和他的圈子》第286页。 27、《施特凡·格奥尔格：诗人和他的圈子》第218页。 28、梅纳特1943年阵亡。贝托尔特死前曾指定他的孪生兄弟亚历山大为继承人。但格奥尔格死后，他的圈子实际上就已解体。 29、参阅《格奥尔格诗选》1983年版“后记”，第104页：Stefan George. Gedichte, Stuttgart 1983. 30、Fibel: 出自拉丁语fibula，指古人使用的胸针、发卡一类饰物；也出自Bibel（圣经），指圣经作为幼儿入门读物，后泛指初级阶段的东西。此处根据诗集的习作性质试译为“学步”。 31、书名Agabal可能出自古代叙利亚地区的太阳神Elagabal。公元218-222在位的罗马皇帝(Heliogabal, 204-222)起初是叙利亚的太阳神Elagabal的大祭师，称帝之后，他将此神引入罗马。 32、按《格奥尔格诗选》2004版第302页，前三部诗集分别100册，后两部诗集各200册；《生命之毯》和《梦与死之歌》300册。 33、关于格奥尔格作为荷尔德林之“发现者”的功绩，笔者已有另文述及（《荷尔德林的五张脸：20世纪的荷尔德林批评史述要》）。 34、荷尔德林对格奥尔格的影响参阅《我们是一个无意义的符号：荷尔德林接受史——从开始到施特凡·格奥尔格》第115-220页：B.Henning, Ein Zeichen sind wir, deutungslos. Die Rezeption H.s von Anfang bis zu Stefan George, Stuttgart 1992. 35、格奥尔格热爱印第安文化，熟知印第安人的习俗、仪式和魔法世界。他相信“3”和“7”等数字具有特殊力量。参阅《格奥尔格诗选》1983年版第107-108页。 36、《施特凡·格奥尔格：诗人和他的圈子》，第295页。 37、《词语破碎之处无物存在：纪念格奥尔格》第56页。 38、《施特凡·格奥尔格：诗人和他的圈子》第50页。 39、《格奥尔格：〈第七个环〉及其以后的作品和影响》第IX页：Wolfgang Braungart, Stefan George: Werk und Wirkung seit dem ?Siebenten Ring“, Tübingen 2000. 40、格奥尔格受尼采影响很大，参阅《尼采对格奥尔格及其圈子的意义》：Frank Weber，Nieztsche für Stefan George und seinen Kreis. Frankfurt am Main 1989. 41、《霍夫曼斯塔尔的格奥尔格形象》第9页：Karl Schefold, Hoffmannstahls Bild von George Stefan.Basel 1998. 42、《里尔克诗选》，绿原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第3页，第619页。 43、1926年设立，在每年的歌德诞辰日颁发。 44、《施特凡·格奥尔格：诗人和他的圈子》第307页。 45、参阅《新帝国》里《战争》一诗。 46、《青年格奥尔格》第10页注9：Manfred Durzak, Der junge George. Kunsttheorie und Dichtung. München 1968. 47、原文刊载于1933年7月13日的《德意志汇报》，转引自《施特凡·格奥尔格：诗人和他的圈子》第309页。 48、《施特凡·格奥尔格：诗人和他的圈子》第307页。 49、《格奥尔格诗选》2004年版，第306页。 50、《青年格奥尔格》第7页。 51、《词语破碎之处无物存在：纪念格奥尔格》，第125页。 52、《施特凡·格奥尔格：诗人和他的圈子》第304-305页。 53、《词语破碎之处无物存在：纪念格奥尔格》，第124页。 54、《词语破碎之处无物存在：纪念格奥尔格》，第127页。 55、《词语破碎之处无物存在：纪念格奥尔格》，第127页 56、格奥尔格可能是自海涅以后作品被谱曲最多的德语诗人：从19世纪末至今，为格奥尔格的诗配乐的作曲家有10多位，入乐的诗近50首。 57、《词语破碎之处无物存在：纪念格奥尔格》，第7页 58、《施特凡·格奥尔格——不问政治的人的政治》第15页：Klaus Lanfried: Stefan George -- Politik des Unpolitischen. 1975 Heidelberg。 59、《格奥尔格诗选》1983年版“后记”，第124页。 60、《格奥尔格诗选》2004年版“后记”，第299-300页。 61、http://www.xs4all.nl/~castrum/stiftung/index_stiftung.html。《卡斯特鲁-佩莱格里尼》的创始人之一是克莱因。该刊物与格奥尔格的关系, 参阅《秘密的德国：关于格奥尔格和格奥尔格圈》第135-156页《格奥尔格传统与卡斯特鲁-佩莱格里尼》。 62、参阅孙周兴译：《荷尔德林诗的阐释》，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63、参阅孙周兴译：《在通向语言的途中》，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64、转引自《柔和而鲜明的差异：海德格尔与格奥尔格》“前言”：F. W. Hermann, Die zarte aber helle Differenz: Heidegger und George. Frankfurt/Main 1999. 原文载于伽达默尔《美学与诗学》（?sthetik und Poesie II.） 65、《格奥尔格诗选》2004年版“后记”第30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