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摘

有些阿拉伯人认为，灵魂只可能按骆驼的步速旅行。他们说得不错。 而超乎这一切的是，电视鼓励人们发展短时注意力。因此，即使电视掌握在最富同情心的导演手中，也不可能塑造出与静态艺术经验相平行的令人满意的结果。 对于法国人，同时也对一般欧洲人来说，这种变化感的巨大隐喻——其主导形象即似乎将现代主义所有意义都囊括了的那个结构——就是埃菲尔铁塔。该塔建成于1889年，成为当时巴黎世界博览会的聚焦点。该博览会的举办日期具有象征意义，那是法国大革命一百周年纪念日。 博览会的委员们找了一个工程师而非建筑师来设计铁塔。这个决定本身就具有象征意义，它无视学院派建筑师作为国家官方声音的尊严。 也许任何关于火车站的绘画，连莫奈的《圣拉扎尔火车站》（Gare Saint-Lazare），都不可能画出伟大的维多利亚时代火车站本身那种美学的辉煌和明晰，如尤斯顿火车站，圣潘克拉斯火车站，佩恩火车站等，它们才是十九世纪真正的大教堂。 托马斯·爱迪生发明了留声机，这是自1877年发明摄影以来，对文化记忆之最激进的延伸。两年后，他与独立工作的约瑟夫·斯万一起，研制了第一批钨丝灯泡，成了“美好时代”[插图]轰动一时的先进技术。巴勃罗·毕加索——他生于1881年——这位现代艺术家的典型，他一生的头二十五年，就目睹了为和平与战争而建立的二十世纪技术：反冲式机枪（1882），第一根合成纤维（1883），帕森斯汽轮机（1884），涂布相纸（1885），特斯拉电动机，柯达盒式照相机和邓洛普充气轮胎（1888），无烟线状火药（1889），柴油机（1892），福特汽车（1893），电影放映机和留声机唱片（1894）。1895年，伦琴发现了X射线，马可尼发明了无线电报，卢米埃兄弟发明了电影摄影机，俄国的康斯坦丁·齐奥尔科夫斯基首次阐明了火箭推进原理，而弗洛伊德发表了他关于歇斯底里症的根本性研究。 塞尚之所以作为抽象艺术之父，这个观点是基于他的这样一句话，即人必须在大自然中发现圆形体、锥形体和圆柱体。他说的究竟是什么意思，只好任人去猜测了，因为在塞尚的作品中，并看不到一个圆形体、锥形体或圆柱体。 毕加索能够在一无所有的空间，绘出与十六世纪艺术家专门为画布留出肉体空间一样的变形，这就是《阿维尼翁少女》的新颖所在。固体是什么？空无又是什么？不透明是什么？透明又是什么？本来应由透视和造型来回答的这些问题，正是毕加索在这幅精彩的画中所要回避的问题，或推到一边的问题。毕加索没有让固体（裸体和水果）沐浴在空无和光线之中的薄膜（画布）前，而是把《阿维尼翁少女》构思成好像一个连续体，一种浓厚而具入侵性的原生质。如果画中有任何空气的话——那它来自色彩——从他早期作品那些沉思的“苦难主义”（Misérabilisme）中幸存下来的粉红色和蓝色。这使《阿维尼翁少女》带上了一种特殊的讽刺味儿：不管这五位女性是谁，反正她们不是受害者或小丑。 因为，毕加索比二十世纪的任何一位艺术家——当然也比倾向于概念的勃拉克——更加把他的艺术建立在有形的感觉上。他实现形式的能力是无可比拟的：能让你体会到形状感、重量感、轮廓感、事物的沉默感。 形状和色彩的这种有组织的辩证关系，就是他那句名言中的主题——“从大自然绘画，不是照抄物体，而是实现人的各种感觉。”要实现某种感觉，就要给这种感觉一种句法，随着后期塞尚作品带影线、有角度的平面，变成不那么容易辨认的幻象，其绘画语言的力量也变得更加组织化了。他的目的就是在场，而非幻象，他带着一种绝不松懈的严谨态度去加以追寻。 凡·高举枪自杀时，年仅三十七岁，但在1886年至1890年的四年中，他改变了整个艺术史。现代主义者的色彩自由，即是一种方式——感情可通过纯粹的视觉手段来产生效力，这就是凡·高留下的遗产之一，也是高更留下的遗产之一。但是，凡·高比高更走得更远。他把现代主义色彩的句法拓展得更宽，能够容纳怜悯和恐惧，也能兼收形式的研究和情感的愉悦。 保罗·克利在1915年，说了一句很有先见之明的话，“世界越恐怖，艺术越抽象”。这句话三十年后依然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