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摘：聘禮

以中國的聘禮為例。過去三十年，閻雲翔一直在研究中國東北村莊社會及文化生活的轉變。從廣義上講，這些可以用他所說的「中國社會的個人化」來描述。許多轉變都發生在一九八○年代，當時中國開始將其經濟往市場路線調整。這種調整日益受到全球化動態的影響，包括想法的流動和個人主義的修辭。閻雲翔也強調，自一九四九年起，中國共產黨實施的政策促成這些轉變，但這往往很諷刺，因為這些政策是基於社群主義和相互關係的社會主義原則。

其中一項政策涉及廢除聘禮。共產黨在一九五○年代禁止婚姻裡的金錢往來。對共產黨員而言，聘禮是種落後的傳統做法，阻擋了社會主義的現代化。共產黨希望將社會連結從大家庭轉為理想的核心家庭，國家在其中可以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另一個因素是「孝順」的傳統。在中國儒家思想占主導地位的地方，孝道的理想尤為重要，要求人們服從父母。這意味著不僅要尊重他們的意願，在他們年老時照顧他們，人生中的決定（例如嫁娶的對象）也要能反映他們的利益（也就是說，世系的利益）和欲望。然而在強大的主導性國家下，這種價值觀顯然可能分裂忠誠度。事實上，對共產黨而言，他們的目標是用人類學家所稱的「孝道民族主義」取代孝順。正如我們已經注意到的，政治領導人經常鼓勵以親屬的角度來思考國家。

　　聘禮在中國並沒有消亡。一九五○年代，聘禮被宣布為非法之後，當地人想出新的婚姻交易範疇來迴避正式的禁令。但共產黨的宣傳活動發揮了影響力。在文革期間，這種做法的結構被迫發生了重要的轉變。為了減輕政治壓力和審查監督，一九七○年代的家庭開始把聘禮轉移給新娘本人，這種從新娘家族轉至新娘個人的改變，因日後市場化和全球化的影響而日益增加。到了一九九○年代，閻雲翔研究的村莊裡，年輕女性已經有來自自由、選擇和權利的修辭的新詞彙來表明她們的立場。支持她們的還有共產黨四十年來挑戰傳統家庭正當性以及曾經無庸置疑的孝道思想的努力。

　　透過共產主義和資本原則的奇異結合——毛主席和米爾頓．傅利曼的影響似乎是一致的——聘禮成為一種工具，年輕女性可以透過它主張並行使真正的權力。首先，年輕人對婚嫁對象有更大的發言權。這項統計很驚人。在一九五○年代，閻雲翔所研究的村莊裡有百分之七十三的婚姻是長輩安排的；到了一九九○年代，沒有一個是如此。但根據閻雲翔的說法，新娘的複雜程式中有一個新面向更值得注意。在一九九○年代和二○○○年代的不同時期，閻雲翔觀察到準新娘與未來的婆家針對聘禮討價還價，更不用說家庭支持的流動方向了。孝道沒有消失，但它被「父母之心」的理念抵銷——父母及另一半的家長在某些情況下屈從於孩子的欲望及要求。

　　在閻雲翔的研究中，有個二十二歲的女性案例特別突出。她無禮地和公婆談判，以至於村裡的人認為她很自私，但她不在乎。她告訴閻雲翔：「走著瞧。我有個可愛的兒子，兩頭乳牛，家裡的現代化家電，還有個會聽我話的老公！我公婆尊重我，經常幫我做家事，如果我沒有個性，我不可能擁有這一切。我們村裡的女孩都崇拜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