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识字的皖北人，都该读读这本书
这篇书评可能有关键情节透露
文丨魏春亮
01
郑宁博士的这本《沉默的皖北》，是我期待已久的那种历史书。这次，历史学家终于不再只是关注那些离我遥远的宏大命题，而把目光聚焦在我生长于其中的那片土地。
是的，终于有人系统且全面地书写皖北的历史了。而这样的书，我等待太久了。
我是皖北亳州市涡阳县人，出生于1986年。可即使到了我记事的90年代，我们那边的生活依然捉襟见肘。
虽然地里种着小麦，可一年到头也不是都能吃上白面馍，豆面、玉米面、红薯面我都吃了个遍。吃不饱，也穿不暖，一年到头接哥哥姐姐的衣服穿，冬天穿单鞋，脚指头冻得生疼。
等我上小学了，家里也没电。我经常坐在灯前写作业，一不小心就把额前的头发燎着了。学校的教室，黑板坑坑洼洼，桌子和凳子全都是学生从自己家搬来，所以每一个人的桌凳都不一样。直到小学五年级教室里装了电灯，我才知道原来教室里是可以有电灯的。
我们那里的匮乏，不止体现在物质上，更体现在精神上。村里的父母辈，老一辈读书识字的人寥寥无几，我小学的老师，几乎都是小学毕业，初中毕业的都算高学历了。我这一辈的孩子往往早早辍学，能读完初中的，都没多少。村里没有人在乎孩子的教育，父母巴不得孩子早点辍学去打工挣钱。在这样的氛围中，1986年出生的我，竟成了我们村第一个高中生，第一个大学生和第一个研究生。
除此之外，我们那里的治安和环境，也并不好。小时候经常听到谁家的牛羊被偷了，我爸经常跟我说以前有什么“大马子”抢劫。成年男人总是喝酒，然后打老婆孩子，一家家过得鸡飞狗跳。
长大后，我跟外地的同龄人提起童年的这些经历，他们都惊讶于怎么会这样，这应该他们父辈经历的才对。我每每感觉，我和外地的同龄人，差了一个时代。
而更扎心的是，当我说我是安徽人时，外地人往往默认我们那边吃米，房子都是白墙黛瓦，是一片富庶的鱼米之乡。似乎没有人知道皖北这个地方，没有人有兴趣了解皖北这个地方。
皖北，好像从来不存在。
从小我就弄不明白，我们皖北那里，为什么这么穷？为什么这么落后？为什么如此沉默，不为外界所知？
后来，我读历史系，看历史书，但我发现，几乎没有任何一本专著，把全部的目光投向那个不被人关注的角落。
直到我看到这本书——《沉默的皖北》。
02
作者郑宁就是皖北蚌埠人，他在后记中说，之所以选择“皖北”这个题目，是出于对家乡的朴素感情，“让更多的人关注这片曾被长期忽略的土地，关心世世代代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这是我写作本书的最重要目的”。
《沉默的皖北》从元末的红巾军起义，写到清末的捻军起义及余波，作者一直在试图回答一个问题：
皖北在明清五百年间，为什么会变得这么穷，这么乱，这么边缘化？
但在明朝，皖北并不是边缘地带。甚至，因为凤阳出了个朱皇帝，凤阳一度成为全国的焦点。明初，朝廷举全国之力在凤阳营建中都，又移民江南富户，甚至还出台了帝乡优待政策，但随着中都工程的戛然而止，移民潮的回退，赋役优待的有限，过了200年，到明末，皖北人口结构虽然发生了变化，但大明王朝的帝乡又回到了原点。
整本书我最感兴趣的部分，是明清两朝皖北的科举与文教。明初，皖北各府都设置了军事组织卫所，以控制地方和稳定统治。虽然作为“独立王国”的卫所和地方州府矛盾重重，但卫所制度却助力了学子的学业。就以颍州为例，从万历元年（1573年）到明朝灭亡（1644年），颍州本地考取了14名进士，其中有12人为颍州卫军籍。特别是在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到天启七年（1627年）长达62年里，颍州地方志收录的11位进士，全部来自颍州卫军户。
但随着明末农民起义的出现，短暂的科举之路骤然中断，原本刚刚冒头的士绅阶层也无从谈起了。在明朝积累的余韵消失殆尽后，从康熙朝结束的1723年，到宣布废除科举的1905年，长达182年，阜阳县（颍州府的核心辖县）只有三人考中进士。而颍州府的蒙城县和亳县，在整个清代甚至都没有一位进士。
书中有一个细节，明朝皖北有两个“贼寇”作乱，一个叫陈犬，一个叫刘六。连个正经的名字都没有，可见皖北科举和文教之落后。
而这造成了两个结果，并对皖北的社会和治理产生了深远影响。
一是，科举的中断有利于“武勇”之风的传承，甚至大家族子弟热爱学习都会被嘲笑。好侠任武之风在皖北盛行。
二是，皖北缺乏官府和百姓之间的中间层——士绅和宗族，造成官强民弱的局面，这和江南士绅、宗族等地方精英阶层强大完全不同。
加之地方组织不健全，基层力量分散又薄弱，根本不足以和官府对抗。民间长期困于“灾重、赋繁、人逃、地弃”的窘迫状态，无暇他顾。所以清政府从一开始就倾向于以更低的成本实现稳定统治。作者说：“这里落后、愚昧，却有利于政府的强权统治。即便有秘密宗教、民间团体的活动，官府也能够轻易予以压制。对于皖北的落后，统治者并不会怒其不争，反而乐见其成。”
03
实际上，从明朝中期，皖北就已经形成了一种低水平却又长期稳定的社会治理模式，统治者并不在意皖北的社会经济和民生境况。
于是，在贫穷与稳定中，皖北默默熬过了五百年。被忽视，被歧视，成为了皖北的命运。
书中对比了地理位置相似的苏北和皖北，清朝皖北水灾频繁，可无论是重视河工的康熙，还是频繁南下的乾隆，对此都毫不关心。乾隆曾经给苏北的洪涝写过诗，“然而，皖北连这份有名无实的关心也没有”。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苏北和皖北遭遇严重水灾，清廷调拨了五十万两白银赈灾和十万石漕粮，还在捐赋方面做出了让步。
而皖北呢？只得到了清廷十万两百白银，和当年给日本的赈灾款一样，再想申请赈济银两和粮米，却屡屡碰壁。可很快，朝廷又为苏北赈灾拨银六十万两。两江总督端方不但拒绝把这笔钱分给安徽，还让安徽官员跟随他一起为苏北赈灾捐款。
就连上海的民间捐款，也大多面向苏北，而鲜少关注皖北。
而上面这些，只是皖北被忽视状况之冰山一角，即使是在历史学研究领域，皖北也并不受重视。无论是皖南、江南，还是华北，甚至是华南，都是历史学的热门研究地区，而皖北，往往只是作为一个不起眼的背景，被顺带提上一嘴。
我之前写过一段话，来描述皖北的人和生活：我们好像一直在过着一种与主流舆论场相反的生活，那是一种疲于奔命的生活，一种和光鲜亮丽无关的生活，一种没有被关注过、没被叙述过的底层生活。
现在，郑宁用一本《沉默的皖北》，将皖北从边缘拉回到了中心，将历史的主体地位还给了皖北，皖北那些被宏大叙述所遮蔽和忽视的历史面貌终于得到了书写。这是具有开创意义的壮举。有了这本书，皖北自此在学术界占有了一席之地，有了属于自己的声音。有了《沉默的皖北》，皖北自此不再沉默。
在这本书里，我小时候百思不得其解的疑问，找到了源头；那些不被看见的隐忧，得到了抚慰。甚至，那些在别的历史书中鲜少提及的地名，比如凤阳、阜阳、颍上、怀远、蒙城、涡阳、太和、萧县等等，都被一再提起。
在我看来，每一个识字的皖北人，都应该看看这本书，看看自己身边的历史，看看那片生于斯长于斯的土地，是如何变成今天这样的，看看它的来路，也思考一下它的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