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言——從石刻史料看地域社會的「緣」
本文由ai翻譯自北村一仁新書『「境域」と造像：中国南北朝期における国境・地域・仏教』導言「はじめに――石刻史料から見た地域社會の「緣」」，請注意甄別核實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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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旨在以佛教造像碑記為材料，探討中國南北朝時期國境地域，特別是北朝兩朝間東西國境地域的人群聯繫——即「緣」，以及他們所形成的社會，並檢討包攝這些要素的空間，進而考察其歷史意義。首先，擬對先行研究（主要截至二〇一〇年代）進行梳理。
若論及將造像銘等金石類資料視為史料加以認識並考察的研究，自近代以來，最早可追溯至清代陸增祥的《八瓊室金石補正》、王昶的《金石萃編》等。其後，關於佛教及道教造像碑記的研究，我國（日本）有大村西崖的《支那美術史雕塑篇》（佛書刊行會圖像部，一九一五）、松原三郎的《中國佛教雕刻史研究》（吉川弘文館，一九六一）及《中國佛教雕刻史論》（吉川弘文館，一九九五）；此外，關於幾處大型石窟，則有水野清一、永廣敏雄所著的大部頭報告書（後詳）。在歐美方面，喜龍仁（Osvald Sirén）的《五至十四世紀的中國雕塑》（Chinese Sculpture from the Fifth to the Fourteenth Century, London, Ernest Benn, 1925）等，也對造像碑記進行了收集、整理、分析與考察。
此後，在中國本土及臺灣，亦出版了多部大型圖錄。例如不僅收錄金石專書，還網羅性地收集整理各地地方志中金石部分的《金石史料新編》第一至四輯（臺灣新文豐出版社）；整理北京圖書館所藏龐大拓本的《北京圖書館藏中國歷代石刻拓本滙編》（中州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九）；以及將魯迅收集的拓本依原樣摹寫的《魯迅輯校石刻手稿》（上海書畫出版社，一九八七）等。此外，還有專門針對魏晉南北朝進行收集整理的毛遠明《漢魏六朝碑刻校注》（綫裝書局，二〇〇八）；整理北朝造像銘等佛教石刻的顏娟英《北朝佛教石刻拓片百品》（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二〇〇八）；以及搜尋從中國流失海外的佛教石刻並展示較清晰圖像的金申編《海外及港臺藏歷代佛像——珍品紀年圖鑑》（山西人民出版社，二〇〇八）等，皆為代表性的大型圖錄版本。
與此同時，調查整理並發表沉睡於各地或各地新出土資料的圖錄版本也在增加。按省份列舉如下：首先是河南省，關於龍門石窟，早期有水野清一、永廣敏雄的《龍門石窟的研究》（東方文化研究所，一九四一），近年則有《龍門石窟碑刻題記彙錄》（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一九九八）等；此外還有網羅洛陽周邊小石窟的楊超傑編著《洛陽周圍小石窟全錄》（外文出版社，二〇一〇）。王景荃的《河南佛教石刻造像》（大象出版社，二〇〇九）以河南博物院藏品為主展示圖版並總結研究成果，可謂主要著作。此外，彙整各地區文物調查與發掘成果的，例如許昌市的《許昌文物集萃》（許昌市文化（文物）局編，二〇〇七）、焦作市郭建設的《山陽石刻藝術》（河南美術出版社，二〇〇四）等亦屬此類。
關於山西省，除水野清一、永廣敏雄的《雲岡石窟》（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一九五一～五六；二〇一四～一七年國書刊行會出版增補版，亦有中文版）等關於雲岡石窟的著作外，近年三晉出版社正在分市縣區出版《三晉石刻大全》，這可以說是該省石刻相關書籍中最具網羅性的圖錄版本。此外，作為二〇〇七年開始的「第三次全國文物普查」（三查）之成果，首先就山西省整體而言，有山西省文物局的《厚重山西：山西省第三次全國文物普查重要新發現選編》（科學出版社，二〇一〇）。進而如晉中市文物局的《晉中遺韻》（三晉出版社，二〇一一）、忻州市文物局編《忻州文物薈萃》（三晉出版社，二〇一一）、臨汾文物局編《臨汾文物集萃》（三晉出版社，二〇一二）等，各地文物局編纂的報告書中，也有關於在「三查」中發現、確認的佛教石刻的報告。另外，雖年代稍早，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的《山西碑碣》（山西人民出版社）中也收錄有珍稀拓本。近年的著作則有胡春濤的《山西五至八世紀造像碑的圖像志研究》（廣西美術出版社，二〇一八），這是對山西地區造像銘進行較為網羅性分析的研究。
其次關於河北省，首先關於響堂山石窟，有水野清一、永廣敏雄的《河北磁縣 河南武安：響堂山石窟：河北河南省境的北齊時代石窟寺院》（東方文化研究所，一九三七）；此外，網羅性的《河北金石輯錄》（河北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三）亦為重要著作。邯鄲市文物局的《（邯鄲）石窟寺及石刻卷》雖為內部發行的「三查」報告書，卻是關於該市石窟、摩崖及石刻的最新調查報告。
關於陝西省，除了關於西安碑林的高峽主編《西安碑林全集》及《同釋文編》（廣東經濟出版社，二〇〇六）、趙力光與裴建平主編《西安碑林全集》（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總社，二〇二四）之外，近年關於藥王山的資料，張燕編著的《陝西藥王山碑刻藝術總集》（上海辭書出版社，二〇一三）已經出版。該書不僅收錄藥王山，還收錄了周邊地區的資料，非常有用。此外，關於石窟，目前正在出版中的《陝西石窟內容總錄》編纂委員會編《陝西石窟內容總錄》（陝西人民出版社，二〇一七～），恐將成為關於石窟的底本。
此外，關於四川省，有高文、高成剛的《四川歷代碑刻》（四川大學出版社，一九九〇）及龍顯昭的《巴蜀佛教碑文集成》（巴蜀書社，二〇〇四）。近年羅宗勇的《廣元石窟藝術》（四川美術出版社，二〇〇五），以及作為最新成果的蔣曉春等《嘉陵江流域石窟寺調查及研究》（科學出版社，二〇一八）等相繼出版，加上新調查的石窟等，信息積累正在推進。
綜上所述，自二十世紀末以來，大部頭的資料集、圖錄集陸續出版，新的造像銘也不斷出土並得到整理。在此狀況下，基於前賢的整理與研究，以造像銘為主要史料，針對佛教史或美術史諸問題進行的研究，近年來正日益增加。其濫觴當推佐藤智水氏。他在以佛教史為核心的同時，深入政治史、社會史等領域進行了精力充沛的考察。在我國（日本），將北魏有紀年的造像銘進行網羅性收集，並加以整理分析的研究——《北魏造像銘考》（《史學雜誌》八六—一〇，一九七七），收錄於《北魏佛教史論考》（岡山大學文學部，一九九八）中，這不僅是佐藤氏自身後續研究的基石，同時也成為後學研究的重要基礎。此外，《4～6世紀華北石刻史料的調查與研究》（平成十三～十六年度科學研究費補助金（基盤研究(B)(1)）研究成果報告書，以下略稱「佐藤氏報告書」）收錄了藥王山所藏造像銘的錄文。
不過，佐藤氏的研究始終以北魏為中心，關於此後的北朝後期仍顯薄弱。承繼於此，倉本尚德氏出版了《北朝佛教造像銘研究》（法藏館，二〇一六）。這部以其博士論文為基礎的巨著，以佛教史為中心，深入探討了各地區的信仰實態。此外，以思想史為中心，特別是以南北朝後期以後為對象的大內文雄《南北朝隋唐期佛教史研究》（法藏館，二〇一二），也涉及了一部分地域社會中的佛教。在美術史研究方面，有八木春生《中國佛教美術與漢民族化——以北魏時代後期為中心》（法藏館，二〇〇四）、《中國佛教造像的變容 南北朝後期及隋時代》（法藏館，二〇一三），石松日奈子《北魏佛教造像史的研究》（Brucke，二〇〇五）等。此外，在我國（日本），以氣賀澤保規氏為中心的明治大學東亞石刻文物研究所，也在推進墓誌及造像銘的研究，並陸續將成果公諸於世。(1)
在中國，除了李裕群基於精力充沛的調查所做的一系列研究外，特別是二〇一〇年代以後，以論文為單位發表了無數的研究。在書籍方面，有魏宏利《北朝關中地區造像記整理與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二〇一七）、董華鋒《隴東北朝佛教造像研究》（甘肅教育出版社，二〇二〇）、邵正坤《北朝青齊地區造像題記研究》（吉林人民出版社，二〇二三）、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隴東蒲河流域石窟及造像調查研究：以田園子石窟・薛李石窟為中心》（科學出版社，二〇二三）等；此外，關於個別地域、石窟的調查報告書也發表了多數。最近，王連龍氏的《南北朝造像記集成》（上海古籍出版社，二〇二五）出版，這是一部雖僅有錄文但相當網羅性的史料集。至於通過這些佛教、道教造像銘觀察當時所謂基層社會的研究，則有侯旭東氏，以及臺灣劉淑芬氏等人的著作。(2)
另一方面，以造像銘為中心的石刻史料為基本史料，觀察某個地域的人們及其所形成之社會的地域史研究，也已然存在。近年來，中國相關領域的論文、學位論文不斷增加。其中，特別是關中地區出土了大量造像碑記，且集中在西安碑林博物館、藥王山碑林等幾處收藏機構，因此有不少前賢的優秀考察。其中，馬長壽《碑銘所見前秦至隋初的關中部族》（中華書局，一九八五）最為經典且堪稱白眉。因此，首先擬依據馬氏的考察，概觀石刻史料豐富的關中地區的人群狀況，以獲得關於石刻史料所記載的地域社會究竟為何、能看到什麼以及如何看的基本認識。(3)
現藏於西安碑林，有十六國前秦建元四（三六八）年紀年，據傳出土於白水縣史官村的「廣武將軍☐（張？）產碑」史料。該碑並非本書主要探討的佛教或道教造像碑，而始終是口產（某人）的顯彰碑。且雖同為顯彰碑，也不像「延壽公碑」那樣有邑義等組織參與。但在此碑文中，除了漢族京兆韋氏外，還可見到羌姓的夫蒙氏、氐的楊氏等以羌族為首，以及氐、西域胡人、屠各等各族的姓名。換言之，不問漢、非漢，屬各族的人們為了口產（某人），共同建立了碑刻。那麼，他們具體擁有怎樣的聯繫，並進行了立碑事業與顯彰事業呢？(4)
首先，這些關中地區的土豪，通過多重婚姻加深了其社會結合。顯示這一點的史料，有馬氏著書附錄一、「(一)夫蒙文慶造像銘」、「(七)雷明香爲亡夫同𤧛(5)乾熾造像記」、「(八)郭羗四面造像銘」等。若從這些史料舉出具體例子，根據(一)，夫蒙氏與雷氏之間締結了跨越兩代的婚姻關係，與瓽（黨）(6)氏也有姻戚關係。此外在(七)中，記載了同𤧛氏與雷氏、夫蒙氏之間跨越三代的血緣關係；而在(八)中，則記載了郭氏與盧、李、蒲、雷、白、楊、魚諸氏的婚姻關係(7)。如此，主要是漢人與漢人、非漢人與非漢人之間締結婚姻關係。對此，馬長壽氏指出：「各部族的人們住在同一個邑，經營共同的經濟生活，信仰也相同，並共同建立佛像」(8)，同時「族內婚制是唐代以前關中渭北羌族與北方諸族婚姻的主要形態」。然而，觀察的碑文，擁有漢族姓氏的郭氏，卻與擁有氐人姓氏的蒲、魚氏(9)，或擁有羌族姓氏的雷氏等締結了婚姻關係。這些蒲、魚、雷氏是否真為氐、羌人，且郭氏是否為漢人關於此事尚無法斷言。此外還有混血的問題，漢族與非漢族各族並非能明確區分。但若僅從「姓」這一點來看，史料上未見郭氏作為非漢族姓氏出現的例子，因此蒲、魚、雷氏為非漢族的蓋然性較高。若果真如此，則漢、非漢之間存在婚姻關係的可能性很高。無論如何，我們可以由此了解到各家之間，特別是非漢族相互之間，締結了多重地緣、血緣關係的社會狀況。
其次，作為婚姻關係以外的社會關係，還存在著以信仰為紐帶的法緣聯繫。與此相關，作為將當時人們連結並構成的集團，往往有研究指出「社邑」、「邑義」等被認為是以信仰為核心的社會集團的存在。(10)這原本被認為是以「社」這一信仰對象為中心的組織，但後來佛教等似乎也逐漸形成了同樣的集團。(11)關於這個問題，前賢以北魏後期至北周、隋代以關隴地區為中心出土的造像銘為線索進行了考察。例如，就馬氏著作中所收錄的關於佛教紐帶的例子而言，可以舉出夫蒙文慶、雷明香、郭羗各人的造像銘作為建立佛像之際的事例。此外，還有被視為「西州豪族」的黨氏(12)、作為「六郡大姓」之一的閻氏(13)，或者被視為羌族「豪大（豪強）」的同𤧛(14)諸氏所作的造像銘。觀察這些石刻史料，毫無疑問，由黨、閻、同瑜等各「家」之人組成的「邑子」等，各自都信奉著佛教。
不僅如此，佛教信仰作為一種超越「民族」形式將人們束縛在一起的要素，從他們共同建立寺碑這一點也顯而易見。其例有北周保定四（五六四）年的「聖母寺四面像碑」(15)。在該碑文中，以「像主」趙回昌為首，作為「邑子」等，可見到昨和、鉗耳、屈男、同𤧛、上官、姚、張、壽、雷、荔非、罕井、杜、黨、楊、王、彌姐、陳、任、郭、蒲、朱等姓氏。此外，在幾乎同一時期，北周天和元（五六六）年的「昨和拔祖等一百廿八人造象記」(16)中，也列記了以昨和氏為中心，擁有賀蘭、雷、荔非、罕井、王、唐、姚、屈男、呂等姓氏的人物作為「邑主」或「邑子」。若依從姚薇元、陳連慶兩氏的見解，則在此碑文中，可以看到以漢姓為首，以及羌（彌姐、雷、荔非、罕井、黨、昨和、鉗耳、屈男、同𤧛、姚）、氐（楊、蒲、呂、雷）等各族的姓氏(17)。換言之，這些碑文表明，在關隴地區，人們在佛教造像事業這一點上，以「家」為單位，以「邑」這一集團為單位，甚至是以超越「民族」的集團為單位，在各種層面上相互連結。
這一點在傳世文獻資料上也可見到。《太平寰宇記》卷三五丹州宜川縣條所引《（隋）圖經》中有云：「胡漢之人，於（庫利）川內共結香火……」。關於此處所見的「香火」是否指佛教尚有爭議，但胡漢共結「香火」的記載是存在的。(18)
與佛教並列，當時具有影響力的道教造像銘也可見到。例如根據佐藤氏報告書，姚伯多、劉文朗、楊縵黑、楊阿紹、張亂國、錡雙胡、錡麻仁、吳洪標、輔蘭德、范匡等人的造像被視為道教造像。例如在姚伯多的造像中，姚姓雖占大多數，但右側也可見到王、梁、吳、魚、皇甫、張、郭等擁有漢姓或疑似漢姓的女性名字。(19)這可以說是羌族姚氏為中心，擁有漢姓的人們不分男女，在對「皇老君」的信仰之下團結一致的好例。(20)
根據以上諸史料及諸前賢的檢討，我們可以實際窺知，在當時的關中地區，一個氏族，或者擁有血緣姻戚、地緣關係(21)的多個氏族，乃至漢、羌胡等諸族，除了官職帶來的緣分外，還以佛教、道教等信仰、法緣為紐帶結合在一起。
那麼在其他地區又如何呢？像關中地區所見那樣複雜的「民族」問題，並非其他地區也能見到的，而是當地特有的社會狀況。理所當然，各地區都存在各自的社會性質與社會問題，必須在立足於此的基礎上，對各地的地域社會進行考察。中國古代、中世的人們，在各地締結了怎樣的緣分呢？
進而，在北魏及北朝時期進行的佛教造像事業中，有許多呈現出濃厚的政治色彩。這裡所說的政治色彩，是指在願文中，除了將當時的皇帝、官僚、地方官等列為「奉為」對象外，還包括含有稱讚他們文辭的顯彰碑性質的東西，甚至具體明示對所奉政權之忠誠文辭的東西等。此外，供養者或主導造像事業的人們中，包含多數當地的地方官，甚至有宗室諸王、貴族、高官參與其中，也應包含在內。
在佛教石刻中，造像銘（不僅指佛像，也包括修造寺院或橋梁）是生活在各地的人們製作並遺留下來的「活的史料」。因此，造像銘中濃厚地表現了製作它們的各地區的獨特性，所以造像本身的地域性自不待言，佛教信仰的地域性，或者教團、信徒集團的地域性，甚至進行佛教造像事業的人們及其社會的地域特徵也可以從中讀取，這對於地域社會史研究而言是一級史料。另一方面，造像銘也是存在於連結各種人之場所的存在。造像事業是俗世眾生接觸佛的場所。而且在這些眾生中，政權及其地方長官（特別是州刺史）或軍人等從政權中樞被派來的人們，與作為其屬官的當地有力者、一般民眾等在地人們，也是共同接觸佛的場所。如此，屬於多個空間或地域、多個社會政治階層、身分立場、多個集團的眾生們，藉由佛緣進行造像，並作為其象徵而建立的便是造像碑。
既然刻在那裡的造像銘具備這樣的性質，作為史料來看時當然也持有同樣的性質。也就是說，它當然是佛教史（當時佛教信仰中的歷史諸問題等）的史料，同時也是關於所謂地域社會的一級史料。我認為，通過將這樣描繪「部分」的造像銘，與從王朝、政權側面記述（至少是試圖記述）「全體」的傳世文獻資料結合來看，可以互補雙方之缺。
本書便是在這樣的意圖下，大致懷抱著先所示的問題關心，並進一步結合著者的興趣關心，將「境界」這一政治、社會的空間性質據為主眼，通過選取國境地域，換言之即政權國家的邊緣地域的諸事例，不僅考察佛教在地域社會中的意義，也想對地方與中央、地域住民與政權（地方官）等各種層面上的相互關係進行考察。
注
(1) 除機關刊物《東亞石刻研究》（二〇〇五年創刊，截至二〇二五年五月為第九號）外，還有《中國石刻資料及其社會——以北朝隋唐期為中心》（汲古書院，二〇〇七）、《隋唐佛教社會的基層構造的研究》（汲古書院，二〇一五）等。
(2) 侯氏《五六世紀北方民眾佛教信仰：以造像記為中心的考察》（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一九九八；增訂版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二〇一五）、劉氏《中古的佛教與社會》（上海古籍出版社，二〇〇八）、〈五至六世紀華北鄉村的佛教信仰〉（《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六三—三，一九九三）、〈北齊標異鄉義慈惠石柱——中古佛教社會救濟的個案研究〉（《新史學》五—四，一九九四）。
(3) 馬氏著第二九頁有錄文。此外《漢魏六朝碑刻校注》第三冊七六頁有拓本與錄文；毛氏將☐的部分讀作張。
(4) 參照馬氏著二九～三四頁。
(5) 姚薇元氏《北朝胡姓考》作「蹄」。
(6) 據前揭陳連慶氏《中國古代少數民族姓氏研究》二七八頁，認為瓽、黨兩氏相同。
(7) 馬氏著七八頁。
(8) 馬氏著八〇～八一頁。
(9) 陳氏前揭書三〇一頁。但感覺氏對魚氏的考察未出臆測之域。
(10) 關於此點，早期有小笠原宣秀氏〈支那南北朝佛教與社會教化〉（《龍谷史壇》一〇，一九三三）、山崎宏氏〈隋唐時代的義邑及法社〉（收錄於《支那中世佛教的展開》，清水書店，一九四二）等；近年則在前揭佐藤氏《北魏佛教史論考》、〈關於中國初期的「邑義」(上)〉（《佛教文化研究所紀要》四五，二〇〇六），劉淑芬氏〈五至六世紀華北鄉村的佛教信仰〉（《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六三，一九九三），侯旭東氏《五、六世紀北方民眾佛教信仰》（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一九九八）、《北朝村民的生活世界》（商務印書館，二〇〇五）等中有深入檢討。較近的還有楊華氏〈戰國秦漢時期的里社與私社〉、都春文氏〈從衝突到兼容——中國中古時期傳統社邑與佛教的關係〉（均收錄於牟發松氏主編《社會與國家關係視野下的漢唐歷史變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二〇〇六）等可供參考。
(11) 作為象徵性顯示「社」的信仰逐漸被佛教置換的例子，《高僧傳》卷六釋法安傳記載：在新陽（湖北京山），因法安對造成「虎災」的老虎說法授戒並感化了牠，從而獲得當地住民支持，居民們將「大社」、「神廟」改建為佛教寺院。
(12) 「黨法端造像」（收錄於《十二硯齋金石過眼錄》卷五）。
(13) 「石佛寺閻氏造像題名」（收錄於《八瓊室金石補正》卷一四）。此外，關於「西州豪族」、「六郡大姓」的情況如下。首先，據《晉書》卷一一六姚萇載記，「西州豪族」是指擁有尹、趙、王、牛、狄、張、龐、姚、焦、梁、任、姜、閻、蔣、楊、裴、黨等姓氏的人們。關於此「西州」，若具體考察其中列舉的人物，可以確認大概是指天水、南安一帶。關於「六郡大姓」，據《華陽國志》卷八〈大同志〉，他們是西晉末年從「六郡」即「天水、略陽、扶風、始平、武都、陰平」流亡至巴蜀之地的人們。另外，據《晉書》卷一二〇李特載記，記作「六郡之豪」。具體列舉了「閻、趙、任、楊、李、上官」，此外作為「氐、羌」之姓，還列舉了「梁、竇、苻、隗、董、費」等。
(14) 「同𤧛氏造像記」（收錄於《金石萃編》卷三十六）。
(15) 《陝西藥王山碑刻藝術總集》七卷九五頁。此外收錄於《金石萃編》卷三十六及《魯迅輯校石刻手稿》（上海書畫出版社，一九八六）。
(16) 收錄於《八瓊室金石補正》卷二三。
(17) 參照姚氏前揭書外篇第五—七，以及陳氏前揭書五章。
(18) 參照拙稿〈「山胡」世界的形成及其背景：關於後漢末～北朝期黃河東西岸地域社會〉（《東洋史苑》七七，二〇一一）。
(19) 《北京圖書館藏中國歷代石刻拓本滙編》三卷二六—九頁。
(20) 此外也有佛教、道教見於同一碑文者。依佐藤智水氏的檢討，魏文朗、張安世、夏侯僧、辛延智、絳阿魯、李曇信、七十人的造像記被視為「道佛混合」（關於魏文朗造像碑，可參照石松日奈子氏〈關於陝西省耀縣藥王山博物館所藏「魏文朗造像碑」的年代：北魏始光元年銘的再檢討〉（初出《佛教藝術》二四〇，一九九八；收錄於《北魏佛教造像史的研究》，Brucke，二〇〇五）及其注一所示諸研究）。
順帶一提，關於佛道二教同時成為信仰對象的問題，從道教側考察造像記的神塚淑子氏具體展示了其實態（〈南北朝時代的道教造像〉，收錄於礪波護氏編《中國中世的文物》，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一九九三；特別參照二四九—五〇、二七五—七七頁）；此外，李松氏也指出臨潼地區造像碑的碑文中，佛道二教並存（〈臨潼六通北朝造像碑考釋〉，《中國道教》一九九六—二）。
(21) 谷川氏在〈關於六朝時代都市與農村的對立關係：從山東貴族居住地問題的接近〉（收錄於唐代史研究會編《中國的都市與農村》，汲古書院，一九九二）中指出：「血緣關係與地緣關係，似乎以相互相當錯綜複雜的形式，構成了地域社會的實態」（八八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