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菅野博史：《中国佛教哲学要义》日文版前言（张文良译）
摘要：方立天先生《中国佛教哲学要义》一书的学术贡献，首先在于其对中国佛教哲学的整体性、系统性的概括和整理；其次在于其研究方法上的多元性和综合性，即综合运用文献学、思想史学、比较宗教学等方法，为当代佛教研究方法论的确立做出了贡献；此外，在对中国佛教哲学体系进行考察过程中，同时关注中国佛教哲学与儒家哲学、道教哲学之间的交涉互动，对佛教哲学中国化进程做了具体而微的考察。本书日文版的出版将对日本佛教学术界带来思想的刺激，为中日佛教学术交流发挥独特的作用。
关键词：《中国佛教哲学要义》;方立天;佛教哲学 作者简介：菅野博史，1952年出生于日本福岛县。1976年毕业于日本东京大学文学部印度哲学印度文学科。1984年完成日本东京大学大学院博士课程。1994年获得东京大学文学博士学位。曾任财团法人东方研究会专任研究员。现任日本创价大学文学部教授、日本公益财团法人东洋哲学研究所副所长、中国人民大学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研究所客座教授、日本印度学佛教学会理事、日本宗教学会评议员、中央民族大学东亚佛教研究中心顾问。主要研究佛教学、中国佛教思想史，尤其着重于中国的《法华经》注释书研究。著作有《中国法华思想的研究》（1994年，春秋社）、《南北朝、隋代的中国佛教思想研究》（2012年，大藏出版）等28本著作，另有合著、单篇论文、译作多篇。
文章来源：世界宗教研究 . 2023 (08)
经过中日学者多年的努力，已故中国人民大学方立天教授的著作《中国佛教哲学要义》日文版就要付梓印刷，和日本读者见面了。今年适逢方立天教授诞辰九十周年，在这一值得纪念的日子，作为本书翻译工作的策划和统筹者之一，我不禁回忆起和方立天教授相处的往事。本书的翻译和出版事业，可以说是对方立天教授的一种追思，也是中日两国学者长期友好交往的一种见证。
一、方立天先生的生平和著作
方立天教授生于1933年3月3日，浙江省永康市人。2014年7月7日，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82岁。 方立天教授1956年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从学于冯友兰、汤用彤、张岱年、任继愈等中国哲学的大家。1961年毕业后，分配到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工作，历任助教、讲师。1984年，由于方立天先生研究业绩突出，研究成果丰富，被国务院特批由讲师直升为教授。直到如今，这件“盛举”都还是学术界的佳话。1987年，担任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宗教学教研室主任。1991年，创立中国人民大学宗教学研究所，担任所长。1999年，创立中国人民大学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研究所，担任所长。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研究所在2000年被选定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2009年，创立中国人民大学宗教高等研究院，并担任院长。 方立天教授是中国人民大学的一级教授，在教学和科研的第一线一直工作到生命的尽头。从1961年进入中国人民大学直到2014年去世，在中国人民大学工作长达五十余年。在现代大学制度中，即使从世界范围看，在同一所大学工作五十年以上也是极为罕有的例子。 方先生在大学毕业后，立志从事南北朝隋唐中国思想史研究。众所周知，南北朝和隋唐时期是儒教、佛教、道教三教互动交涉最深入的时期。随着研究工作的推进，方先生逐渐把研究的中心放在了佛教研究方面。但在当时的中国学术界，佛教研究属于冷门，佛教研究的环境无论从哪一方面讲都是不理想的。为了系统地学习佛教的知识，方先生以人民大学助教的身份专门到中国佛学院听课八个月。在上世纪六十年代，作为大学老师放下身段，到佛学院做学生，绝对是需要勇气也需要远见的。我在与方先生的接触中，曾听方先生讲述过这段经验，语气中充满对在佛学院求学时代的老师周叔迦先生等的崇敬和怀念。 之后是十年动乱时代(1966-1976)。由于当时的环境恶劣，方先生的佛教研究工作也被迫中断。直到1978年，方先生的研究工作才重新起步。之后，方先生踔厉奋发，精进不息，在佛学研究领域发表了大量论文，出版了一些列著作。1982年，历时18年岁月而完成的《魏晋南北朝佛教论丛》由中华书局出版。之后，《华严金师子章校释》《慧远及其佛学》《佛教哲学》《中国佛教与传统文化》《中国古代哲学问题发展史》《法藏》《中国哲学研究》《中国佛教研究》《中国佛教哲学要义》等著作陆续问世。从上述著作的内容可以看出，方先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南北朝的佛教思想、华严思想、佛教哲学的领域。特别是1986年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佛教哲学》在当时引起较大反响。当时的中国，实施改革开放政策未久，社会上的通俗易懂的佛教入门书很少，《佛教哲学》一书一经问世，就受到知识分子的欢迎。北大著名学者周一良先生就评价其为第一部用现代人能够理解的语言解释佛教哲学的著作。2002年，同样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佛教哲学要义》(本书),字数达91万字，卷帙浩繁，逻辑严密，内容博大精深，是方立天先生的代表作。此书出版后先后获得第六届国家图书奖(2003)、北京市第八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特等奖(2004)、“首届中华文化优秀著作奖”(2004),被誉为代表中国佛教学术界最高水平的著作。此书不仅在学术界、佛教界引起较大反响，也得到中国政府有关部门的重视，被收入中国文库。
拜读方先生著作、论文，最大的感受是方先生知识的渊博和治学精神的严谨。方先生总是在广泛阅读第一手文献基础上，精准地提炼和把握其思想要点，在此基础上将特定人物和思想体系放在思想史的脉络中去分析其特征和历史定位。这种研究方法论和我在日本承蒙其教的日本老一代学者的治学方法有相通之处。方先生的治学更为难能可贵的是，他没有停留在文献学、思想史研究的层面，而是进一步探索佛教思想背后的哲学意义，分析佛教思想在哲学的视域下的价值。 方先生一生勤于治学，著作等身。出版的专著有21部，合著18部，发表的论文达420篇以上。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的《方立天文集》共10卷12册，本书《中国佛教哲学要义》是其中第5卷的上、下。方立天先生的论文，被译成日文、英文、韩文的很多，而本书是第一部翻译成日文的著作。
二、与方立天先生的交往
1985年，我被财团法人东方研究会(现在的公益财团法人中村元东方研究所)选拔为亚洲派遣留学生，自1985年7月至9月，作为访问学者到北京大学哲学系访学。从中国回到日本不久，即当年11月，在京都召开了由中外日报社和世界宗教研究所共同主办的“第一届日中佛教学术会议”。中国方面出席会议的是任继愈、杜继文、方立天、楼宇烈、杨曾文五位学者。这五位学者也是当时中国佛教学术界的代表性学者。我在北京期间，曾拜访过除方先生以外4位学者，于是很高兴接受会议主办方的委托，参与会议的接待工作。日本主办方中外日报社在会议结束之后安排了参会者到奈良旅行，我也有幸与中方学者同行。我在京都第一次与方先生见面。在到奈良的旅行车中，我正好与方先生坐在邻座。方先生自我介绍是浙江出身，年轻时曾在中国佛学院学习佛教。其平易近人、侃侃而谈的情景，恍若昨日。方先生作为中国佛教代表团的成员，还参加了1987年的第2届、1997年的第7届会议，并发表论文。即使不是中国代表团正式成员，中日佛教学术会议在中国举办之际，方先生也作为来宾参加会议，表现出对中日佛教学术交流事业的关心和支持。除了在北京召开的第4届会议之外，历届会议我都参加了。主要是通过中日佛教学术会议，我开始了与方先生近30年的交往和交流。 由于中日佛教学术会议，我和方先生结缘相识。2000年，中国人民大学的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研究所被中国教育部指定为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我有幸与末木文美士教授一起受聘担任研究所客座教授，之后，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参与了研究所的学术活动和中日学术交流活动。上面提到的中日佛教学术会议在2003年举办了第十届会议之后，宣告结束。中国人民大学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研究所决定继承中日佛教学术会议的精神，举办新的中日佛学会议。中日佛学会议每两年召开一次，迄今为止，已经举办了八届会议。我和末木文美士教授分别作为日本方面的秘书长和团长，为会议的顺利召开做出了努力。 利用创价大学的在外研究制度，2011年9月至2012年1月，我赴中国人民大学访学、从事研究工作。到中国人民大学未久，9月17日、18日，人民大学举办了庆祝方先生在中国人民大学从教五十周年的学术研讨会。我有幸受邀参加了这次盛会。近四百人参加这次研讨会，其中包括政府宗教管理部门领导、佛教界高僧大德、知名学者和方先生的弟子。真可谓是群贤毕至，少长咸集。中国佛教协会会长传印法师作为方先生在中国佛学院的同学也参加了会议并在开幕式上致辞。这次会议的主题虽然是祝贺方先生从教五十周年，但学术研讨会的学术含量很大，方先生的友人、弟子共80余名提交论文，会议论文集达1200页。我欣喜地看到方先生的众多弟子活跃在中国学术界，成为佛教研究界的中坚力量。方先生几十年在佛教教育、佛教学术人才的培养方面的努力结出了累累硕果。而方先生与中国政府部门、与佛教界建立的良好关系也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在这次会议期间，另一件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会议正式名称前面的“锲而不舍，金石可镂”的字样。这句成语出自《荀子·劝学篇》,意思是只要精进不息，不懈努力，任何艰难困苦的事业都可以成就。据说，这是任继愈先生为祝贺《中国佛教哲学要义》一书的出版而题赠方先生的。这句话确实准确表达了方先生对于学问虔敬、刻苦、严谨的态度。 2014年，方先生离开了这个世界。当时，我和木村清孝教授、末木文美士教授、斋藤明教授、西本照真教授联名发了唁电。方先生以中国人民大学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研究所为平台，开展与日本佛教学术界的交流活动。在很长时期里，方先生不仅是中日佛教学术交流的参与者，也是一位组织者和指导者。我们日本的佛教学者正是出于对方先生佛教研究的深深敬仰，才义无反顾地参与到中日佛教学术交流的事业中。现在，中国人民大学是日本印度学佛教学会的团体会员，方先生的弟子张风雷所长担任学会的理事、副所长张文良教授担任学会的评议员。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研究所重视国际学术交流，特别是与日本佛教学术界的交流，其源头是方先生的卓越见识特别是追求学术国际化的博大胸怀。 方先生的一生培养了数量众多的硕博士弟子，其学术研究事业被以张风雷教授为代表的弟子辈所继承并得到发扬光大。我猜想，在方先生弥留之际，看着周边成长起来的众弟子，一定会感到欣慰，没有任何遗憾地离开这个世界吧。2013年6月20日在中国人民大学召开的第五届中日佛学会议，是我最后一次见到方先生。
三、《中国佛教哲学要义》的学术价值
方先生在完成《中国古代哲学问题发展史》(中华书局，1990年)的原稿之后，就开始构思本书的撰写。我们可以看到，本书在框架和体例上确实与《中国古代哲学问题发展史》有类似之处。本书在对中国佛教哲学的文献进行严密考察基础上，对其中的佛教哲学思想进行分析，在宏大的思想史背景下，勾勒出中国佛教哲学的逻辑体系和发展演变的轨迹。在此基础上，方立天先生还对中国佛教哲学思想与印度佛教哲学思想，以及中国固有儒教、道教的哲学思想进行比较，从而凸显出中国佛教哲学思想的特征。这一成果不仅有助于我们把握作为中国传统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佛教文化的特质，而且也有助于我们更准确概括中国哲学的丰富内涵。据方先生自述，本书从规划到2002年正式出版，共经历了15年的漫长岁月。考虑到在本书撰写期间，方先生作为佛教学界的泰斗担任多种社会职务，承担种种社会工作，能够在繁杂的事务之余，完成91万字、1000余页的大作，没有惊人的毅力和坚定的信念是不可想象的。 本书由绪论、正文、结语构成，正文部分分为5编，即总论、人生论、心性论、宇宙论、实践论。总论分为三章(1-3),人生论分为五章(4-8),心性论分为14章(9-22),宇宙论分为四章(23-26),实践论分为六章(27-32),全书共记32章。方先生将中国佛教哲学分为人生论、宇宙论、实践论三部分，又从人生论中分出心性论，并加以详细论述。学术界通常将哲学分为认识论、存在论、实践论，方先生在本书中的分类应该是基于中国佛教的特征而做出的分类。 方先生曾出版《中国古代哲学问题发展史》《中国哲学研究》等关于中国哲学的研究专著，可以说，在中国哲学和佛教学皆取得了突出成就，实现了一个学者同时在两个不同领域的“双耕”。本书的书名虽然是“佛教哲学要义”,但在内容上，兼顾到中国的儒教、道教。这可以说是本书的一大特色。中国的佛教研究最早是作为中国哲学的一个分支而发展起来的。从事佛教研究的学者往往出身于中国哲学专业，专业基础是中国哲学。这是中国的佛教研究不同于日本的中国佛教研究之处。日本的中国佛教研究学者不可能出版中国哲学的专著。我觉得这一点是我们日本中国佛教研究者需要学习之处。本书的主要内容可以概括如下：第1编“总论”,讨论中国佛教哲学是如何形成、经历了怎样的历史变迁、又形成了怎样的思想体系?这部分内容相当于贯穿全书的研究方法论。 第2编“人生论”,分为因果报应论、神不灭论、涅槃、佛、净土等五个主题。在本书中，方先生在多处提到佛教的最大思想特征是业报轮回思想，而佛教修行者所追求的理想则是涅槃、佛、净土。 第3编“心性论”,是本书分量最重的部分。作者在考察了印度佛教的心性论、中国佛教的“心”和“性”的问题之后，详细考察了中国南北朝时代的佛性、阿赖耶识、真心本觉等三大思潮。在此基础上，考察了天台宗、华严宗、三论宗、唯识宗、密宗宗派的心性论，关于禅宗，则分别考察了六祖慧能、荷泽宗、石头宗、洪州宗、临济宗的心性说。作者进一步比较了儒教与佛教心性论、道教与佛教心性思想之间的互动交涉。方先生曾主持国家教委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课题“中国佛教心性思想史”(1996-1998),本书的第三编就是在课题结项成果基础上修订增补完成的。 第4编“宇宙论”,考察佛教关于宇宙的构造、宇宙的时间观念等。同时，还考察了中国佛教各宗派的现象论，如僧肇的物不真论、物不迁论、天台宗的诸法即实相说、法相唯识宗的三自性说与三类境说、华严宗的事事无碍说等。最后，分析了中国佛教的本体论诸说，包括气本原说、道体说、本无说、法性实在论、理的思想、心本原说等。这里的本体论，也就是一般作为哲学范畴中的存在论的内容。 第5编的“实践论”,在考察了中国佛教的伦理观之后，接着考察了禅修的理论，包括汉晋以后禅学的历史，天台宗的圆顿止观法门、东山法门、南顿北禅、如来禅、祖师禅、文字禅、看话禅、默照禅等。在此基础上，从哲学的视角，考察了中国佛教的直觉论、语言观、真理观。这部分内容既包括佛教传统的佛道修行，又包括哲学意义上的认识论、语言哲学等。 以上是对本书内容梗概的简略说明。但仅仅从本书目录就可以看出，方先生在本书中从宏大的视野出发，对佛教哲学的方方面面做了具体而微的考察分析。方先生以一人之力，对中国佛教哲学进行整体性、系统性研究，其格局之宏大、思维之细密、立意之深远，皆让人感佩不已。在现代日本的中国佛教研究者，尚找不出能够从事这种宏观性、综合性研究者。方先生的研究，确实有许多值得日本学者学习和参考之处。通常情况下，面对这种纵贯性、系统性的课题，往往需要众多学者分工合作才能完成。而方先生以虽千万人吾独往矣的气概，十数年间，孜孜矻矻，持之以恒，最终完成这一煌煌巨著。由于是独立完成的著作，所以研究方法和写作风格一以贯之，并给人以一种连贯之美、浑然天成之美。 当然，任何人研究都有自己的局限。如上所述，方先生的研究生涯是从南北朝隋唐佛教研究起步的，关于这一时代的佛教研究成果也最多。在本书中，这一阶段佛教研究成果也得到集中反映。与此相比较，关于其它时间段的佛教思想和佛教人物的研究，就不免有所遗漏和欠缺。作为各有专长的研究者来说，这也是没有办法避免的事情。值得欣慰的是，中国年轻一代的学者已经成长起来。这些年轻一代学者如果能够吸收方先生的研究成果，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扩大研究范围、深化细化研究课题，方先生地下有知，一定会倍感欣慰。
四、关于《中国佛教哲学要义》的日文版翻译
方先生2014年去世不久，张文良教授跟我讲，方先生生前曾有一个愿望，就是希望《中国佛教哲学要义》能够在日本翻译出版。我理解，方先生希望将自己一生研究佛学的精华和心得与日本学术界分享，这种愿望中包含着方先生对日本佛教学术界的敬意。方先生与已故的镰田茂雄先生、横山竑一教授等老一代佛教学者有较密切的来往，与木村清孝教授、末木文美士教授等也结下深厚友谊。但很遗憾的是，方先生并没有在日本讲学的机会。我推测，方先生是希望以这种方式和日本的朋友进行深度的交流。后来，方先生最得意的弟子、现任研究所所长的张风雷教授也对我表达了意愿，希望我来牵头组织翻译此书。面对字数达91万字、1000页的大著，我自感力不从心、难以胜任。但想起和方立天先生长达三十年的交往，我只能奋起孤勇，勉力接受这一重任。 考虑到浩大的工作量，我邀请日本中生代的中国佛教研究学者柳幹康、松森秀幸、中西俊英、斋藤智宽(以承担的翻译工作量为顺)一起进行翻译。这四位学者爽快地答应，并在百忙之中按时提交了翻译稿。 本书是对《方立天文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5卷(上、下册)的翻译。《方立天文集》的总序和再版说明，由于和本书内容没有直接关系，故未翻译。 翻译团队的具体分工如下：菅野博史负责绪论、第1编总论(1-3章)、第2编人生论(4-8章)、结语、后记；柳幹康负责第3编心性论(9-22章);斋藤智宽负责第4编宇宙论(23-24章);松森秀幸负责第4编宇宙论(25-26章)、第5编实践论(30-32章);中西俊英负责第5编实践论(27-29章)。 翻译的原则和具体进程如下：首先是四位翻译者提交翻译的第一稿，然后我在通读译稿之后提出具体修改意见。由于四位翻译者都是研究中国佛教的专家，又有较高的汉语水平，所以我的修改意见仅供翻译者参考，是否采纳，由翻译者决定。总之，尊重翻译者各自的翻译风格，不强求风格的统一。 当初我在接受这项工作的同时，也担负起了这项翻译工程的总负责的职责。张文良教授是方立天先生弟子，也是本书翻译工作的中方实际负责者。在翻译过程中遇到各种问题时，张文良教授皆提供了有益的建议，所以本书由我和张文良教授联名担任监译。 本书在出版之际，得到中国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基金助成，也被纳入中国政府“亚洲经典互译计划”,获得了出版资助。 中国人民大学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研究所所长张风雷教授对于本书的翻译工作给与了一贯的支持，为本书的顺利出版付出了大量心血。在此，表达真挚的谢意。 最后，对大藏出版社的石原俊道社长表示感谢。在日本当下学术出版面临各种困难之际组织出版本书，显示出大藏出版社和石原社长对佛教学术事业的热情及中日学术交流事业的大力支持。 2023年7月7日(方立天生生逝世纪念日)
